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1898年11月22日—1948年8月12日），原名自華，號實秋 ，後改名自清，字佩弦。原籍浙江紹興，出生於江蘇省東海縣（今連雲港市東海縣平明鎮），後隨父定居揚州。中國現代散文家、詩人、學者、民主戰士。 1916年中學畢業後成功考入北京大學預科。1919年開始發表詩歌。1921年，加入文學研究會，成為“為人生”代表作家。1922年，與葉聖陶等創辦了我國新文學史上第一個詩刊——《詩》月刊，倡導新詩。次年，發表長詩《毀滅》，引起當時詩壇廣泛注意，繼而寫《槳聲燈影裡的秦淮河》，被譽為“白話美術文的模範”。1924年，詩文集《蹤跡》出版。1925年，應清華大學之聘，任中文繫教授。創作由詩歌轉向散文，同時致力於古典文學研究。1928年，第一部散文集《背影》出版。 1930年，代理清華大學中文繫主任。次年，留學英國，並漫遊歐洲數國，著有《歐遊雜記》《倫敦雜記》。1932年回國。抗日戰爭爆發後，隨校南遷，任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教授。1948年8月12日因胃穿孔病逝於北平，年僅50歲。 
所作《背影》《荷塘月色》等篇，為中國現代散文早期代表作，並有《朱自清全集》出版。

陳武，江蘇東海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江蘇省作家協會理事，一級作家。長、中、短篇小說在《人民文學》《中國作家》《作家》《十月》《鐘山》《花城》《天涯》等雜志發表，共計500餘萬字。多篇小說被《小說選刊》《小說月報》《中篇小說選刊》《中華文學選刊》《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作品與爭鳴》等選載。出版各類文學作品三十餘部。多次獲得紫金山文學獎、花果山文學獎等文學獎項。策劃了“紫金文庫”“回望汪曾祺”“名人與生活”“朱自清自編文集”“回望蕭紅”“回望巴金”等叢書。

序
西方文化的輸入改變了我們對“史”的意念，也改變了我們對“文學”的意念。我們有了文學史，並且將小說、詞曲都放進文學史裡，也就是放進“文”或“文學”裡；而曲的主要部分——劇曲，也作為戲劇討論，差不多得到與詩文平等的地位。我們有了王國維先生戲曲史》，這是我們的第一部文學專史或類別的文學史。新文學運動加強了新的文學意念的發展。小說的地位增高，我們有了魯迅先生的《中國小說史略》。詞曲差不多升到了詩裡，我們有劉毓盤先生的《詞史》，雖然隻是講義，而且並未完成，還有王易先生的《詞曲史》。民間的歌謠和故事也升到了文學裡，“變文”和彈詞等也跟著升，於是乎有鄭振鐸先生的《中國俗文學史》。這裡特別要提出的是，在中國的文學批評稱為“詩文評”的，也升了格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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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的一類。陳中凡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僅後戲曲史》，但到郭紹虞先生的那一本出來，纔引起一般的注意，雖然那還隻是上卷書。
從目錄學上看，俗文學或民間文學的歌謠部分雖然因為用作樂歌，早得著錄，但別的部分卻不登大雅之堂。詞曲發展得晚，著錄得也晚。小說發展雖早，從前隻附在子、史兩部裡，我們所謂小說的小說，到明代纔見著錄。詩文評的繫統的著作，我們有《詩品》和《文心雕龍》，都作於梁代。可是一向隻附在“總集”類的末尾，宋代纔另立“文史”類來容納這些書。這“文史”類後來演變為“詩文評”類。著錄表示有地位，自成一類表示有獨立的地位；這反映著各類文學本身如何發展，並如何獲得一般的承認。
一類文學獲得一般的承認，卻還未必獲得與別類文學一般的平等的地位。小說、詞曲、詩文評，在我們的傳統裡，地位都在詩文之下，俗文學除一部分古歌謠歸入詩裡以外，可以說是沒有地位。西方文化輸入了新的文學意念，加上新文學的創作，小說、詞曲、詩文評，纔得升了格，跟詩歌和散文平等，都成了正統文學。但俗文學還隻是“俗”文學；雖是“文學”，還不能放進正統裡。所謂詞曲的平等地位，得分開來看。戲曲是歌劇，屬於戲劇類，與話劇平分天下。詞和散曲可以說是詩類，但就史的發展論，範圍跟影響都遠不如五七言詩，所以還隻能附在詩裡；不過從“詩餘”“詞餘”而成為“詩”，從餘位升到了正位，確是真的。詩文評雖然極少有完整的著作，但從本質上看，自然是文學批評。前些年蘇雪林女士曾著專文討論，結論是正的。現在似乎都承認了詩文評即文學批評的獨立的平等的地位。
