繪畫同樣受到時代變遷的影響，明末董其昌“妙合神離”的畫學主張在清初出現了兩極的發展。一是以“四僧”為代表的野逸派，滿腔悲憤，以畫為寄托，吐露民族情懷與身世之感，追求“我自用我法”，突破傳統，面目一新，受民間歡迎；一是以“四王”為代表的正統派，以畫養生，復古為尚，整理傳統，規矩方圓，延續古風，他們書齋造境，影響及於皇家審美旨趣。此外，明遺民及清初匠人畫家的東渡，給扶桑帶去了“南畫”與“北宗”藝風，被日本稱作“舶來畫派”。隨著清政權的鞏固，康雍乾三世宮廷繪畫邁向鼎盛，文人畫家與歐洲傳教士畫家和乾隆帝直接參與其中，卷軸畫、版畫、書畫著錄文獻等皆有鴻篇巨制問世，體現了封建社會*後盛世的文化氣像。而民間繪畫的繁盛則在經濟發達的揚州，因鹽商的贊助，乃形成了與宮廷畫風異調的畫派，講求個人性靈的抒發，吐露胸中的塊壘，追新獵奇，迂而不腐，以畫為生，符合商業與世俗文化之需。晚清通商口岸的開放，中外文化交流頻繁，土洋結合，更影響繪畫流發展，包括海上畫派、嶺南畫派、京津畫家、外銷油畫、石版新聞畫、赴海外留學學畫、開辦新式美術教育機構等，皆成為當時繪畫史的亮點。
清代還有漢藏合璧的布達拉宮壁畫、少數民族繪畫、太平天國壁畫、各地民間年畫、書論畫論甚豐等極具時代特色的內容，不僅豐富了中華文化，而且使得清代成為中國古代書畫史上內涵與表現形式*為豐富的別開生面的時代。
如果說清代是封建社會終期的落日，那麼清代的書畫篆刻藝術，宛如這落日下山時的燦爛光輝，絢麗多彩，眩人心目，美不勝收，令人難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