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發刊詞

魏晉以來，主流的中國藝術文獻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書畫家傳記、評論和公私書畫收藏記錄，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及所輯《法書要錄》可以視為這類文獻的重要代表。二是在宋代以後，由於歐陽修、趙明誠、洪適等人推動了金石學的振興，金石銘文與圖像獲得關注。清代乾嘉以後，金石書畫不僅成為社會精英的主要鑒藏對像，也成為文人研究中國藝術的重要內容。
在近代學術引進東亞以後，日人大村西崖開啟了現代形態的中國藝術史撰述，他的《中國美術史》用以構建通史的素材主要是古代繪畫與雕刻。留學日本的滕固回國之後完成的《中國美術小史》，以進化論等新的史學觀念解釋中國美術的嬗變與盛衰，同樣是以繪畫為討論的中心。當時的藝林受到西學的衝擊，在一些學者積極回應這種衝擊的同時，另一些學者提出了保存國粹，在黃賓虹、鄧實、餘紹宋等人的著述與編輯出版活動中，金石書畫成為中國傳統藝術的代名詞。與繪畫相比，書法的情況較為複雜，雖然梁啟超等人視之為美術的一種，但因為西方沒有對應的藝術樣式，所以近代中國的美術史研究很少包括書法，鄭振鐸等人甚至認為書法不是藝術。不過，關於書法的研究從未停止，一九六零年代“蘭亭論辯”之後，現代意義上的書法研究漸成規模。
瑞典學者喜龍仁被稱為百科全書式的中國藝術史家，除了在比較的視野中研究五到十四世紀的中國雕刻，尋求中西方的對話之外，他對中國繪畫與畫論也傾注了極大的熱情，著有七卷本《中國繪畫：大師與原理》。此後，羅越、蘇立文、艾瑞慈、李雪曼、李鑄晉、何惠鑑、高居翰、方聞、班宗華、柯律格等在西方為中國藝術史的發展做出傑出貢獻的學者，都將或曾將繪畫作為主要的研究對像。而自從方聞在普林斯頓大學與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建立了具有體繫的中國書法收藏，西方的中國書法史研究也開始佔有一席之地。總體上看，早期西方學界的重要學者大多數研究過中國繪畫，並拓展到書法領域，而這些，正是古代中國精英文人眼中的“藝術”。
上世紀後期，西方的藝術史研究經歷了視覺文化的轉向。流風所被，中國藝術史的研究範圍也拓展到古代的各種物質文化與圖像，藝術史的學科界限越來越模糊，物品或圖像的審美價值不斷受到文化意義的挑戰。這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藝術史與其他人文學科之間的對話，並促進藝術史研究日漸成為顯學。研究範式的轉向打破了藝術品質的分野，脫離了藝術家創造藝術品的論述脈絡，而將研究的重心轉向視覺產品的生產、流通與使用中各種社會力量的運作及其意義，從而發展出許多頗具理論價值的新議題。然而，正是在這樣的範式轉變中，金石書畫在過去的顯赫地位不復存在，也使得過去以品鑒為中心、注重形式分析和風格鑒賞的研究方法顯得不合時宜。而在如今全球史研究的新潮流中，跨文化、跨領域、跨媒介的取向更加劇了精英藝術研究的邊緣化。
與某些類型的藝術在現當代有一個生成為“藝術”並被納入研究範圍的歷史過程不同，金石書畫是最早被中國的社會精英們癡迷並以持久不衰的熱情投入創作、收藏與評論的“藝術”。沒有任何其他的中國視覺藝術留下的歷史文獻比金石書畫更多。況且在藝術史文化轉向中被重視的許多研究對像，隻是古代社會習俗和視覺文化的物質性遺存，而書畫，包括金石拓片，在今天仍擁有大量的實踐者、欣賞者與收藏者。《華山碑》的拓片，王羲之的手札，黃公望的山水，既是藝術史研究的對像，也是千千萬萬藝術愛好者臨摹的範本。金石書畫仍活在當代的社會生活中。
近二十年來，科技的進步帶動了數位人文的崛起，查閱和檢索珍稀的歷史文獻已經相當便利。世界各大博物館收藏的書畫碑帖不斷被展覽、出版，並借助網絡傳播，繁榮的藝術品拍賣市場更在公藏之外成為圖像資料的另一淵藪。在亞洲，藝術史學科也日益受到重視。這些都為中國書畫的研究帶來了新的機遇。為此，我們適時出版《中國書畫研究集刊》，秉持兼收並蓄的辦刊原則，選題不論新舊，方法不論東西，始終以開放的文化立的寫作模式，與同道們一起努力，共同推進中國書畫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