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指盡管是體積小的珠寶，在 16 世紀，它依然是人們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許多君主用鑽石戒指來代表他們對王國及其子民的奉獻精神，因此戒指在加冕儀式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且在所有王室婚禮上一定要有像征著忠貞的鑽石戒指纔算圓滿。數量多的要數鑲嵌有尖琢型寶石的獨粒寶石戒指（圖 36），可在透明玻璃上蝕刻密語。1555 年，當未來的女王伊麗莎白一世被囚禁於牛津郡伍德斯托克的王室會議廳並遭到敵人威脅時，她曾以這樣的方式自訴清白：她用鑽石在窗戶上寫道：“縱滿腹狐疑／仍無從求證／囚犯伊麗莎白書”。同樣的，殷勤的法國國王弗朗西斯一世也將他的一樁樁風花雪月化為銘言蝕刻於香波城堡（castle of Chambord）的窗格上：“男人之愚蠢便是相信善變的女人。”尺寸小一些的尖琢型鑽石則會被嵌為星星或刺蝟的形狀（圖 78，圖 79，圖 80）並在戒指上形成錦簇。桌形琢型和三角切割鑽石戒指也是同樣的樣式。大一些的鑽石會單獨鑲嵌在四葉型鑲嵌板上做成獨粒寶石戒指，並搭配精致的紅色琺瑯飾物，而小一些的鑽石則會嵌成如百合花以及大寫字母的像征性圖案（圖 81）。和頭部、耳朵、脖子、胸部以及腰部的大型裝飾物一樣，這些手部裝飾物也十分考驗金匠的手藝。根據設計師皮埃爾 · 沃埃裡奧特在《奧菲弗裡亞的阿內奧之書》（Le Livre d'Aneauxd'Orfevrerie）中記載，金匠需要同時具備“雕塑家的精確以及畫家的審美”。

盡管 16 世紀的宗教改革（Reformation）和隨之而來的宗教戰爭造成了政治和社會的動蕩，但是歐洲的一些主要的君主還是成功地建造起永久的鑽石珠寶以及王室用品寶庫以彰顯王朝榮光。除此之外，所有王室成員以及親王府邸均積累著其各自的珠寶庫以便在公眾場合接受萬人敬仰。對奢華的渴望伴隨著鑽石供應量的增加、琢刻技藝的精進以及文藝復興文化的影響力的增加，形成了珠寶史上的一段創意無限精彩紛呈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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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人會把法國皇帝拿破侖（Napoleon）當作一位對藝術毫無興趣的贊助者，相反，他將藝術作為一種和平手段來顯示他依靠軍事天賦贏得的政治權力。他堅決要求法國的所有王室活動必須嚴格遵照條約，以路易十四任期時凡爾賽的雍容華貴為標準來舉行。這一規定令他開始贊助珠寶藝術，也將政治目的與贊助行為緊緊聯繫在了一起。和 17 世紀一樣，這種雍容華貴的氛圍在他宣布成為法國皇帝時便通過浮誇的珍寶變為現實，1810 年，這種浮誇之風在他與第二任妻子—奧地利的瑪麗 · 路易絲公主（Marie Louise）的婚禮上達到的高點。那時，小說家奧諾雷 · 德 · 巴爾扎克（Honoré de Balzac）在 1830 年《家庭的和睦》（La Paix du Ménage）中寫道：“到處都閃耀著鑽石的光芒，就好像全世界的財富都彙聚到了巴黎，鑽石從未被如此追捧過，也從未被打磨得如同煙火一樣絢爛。”正是數量眾多且品質精良的珠寶令王室呈現出浮誇的氣派，也令初來帥、將軍、承包商和銀行家等搖身一變成為王室成員和貴族人士。珠寶維護了他們在社會中的地位，也令他們迅速適應了新的身份地位。與此同時，拿破侖決定讓巴黎重回奢華與時尚的創意中心的地位。這一地位自 1789 年大革命起便不再屬於巴黎。他的政策十分奏效，1807 年，根據商務大臣起草的報告，巴黎這座城市中有不少於 400名珠寶商，有 800 名男性和 2000名女性受其雇用。1803 年，巴黎珠寶貿易就已經在他的帶領之下走上了復興之路。那年，《亞眠合約》（Treaty of Amiens，英法雙方暫時休戰條約）簽訂後，許多外國遊客帶著他們的珠寶來到巴黎進行重新打磨。