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玉集》是魯迅編選的一部蘇聯版畫家的作品集。
魯迅對於蘇聯版畫的收集和介紹,始於1930年編輯《新俄畫選》之時。這本被列為《藝苑朝華》期第五輯的畫集,收錄了蘇聯版畫家的作品12幅。這些作品,都是從其他出版物上復制下來的,並非據原版拓印,因此效果並不十分理想。
1931年,魯迅開始有意識地收藏蘇聯的版畫,這和他的青年朋友曹靖華有關。
這一年,魯迅因為校改曹靖華所譯綏拉菲摩維支的長篇小說《鐵流》,偶然在《版畫》雜志上看到了載有畢斯凱來夫為這本小說做的插圖,大感興趣。此時的魯迅,正在竭力倡導中國的現代版畫運動,也想向眾多的青年版畫家介紹蘇聯的版畫,便多次寫信給正在蘇聯工作的曹靖華,委托他代為尋購。“《鐵流》木刻的圖,如可得,亦希設法購寄。”(1931年2月24日信)“木刻既不能得,當將先前見寄之信片上之圖印入。”(1931年6月13日信)“書中有插畫四張,三色版之作者像及《鐵流》圖一張,地圖一張,比之書局所印的營利之品,較為認真,也比德日譯本為完備。《毀滅》則正要開印,除加上原本所有之畫外,亦有三色版作者像一張,但出版也要在十一月。”(1931年10月27日信)“我想這一筆款,我力能設法,分兩次寄去,兄隻要買圖畫書五六十蘆寄我作為還的就好了。”(1932年1月8日信)
對於蘇聯版畫家的勞動,魯迅是非常尊重的,他特意問曹靖華如何支付報酬,曹靖華的回答是,在蘇聯,盡管原拓版畫的價格不菲,但他們並不取酬,隻希望獲得一些宣紙就可以了。因為蘇聯的版畫家們認為,拓印版畫效果好的就是中國的宣紙。為此,魯迅特地選購了不少種類的宣紙以及日本的“西之內”“鳥之子”等高級的紙張,寄給曹靖華轉給蘇聯的版畫家們。
為了搜集蘇聯版畫家的作品,魯迅不僅花費了大量精力,而且還受到了不少刁難。比如在1932年6月24日致曹靖華的信中就提到:“郵局中也常有古怪脾氣的人,看見‘俄國’兩個字就恨恨,先前已曾踫過幾個釘子,這回將小卷(引者按:指分作200小張的宣紙)去寄,他不相信是紙,拆開來看,果然是紙,本該不成問題了,但他拆的時候,故意(!)將包紙拆得粉碎,使我不能再包起來,隻得拿回家。但包好了再去寄,不是又可以玩這一手的麼?”在信中,魯迅對曹靖華說已經收到魏列斯基的石印《文學家像》及安娜·奧斯特羅烏莫娃·列別傑娃的《畫集》,但《康寧珂夫畫集》尚未收到,請曹靖華去列寧格勒的郵局查詢。魯迅還提到:“至今為止,收到的木刻之中,共有五家,其中的Favorsky和Pavlinov是在日本文的書上提起過了的,說F.氏是蘇聯插畫家的個。但不知這幾位以外,還有木刻家否?其作品可以弄到否?用何方法交換,希兄便中留心探訪為托。”魯迅留心念念不忘那本《康寧珂夫畫集》,在1932年7月5日致曹靖華的信中又說:“《康寧柯夫畫集》及木刻十二張,至今沒有收到,離開那三包寄到之日,已一個多月了,托人到上海郵政總局去查,也並無此書擱置,然則一定擱置或失落在別處了。請兄向列京郵局一查,因為倘若任其遺失,是很可惜的。”
一方面不能及時收到版畫家的作品,另一方面宣紙也不能順利寄到,魯迅時常處於這種兩難的境地。1932年9月11日,魯迅在致曹靖華的信中說:“紙張尚無結果,真令人發愁。我共寄了兩大包,今日從日本又寄出兩包(共二百張,總在六百啟羅以上),都是很好的紙,而寄發也很費事。”終於,在11月14日,魯迅收到了曹靖華寄來的蘇聯木刻家傳略和一些木刻作品,回信中並詢問“取了這許多作品,對於作者,不知應否有所報酬,希示知,以便計劃。”在11月25日的信中又說:“至於得到的木刻,我日日在想翻印,現在要躊躕一下的,隻是經濟問題,但即使此後窘迫,則少印幾張就是,總之是一定要紹介。所以可否請兄就寫信到那邊去調查一點,簡略的就好,那麼,來回約兩個月,明年二月便可付印了。關於Kravtchenko的,記得兄前寄我的《Graphika》裡有一點,或者可以摘譯。”
對於附有插圖的文學作品,魯迅也是格外留心,盡力去搜集。1933年2月9日,他在致曹靖華的信中說:“前回曾發一信(忘記月日),托兄再買別德納衣詩(罵托羅茨基的)之有圖者一本,又《文學家像》本(第二本我已有)一本,未知已收到否,能得否?”魯迅對於這些版畫作品評價甚高,認為“中國及日本,皆少見此種木刻也。”
