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紋樣之美：植物篇》
在原始狩獵時期，人類的思想與藝術創造的母題是並肩作戰的伙伴。農耕時期，枝、葉、花、果、樹通過食用、藥用以及觀賞，逐漸占據人類的生產生活。植物紋樣是源於自然生態的藝術創造。先民對生態進行模擬，並將他們的人文意識反映其中，從而在中國的深厚歷史土壤中培育出各式各樣的植物紋樣。
彩陶紋樣在新石器時代發展起來，除了動物紋樣，花紋、葉紋、藻紋、果實紋等簡單的抽像植物紋樣也開始出現。春秋戰國至漢代，植物紋樣的題材都有所突破和擴展。但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植物紋樣纔產生轉型，真正進入中國藝術的裝飾主體領域，影響著後來中國植物紋樣的風格變遷。佛教自漢代傳入中國之後，在這一時期廣泛傳播。魏晉南北朝時對中國影響的遊牧民族鮮卑族以及南詔國時期的雲南白族、漢族等受到了佛教的深刻影響。因此在石窟藝術、建築裝飾、器物上湧現大量與佛教文化息息相關的蓮花紋、寶相花紋、卷草紋等植物紋樣。
除此之外，魏晉南北朝時期因為中外文化的交流與踫撞，開始陸續出現葡萄紋、石榴紋，這些來自異域的植物紋樣披著全新的外衣與東土的人們展開互動，同時也預示著一個全新時代的到來。
大唐的繁榮與開放展現出風格鮮明的唐代美學特征，植物紋樣豐滿、繁復、華貴，無不映射出盛世氣像。國色天香的牡丹深受唐人追捧，他們大量種植牡丹，從觀賞到詩詞，再到書畫、紋飾，牡丹比比皆是，在中國後世都有著不可替代的地位。與此同時，唐代絲綢之路上的交往與貿易達到鼎盛，自漢代出使西域的使者張騫將石榴、葡萄帶回中原後，以其作為原型的紋飾得以風靡。我們至今仍可以在博物館看到大量的銅鏡上展示著充滿希臘藝術風格的海獸葡萄紋、纏枝葡萄紋，還有那火紅喜慶的石榴紋被廣泛應用後，形成了中原漢族與新疆維吾爾族的民間生活中差異化的特色。不得不提的是，佛教在唐代充滿著活力，自魏晉南北朝時期演變而來的寶相花紋在融合了佛教風格與唐代審美後，在大唐趨於華麗和飽滿，其像征寓意更為世俗化，並且出現了以牡丹花或其他花卉為母體變形成的寶相花紋。
&nbs朝形成了蒙古族文化、伊斯蘭文化和漢民族文化並存及相互滲透的文化體繫。負有代青花瓷器上多有纏枝卷草紋、纏枝蓮紋等卷草與花卉的組合出現，也源源不斷地出現了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故事紋中的松紋、竹紋。此時的植物紋樣大多在表現技法上融合了伊斯蘭風格，在表現題材上多使用漢族傳統的“歲寒三友”“四君子”等植物圖樣。多種風格的融合，組成了這個時期獨特的植物紋樣風格，也從側面展示著草原民族的個性。
明清時期，隨著社會化的發展，眾多植物紋樣已經得到了廣泛的普及。菊花紋、桃花紋、梅花紋、寶相花紋、桃紋、松紋等常見的植物紋樣都圍繞“圖必有意，意必吉祥”這一特征呈現於服飾、瓷器、織繡上，如菊花紋、桃紋寓意延壽，寶相花紋、牡丹花紋寓意富貴吉祥，蓮花紋寓意連生貴子等。滿族以及其他少數民族的植物紋樣隨著各自的民族文化發展和演變，但從整體風格上來看也多受漢文化這一主流文化的影響。
本書為呈現中國民族紋樣多樣化、差異化的特點，還加入了一些少數民族特有的植物紋樣，這些紋樣都基於其本民族的文化信仰、歷史故事和地理環境等因素演變、成型，是十分真誠而又珍貴的民間藝術創造。如八角花紋在分布於西南地區的壯族、侗族、苗族、哈尼族等民族中都是常見的幾何型植物紋樣；壯族的姆洛甲、彝族的咪依嚕都是它們各自崇拜的花神文化；西北地區有新疆維吾爾族的阿娜爾像征著獨特的女性之美；東北地區有延邊朝鮮族仰慕的春天的使者——金達萊。
無論是哪個時代、哪個民族的植物紋樣，如今我們再一一看來，似乎都產生了一種回歸到自然的審美心理。花的壽命十分短暫，卻在其生長之時或輪回之時重新被賦予無限的關於人、關於世間萬物的生命與情感，它們要承載的比人的一生要多得多。莊子曾說“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也許是提醒我們，在這龐大的中國民族紋樣體繫面前，我們的所見、所思、所做還微不足道，因此對於本書的體例、內容、紋樣的選取等各方面的考量，也沒有辦法做到全面又均衡，隻能選取一些相對具有代表性的紋樣進行描述和展示。在本書中，我們保持著敬畏之心寫下紋樣之形意，畫下紋樣之美，希望能在時間的刻度上讓中國民族紋樣再次留下印跡。
《中國紋樣之美：動物篇》
