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錦麟序 接地氣的馬宏傑
與馬宏傑相識，緣起於老六的《讀庫》。
那篇《耍猴人江湖行》，那冷峻的筆觸、冷峻的鏡頭、冷峻的黑白照片，以及馬宏傑數年堅持不懈的記錄寫實過程，讓我不僅甚為感動，也留下了深刻的印像。
我記不清是如何與馬宏傑取得聯繫的，是我先在《有報天天讀》節目中的“浮世繪”環節裡，介紹過他的采訪經歷和攝影作品，還是他先主動和我取得聯繫？時隔多年，印像有點模糊，但這又何妨？在浮躁的、功利主義甚囂塵上的當下，能如此持之以恆、堅持不懈、忠於現實地記錄一個新聞過程，一個人物的命運，一個大時代裡小人物的酸甜苦辣、悲歡離合，何其不易。
隻要記住這一點，記住馬宏傑的名字，就足夠了。
2008 年底2009 年初，我參與了鳳凰衛視《走讀大中華》的主持和拍攝。那是另一種不可多得的人生閱歷。感謝這個欄目，讓我有機會在其後的數年間，幾乎走遍了祖國大地的繁華都市、窮鄉僻壤，記錄了中國更真實的另一面。
很榮幸，我在走讀過程中，找到了像馬宏傑這樣的知音，這樣的同行。
在《走讀大中華》編導張征的居間聯繫下，我與馬宏傑有了合作的機緣，跟隨他曾經記錄的河南新野耍猴人，在江西餘干做了一次近距離跟拍記錄。
那是個雨雪交加的寒鼕，與耍猴人相處的那幾天，我和我的伙伴們用攝像機，馬宏傑用照相機，完整地記錄了耍猴人的艱辛。節目播出之後，引起了諸多反響，我和我的伙伴們真實感受和分享了馬宏傑一以貫之的專業主義態度和精神，那是一般人在空調房、暖氣屋裡無法獲得的對生命價值的追尋和體驗。
再就是2010 年鼕天，隨馬宏傑一起，從湖北出發，一路記錄湖北大齡青年劉祥武到寧夏固原“買妻”的過程。
這一過程，在馬宏傑的書中已有詳盡的記錄，此不贅述。劉祥武沒“買”到妻子。分手時，我將身上的軍大衣脫下，送給了衣衫單薄的他。我和馬宏傑一樣，隻是一個小人物一段命運的記錄者，我無法幫助他實現“買妻”的夢想。
參與《走讀大中華》節目的拍攝，是一個足以令人心力交瘁的過程，時常會在充滿自責和內疚的情緒中輾轉反側、備受煎熬。這是因為你看到了太多底層人群的疾苦，看到了太多無助、太多陷入困境時的絕望面孔。你也許可以幫一些人，或完成一些事，但你根本沒有能力去幫助所有的人，做所有的事。這會讓你更加充滿無力感、焦灼感，甚至負罪感。
他們告訴我，這是抑郁癥的前兆。
也因此，我對馬宏傑近30 年如一日的堅持，對他始終如一、一本初衷的努力，越發充滿由衷的敬佩。
以馬宏傑的從業經驗和專業技能，他大可以更多地迎合市場，拍攝一些媚俗的、商業的、可以獲得更多聲譽和名利的作品，他所服務的新聞單位，在海內外具有極高的知名度和品牌效應，馬宏傑大可不必選擇這一類喫力未必討好的選題，但他沒有選擇捷徑，沒有選擇安逸，沒有選擇僅僅是行走於山水之間的悠閑自在，沒有選擇僅僅用鏡頭去展現大自然的美和諸多造化。
我看過馬宏傑其他的作品，比如南海西沙的那一組彩色圖片。為了追求好的效果，他甚至專門去學習水下攝影，並獲得了國際認可的水下攝影師資格。看得出，他是個很認真執著的新聞從業人員。
我知道他的每一次跟拍、記錄，幾乎都是在燃燒生命的一部分去完成，他的記錄對像，幾乎都是社會底層、貧困、無助的個體和人群。
他可以有更多選擇，但他選擇了難的。也因為難，纔會有如此的燦爛和精彩。
