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卉

牡丹花紋

八角花紋

蓮花紋

菊花紋

梅花紋

寶相花紋

桃花紋

果、樹

桃紋

石榴紋

葡萄紋

松紋

竹紋

枝葉

卷草紋

    在原始狩獵時期，人類的思想與藝術創造的母題是並肩作戰的伙伴。農耕時期，枝、葉、花、果、樹通過食用、藥用以及觀賞，逐漸占據人類的生產生活。植物紋樣是源於自然生態的藝術創造。先民對生態進行模擬，並將他們的人文意識反映其中，從而在中國的深厚歷史土壤中培育出各式各樣的植物紋樣。

    彩陶紋樣在新石器時代發展起來，除了動物紋樣，花紋、葉紋、藻紋、果實紋等簡單的抽像植物紋樣也開始出現。春秋戰國至漢代，植物紋樣的題材都有所突破和擴展。但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植物紋樣纔產生轉型，真正進入中國藝術的裝飾主體領域，影響著後來中國植物紋樣的風格變遷。佛教自漢代傳入中國之後，在這一時期廣泛傳播。魏晉南北朝時對中國影響的遊牧民族鮮卑族以及南詔國時期的雲南白族、漢族等受到了佛教的深刻影響。因此在石窟藝術、建築裝飾、器物上湧現大量與佛教文化息息相關的蓮花紋、寶相花紋、卷草紋等植物紋樣。

除此之外，魏晉南北朝時期因為中外文化的交流與踫撞，開始陸續出現葡萄紋、石榴紋，這些來自異域的植物紋樣披著全新的外衣與東土的人們展開互動，同時也預示著一個全新時代的到來。

    大唐的繁榮與開放展現出風格鮮明的唐代美學特征，植物紋樣豐滿、繁復、華貴，無不映射出盛世氣像。國色天香的牡丹深受唐人追捧，他們大量種植牡丹，從觀賞到詩詞，再到書畫、紋飾，牡丹比比皆是，在中國後世都有著不可替代的地位。與此同時，唐代絲綢之路上的交往與貿易達到鼎盛，自漢代出使西域的使者張騫將石榴、葡萄帶回中原後，以其作為原型的紋飾得以風靡。我們至今仍可以在博物館看到大量的銅鏡上展示著充滿希臘藝術風格的海獸葡萄紋、纏枝葡萄紋，還有那火紅喜慶的石榴紋被廣泛應用後，形成了中原漢族與新疆維吾爾族的民間生活中差異化的特色。不得不提的是，佛教在唐代充滿著活力，自魏晉南北朝時期演變而來的寶相花紋在融合了佛教風格與唐代審美後，在大唐趨於華麗和飽滿，其像征寓意更為世俗化，並且出現了以牡丹花或其他花卉為母體變形成的寶相花紋。

  &nbs朝形成了蒙古族文化、伊斯蘭文化和漢民族文化並存及相互滲透的文化體繫。負有代青花瓷器上多有纏枝卷草紋、纏枝蓮紋等卷草與花卉的組合出現，也源源不斷地出現了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故事紋中的松紋、竹紋。此時的植物紋樣大多在表現技法上融合了伊斯蘭風格，在表現題材上多使用漢族傳統的“歲寒三友”“四君子”等植物圖樣。多種風格的融合，組成了這個時期獨特的植物紋樣風格，也從側面展示著草原民族的個性。

     明清時期，隨著社會化的發展，眾多植物紋樣已經得到了廣泛的普及。菊花紋、桃花紋、梅花紋、寶相花紋、桃紋、松紋等常見的植物紋樣都圍繞“圖必有意，意必吉祥”這一特征呈現於服飾、瓷器、織繡上，如菊花紋、桃紋寓意延壽，寶相花紋、牡丹花紋寓意富貴吉祥，蓮花紋寓意連生貴子等。滿族以及其他少數民族的植物紋樣隨著各自的民族文化發展和演變，但從整體風格上來看也多受漢文化這一主流文化的影響。

本書為呈現中國民族紋樣多樣化、差異化的特點，還加入了一些少數民族特有的植物紋樣，這些紋樣都基於其本民族的文化信仰、歷史故事和地理環境等因素演變、成型，是十分真誠而又珍貴的民間藝術創造。如八角花紋在分布於西南地區的壯族、侗族、苗族、哈尼族等民族中都是常見的幾何型植物紋樣；壯族的姆洛甲、彝族的咪依嚕都是它們各自崇拜的花神文化；西北地區有新疆維吾爾族的阿娜爾像征著獨特的女性之美；東北地區有延邊朝鮮族仰慕的春天的使者——金達萊。

      無論是哪個時代、哪個民族的植物紋樣，如今我們再一一看來，似乎都產生了一種回歸到自然的審美心理。花的壽命十分短暫，卻在其生長之時或輪回之時重新被賦予無限的關於人、關於世間萬物的生命與情感，它們要承載的比人的一生要多得多。莊子曾說“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也許是提醒我們，在這龐大的中國民族紋樣體繫面前，我們的所見、所思、所做還微不足道，因此對於本書的體例、內容、紋樣的選取等各方面的考量，也沒有辦法做到全面又均衡，隻能選取一些相對具有代表性的紋樣進行描述和展示。在本書中，我們保持著敬畏之心寫下紋樣之形意，畫下紋樣之美，希望能在時間的刻度上讓中國民族紋樣再次留下印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