《阿甘正傳》：成功而及時的神話

影片《阿甘正傳》於1994年在美國上映之時，曾於一周之內便獲得了高達的票房收入，並最終取得了美國本土、全球6.5票房收入的奇跡。這在好萊塢電影、尤其是好萊塢神話中似乎不足為奇。但《阿甘正傳》卻在某種意義上成為“奇跡中的奇跡”：這不僅由於如此高的票房收入使《阿甘正傳》成為美國電影史最賣座的影片排行榜上的第四名，而且在於它同時在第67屆奧斯卡獎中獲得了13項提名，6項獲獎；作為奧斯卡影片獲獎史上的一個奇觀，它在人數眾多的奧斯卡評委中幾乎無爭議地獲得了最佳影片的提名。一個常常為外在的觀察者所忽略的因素，便是多數熟悉世界電影現狀的人們都了解國際、國別電影節的獎項與票房收入之間始終存在著某種無法共容、兼得的矛盾；但談到好萊塢電影和奧斯卡獎的時候，人們卻常常認定授獎與票房有著直接、緊密的聯繫，而忽略了某種好萊塢電影文化內部的張力。從某種意義上說，進入奧斯卡的候選與獲獎影片當然是主流商業性作品，但奧斯卡一向更關注影片的“思想價值”；如果說，對於主流商業電影的制作而言，其唯一的風向標，便是獵獵飄揚的綠），那麼，奧斯卡獎、尤其是它的最佳影片獎則關注影片與美國主流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關繫。一個美國學者曾做過一次重要而有趣的研究：截止到80年代，將美國電影史上歷屆的獲奧斯卡最佳影片獎的影片與那一年份美國社會最重要的政治事件、社會新聞相聯繫，結果竟一目了然：除了美國決定從越南撤兵的前後兩年間，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獎的作品，始終如一地保持著對美國主流社會與主流文化的正面評價。因此，一個有趣的錯位出現了：在奧斯卡最佳影片的一覽表上，既“叫座”又“叫好”的影片並不多見——盡管獲得奧斯卡獎的影片會因獲獎帶動新一輪的熱映，但在評獎前便熱銷的影片卻很少同時獲得奧斯卡的褒獎。於是《阿甘正傳》便成為為數不多的票房和獲獎“雙贏”的影片。它不僅獲得了奧斯卡最佳影片、美國金球獎最佳影片，而且在4年之後，便於1998年進入美國評選的最偉大的百部影片，1995年它則被評選為“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一百部保守主義影片”。更為有趣的是，一如法國《電影手冊》編輯部的同人們在《約翰·福特的〈少年林肯〉》一文中所指出的，美國內部的政黨政治，尤其是共和黨、民主黨之間的兩黨之爭，始終以財團、巨額資金背景的方式聯繫著昔日好萊塢大制片公司的創作路線與現實傾向；而今日，當碩果僅存的好萊塢電影制片公司已成為超級跨國公司的時候，這一聯繫似乎已不像往日那般清晰。《阿甘正傳》再一次成為“例外”。影片不是曲折間接地聯繫著美國社會的政治、文化現實，而是直接介入了其中的政黨政治。影片無保留地受到了美國內部的右翼政黨——共和黨的熱情擁抱。頗為微妙的是，這一擁抱的發生經歷了一個短暫的轉變過程：影片剛剛出現之時，右翼背景的報紙上的評論大都相當低調；但幾星期之後，同樣一些報紙上，對影片的盛贊迅速撥升到了幾近聲嘶力竭的地步。我們或許可以從葛蘭西的霸權論述的角度來解釋這一變化。即，當一部影片獲得了巨大的票房成功的時候，美國社會的政治力量便開始矚目其“為我所用”的潛能。但美國的批評者卻指出了圍繞著《阿甘正傳》的另一特殊情形：絕大多數成功暢銷的大眾文化文本都會成為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團所爭奪的王牌資源，人們都會嘗試對其提出不同的、有利於自己的政黨綱領的解釋；但對於《阿甘正傳》而言，與右翼政治勢力的熱情擁抱形成對照的是，美國社會政治的中間和左翼力量卻對這部影片的熱銷未置一辭，似乎他們完全不想或完全無法借重這部電影文本。這便使得影片的事實和圍繞著影片的社會現實變得十分耐人尋味。我們說，《阿甘正傳》事實上極為有機而有效地介入了美國的國內政治，是指影片在1994年美國的國會大選中，成為共和黨爭取選票的重要支撐之一。共和黨重要的政治家和候選人都在選戰中以某種方式援引了《阿甘正傳》以支持他們的政綱。這無疑使得《阿甘正傳》在20世紀最後10年的美國文化與社會圖景中占據了某種極為特殊的位置。