文學史的發展一面跟著一般史學的發展，一面也跟著文學的發展。這些年來我們的史學進步很快，文學也有了新的成長，文學史確是改變了面目。但是光改變面目是不夠的，我們要有新的血和肉。這需要大家長期的不斷的努力。一般的文學史如此，類別的文學史更是如此。而文學批評史似乎尤其難。一則一般人往往有種成見，以為無創作纔的纔去做批評工作，批評隻是二流貨色，因此有些人不願意研究它。二則我們的詩文評斷片的多，成形的少，不容易下手。三則我們的現代文學裡批評一類也還沒有發展，在各類文學中它是最落後的。現在固然有些人願意去試寫中國文學批評史，但有更多人願意分頭來搜集材料，尋出各個批評的意念如何發生，如何演變——尋出它們的史跡。這個得認真地、仔細地考辨，一個字不放松，像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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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家考辨經史子書。這是從小處下手。希望努力的結果可以闡明批評的價值，化除一般人的成見，並堅強它那新獲得的地位。
詩文評的專書裡包含著作品和作家的批評，文體的史的發展，以及一般的理論，也包含著一些軼事異聞。這固然得費一番爬梳剔抉的工夫。專書以外，經史子集裡還有許多，即使不更多，詩文評的材料，直接的或間接的。前者如“詩言志”“思無邪”“辭，達而已矣”“修辭立其誠”；後者如《莊子》裡“神”的意念和《孟子》裡“氣”的意念。這些纔是我們的詩文評的源頭，從此江、淮、河、漢流貫我們整個文學批評史。至於選集、別集的序跋和評語，別集裡的序跋、書牘、傳志，甚至評點書，還有《三國志》《世說新語》《文選》諸注裡，以及小說、筆記裡，也都五光十色，層出不窮。這種種是取不盡、用不竭的，人手越多越有意思。隻要不掉以輕心，謹嚴地考證、辨析，總會有結果的。
我們的文學批評似乎始於論詩，其次論“辭”，是在春秋及戰國時代。論詩是論外交“賦詩”，“賦詩”是歌唱入樂的詩。論“辭”是論外交辭命或行政法令。兩者的作用都在政教。從論“辭”到論“文”還有一段曲折的歷史，這裡姑且不談；隻談詩論。“詩言志”是開山的綱領，接著是漢代提出的“詩教”。漢代將“六藝”的教化相提並論，稱為“六學”；而流行最廣的是“詩教”。這時候早已不歌唱詩，隻誦讀詩。“詩教”是就讀詩而論，作用顯然也在政教。這時候“詩言志”“詩教”兩個綱領都在告訴人如何理解詩，如何受用詩。但詩是不容易理解的。孟子說過論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確也說過知人論世。毛公釋“興詩”，似乎根據前者，後來稱為“比興”；鄭玄作《詩譜》，論“正變”，顯然根據後者。這些是方法論，是那兩個綱領的細目，歸結自然都在政教。
這四條詩論，四個批評的意念，兩千年來都經過多多少少的演變。現代有人用“言志”和“載道”標明中國文學的主流，說這兩個主流的起伏造成了中國文學史。“言志”的本義原跟“載道”差不多，兩者並不衝突；現時卻變得和“載道”對立起來。“詩教”原是“溫柔敦厚”，宋人又以“無邪”為“詩教”；這卻不相反而相成。“比興”的解釋向來紛無定論；可以注意的是這個意念漸漸由方法而變成了綱領。“正變”原隻論“風雅正變”，後來卻與“文變”說聯合起來，論到詩文體的正變；這其實是我們固有的“文學史”的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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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小書裡收的四篇論文，便是研究那四條詩論的史的發展的。這四條詩論，四個詞句，在各時代有許多不同的用例。書中便根據那些重要的用例試著解釋這四個詞句的本義跟變義，源頭和流派。但《比興》一篇卻隻能從《毛詩》下手，沒有追溯到最早的源頭；文中解釋“賦”“比”“興”的本義，也隻以關切《毛詩》的為主。“賦”“比”“興”原來大概是樂歌的名稱，和“風”“雅”“頌”一樣。這一層已經有人在研究，但跟文學批評無關，我們可以不論。《毛詩》的解釋跟作詩人之意相合與否，我們也不論。因為我們要解釋的是“比興”，不是詩。
本書原擬名為“詩論釋辭”，“辭”指詞句而言。後來因為書中四篇論文是一套，而以“詩言志”一個意念為中心，所以改為今名。《詩言志》篇跟《比興》篇是抗戰前寫的，曾分別登載於《語言與文學》和《清華學報》。《詩教》篇跟《正變》篇是近兩年中寫的。前者曾載《人文科學學報》；後者也給了《清華學報》，但這一期學報本身還未能印出。已發表的三篇都經過補充和修正，《詩言志》篇差不多重寫了一回，不過疏陋的地方必還不少，如承方家指教，深為感謝。

詩言志
（一）獻詩陳志
