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玉集》是魯迅編選的一部蘇聯版畫家的作品集。

魯迅對於蘇聯版畫的收集和介紹，始於1930年編輯《新俄畫選》之時。這本被列為《藝苑朝華》期第五輯的畫集，收錄了蘇聯版畫家的作品12幅。這些作品，都是從其他出版物上復制下來的，並非據原版拓印，因此效果並不十分理想。

1931年，魯迅開始有意識地收藏蘇聯的版畫，這和他的青年朋友曹靖華有關。

這一年，魯迅因為校改曹靖華所譯綏拉菲摩維支的長篇小說《鐵流》，偶然在《版畫》雜志上看到了載有畢斯凱來夫為這本小說做的插圖，大感興趣。此時的魯迅，正在竭力倡導中國的現代版畫運動，也想向眾多的青年版畫家介紹蘇聯的版畫，便多次寫信給正在蘇聯工作的曹靖華，委托他代為尋購。“《鐵流》木刻的圖，如可得，亦希設法購寄。”（1931年2月24日信）“木刻既不能得，當將先前見寄之信片上之圖印入。”（1931年6月13日信）“書中有插畫四張，三色版之作者像及《鐵流》圖一張，地圖一張，比之書局所印的營利之品，較為認真，也比德日譯本為完備。《毀滅》則正要開印，除加上原本所有之畫外，亦有三色版作者像一張，但出版也要在十一月。”（1931年10月27日信）“我想這一筆款，我力能設法，分兩次寄去，兄隻要買圖畫書五六十蘆寄我作為還的就好了。”（1932年1月8日信）

對於蘇聯版畫家的勞動，魯迅是非常尊重的，他特意問曹靖華如何支付報酬，曹靖華的回答是，在蘇聯，盡管原拓版畫的價格不菲，但他們並不取酬，隻希望獲得一些宣紙就可以了。因為蘇聯的版畫家們認為，拓印版畫效果好的就是中國的宣紙。為此，魯迅特地選購了不少種類的宣紙以及日本的“西之內”“鳥之子”等高級的紙張，寄給曹靖華轉給蘇聯的版畫家們。

為了搜集蘇聯版畫家的作品，魯迅不僅花費了大量精力，而且還受到了不少刁難。比如在1932年6月24日致曹靖華的信中就提到：“郵局中也常有古怪脾氣的人，看見‘俄國’兩個字就恨恨，先前已曾踫過幾個釘子，這回將小卷（引者按：指分作200小張的宣紙）去寄，他不相信是紙，拆開來看，果然是紙，本該不成問題了，但他拆的時候，故意（！）將包紙拆得粉碎，使我不能再包起來，隻得拿回家。但包好了再去寄，不是又可以玩這一手的麼？”在信中，魯迅對曹靖華說已經收到魏列斯基的石印《文學家像》及安娜·奧斯特羅烏莫娃·列別傑娃的《畫集》，但《康寧珂夫畫集》尚未收到，請曹靖華去列寧格勒的郵局查詢。魯迅還提到：“至今為止，收到的木刻之中，共有五家，其中的Favorsky和Pavlinov是在日本文的書上提起過了的，說F.氏是蘇聯插畫家的個。但不知這幾位以外，還有木刻家否？其作品可以弄到否？用何方法交換，希兄便中留心探訪為托。”魯迅留心念念不忘那本《康寧珂夫畫集》，在1932年7月5日致曹靖華的信中又說：“《康寧柯夫畫集》及木刻十二張，至今沒有收到，離開那三包寄到之日，已一個多月了，托人到上海郵政總局去查，也並無此書擱置，然則一定擱置或失落在別處了。請兄向列京郵局一查，因為倘若任其遺失，是很可惜的。”

一方面不能及時收到版畫家的作品，另一方面宣紙也不能順利寄到，魯迅時常處於這種兩難的境地。1932年9月11日，魯迅在致曹靖華的信中說：“紙張尚無結果，真令人發愁。我共寄了兩大包，今日從日本又寄出兩包（共二百張，總在六百啟羅以上），都是很好的紙，而寄發也很費事。”終於，在11月14日，魯迅收到了曹靖華寄來的蘇聯木刻家傳略和一些木刻作品，回信中並詢問“取了這許多作品，對於作者，不知應否有所報酬，希示知，以便計劃。”在11月25日的信中又說：“至於得到的木刻，我日日在想翻印，現在要躊躕一下的，隻是經濟問題，但即使此後窘迫，則少印幾張就是，總之是一定要紹介。所以可否請兄就寫信到那邊去調查一點，簡略的就好，那麼，來回約兩個月，明年二月便可付印了。關於Kravtchenko的，記得兄前寄我的《Graphika》裡有一點，或者可以摘譯。”

