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的小石灣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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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三章301

寂寞的小石灣

一

前些時看到一份資料，說抗清英墓在江陰小石灣。

我一直認為，如果要在明末清初的鐵血舞臺上推舉出幾個慷慨赴死的大忠臣，大凡有點歷史知識的都能隨口說出幾個來；但如果要推舉的是集忠臣良將於一身的人物，恐怕就不那麼容易了，便可以算是一個。偏偏歷史對他一直吝嗇得很，雖然中華英烈燦若繁星，這位小小的典史卻一直隻能出現在江陰的地方志上。這種遺之青史的不公平，常使我扼腕嘆息。

世界上不公平的事太多了，嘆息也沒用，且到小石灣找閻典史去。

小石灣依偎在要塞古炮臺下。在這個升平年頭，又正值落日黃昏，一切都寂寞在夕陽的餘暉裡。衰草寒煙中，墳堆倒有不少，而且大多修葺得很講究，但細細找過去，那些“先考”“先妣”皆名諱鑿鑿，始終沒有發現一塊屬於“典史閻公”的小石碑。問一位搞文物的老先生，說，當不屈被殺之後，一位鄉民把他從死人堆中背出來，偷偷葬在這裡。兵荒馬亂，又加月黑風高，自然沒有留下標記，到底是哪座墳，搞不清了。

我無言，說不清心裡是一種什麼滋味。

二

一個小小的典史，按今天的說法，最多不過相當於一個正科級的縣公安局局長。在那個民族危亡之秋，率義民拒二十四萬清軍於城下，孤城碧血八十一天，使清軍鐵騎連折三王十八將，死七萬五千餘人。城破之日，義民無一降者，百姓幸存者僅老幼五十三口。如此石破天驚的壯舉，在黯淡而柔靡的晚明夕照圖中，無疑是最富於力度和光彩的一筆。

然而，江陰城沸沸揚揚的鮮血和吶喊，在史家筆下卻消融得了無痕跡，洋洋大觀的《明史》和《清史稿》對此竟不著一字。倒是有一個在江蘇巡撫宋犖門下當幕僚的小文人，於清苦寂寥中，推開遵命為主人編選的《詩鈔》，洋洋灑灑地寫下了一篇《閻典史記》。他叫邵長蘅，江蘇武進人氏，武進是江陰的近鄰率眾抗清時，邵長蘅十歲左右，因此，他的記載應該是史筆。

“當是時，守土吏或降或走，或閉門旅拒，攻之輒撥；速者功在漏刻，遲不過旬日，自京口以南，一月間下名城大縣以百計。”這是邵長蘅為江陰守城戰勾勒的一幅相當冷峻亦相當低調的背景圖。大局的糜爛，已經到了無可收拾的地步。那種望風而降的景觀，恐怕隻有借用歷史上一個巴蜀女人的兩句詩纔能形容：

十四萬人齊解甲，

更無一個是男兒。

川人嗜辣，詩也辣得嗆人，這個女人也是在亡國之後發出如許詛咒的。是的，腐朽的南明小朝廷已經沒有一點雄性的陽剛之氣了。

但史可法呢？這個鼎鼎大名的“忠烈公”，難道還不算奇男子、偉丈夫？

我們就來說說這個史忠烈公。

就在江陰守城戰兩個多月前，史可法以大學士領兵部尚書銜督師揚州，與清軍鐵騎隻周旋了數日便土崩瓦解。史可法固然以慷慨盡忠的民族氣節而名垂千古，但十萬大軍何以一觸即潰，當史閣部走向刑場時，難道不應該帶著幾許迷惘，幾許愧赧嗎？

給史可法立傳的全祖望比邵長蘅的名氣可要大得多，這位在清乾隆年間因文字獄獲罪幸而免死的大學者也確是文章高手。“順治二年乙酉四月，江都（即揚州）圍急，督師史忠烈公知勢不可為……”《梅花嶺記》一開始，作者就把文勢張揚得疾風驟雨一般，讓史可法在危如累卵的情勢中凜然登場。