《今文尚書·堯典》記舜的話，命夔典樂，教冑子，又道：
詩言志a，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鄭玄注雲：
詩所以言人之志意也。永，長也，歌又所以
a 《史記·五帝本紀》改為“詩言意”。《禮記·檀弓》“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句鄭玄注：“志，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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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言詩之意。聲之曲折，又長言而為之。聲中律乃為和。a
這裡有兩件事：一是詩言志，二是詩樂不分家。《左傳·襄公二十七年》也有“詩以言志”的話。那是說“賦詩”的，而賦詩是合樂的b，也是詩樂不分家。據顧頡剛先生等考證，《堯典》最早也是戰國時纔有的書c。那麼，“詩言志”這句話也許從“詩以言志”那句話來d，但也許彼此是獨立的。
《說文》三上《言部》雲：
詩，志也。〔志發於言〕 e。從“言”，“寺”聲。
a 孔穎達《毛詩正義·詩譜序》“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句下引。
b 顧頡剛《論詩經所錄全為樂歌》，見《古史辨》卷三下六四八至六五○面。
c 《尚書研究講義》第一冊六十九頁，又第二冊十一頁。參看竺可楨：《論以歲差定尚書堯典四仲中星之年代》（《科學》十一卷十二期），顧頡剛《從地理上證今本堯典為漢人作》（《禹貢》半月刊二卷五期）及張清常：《周末的樂器分類法》的《結論》（《人文科學學報》一卷一期）。
d 我相信《左傳》是“晚周人做的歷史”，但不相信是劉歆等改編的。
e 今本無此四字，楊遇夫先生據《韻會》引《說文》補入，見他的《釋詩》一文中。
古文作“”，從“言”，“”聲。楊遇夫先生（樹達）在《釋詩》一文裡說：“‘志’字從‘心’，‘’聲，‘寺’字亦從‘’聲。‘’‘志’‘寺’古音蓋無二。……其以‘’為‘志’，或以‘寺’為‘志’，音近假借耳。”又據《左傳·昭公十六年》韓宣子“賦不出鄭志”的話，說“鄭志”即“鄭詩”：因而以為“古‘詩’‘志’二文同用，故許（慎）徑以‘志’釋‘詩’”a。聞一多先生在《歌與詩》裡更進一步說道：
志字從“”，卜辭“”作“”，從“止”下“一”，像人足停止在地上，所以“”本訓停止。……“志”從“”從“心”，本義是停止在心上。停在心上亦可說是藏在心裡。
他說：“志有三個意義：一、記憶；二、記錄；三、懷抱。”從這裡出發，他證明了“志與詩原來是一個字”b。但是到了“詩言志”和“詩以言志”這兩句話，“志”已經
a楊樹達：《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卷一，二一至二二頁。
b 《歌與詩》，《中央日報》昆明版《平明》副刊，民國二十八年六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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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懷抱”了。《左傳·昭公二十五年》雲：
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鬥。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長久。’”
孔穎達《正義》說：“此六志《禮記》謂之‘六情’。在己為情，情動為志，情、志一也。”漢人又以“意”為“志”，又說志是“心所念慮”“心意所趣向”，又說是“詩人志所欲之事”a。情和意都指懷抱而言；但看子產的話跟子太叔的口氣，這種志、這種懷抱是與“禮”分不開的，也就是與政治、教化分不開的。
a 分見《孟子·公孫丑》篇“夫志，氣之帥也”趙岐注，《禮記·學記》“一年視離經辨志”鄭玄注，《孟子·萬章上》“不以辭害志”趙岐注。
“言志”這詞組兩見於《論語》中。《公冶長》篇雲：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裘與朋友共a，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先進》篇記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各言其志”，語更詳。兩處所記“言志”，非關修身，即關治國，可正是發抒懷抱。還有，《禮記·檀弓》篇記晉世子申生被驪姬讒害，他兄弟重耳向他道：“子蓋（盍）言子之志於公乎？”鄭玄注：“重耳欲使言見譖之意。”這也是教他陳訴懷抱。這裡申生陳訴懷抱，一面關繫自己的窮通，一面關繫國家的治亂。可是他不願意陳訴，他自己是死了，晉國也跟著亂起來。這種志、這種懷抱，其實是與政教分不開的。