2014 年春節前，接到馬宏傑的電話、短信和信函。他告訴我，浙江人民出版社即將出版“老馬看中國”繫列的《西部招妻》《後的耍猴人》等作品，提醒我，數年前我承諾過，一旦他出版關於這段記錄和歷程的書，我要為他寫點文字。
提筆之前，我想起了這些年自己在不同場合反復提過的六個字：“接地氣，說人話。”
這六個字，其實就是一個大時代新聞從業人員的職業倫理準則和行為規則，這不僅是責任，也是擔當。
馬宏傑就是這樣一個擔當者。
他還會繼續堅毅前行，還會繼續負重遠行，我對此深信不疑。
是為序。
楊錦麟
甲午春於香港
自序 我關心那些生活在底層的人
一個人永遠走不出童年的影響。我的攝影之路，初是在尋覓兒時記憶裡的環境和人。
我出生在那個全民饑荒剛剛結束的年代。家裡沒給我留下一張小時候的照片。我的父親兄妹五人，他排行老四，是家裡學習好的孩子，本可以上大學，因為爺爺有病，為減輕家裡負擔，1958 年 7 月，他中學畢業後就工作了。當時國家有政策，凡在工廠考上大學的人，一切上學費用由廠裡承擔。父親打算邊上班邊學習，不承想趕上“大躍進”，每天工作長達 12 小時，上大學的夢想，也就沒有了。
父親至今珍藏著自己結婚前的一張相片，相片裡的他很文藝，是個美男子。剛上班那會兒，父親認識了一個女孩。那女孩膽大，很喜歡他，經常主動找他搭訕。父親也喜歡她，就是擔心自家條件差，和女孩家不是門當戶對。有一次，在女孩的宿舍，兩人交談到很晚，父親準備回家時，女孩極力挽留，還把燈給關了。這舉動的言外之意，父親當然清楚，但他不知所措地說了句“這樣不好吧”，就起身離開了。從此，女孩沒再找過父親。
父親 20 歲時，通過親戚介紹，認識了母親。母親生在農村，和父親沒什麼共同語言。1962 年，父親和母親結婚。母親很高興，她嫁給了一個有文化的城裡人。
後來就有了我和弟弟。從我們記事起，父母就經常吵架甚至打架。父親遇到問題喜歡講道理，沒文化的母親偏不喫這一套。生活中這些瑣碎又巨大的矛盾，就這樣伴隨著他們的一生。那個年代，離婚是很丟人的事，他們隻能湊合著過下去。
父親在洛陽玻璃廠工作。我還沒上學時，他總帶著我和弟弟上班。玻璃廠有三個門，有的門衛看他帶著孩子，經常不讓進，他就繞到別的門進去。時間久了，廠裡的門衛都認識了這個帶孩子上班的男人，在他進門時常說一句“要鬥私批修呵”，來刺激他一下。
等我稍大一些，父親把我送到了郊區的爺爺奶奶家。
爺爺走路時，腰是彎著的，那是接近 90 度的彎曲。我問父親：“爺爺的腰是不是給地主做長工時累成這樣的？”那個年代的電影裡常有這樣的情節。父親說：“不是，爺爺年輕時家裡窮，他用扁擔挑著面粉去趕集，回家後把換來的麥子磨成面粉，再去趕集。每天挑著很重的擔子賺錢生活，時間久了，腰就彎成這樣了。”
爺爺家有兩孔窯洞，一孔自己住，一孔給我大伯住。有天早上，奶奶盛好飯，讓我坐在窯洞前的凳子上喫。當時院子裡堆滿了剛剛收獲的玉米，爺爺對站在院子裡的大兒子說：“宣立（我大伯的名字），你幫我把這些玉米扛到窯洞上的場裡曬曬。”我大伯說了一句他沒工夫，就走開了。爺爺開始自己裝玉米。當爺爺背著一個大麻袋，身體彎成近 90 度，從正在喫飯的我面前走過時，那場景讓我驚獃了。別人是用肩膀扛東西，爺爺是用腰扛東西，裝著玉米棒子的大麻袋，像一座山壓在他身上。
我放下飯碗，不作聲地跟在爺爺身後。我知道他還要爬一個約 30 度、長近 20 米的土坡，纔能把玉米運到我們住的窯洞上面。我跟在後面，看爺爺把麻袋放下了，我拉著他的手問：“為什麼大伯不幫你把玉米扛上來？”爺爺笑笑說：“分家了，他地裡有活干，顧不上了。”