王室成員在與外國人通婚時通常會帶上他們的珠寶，於是這些與時俱進的巴黎設計通過他們傳播到了世界各地。重要的是，通過時尚雜志能夠讓讀者時間知曉的穿搭與珠寶時尚。巴黎一直擔當著工藝設計引領者的角色，直到 20 世紀 40 年代，受到了來自意大利和美國（見第七章）的衝擊，但這種優越性已植根於這座城市之中。所以，如果拿破侖和他的王廷認為巴黎的成功得益於法國珠寶匠人的天賦異稟，那麼，這些匠人們反之也應當感激拿破侖的賞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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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多利亞女王的外表如何？她身材矮小，不足 5 英尺高，常年過度肥胖且相貌並不出眾。但她舉止優雅，氣質端莊，有著能唱美聲的清晰嗓音。體格健壯的女王生下了九個孩子，在漫長的一生中幾乎從不生病。她是一位出色的女騎手，喜歡在深夜的貴族府邸或是自己的宮殿裡跳舞。她書寫了大量信件，正是這些信件內容刻畫出她無論是針對人民還是實事的倔強品格以及強硬的態度。她的女王生涯分為兩個部分：1840 年與阿爾伯特親王（Prince Albert）結婚到 1862 年阿爾伯特親王去世期間是王後的快樂時光，以及之後漫長的孀居生活。在她隱居的前 9 年中，民眾認為她過於忽視對人民的職責，因此這段時間女王十分不受歡迎。但很快她便重新贏得了民心，在重大的場合中，尤其是分別代表登基 50 周年和 60 周年的 1887 年的金禧和 1897年的鑽禧，人民的呼聲達到了高潮。從珠寶中可映照出她人生的每一個階段，無論是作為女王、印度女皇還是妻子和母親。甚至在還是年幼的公主時期，貼心的親朋好友就用珠寶當作生日、聖誕及受戒的禮物送給她，而她會佩戴著這些端莊大氣的珠寶出席各種宮廷宴會。這是她一生中珍惜的一段時光。加冕禮過後，身為君主，正是頭頂、耳部、脖頸、腕間及指間的鑽石的光輝令這位矮小的女人在重大場合受萬人敬仰時能夠脫穎而出。不過，在任期之初，她對這些珠寶的所有權還存在一些爭議。因為登基，她認領了這些家族珠寶，從溫莎帶到倫敦的過程中，受到了同年當上德國漢諾威國王的坎伯蘭公爵恩斯特 · 奧古斯特（Ernest Augustus）的阻撓。漢諾威王國自 1714 年起與英格蘭形成共主聯邦，但由於 1837 年頒布的薩利克法規定：禁止女性繼承漢諾威王位，聯邦很快瓦解。新王立即要求獲得所有王冠珠寶中他應有的部分，宣稱如果兩國像現在這樣再次分崩離析，他的父母，即喬治三世和夏洛特王後，也希望所有源自德國的鑽石能夠回到漢諾威手中。這一爭議持續了 20 年之久， 1857 年，女王終敗下陣來。失去如此多的珠寶令她遭受重創，但她沒有失去國民的支持。1858 年的《倫敦新聞畫報》（­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支持她參加維多利亞長公主（Princess Victoria）和德國王子腓特烈（Friedrich）的婚禮，寫道：“我們十分自豪，我們的法官精通法律，從未將屬於我們的任何一件珠寶判給那些漢諾威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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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羅馬尼亞王後瑪麗 1934 年的自傳《我的一生》（­e Story of My Life）中描寫了 1896 年尼古拉二世、1902 年愛德華七世以及 1912 年喬治五世的加冕禮，但她承認“這個龐大的帝王世界已經消失……與十字軍東征及吟遊詩人一起成了永恆的過往”。她說得沒錯，舊世界格局已經隨著 1917 年的十月革命、奧地利及德國共和國的建立以及終導致內戰的西班牙動亂一起悉數瓦解。盡管身處政治動蕩、工業衝擊以及共和的威脅之中，珠寶並沒有從歐洲及美國的任何一處公共及個人生活中消失，而是繼續決定著社會等級地位和權力。可可 · 香奈兒在她的女裁縫 1936 年參與罷工時意識到這一點。她沒有聽從任何勸告，堅持穿戴精致的珍珠“來表達對員工的尊重”並勸說員工們回到工作崗位。

