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60年，得到一個重要的認識：社會文化價值取向，對於書法藝術興衰存亡至關重要。從20世紀40年代末的歷史巨變開始，一切以鞏固政權、除舊布新為目的，社會意識形態的價值觀鎖定在為當下政治服務如何實現工具的作用以及這種作用達到何等程度。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書法勉力傳承民國時期已趨萎縮的局面，少數從民國時期過來的書法家作出的努力值得肯定，但從全社會看書法進一步受到冷遇，社會對書法無暇旁顧。今天回顧，或許可以促發另一方面的思考，書法不能成為政治的直接工具，恰好是它的特點也即優點。書法從本質上說是純美的，它啟示人的心靈，培養人的情操，書法無關功利。從這個意義來說，書法不但沒有遠離社會，而且有益社會。我國歷史悠久的文化，有封建性的糟粕與民主性的精華，然而兩種對立因素並非在所有的文化形態中非此即彼。

同樣，對六十年浩瀚的書學論著，我們也隻是從自己的學術理念和學術標準出發選擇了一部分進入《大繫》。我們認為，這些論文和著作大致能代表上述書學領域四個部分的主要成果及其發展的進程；而由於篇幅、體例和識見的局限，許多重要論著未能收入亦屬憾事。


一、發展脈絡概述

中國書學就其研究的對像來說，非常獨特，因為書法本身就是一門與其他藝術有著較大差異的、極富民族特色的藝術。書法的基礎是漢字，書法與漢字有著共生共長的歷史現像，又有躍出漢字的實用範疇，獨創氣像，在情感世界飛騰的藝術特性。漢字文化是一個龐大而復雜的繫統，它涉及文學、歷史、哲學以及幾乎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因此書法也就被烙上了綜合文化的諸多印記。人的情感、思想是一個豐富多彩的世界，書法以抽像的造型和多變的線條表現之，無所不能又無可確指，因此書法的形式分析和學理闡釋又是令人十分棘手的事，它與其他藝術門類似有聯繫，又無直接參照的路徑。


傳統書學憑借中國哲學思維的特殊方式，時而從本體論出發，時而從辯證觀出發，時而援引倫理思想，時而結合實用政治，有儒家的天人觀、教化思想，也有道家的天馬行空與恣肆浪漫，或者佛家空靈的想像和深沉的內省。因此，古代書學論著中反映出這樣一些特點：首先，是和儒家人倫教化相關的“中和”的審美理想。儒家要求人們恪守禮儀，因此，對人的要求也就成為對書者、書法的要求，所謂“用筆不欲太肥，肥則形濁，又不欲太瘦，瘦則形枯，不欲多露鋒芒，露則宜不持重，不欲深藏圭角，藏則體不精神，不欲上大下小，不欲左高右低，不欲前多後少”（姜夔《續書譜》）。將書法看成是人的倫理面貌的再現。與之相應，古代書論中的品評部分總是將作品與人混在一起，批評有著明顯的人格化傾向，如說王羲之書法“如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者，爽爽有一股風氣”。“羊欣書如大家婢為夫人，雖處其位，而舉止羞澀，終不似真。”（袁昂《古今書評》）等等。此類評論有似林間高士的“清談”。而在庾肩吾《書品》裡，則將籠統的品評推進到嚴格的等級，將漢至齊梁的123位書家分為九品。這種批評模式雖然主觀、機械，倒也表明了個人的審美標準，反映了書法的繁榮和書法的“人化”。而利用書法的黑白世界來展示自我，謳歌人生，正是這門東方藝術的民族性所在。古代書論的基本闡述方式，不強調邏輯性和繫統性，而多采取點悟式的批評和形像化的評述。中國古代文藝批評受孔子“微言大義”和陶淵明“得意忘言”的深遠影響，更受中國哲學“無極”、“太虛”思想和“頓悟”思維方式的左右，強調“氣韻”、“境界”，偏於綜合宏觀把握以及簡約、含蓄的表達，沉浸在“呈想像，感於目，會於心”（葉燮語）的美感經驗中。體現在書法批評上，多用形像化語言，強調心、物之間的興發感應。比如，說歐陽詢書“如金剛怒目，大士揮拳”，而衛夫人書“如插花舞女，矜寵善押”；將鄭板橋的書法布局說成“亂石鋪街”，而王鐸的書法章法如“雨夾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