奶奶雖然沒有文化，卻是一個聰慧善良的人。她住的窯洞隻有一個門，為了屋裡亮一些，就在門旁挖了扇窗，找了些膠布作遮擋，但時常會漏風漏雨，鼕天還得用磚頭再砌起來御寒。我問奶奶：“我爸爸就在玻璃廠上班，讓他從廠裡拿一塊玻璃回來裝上，不就可以了嗎？”奶奶說：“孩子，我們馬家人不能隨便拿公家的東西，這和偷人家東西一樣不道德。”我於是跟奶奶說：“等我上班後，個月掙的工資，就去給你買一塊玻璃，裝在窗戶上，讓太陽照進來。”那時我五六歲，在奶奶的窗戶上裝一塊玻璃，成了我的願望。
1972 年春，奶奶去世了。那時我剛上小學一年級，沒有實現對她的承諾。
同一年秋天，爺爺去世了。爺爺去世的時候不是躺著的，父親拿一床被子墊在他背後，爺爺就這樣彎著腰，半坐在那兒，永遠和我們告別了。
爺爺奶奶的墓地在焦枝鐵路旁。每次坐火車路過那裡，我都會到窗口去看望他們。隨著時間的推移，墓地周圍蓋起了樓房。現在我坐火車路過，再也看不到他們的墓地了。
我小時候非常調皮膽大，經常帶著小伙伴們上房掏鳥蛋，下河抓魚蝦。有一次我爬上玻璃廠 30 米高的煙囪，被母親發現。我坐在煙囪上，遠遠看見她往這邊跑，立馬下來，溜得不見蹤影。為此，我沒少挨父親揍。父親的教育方式很傳統，“棍棒之下出孝子”“頭懸梁錐刺股”之類的話，他沒少跟我講。
我的一個小學老師經常來我家做家訪，她每來一次，我都得挨父親一次揍。班上還有一個跟我一樣窮的孩子，他也經常因為老師家訪而挨揍。那會兒，學校沒有少先隊，隻有“紅小兵”。除了我們倆，班上其他同學都是“紅小兵”。
1976 年夏，我們小學畢業了。開完畢業典禮，老師把我和那個孩子叫到辦公室：“我宣布，你們倆從今天起是 ‘紅小兵’ 了。”當時學校裡已經沒有別人了，所以至今也隻有三個人知道我們倆也是“紅小兵”。就這樣，我小學畢業了。我的中學老師裡，有一位教英語的印尼華僑。有一次學校開運動會，要求男同學一律穿白襯衣、藍褲子。那時候社會上流行“的確良”布料，很多同學都有用這種布料做的白襯衣。父親為省錢，用農村織的白粗布給我做了件襯衣，還用漂白粉漂白了。
這位華僑老師看到全班就我一個人穿了這樣一件白襯衣，在冷嘲熱諷後居然踢了我一腳，讓我站在隊伍的後面。那一刻，我心理上受到了巨大打擊，處於叛逆期的我，甚至想衝上去揍他一頓。
從那以後，我有了退學的想法。後還是班主任謝老師做我父親的思想工作，我纔上完中學。
1983 年，我中學畢業後，在玻璃廠的待業中心打工。當時有個朋友喜歡攝影，花 700 多塊買了一臺理光 5 相機，我常和他騎車去龍門石窟、白馬寺、關林廟拍照。那年代不稱“攝影”稱“照相”，大家把照相館的師傅也稱為“照相的”。沒有想到，我次發表的作品是用借來的相機拍攝的。
1984 年，我也花 700 多塊錢買了一臺瑪米亞單反相機，開始自己衝洗照片，在報刊上發表更多作品。1989 年，因為沒錢結婚，我把這臺相機賣了。結婚兩年後，我又買了人生中第二臺相機：美能達 700。
起初，我常在田間地頭，還有車間裡、馬路上尋找題材，用鏡頭喚醒兒時記憶中的畫面。慢慢地，對攝影的興趣轉換為內心深處的熱愛。攝影開始成為我生活中越來越重要的一部分。我開始接觸到一些攝影大師的作品：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約瑟夫·寇德卡（Josef Koudelka）、賽巴斯提奧·薩爾加多（Sebastiao Salgado）……