“勢不可為”是客觀現實。正如後來“史公墓”前抱柱楹聯的上聯所述：“時局類殘棋楊柳城邊懸落日。”當時福王朱由崧昏聵荒淫，權奸馬士英、阮大鋮把持朝政，“文官三隻手，武官四隻腳”，上上下下都在肆意作踐著風雨飄搖的大明江山。驍勇強悍的八旗大軍挾帶著大漠雄風，一路勢如破竹，直薄揚州城下，而南明的各鎮兵馬又不聽史可法調度。從軍事上講，孤城揚州很難有所作為。

史可法登場了。他的第一個亮相不是在督師行轅裡謀劃軍事，也不是在堞樓城壕邊部署戰守，而是召集諸將，安排自己的後事。他希望有一個人在最後幫助他完成大節，也就是把他殺死，副將史德威“慨然任之”，史可法當即認為義子。又上書福王表明自己“與城為殉”的心跡，並當眾再三朗讀奏章，涕淚滿面，部將無不為之動容。最後遺言母親與妻子：“吾死，當葬於太祖高皇帝之側；或其不能，則梅花嶺可也。”

這就是說，仗還沒有打，自己就先想著怎麼個死法，如何全節。這如果是作為激勵將士拼死決戰的手段，本也無可非議，中國戰爭史上諸如破釜沉舟或抬著棺材上陣的先例都是很有光彩的。但史可法給人的隻是無可奈何的莊嚴。兵臨城下，將至壕邊，他想得更多的不是怎樣把仗打好，而是如何完成自己最後的造型。當年隋煬帝在揚州攬鏡自嘆：“好頭頸，誰當斲之！”那是末日暴君的悲哀。而史可法是統率十萬大軍的督師輔臣，不管怎麼說，十萬人手裡拿的並非燒火棍，即使“勢不可為”，也要張飛殺嶽飛，殺個滿天飛。說一句大白話：打不過，也要嚇他一跳；再說一句大白話：臨死找個墊背的，殺一個夠本，殺兩個賺一個。

可惜史可法不會說這些粗陋的大白話，他太知書識禮，也太珍惜忠臣烈士的光環，他那種對千秋名節純理性的憧憬，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他對眼前刀兵之爭的創造性謀劃。可以想像，統帥部的悲觀情緒將如何軟化著十萬大軍的脊梁。這支本已惶惶如驚弓之鳥的御林軍，無疑將更加沉重地籠罩在一片失敗的陰影之中。

到了這種地步，戰爭的結局隻是個儀式問題了。

儀式或遲或早總要走過場的，接下來是清兵攻城，幾乎一蹴而就，史稱的所謂“揚州十日”，其實真正的攻守戰隻有一天。史可法既沒有把敵人“嚇一跳”，也沒有能“臨死找個墊背的”，古城揚州的尸山血海，不是由於慘烈的兩軍決鬥，而是由於八旗將士野蠻而瀟灑的殺人表演。弄到後來，連史可法本人苦心安排的全節，也得靠敵人來成全他，“二十五日，城陷，忠烈撥刀自裁，諸將果爭前抱持之，忠烈大呼德威，德威流涕不能執刀”，終於被俘。清豫王多鐸勸降不成，冷笑道：“既為忠臣，當殺之，以全其節。”史可法遂死。

平心而論，史可法不是軍事家，這年（1628年）的進士，其實隻是個文弱的儒生。儒家歷來信奉的是“修、齊、治、平”之道，這中間，“修身”是第一位的。史可法個人的品德修養毋庸置疑，一個頗有說服力的例證是，他年過四十而無子，妻子勸他納妾，可法嘆息道：“王事方殷，敢為兒女計乎？”終於不納。這樣潔身自好的君子，在那個時代的士大夫中相當難能可貴。若是太平歲月，讓這樣的人經綸國事自然沒有問題，但偏偏他又生逢亂世，要讓他去督師征伐，這就有點勉為其難了。在浩浩狼煙和刀光鐵血面前，他那點孱弱的文化人格隻能歸結於滅寂和蒼涼，歸結於一場酸楚的祭奠和無可奈何的悲劇性體驗。