對於附有插圖的文學作品，魯迅也是格外留心，盡力去搜集。1933年2月9日，他在致曹靖華的信中說：“前回曾發一信（忘記月日），托兄再買別德納衣詩（罵托羅茨基的）之有圖者一本，又《文學家像》本（第二本我已有）一本，未知已收到否，能得否？”魯迅對於這些版畫作品評價甚高，認為“中國及日本，皆少見此種木刻也。”

據魯迅的日記，從1931年12月8日到1933年11月14日，魯迅通過曹靖華收集到了蘇聯版畫114幅（其中《鐵流圖》有四幅重出）。

在搜集過程中，魯迅還經歷了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軍的炮火。所幸的是，這些版畫完整無缺，未遭劫難。隨著作品的增多，魯迅所想到的是：“但這些作品在我的手裡，又仿佛是一副重擔。我常常想：這一種原版的木刻畫，至有一百餘幅之多，在中國恐怕隻有我一個了，而但秘之篋中，豈不辜負了作者的好意？況且一部分已經散亡，一部分幾遭兵火，而現在的人生，又無定到不及薤上露，萬一相偕湮滅，在我，是覺得比失了生命還可惜的。”因此，魯迅決定將一些作品編輯成書，意在“傳給青年藝術學徒和版畫的愛好者。”

1934年初，魯迅從中選出60幅作品，編成了《引玉集》，以三閑書屋名義出版。

該書以陳節（瞿秋白）摘譯蘇聯楷戈達耶夫（A.DChegodaev）《十五年來的書籍版畫和單行版畫》作為代序，魯迅作後記，其中說：“我在這三年中，居然陸續得到這許多蘇聯藝術家的木刻，真是連自己也沒有預先想到的。”

在後記中，魯迅收入了通過曹靖華請部分版畫家寫了自傳，還從《蘇聯小百科全書》中的相關詞條補充了法復爾斯基的傳略，以便於讓更多的人了解這些版畫家的生平。

由於書中的版畫作品都是魯迅用中國的宣紙換來的，魯迅取“拋磚引玉”之意，將其命名為《引玉集》。

《引玉集》收錄密德羅辛作品3幅，克拉甫兼珂作品1幅，畢斯凱來夫作品9幅，法復爾斯基作品8幅，保夫理諾夫作品1幅，岡察羅夫作品7幅，畢珂夫作品6幅，莫察羅夫作品2幅，亞歷克舍夫作品14幅，波查日斯基作品4幅。在書的版權頁上，魯迅寫下了如下的文字：“一九三四年三月，三閑書屋據作者手拓原本，用珂羅版翻造三百部，內五十部為記念本，不發賣；二百五十部為流通本，每部五角正。上海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內山書店代售”。

這本書，是魯迅委托內山書店在日本東京洪洋社印刷的。魯迅1934年5月

23日日記：“洪洋社寄來《引玉集》三百本，共工料運送泉三。”在當時，不是一個小數目，魯迅不惜工本，精益求精，可見其對蘇聯版畫家的看重和扶植青年木刻工作者的良苦用心。

為了使這本書能有一個較好的銷路，擴大影響，魯迅親書廣告，為：“敝書屋搜集現代版畫，已歷數年，西歐重價名作，所得有限，而新俄單幅及插畫木刻，則有一百餘幅之多，皆用中國白紙換來，所費無幾。且全繫作者從原版手拓，與印入書中及鋅版翻印者，有霄壤之別。今為答作者之盛情，供中國青年藝術家之參考起見，特選出五十九幅，囑制版名手，用玻璃板精印，神采奕奕，殆可亂真，並加序跋，裝成一冊，定價低廉，近乎賠本，蓋近來中國出版界之創舉也。但冊數無多，且不再版，購宜從速，庶免空回。”這則廣告，刊於1934年6月1日《文學》月刊第二卷第六號的“廣告”欄。

《引玉集》是魯迅晚年編輯的第三本版畫集，前兩本分別是《梅菲爾德士敏土之圖》和《北平箋譜》。對於魯迅的這種不遺餘力的引進和介紹中外木刻，有些人並不理解。正如魯迅所說：“但目前的中國，真是荊天棘地，所見的隻是狐虎的跋扈和雉兔的偷生，在文藝上，僅存的是冷淡和破壞。而且，丑角也在荒涼中趁勢登場，對於木刻的紹介，已有富家贅婿和他的幫閑們的譏笑了。但歷史的巨輪，是決不因幫閑們的不滿而停運的；我已經確切的相信：將來的光明，必將證明我們不但是文藝上的遺產的保存者，而且也是開拓者和建設者。”

歷史和現實證明，魯迅所編輯的《引玉集》以及其他版畫書籍，對於引進剛健質樸的文藝，對於挖掘中國的民族文化遺產，對於新生的中國木刻運動，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尤其是在魚龍混雜、良莠不齊的藝術圈子裡，人們會時時感到眼花繚亂，頭暈目眩，此時，看看魯迅編選的《引玉集》中的作品，就會變得清醒許多，就會在標準的把握、尺度的衡量上客觀一些，準確一些。

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也是我們重新出版這本書的一個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