在人類出現之前，就已經有了動物的存在。漁獵時期，原始先民依靠部分動物為生存的基礎和保障。而人類在原始社會的蒙昧與無知，激發了他們對於動物形像的無限想像。動物紋樣題材既有自然界中真實存在的動物，也有不同動物結合演化成的神獸，它們安撫人類的恐慌、局促，用線條與色彩給人以生命的信仰。
中國動物紋樣種類多，分布廣，出現時間也很早。新石器時期是原始的動物紋樣湧現的開端，彩繪陶器上呈現了蛙紋、魚紋、鳥紋、蛇紋等早期的動物紋樣，盡管它們大多簡單、拙樸，不經修飾，但似在訴說著生命起源的故事。殷商、周時期彌漫著原始的巫術崇拜，一件件青銅器凝重沉厚，其表面刻畫虎紋、龍紋、鳳紋、像紋、牛紋等動物紋樣，背景則是密不透風的雲雷紋。它們覆蓋在青銅器體上，似乎顯示著強大的力量，人們在面對它們的時候不禁屏息凝神、驚嘆不已。春秋戰國時期的動物紋樣在繼承了商周時期動物紋樣的基礎上，被打造得更為自由靈活，題材開始逐漸向自然生活的方向轉變，龍紋、鳳紋進一步演化，鶴紋、鹿紋、鳥獸紋、狩獵攻占紋等動物相關紋樣在自然寫實風格基礎上逐漸萌芽。秦代大建宮闕，龍紋、鳳紋、四靈紋等動物紋樣在建築雕刻、瓦當上廣為應用，還有那令世人嘆為觀止的秦始皇陵陪葬墓中發現的大量青銅水禽，它們都顯露出即便是權力無限的皇帝也無法觸及的渴求與夢想，那些關於長生不老、飛升成仙的願望與這些器物有著緊密的聯繫。到了漢代，羽化成仙、陰陽五行、鬼魂觀念等思想迅速蔓延和流行，祈求長生似乎已經成為貴族和百姓的共同心願，龍鳳、鶴、鹿、玉兔、蛇等動物紋樣包含著仙化的寓意，源源不斷地呈現在畫像石、墓帛畫、陶尊上。
六朝時期，社會興衰起伏、動蕩不安，此時印度佛教已傳入中國，北魏的佛教藝術發展興盛，建了許多佛教石窟，敦煌莫高窟壁畫上的動物也帶著佛教的神話色彩，引人注目。如敦煌莫高窟第257窟的《鹿王本生圖》上的那隻九色鹿善良、美麗，能夠舍身救人，相信邪惡、欺騙終會有報應。這也說明了，鹿在當時人們心目中充滿著靈性，是善良、祥瑞的像征。隋唐時文化交融給動物紋樣的傳播又打開了一個全新的窗口，各類海獸、翼獸、摩羯等紋樣從國外傳來，加上漢民族的蝴蝶、龍鳳、鹿、仙鶴等動物紋樣，動物紋樣被打造得更為華美、細膩，因此我們在唐代十分盛行的銅鏡、金銀器、絲綢等器物上似乎能聽到東西方文化交彙的回響。宋代盛行文人喜愛的中國花鳥畫，因此飛鳥、花、蝶自然是被賦予生動色彩的主角。不得不提的是宋徽宗的《瑞鶴圖》中的那十八隻仙鶴，各以飄逸靈動的姿態飛舞在繚繞煙雲中。清秀雅致的鶴紋反映了那個時代的人們希望成仙修道，收獲美好吉祥的願望。
潘天壽先代繪畫“全承宋代繪畫隆盛之餘人治畫之環境，一任自然發展而成之”，有著巨大影響力的青花瓷亦是代青花瓷上的動物紋樣風格保留著北方民族蒼勁有力的筆法與粗壯沉著的渲染，雲龍、鳳鳥、馬、孔雀、蓮池鴛鴦等動物紋樣既凝聚了漢民族吉祥美好的寓意，又汲取了北方曠野的審美養分。明清時期，社化也帶動了動物紋化。在宮廷裡，龍鳳紋樣繁縟華麗並逐漸程式化，成為皇家專屬，鶴、麒麟、虎等紋樣出現在文武官員朝服的補子上，以劃分品級官位；在民間，年畫、皮影、剪紙等大受普通百姓喜愛，魚、蛙、牛、虎、蝴蝶等許多常見的動物紋樣已經廣為流傳，承載著人們對美滿幸福生活的祈願。不僅滿族、漢族文化融為一體，其他少數民族也深受漢民族文化影響。因此經過千百年的發展，中國傳統的動物紋樣既為各民族所喜愛，又由各民族獨特的文化信仰衍生出更加精彩的紋樣。
中國地大物博，各個少數民族的發展歷程更是異彩紛呈，他們在各自的歷史進程中創造了許多生動、感性的民族史詩，我們也能夠在動物紋樣中窺見其縮影。因此，我們在編撰此書時也將部分少數民族的動物紋樣歷史和故事納入主體內容中，以期拓寬中國紋樣之美的邊界。如苗族的龍紋取材於生活勞動，種類可以變化多樣，似乎是萬物皆可為苗龍；畬族有著別具一格的鳳凰文化，傳說中的鳳鳥就是高辛帝之女三公主的守護神鳥；黎族的蛙紋既有獨特鮮明的造型，又延續著古老的生殖崇拜思想；傣族地區是大像繁衍居住的家園，傳說中的神像“掌月朗宛”深受人們崇拜；土家族每年大辦牛王節，用牛紋祈願平安和豐收；彝族的“四方八虎”在傳說中還具有足以支撐天地，推動世界運轉的力量……這些民族的動物紋樣故事深深地感動著我們。盡管在紋樣的尋找、發掘、再創造的過程中面臨著諸多的困難與遺憾，同時在編撰此書時無法做到繫統與全面的呈現，但我們相信如此美好又燦爛的中國民族紋樣終會與我們重逢。
紋樣之於民族，也許是圖騰崇拜的延續，也許是強有力的精神紐帶。我們從各民族的織物、飾品、瓷器、雕刻等諸多載體上，精心挑選出了本書所呈現的10種動物紋樣，希望能讓讀者們以簡單、輕松的方式，與遠道而來的它們相遇、相識，共同感受中國動物紋樣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