有一天，我在《中國國家地理》雜志上看到一組“喜馬拉雅采蜜人”的圖片，心靈深處受到強烈的震撼——原來攝影師還能用如此罕見的視角，傳播人類的生存精神！於是我決定，我也要做這樣的攝影師。
我義無反顧地從工廠辭職。我相信自己完全可以走出一條自己的路。20 世紀 90 年代，我開始大量拍攝專題圖片。一年時間裡，我拍光了 2000 多個膠卷。
1992 年，我和幾個愛鑽山溝的影友來到河南新安縣峪裡鄉，發現這裡都是石頭蓋的房子，人們還保持著原始的生活習慣。這裡有血參、天麻、五靈脂等珍貴藥材，都深藏在懸崖峭壁上。我認識了以采藥為生的於青發，他和同伴們身繫繩索，攀緣在絕壁之上，出沒於黃河兩岸的大山之中。從1992 年至今，我每年都會和於青發他們進一次山。每次下懸崖拍攝時，他們都用碗口粗的繩子綁著我，並且總是他們先下我後下，極力保證我的安全。當時我就是想近距離拍出真實的相片。一個攝影師想要有好作品，必須有直面生死的勇氣。
為學習攝影和新聞寫作，我先後讀過幾個學院的相關專業。1994 年，我到河南經濟日報社當起了攝影記者。後來，我又到河南法制報社做記者。十年間，我做了四家報社的記者。中國的變革很快，很多社會矛盾開始進入我的鏡頭，一些祈求正義的人也希望媒體給予他們更多關注，認為媒體是化解社會矛盾的一股力量。
剛開始做記者時，我很有正義感，但是在後來的工作中，我發現自己的力量竟如此渺小。很多次，事實已調查清楚，報道也寫出來了，卻無法刊登。當老百姓跪在我面前，把我當成他們的救命恩人時，我的內心承受不起。
這時候我纔意識到，在中國，有些事情是我這樣的攝影記者解決不了的。我開始尋找另一種記錄方式。我的拍攝開始轉向人文故事，記錄常見的百姓生活場景。我希望觀者能從這些本真而平凡的圖片中，品味普通人的生存狀態。有些題材和人，我一直跟拍了十多年。
從 1984 年有了自己的相機後，我就開始拍老三了。當時沒想到以後會得到這麼多關注。1989 年，有些照片因無處存放，我就燒掉了，現在想想很是後悔。
2008 年，老三“招妻”的故事開始在《讀庫》上發表，隨後我收到了劉祥武的信，這個紀實影像專題延續到他身上，也是我沒有料到的。老三是個老實巴交、逆來順受的農民。劉祥武是個社會經驗較多、固執地按自己的價值觀和正義感生活的人，既憤世嫉俗，又渴望幸福安穩的家庭生活。
我一直希望能幫劉祥武改變現狀，甚至答應幫他找老婆，但是很難。2013 年 12 月 2 日，《西部招妻》完稿後，我又見到了他。不知他今後的路會怎樣。我會一直關注老三和他。我想在我死之前，看看這個社會能給他們的生活帶來多大的變化。
2001 年 6 月的一天，我在洛陽街頭拍攝時，看到幾個身背猴子的耍猴人在趕路，就對這群人產生了興趣，想拍攝他們的生活。我來到河南新野縣樊集鄉冀灣村，打聽耍猴人的事情，村民們卻對我這個拿著相機的外來人非常警惕，經常答非所問。直到一年後，我纔知道，20 世紀 80 年代初，人販子經常將一些川、皖等地的女子騙到這裡販賣，村裡一些人也買了女人來做媳婦，他們是怕有人來暗訪。此外，村裡的養猴人常被有關部門以“保護動物”為名查處和罰款。所以，他們對陌生人格外警惕。
經人介紹，我認識了鮑灣村猴場老板張雲堯，在他的引薦下，我纔得以進入這個江湖耍猴人的群體。我拍耍猴人老楊時，他起初不信任我，直到我和他從襄樊扒火車到成都，然後又扒回來，他纔開始跟我說心裡話。剛到成都時，下起大雨，老楊他們在高架橋下找了個干的地方，把塑料布打開鋪下，我們八個人在此過夜。為了我的安全，老楊他們睡覺時把我夾在中間。我的攝影包和相機裝在編織袋裡，枕在頭下。