美國的《時代周刊》曾刊載了一段頗為煽情的描述：“男女老幼懷著真誠的感傷湧出影院，孩子們似乎在思考，成年人陷入沉思，成雙成對的人們緊緊地握住對方的手。”似乎無需補充的是，在湧出影院之時，許多人眼裡還含著未干的熱淚。《阿甘正傳》的另一個打破了好萊塢電影工業的紀錄，是它在最短的時間之內便開始發行錄像帶。一度《阿甘正傳》的錄像帶遍布美國大小超市。乘此商機而制作的一種特制的巧克力，在出售時附贈一盒《阿甘正傳》錄像帶——因為看過電影的人們很難忘記其中的一句對白：“人生便是一盒什錦巧克力，你不會知道下一塊是什麼滋味。”當然，和其他好萊塢的大制作一樣，與影片的放映同時啟動的是巨大的連鎖商業：影片的海報、明信片、T恤衫、陶杯、電腦桌面、屏幕保護……無需多言，這繫列副產品全部暢銷；更有趣的是，在影片尚在熱映之時，已出現了一本袖珍版的《阿甘語錄》，收錄了影片中阿甘的種種妙語，並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駐留在美國商業圖書的排行榜上。相繼出版的暢銷書尚有《布巴、阿甘捕蝦公司食譜》《阿甘：我心愛的巧克力配方》《阿甘和公司》。形形色色的蝦餐廳亦在美國各大都市應運而生，生意興隆。影片的制作者也承認，他們無論如何也未曾想到，短短一周之內，這個智商隻有75、留著板寸、穿著方格襯衫、挺直脊背筆直向前跑的人物形像，成了全美的偶像——甚至超過了偶像，成為一個神話。一時間，阿甘頗像一位後現代社會的救世主。從某種意義說，這並非無稽之談。事實上，《阿甘正傳》的確及時地出現在當代美國文化四分五裂並喪失了穩定的價值觀念的時刻，為美國社會提供了某種社會性整合和想像性救贖的力量。

J·海蘭·旺在其關於《阿甘正傳》的專論中引證了蘭斯·莫羅曾發表在《時代周刊》上的一篇題為《盒子裡的民俗》的文章。這篇文章恰好為闡釋《阿甘正傳》的暢銷提供了重要的背景。作者寫道：“冷戰結束帶給美國的除了形式上的勝利，剩下的隻有空虛。共產主義陣營和蘇聯的瓦解令美國失去了他們一向用以衡量其品性的道德對立面。長期的經濟衰退，日本及歐洲競爭者的興起，非歐洲移民（對此前的美國傳統感到陌生的人）的大量湧入，大西洋、太平洋緩衝作用的減弱（飛機旅行、人造衛星，以及商品的全球銷售），所有這些都擾得美國人無法繼續他們長期以來的自鳴得意以及戰後的體面和優越感。”在政治文化極端混亂的20世紀最後20年中，美國試圖“全面補充其民間傳說及自我形像的典型”。因此，他們需要梳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幾十年的事件，要找出本國歷史“出岔”的地方。然而，為“重新定義美國”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本身就充滿著衝突而不是共識。美國大眾文化成了“美國神話的鬥爭，一場相互衝突的描述之爭”展開的戰場。換言之，這是一場新的、典型的霸權爭奪戰。大眾文化中關於美國歷史的作品有助於人們對政治的理解，同時提供某種具有原初性的文化圖景。而1994年，《阿甘正傳》暢銷之際，諸多影評人指出，阿甘這位智商75、穿越戰後40年美國歷史的人物，剛好成功地實踐著某種補充美國民間形像和自我神話的功能。

而吉恩·西斯克爾的文章《為什麼是阿甘？為什麼是現在？》則寫道：“我認為，在一個充滿傷痛的國度裡，在這個仍沒有從過去30年來的政治暗殺、白宮腐敗、沒有打贏的戰爭、性虐待丑聞、驅車射擊等混亂中醒過來的美國，觀看《阿甘正傳》近乎於一次宗教體驗。”西斯克爾指出，此時“國人普遍的心聲是‘我傷心，我們傷心，給我，給我們講一個催人入夢的童話吧’。在我看來，《阿甘正傳》正是這樣一個寓言式的童話，它講的是一個令人倍感親切的美國人在這30年裡的苦海餘生”。