在這裡，我得說到一樁政治文化史上的逸聞。就在清軍兵臨揚州城下的幾個月前，清攝政王多爾袞曾致書史可法勸降，史可法有一封回信，這封海內爭傳的《復多爾袞書》雄文勁彩，寫得相當漂亮，今天我們捧讀時，仍舊會感到那種澎湃湧動的凜然正氣。可以想見，當初作者在起草回信時，必定是相當投入的。那大抵是一個夜晚——“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這樣的境界自然是沒說的，多少文人曾把揚州的月色塗抹成傳世佳句；或細雨淒迷，間離了塵世的喧囂，將督師行轅浸潤在寧定和寂寥之中，這也是寫文章的理想氛圍。當然，遠處的城樓上會不時傳來軍士巡夜的刁鬥聲；而在北方的驛道上，快馬正傳送著十萬火急的塘報，那急遽的馬蹄聲不僅使夜色驚悸不安，也足以使一個末日的王朝瑟瑟顫抖。但這些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篇文章。此刻，史可法的文化人格揮灑得淋漓盡致。吟讀之餘，他或許會想到歷史上的一些事情，古往今來的不少好文章都是兩軍決戰前“羽檄交馳”的產物。首先是那位叫陳琳的揚州人，他替袁紹起草的《討曹操檄》使曹操為之出了一身冷汗，久治無效的頭風也因此大愈。丘遲致陳伯之的勸降書寫得那樣文采瑰麗，把政治誘導和山水人情交融得那樣得體，“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誰能相信這樣清新明麗的句子會出現在冰冷的勸降書中呢？“初唐四傑”之一的駱賓王更不愧是大纔子，他的那篇《討武曌檄》，連被罵的武則天看了也拍案叫絕，驚嘆不已。這些千古佳話，史可法此刻大概不會想不到，因此，他很看重這篇署名文章。事實上，就憑這一篇《復多爾袞書》，後人就完全有理由認定他是一位文章高手，而忘卻他是南明弘光朝的兵部尚書、節制江北四鎮的督師輔臣。

說史可法很看重這篇文章，還有一個頗有意思的旁證。據說史可法對自己的書法不甚滿意，便四處征求書家高手執筆謄寫。當時，書法家韓默正好在揚州，便到軍門應召。關於韓默其人，我知道得很少，但從史可法對他的賞識來看，大概檔次是不低的。韓默筆走龍蛇時，史可法和諸將都在一旁觀摩，隻見那素箋上氣韻飛動，從頭到尾一筆不苟，雖微小到一點一畫，也不離“二王”的筆法。書畢，史可法贊賞再三，這纔令快馬送出。

今天我們很難猜測史可法站在督師行轅的臺階上，目送快馬遠去時的心態。對國事的惆悵？對明王朝的孤忠？對江北四鎮防務的憂慮？實在說不準。但有一點大概是可以肯定的，即對剛剛發出的這封復書的幾許得意。中國的文化人總是把文章的力量誇張到十分了得，似乎一篇檄文就可以讓人家退避三舍，最典型的莫過於李白表演的“醉草嚇蠻書”，憑半壺水的洋文便震懾住了覬覦唐帝國版圖的番邦。《西廂記》的作者王實甫說，“筆尖兒敢橫掃五千人”，牛皮吹得還不算大。詩聖杜甫就有點豁邊了，“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一支舞文弄墨的纖纖之筆，簡直有如上帝的魔杖。既然文章有這樣無所不能的造化之功，人們便生生世世地重視考究起來，斟酌推敲起來，咬文嚼字起來，好像一字一詞的差異，就真能演化出天壤之別的大結局來。北宋末年，靖康城陷議和，趙桓（欽宗）遞降表，文中有“上皇負罪以播遷，微臣捐軀而聽命”之句，金將粘罕不滿意，一定要叫易“負罪”二字為“失德”。討價還價不得，戰敗者隻好屈從。其實，“負罪”也罷，“失德”也罷，都改變不了戰場上的事實。不久，趙桓父子全被敵人擄去，算是給用字之爭下了一道注腳。

史可法給多爾袞復書大約是弘光甲申秋月，半年以後，清兵大舉南下，揚州城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