社會激變不僅表現在政治上，也體現在了藝術上。現代建築如今都是用德國的包豪斯建築學派與法國的勒 · 柯布西耶所定義的風格，而畢加索的立體主義也衝擊著傳統繪畫。這些變化以及剛獲得解放的女性生活都反映在了當代時尚、服飾及珠寶上。一切崇簡成為要義，頭發要剪成齊耳短發，無論早晚，纖瘦嬌小、沒有豐滿的胸部和臀部的年輕女性均穿著呂西安 · 勒隆（Lucien Lelong）和香奈兒為他們設計的直筒裙，松松垮垮地搭在腰間，搭配著短裙和短袖衫。麥克 · 阿倫（Michael Arlen）1924 年的小說《綠帽子》（­ Green Hat）中有一位女英雄名為艾麗斯 · 斯托姆（Iris Storm），她的生活便是新時代女性生活的典範：在夜總會跳著探戈、狐步和查爾斯頓舞，在麗茲酒店喝著雞尾酒，在克拉裡奇用午餐，在法國裡維埃拉飆車過盛夏。美國人從未在鑽石上花費如此多的財富，女演員的出生越是卑微，對鑽石的占有欲和炫耀的欲望便越是強烈，就像佩吉 · 霍普金斯 · 霍伊塞（圖 262）那樣。這位經歷過數次婚姻的典型“拜金女”在 1930 年的《男人、婚姻和我》中承認“真愛就是沉甸甸的鑽石手鐲，大概就是連帶價簽一起完整地出現在你眼前的那種”。與斯坦利 · 霍伊塞（Stanley Joyce）離婚之後，她獲得了價值 100的珠寶並繼續買下了 127 克拉的葡萄牙藍鑽。鍍金年代的豪華奢靡可見於新晉富翁們在紐約第五大道、紐波特或羅得島的府邸中舉辦的晚宴和舞會上，而現在，這些氣派的場面都隱蔽在鄉村住宅或遠離公眾視線的奢侈酒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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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紀 30 年代：現代主義及魅力

在這場金融風暴中，隻有卡地亞、寶詩龍、尚美和梵克雅寶（Van Cleef& Arpels）存活了下來，但 1932 年，在紐約成功創立個人品牌的海瑞 · 溫斯頓（Harry Winston）成為冉冉升起的新星。海瑞 · 溫斯頓對寶石十分感興趣。1926 年，他完成了筆大單，買下了鐵路承包商的遺孀阿拉貝拉 · 亨廷頓（Arabella Huntington）財產中的珠寶。1936 年，他又將美國鋼鐵大王的遺孀加裡夫人的藏品收入囊中。溫斯頓將從這些鍍金時代的冠飾、胸飾和領圈上的鑽石拆下重新打磨，並用在了現代設計當中。1929 年，就在金融風暴到來前，埃內斯特 · 奧本海默（Ernest Oppenheimer）受命擔任戴比爾斯聯合礦業公司主席，成功穩住了鑽石的市場價值，令礦場安然渡過難關。為了穩定局面，奧本海默利用壟斷優勢，將需求量拋在一邊，限制原鑽上市數量。於是，這些鑽石隻能通過一種渠道，他在 1934 年建立起的中央銷售機構（CSO，Central Selling Organisation）供應給少數買家。美國經濟復蘇的速度超過歐洲，財富依然牢牢攥在美國手中。像莫娜 · 威廉姆斯（Mona Williams）這樣的女性此時已是潮流領導者（圖 271）。她們的身材和穿著呈現出新時代女性的身材特征：成熟的胸部、自然起伏的腰線以及半身長裙，一頭優雅的長卷發。珠寶是必不可少的，而香奈兒發明的“雞尾酒會小黑裙”幾乎成了午後時刻的特定服飾，同樣也能夠完美地襯托出鑽石之美。為了響應這句“如果你有過人之處，就展現出來！”，比如標準石油公司（Standard Oil）的繼承人米莉森特 · 羅傑斯（Millicent Rogers），曾頻繁出現在年度世界女性著裝排行榜上，除了身著梅因博謝（Mainbocher）制作的早晚禮服（圖 272），總是用精妙絕倫的珠寶搭配簡約的棉質襯衫和長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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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克林夫人於1936年在她的華盛頓的莊園裡主持了一場新年夜晚宴及舞會。