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公鼎，西周晚期毛公所鑄青銅器，清道光二十三年一一八四三一出土於陝西岐山，歷陳介祺、葉恭綽等人遞藏，現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鼎高五十三點八釐米，口徑四十七點九釐米。鼎內銘文四百九十九字，是迄今所見長的青銅器銘文。其書法用筆圓潤精嚴，線條渾凝拙樸。李瑞清《跋毛公鼎》雲：“毛公鼎為周廟堂文字，其文則《尚書》也，學書不學毛公鼎，猶儒生不讀《尚書》也”。
散氏盤，西周晚期青銅器，銘文記敘散、矢兩個聯姻國之間劃分田界、立誓、畫圖以確認歸屬之事。清乾隆初出土於陝西鳳翔，現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盤高二十點六釐米，口徑五十四點六釐米。有銘文十九行三百五十七字。書法渾樸雄奇，自由活潑，字形結構避讓有趣而不造作，是西周晚期大篆成熟的代表作。
《石鼓文》：
《毛公鼎散氏盤》：
毛公鼎，西周晚期毛公所鑄青銅器，清道光二十三年一一八四三一出土於陝西岐山，歷陳介祺、葉恭綽等人遞藏，現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鼎高五十三點八釐米，口徑四十七點九釐米。鼎內銘文四百九十九字，是迄今所見長的青銅器銘文。其書法用筆圓潤精嚴，線條渾凝拙樸。李瑞清《跋毛公鼎》雲：“毛公鼎為周廟堂文字，其文則《尚書》也，學書不學毛公鼎，猶儒生不讀《尚書》也”。
散氏盤，西周晚期青銅器，銘文記敘散、矢兩個聯姻國之間劃分田界、立誓、畫圖以確認歸屬之事。清乾隆初出土於陝西鳳翔，現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盤高二十點六釐米，口徑五十四點六釐米。有銘文十九行三百五十七字。書法渾樸雄奇，自由活潑，字形結構避讓有趣而不造作，是西周晚期大篆成熟的代表作。
《石鼓文》：
《石鼓文》是先秦時期的刻石文字，其石共十件，高五十至九十釐米不等，直徑約六十釐米，其狀似鼓，俗稱“石鼓”。每石各刻四言詩一首，記述秦國君王狩獵之事，故亦稱“獵碣”，原文應有七百餘字，今僅存二百七十二字。原石現藏於故宮博物院石鼓館。
石鼓文字體在金文與秦篆之間，是由大篆向小篆演變而又尚未定型的過渡字體。用筆起止均藏鋒，圓融渾勁，結體促長伸短，勻稱適中。風神古茂雄秀，冠絕古今。後世學篆者皆奉為正宗，無不臨習，楊沂孫、吳大瀲、吳昌碩、王福庵等皆獲益於此。
該書所刊為北宋拓“後勁本”存四百九十一字，原為明代藏書家安國所藏，現藏日本三井紀念美術館。
《石門頌》：
褒斜道是古代連接漢中和關中的要道，它鑿石架橋，橫穿秦嶺，又名“褒斜棧道”。在褒斜道的南端，即“褒谷”開鑿有石門隧道，又稱“石門洞”。自東漢以來，石門通而復塞，塞而復通，屢經修復。歷代文人歌詠、題刻者甚多，《石門頌：》即刻於石門崖壁上的一方摩崖石刻。
《石門頌》，全稱《：故司隸校尉楗為楊君頌》，又稱《楊孟文頌》。漢中太守王異撰文，頌揚原司隸校尉楊孟文復修棧道之事。隸書，二十二行，行三十、三十一字不等。刻於東漢建和二年一一四八一，刻寫面高二百六十一釐米，寬二百零五釐米。一九六七年，因在石門所在地修建水庫，將此摩崖石刻從崖壁中鑿出，隨後遷至漢中市博物館。
《石門頌》為漢隸精品，放縱舒展，參差錯落，縱橫開闔，靈動飄逸，歷來為世人推崇。清楊守敬稱其“行筆真如野鶴閑鷗，飄飄欲仙，六朝疏秀一派皆從其出”；康有為贊其“勁挺有姿”具深趣，是臨習漢隸的範本之一。
《禮器碑》：
《禮器碑》，全稱《漢魯相韓敕造孔廟禮器碑》，又稱《韓敕碑》《修孔子廟器碑》等，為記述魯相韓敕修飾孔廟、添造禮器而立。東漢永壽二年一一五六一刻立於孔廟，與《乙瑛碑》《史晨碑》合稱“孔廟三碑”碑高二百三十四釐米，寬一百〇五釐米。隸書，此對碑文的描述似不完整，碑陽十六行，行三十六字。
《禮器碑》被認為是臨習隸書的上佳範本，正如清人方朔在《枕經堂金石書畫題跋》中所言：“由此入手，流麗者可摹，方正者亦可摹；高古者可摹，縱橫跌宕者亦無不可摹也。”《禮器碑》用筆以方為主，方圓兼用，細而不弱，肥而不腫，粗細結合，和諧統一；結體方整謹嚴，雍雅遒逸，疏而不散，緊而不密；可貴的，是其在平正之中蘊含奇氣和異趣，極具變化之美。如清王澍所言“瘦勁如鐵，變化若龍，一字一奇，不可端倪。”
《爨寶子碑》：
爨寶子碑》，全稱《晉故振威將軍建寧太守爨府君之墓：》。碑立於東年（四〇五）。通高一百八十三釐米，寬六十八釐米，厚二十一釐米。碑文十三行，行三十字，碑的下部有題名十三行。清乾隆四十三年一一七七八一，《爨寶子碑》出土於雲南南寧（今曲靖），咸豐初，時任曲靖知府的金石學家鄧爾恆發現此碑，並將其移至城內武侯祠中。一九三七年移至曲靖*中學，並保存至今。爨寶子，建寧同樂（今雲南陸良）人，十九歲時就任建寧（今雲南曲靖）太守，治理有方，政績卓著，惜英年早逝。死後僚屬及百姓為其刻石立碑，以志不忘。
《爨寶子碑》書法渾厚、樸拙，康有為稱道其“端樸若古佛之容”字體在隸、楷之間，樸茂古厚中蘊含清健、靈秀之致，“可以考見變體源流”。總之，作為著名且稀有的南碑之一，《爨寶子碑：》以其獨特風格在書法史上占據著重要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