影片講述曾經患有腿部殘疾、智商測定75的阿甘經歷戰後美國歷史的故事。影片以50年代為起始，以80年代為終結。J·海蘭·旺指出，當阿甘終於和詹妮結合，舉行了一場頗具文化像征意義的婚禮，他們的孩子成了婚生子，最後幸存為一個父子結構的單親家庭之時，或者說，阿甘、詹妮獲得拯救，一個不甚完滿的新樂園建立之時，正是美國當代史的轉折點：裡根總統開始執政，並在全美、乃至全球確立“華盛頓共識”、啟動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邏輯之際。很難將其視為偶然。美國學者艾倫·納德爾則指出，影片《阿甘正傳》印證了裡根主義/新自由主義對電影敘事的持續影響。從另一個側面看，不同於70年代以降好萊塢電影中不時出現的母女/母子結構的單親家庭，在近期的好萊塢電影中，一度在《克萊默夫婦》中出現的父子單親家庭此時成為好萊塢情節劇的典型結局之一。這顯然負載著美國社會傳統價值觀念的復歸，同時顯現了美國主流文化的缺殘：不軌的女人最終被放逐，父親的權威和親情再度被強化，但標準的核心家庭卻難以為繼。

影片中的阿甘獨自穿越戰後的美國歷史，“幸運”地經歷了幾乎“所有”的重要歷史時刻。於是阿甘的角色便顯然成了某種“表述的中繼站”。美國學者P·N·丘莫二世指出，在《阿甘正傳》中，阿甘所扮演的是一個文化協調人，一種彌合性的力量。我們將看到，他在不同種族之間、在文化和反文化之間、在相互對立的哲學之間、在宗教信仰與無神論之間都成功地充當協調人的角色。然而，我們借重、卻無法認同於丘莫二世之描述的是，影片所提供的無疑是一份“有趣”的幻想，在整部影片中，阿甘所實現的，是多重層面上的不可能的和解。而正是不可能的和解的“實現”，試圖彌合美國戰後歷史、主流文化與主流社會的縱橫裂隙，提供有效的想像，以“治愈”社會文化心理的創傷記憶。影片制造出一幅充分的幻像，它引導、暗示人們依照現實主義的思路來理解影片——其中新聞紀錄片的“鑲邊”式運用，準確地說，是公然的篡改，有力而有效地強化著現實主義的表像/假像繫統。阿甘形像穿越並超越了戰後歷史中的緊張和衝突，在這段血腥、創痛、充滿丑聞與污穢的歷史中，隻有阿甘白璧無瑕、天真正派，於是，他便承擔起朝向現實的、歷史的淨化作用。我們如果引入另一個電影批評的維度：其文學原作與影片的比較，即，從小說到電影，那麼影片的選擇或曰改編，可謂意味深長。在其文學原作中，阿甘非但不是純潔可人、纖塵無染，相反，這個的確弱智的男人不但滿嘴髒話、性欲亢奮，而且是個十足的時代兒。是他，而非影片中的詹妮，在60年代吸毒縱欲；是他，和詹妮一起成了搖滾青年，卻吸毒亂性背叛了詹妮，此後成了墮落的拳擊手；是他，在反戰集會上，憤怒地將國會勛章拋下講臺，喜劇性擊斃了一名國會議員而被判有罪，因此和一隻猴子一起成了美國太空試驗品；而在影片中這枚勛章卻成了阿甘、詹妮間的定情之物，成了情節劇所必需的穿針引線的、溫情的小道具。在小說中，盡管阿甘確實因捕蝦而暴富，但他最終卻選擇成了街頭藝人，浪跡天涯。從某種意義上說，小說《阿甘正傳》是歐洲源遠流長的流浪漢小說的當代版，而且是歐洲文化中源遠流長的傻子/智者的模式（諸如智商不足70——影片將其提高至75——的阿甘，同時是驚人的數學、音樂與國際像棋天纔；而且毫無腿部殘疾，天生橄欖球運動員/“理想男性”的體魄）；其中充滿了種種幾近荒誕的奇遇（諸如作為美國太空署試驗品，在回收時墜入食人族部落；諸如與同為試驗品的公猿結下了終生友誼，並最終相伴流浪）；其中自知視點/第一人稱敘事的主人公講述自己的故事，同時也是一篇自訟/自辯的懺悔錄。在意識形態批評的視域中，小說中的阿甘不僅是戰後美國歷史的見證人，而且是十足的參與者與親歷者，而絕非如影片那樣，他被命運的偶然推入了每個歷史時刻，卻始終超越於那些場景，純潔無邪、至少是懵懂無知地身在其中卻置身其外。有趣的是，影片的改編確實將原作的“西方”邏輯：傻子/智者，改寫為似乎頗具“東方”特色的書寫：傻子/福人，或“喫虧是福”。於是，不再是對主流邏輯的反諷、調侃，而成了其溫馨印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