作為主持的她，身上佩戴著希望之鑽、東方之星鑽以及六件鑽石手鐲，被十五名私家偵探及一對城市警察保護得密不透風。她解釋說：“在梳妝打扮的時候，與其拿出一兩件來佩戴，我不如全部拿出來戴著，這樣我就知道它們都在哪裡了。”

就在腰纏萬貫的伊朗和沙特王室、工業大亨、銀行家和金融家們爭奪那些質的鑽石時，鑽石商們推出了一個營銷項目，這進一步推動了民主化進程。1948 年，戴比爾斯在美國的廣告代理商打出“鑽石恆久遠，一顆永流傳”的口號。之後，瑪麗蓮 · 夢露在 1953 年的電影《紳士愛美人》中唱出了“鑽石是女孩們好的朋友”。伊恩 · 弗萊明（Ian Fleming）1956 年出版的詹姆斯 · 邦德繫列小說《永遠的鑽石》以鑽石走私為主題，促進了對鑽石的進一步推廣。媒體的宣傳在日本尤其成功，到 1981 年底，日本已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鑽石市場。憑借著無論體積大小均能發出耀眼光芒的性質，鑽石的國際市場逐漸打開，很快，每個女人都渴望擁有一枚鑲著準丈夫能買得起的鑽石的訂婚戒指。現如今，曾經與權力、財富及社會地位聯繫在一起的鑽石被推廣成為表達愛慕的信物。鑽石的終極民主化是由蒂凡尼完成的。蒂凡尼大力宣傳“鑽石數以碼計”（Diamonds by the Yard）繫列，由 20 世紀 70 年代的知名珠寶設計師埃爾莎 · 佩雷塔（Elsa Peretti）設計。有意思的是，這些主打碎鑽鑲嵌法的耳飾或手鏈、項鏈等細金鏈的銷量非常好。 20 世紀 30 年代開始，好萊塢的影星們就表現出了對鑽石珠寶的渴望，其中熱情的要數伊麗莎白 · 泰勒。擁有代表著“愛、趣味與歡笑” 的一生，她肯定了“這些美麗的作品所帶來的情緒與心理上的歡愉、刺激及純淨的幸福感”，它們“令我在臺上收放自如、魅力無限”。她說，在第三任丈夫麥克 · 托德宣布“你是我的王後，你值得擁有一頂冠飾”之後，她戴上了他贈送的這頂維多利亞式頭冠，“因為他是我的王”（圖 243，圖 244）。後來的一些重要的藏品包括重 33 克拉的克虜伯鑽戒、重 69.42 克拉的梨形弔墜以及從溫莎公爵夫人的藏品中得來的威爾士親王的徽章（圖 289）。這些藏品都是通過第五任丈夫，演員理查德 · 伯頓（Richard Burton）而得，他認為伊麗莎白是“好萊塢的女王”。相比之下，嫁給摩洛哥親王蘭尼埃的明星格蕾絲 · 凱莉（Grace Kelly）看起來則低調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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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倫敦白金漢宮那曾經堅不可摧的氣派已成過往。由於請柬中不再強調“佩戴冠飾”，那些擁有鑽石的人更願意把鑽石放在銀行裡，眼不見為淨。可是，君主與鑽石之間的古老而又神奇的關聯盡管不可名狀但依然存在。人們在國會開幕大典或是各國首腦聚會等儀式上見到“如太陽般光芒萬丈”的伊麗莎白二世時，仍然會備感驕傲。這種王室氣派的傳統在文萊和中東石油大國中的君主那裡依然盛行。

盡管如此，現代營銷以及充足的貨源使得鑽石喪失了延綿數個世紀的權貴專有權，鑽石對於世界而言已經不再是負擔不起的物品。遠離了那個階級鮮明、尊卑有別的社會，鑽石不再是集權統治的像征。的確，過去那些盛大的加冕禮、洗禮儀式和王室婚禮中所有的光輝已如同夢境一般悉數散去。總體而言，既然古往今來對非同尋常的鑽石產生渴望的人不在少數，那麼我們應當在它漫長而有意義的歷史中擁抱充滿挑戰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