據魯迅的日記,從1931年12月8日到1933年11月14日,魯迅通過曹靖華收集到了蘇聯版畫114幅(其中《鐵流圖》有四幅重出)。
在搜集過程中,魯迅還經歷了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軍的炮火。所幸的是,這些版畫完整無缺,未遭劫難。隨著作品的增多,魯迅所想到的是:“但這些作品在我的手裡,又仿佛是一副重擔。我常常想:這一種原版的木刻畫,至有一百餘幅之多,在中國恐怕隻有我一個了,而但秘之篋中,豈不辜負了作者的好意?況且一部分已經散亡,一部分幾遭兵火,而現在的人生,又無定到不及薤上露,萬一相偕湮滅,在我,是覺得比失了生命還可惜的。”因此,魯迅決定將一些作品編輯成書,意在“傳給青年藝術學徒和版畫的愛好者。”
1934年初,魯迅從中選出60幅作品,編成了《引玉集》,以三閑書屋名義出版。
該書以陳節(瞿秋白)摘譯蘇聯楷戈達耶夫(A.DChegodaev)《十五年來的書籍版畫和單行版畫》作為代序,魯迅作後記,其中說:“我在這三年中,居然陸續得到這許多蘇聯藝術家的木刻,真是連自己也沒有預先想到的。”
在後記中,魯迅收入了通過曹靖華請部分版畫家寫了自傳,還從《蘇聯小百科全書》中的相關詞條補充了法復爾斯基的傳略,以便於讓更多的人了解這些版畫家的生平。
由於書中的版畫作品都是魯迅用中國的宣紙換來的,魯迅取“拋磚引玉”之意,將其命名為《引玉集》。
《引玉集》收錄密德羅辛作品3幅,克拉甫兼珂作品1幅,畢斯凱來夫作品9幅,法復爾斯基作品8幅,保夫理諾夫作品1幅,岡察羅夫作品7幅,畢珂夫作品6幅,莫察羅夫作品2幅,亞歷克舍夫作品14幅,波查日斯基作品4幅。在書的版權頁上,魯迅寫下了如下的文字:“一九三四年三月,三閑書屋據作者手拓原本,用珂羅版翻造三百部,內五十部為記念本,不發賣;二百五十部為流通本,每部五角正。上海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內山書店代售”。
這本書,是魯迅委托內山書店在日本東京洪洋社印刷的。魯迅1934年5月
23日日記:“洪洋社寄來《引玉集》三百本,共工料運送泉三。”在當時,不是一個小數目,魯迅不惜工本,精益求精,可見其對蘇聯版畫家的看重和扶植青年木刻工作者的良苦用心。
為了使這本書能有一個較好的銷路,擴大影響,魯迅親書廣告,為:“敝書屋搜集現代版畫,已歷數年,西歐重價名作,所得有限,而新俄單幅及插畫木刻,則有一百餘幅之多,皆用中國白紙換來,所費無幾。且全繫作者從原版手拓,與印入書中及鋅版翻印者,有霄壤之別。今為答作者之盛情,供中國青年藝術家之參考起見,特選出五十九幅,囑制版名手,用玻璃板精印,神采奕奕,殆可亂真,並加序跋,裝成一冊,定價低廉,近乎賠本,蓋近來中國出版界之創舉也。但冊數無多,且不再版,購宜從速,庶免空回。”這則廣告,刊於1934年6月1日《文學》月刊第二卷第六號的“廣告”欄。
《引玉集》是魯迅晚年編輯的第三本版畫集,前兩本分別是《梅菲爾德士敏土之圖》和《北平箋譜》。對於魯迅的這種不遺餘力的引進和介紹中外木刻,有些人並不理解。正如魯迅所說:“但目前的中國,真是荊天棘地,所見的隻是狐虎的跋扈和雉兔的偷生,在文藝上,僅存的是冷淡和破壞。而且,丑角也在荒涼中趁勢登場,對於木刻的紹介,已有富家贅婿和他的幫閑們的譏笑了。但歷史的巨輪,是決不因幫閑們的不滿而停運的;我已經確切的相信:將來的光明,必將證明我們不但是文藝上的遺產的保存者,而且也是開拓者和建設者。”
歷史和現實證明,魯迅所編輯的《引玉集》以及其他版畫書籍,對於引進剛健質樸的文藝,對於挖掘中國的民族文化遺產,對於新生的中國木刻運動,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尤其是在魚龍混雜、良莠不齊的藝術圈子裡,人們會時時感到眼花繚亂,頭暈目眩,此時,看看魯迅編選的《引玉集》中的作品,就會變得清醒許多,就會在標準的把握、尺度的衡量上客觀一些,準確一些。
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也是我們重新出版這本書的一個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