《詩經》裡說到作詩的有十二處：
a 通行本作“衣輕裘”《校勘記》刪“輕”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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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維是褊心，是以為刺。（《魏風·葛屨》）
二、夫也不良，歌以訊之。（《陳風·墓門》）
三、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小雅·四牡》）
四、家父作誦，以究王讻。（《小雅·節南山》）
五、作此好歌，以極反側。（《小雅·何人斯》）
六、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小雅·巷伯》）
七、君子作歌，維以告哀。（《小雅·四月》）
八、矢詩不多，維以遂歌。（《大雅·卷阿》）
九、王欲玉女，是用大諫。（《大雅·民勞》）
十、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大雅·桑柔》）
十一、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大雅·嵩高》）
十二、吉甫作誦，穆如清風。
（《大雅·烝民》）
這裡明用“作”字的八處，其餘也都含有“作”字意。
（一）最顯，不必再說。（二）《傳》雲：“訊，告也。”《箋》雲：“歌謂作此詩也。既作，可使工歌之，是謂之告。”《經典釋文》引《韓詩》：“訊，也。”《說文·言部》:“數諫也。”段玉裁雲:“謂數其失而諫之。凡譏‘刺’字當用此。”
（八）《傳》雲:“不多，多也。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遂為工師之歌焉。”（九）《箋》雲:“玉者，君子比德焉。王乎，我欲令女（汝）如玉然。故作是詩，用大諫正女（汝）。”a
這些詩的作意不外乎諷與頌，詩文裡說得明白。像“以為刺”“以訊之”“以究王讻”“以極反側”“用大諫”，顯言諷諫，一望而知。《四牡》篇的“‘將母’來諗”，《箋》雲：“諗，告也b。……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於君也。”與《巷伯》的“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四月》的“維以告哀”，都是自述苦情，欲因歌唱以告於在上位的人，也該算在諷一類裡。《桑柔》的“雖曰‘匪予’，既作爾歌”，《箋》雲：“女（汝）雖抵距，已言‘此政非
a 上引敘作詩的句子都在篇末。《大雅·板》篇首章之末，也有“是用大諫”句，或也是敘全詩造作因由的。
b 《說文·言部》：“諗，深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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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為’，我已作女（汝）所行之歌，女（汝）當受之而無悔。”那麼，也是諷了。為頌美而作的，隻有《卷阿》篇的陳詩以“遂歌”，和尹吉甫的兩“誦”。《卷阿傳》說“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陳志”就是“言志”。因為是“獻詩”或贈詩（如《嵩高》《烝民》），所以“言志”不出乎諷與頌，而諷比頌多。
《國語·周語》上記厲王“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邵公諫道：
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晉語六》趙文子冠，見範文子，範文子說：
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吾聞古之言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兜（惑也）；風（采也）聽臚（傳也）言於市，辨祅祥於謠，考百事於朝，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先王疾是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