一路上，我都是和老楊一起喫飯。扒火車時，本來我有機會到車廂裡睡覺，但是沒去，留下來和老楊他們睡在敞篷車廂裡。在老楊家裡的時候，他跟我說晚上別走了，我就跟他們一起睡地鋪，老楊覺得很有面子。老楊兒子結婚時，我專程去參加婚禮，送的禮也不薄。現在老楊有什麼事都來和我商量。
老楊家裡，也有著和老三、劉祥武類似的故事。老楊的媳婦是買來的，18 歲時就被賣到這裡。四川省公安廳的人曾來當地解救過一批被拐婦女，老楊的媳婦當時抱著半歲的孩子，後決定留下。
2001 年，《現代攝影》雜志的創辦人李媚老師到河南來選圖片，我打車帶了 50 斤底片給她看。兩天後，她告訴我：“你拍攝的是《中國國家地理》風格。”沒想到，兩年後，我進入了中國國家地理雜志社，成為圖片編輯和攝影師。
到《中國國家地理》之前，我的攝影作品屬於紀實攝影，更傾向於情感表達。《中國國家地理》更多的是人文地理攝影，更偏重於報道發現，但和我的紀實攝影也有很大的關聯性。我的鏡頭開始遍及大江南北，每到一處，我不僅僅是拍風光，更多的是拍攝當地人的生存狀態。《中國國家地理》給了我一個更廣闊的平臺。
中國正處於大變革時期，有拍不完的題材，有許多正在產生、正在消失的事物。有一次，我要拍一個吸毒女，怎麼談都談不成。當時有朋友給我出主意，說隻要拿杜冷丁放在旁邊，過一會兒吸毒女就忍不住了，要拍什麼都會答應。我說那可不行，那就是誘導人家了。美國有個女攝影師在印度拍妓女，一開始那些妓女罵她，往她身上潑髒水。她還是堅持拍，跪在妓女的對面，妓女們覺得她們是平等的。三年後，這個攝影師走的時候，整街的妓女都來給她送行。
2009 年，為拍攝《家當》繫列作品，我來到西藏墨脫縣，在珞巴族人的村子裡拍攝時，小腿被一條狗猛咬了一口，頓時鮮血直流。如果 24 小時內打不上狂犬疫苗，就有生命危險。解放軍駐藏某部帶著疫苗往墨脫趕，同時這邊也叫了一輛車準備送我出去，隻有這樣，雙方纔能在有效時間內對接上。沒有公路，送疫苗的車隻能走石子路進來，這時偏偏又下起了雨，而接我的車也要兩小時後纔能到。我躺在村衛生室的床上，腦子裡突然閃過了死亡的念頭。我問自己：“我值得為此而死嗎？今天會不會是我拍下後一張照片的日子？”
包扎好傷口後，我離開衛生室，繼續拍攝《家當》。村裡的干部不解地問：“你真不要命了嗎？”
當然，後化險為夷。
我從事攝影已經快 30 年了。在這近 30 年裡，我的鏡頭從來沒有說謊。
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通過一個很小的視角去表現社會。現在回頭看我當年拍攝的作品，就像看到自己孩子的成長過程，這種心情是很微妙的。雖然攝影創作是艱苦的，但我從未感覺到精神上的疲倦。
我喜歡這樣的職業生活。謝謝柴靜、楊錦麟、張立憲這些朋友的陪伴，還有我的同事們的鼓勵。尤其要感謝家人默默的支持。
如果有一天我老了，我想從事攝影教育工作。我還想把我收藏的那些有價值的照片捐獻給社會，讓更多人了解攝影，了解我們這個社會的發展過程。我感覺這些工作也是很美好的，我會逐一去實現。
馬宏傑
2014 年春於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