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言
《普魯斯特傳》中文版問世,我深感榮幸。衷心感謝給予我這份殊榮的北京大學出版社,感謝熟諳法國語言文化、對翻譯精益求精的譯者李鴻飛先生。
倘若在法國的長篇小說中選出“四大名著”,可列舉如下四部:克雷安·德·特洛亞的《朗斯洛》和“圓桌騎士繫列”、拉伯雷的《巨人傳》、德·拉法耶特夫人的《克萊芙王妃》和馬塞爾·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假如沒有體裁限制,恐怕還要加上蒙田、帕斯卡爾甚至夏多布裡昂的作品。
對中國讀者來說,普魯斯特的小說讀起來很困難嗎? 我想不會比法國讀者讀中國小說更困難。實際上,中國的四大名著或“奇書”與《追憶似水年華》確有某些相似之處,它們都是對某個已逝社會的風習的描繪,從這個意義上說,蓋爾芒特家族和我們之間的距離,與《金瓶梅》所寫的朝代和我們的距離同樣遙遠。總之,我們讀這樣的書,既是為了尋找異代的陌生感,也是為了認識自己的所在。復活一個逝去的世界,就是普魯斯特和曹雪芹的願望。《追憶似水年華》的故事涉及三代人,比如主人公的外祖父母、父母和主人公本人,還有斯萬夫婦、希爾貝特、聖盧小姐。所以,在法國人看來,這完全可與曹雪芹的《紅樓夢》或老舍的《四世同堂》等量齊觀。
的確,兩次世界大戰,加之時間的流逝、經濟社會的變遷,徹底毀掉了蓋爾芒特家族的世界。像斯萬那樣憑年金生活並供養情婦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維爾迪蘭夫婦或聖德費爾特夫人經營的文學、社交、音樂沙龍,連同交際花們,也都煙消雲散。而我們的興趣所在,並非已經完全死去的社會本身,而是從中承繼而來的社會結構、模式、法則,它們至今仍在我們所處的社會、階層、群體中發揮作用,我們身邊仍有維爾迪蘭沙龍中的“領導”和薩尼埃特式的出氣筒。讀者應邀開啟一趟時間之旅,這同時也是一趟—為什麼不呢?—空間之旅。普魯斯特本人就是這樣做的,他在自己的時代,重新發現了聖西門公爵在《回憶錄》中描寫的路易十四時期宮廷園林景觀,他特別鐘愛公爵的人物描寫與文筆風格。
普魯斯特復制了類似的景觀。他還發現,聖西門的《回憶錄》彙集了他尤為津津樂道的軼聞掌故,而他自己—指出這一點是我作為傳記作者的任務—也把19世紀末各大沙龍裡流傳的奇聞逸事和機智談吐彙成一集。中國文學中也有同樣的例子。
另一個中國讀者可能特別敏感的方面,是普魯斯特把性活動置於整個生活的核心。《追憶似水年華》中的性描寫,在數量上雖遠遜於《金瓶梅》,但分量也很重,比如奧黛特與斯萬在馬車上的曖昧、《索多姆和戈摩爾》開頭夏呂斯與絮比安的邂逅、敘事者與阿爾貝蒂娜之間的親昵,等等。這些場面之所以重要,原因在於,正如《索多姆和戈摩爾》是整部小說和故事的核心,普魯斯特認為性是人的核心。夏呂斯男爵是小說的主要人物;同樣,《紅樓夢》中也有同性戀的描寫。中國有一部《海上花列傳》,普魯斯特寫的就是巴黎交際花拉謝爾和奧黛特的傳記。
不論是中國古典名著還是《追憶似水年華》,小說的背後都隱含著哲學。佛陀、孔子、笛卡爾、康德、柏格森,名字並不重要,也無關信仰或信念,重要的是對世界隱秘意義的詰問。集哲學、歷史和詩於一身,正是長篇小說體裁的力量所在。一部佳作,足以向我們揭示表像之下的某種深層意義。
我們對《追憶》手稿的收藏和研究,堪比中國學者對《紅樓夢》抄本的搜求。這兩部小說還有一個共同點:《紅樓夢》有多種抄本流傳,《追憶》留下大量不斷重寫的手稿,而且它們都處於未完成狀態。中國的幾部小說名著繫從民間故事逐步完善而來,普魯斯特的小說也是把記事本、練習簿上所寫的片段拼接連綴而成。區別在於,普魯斯特本人不斷地重寫自己的手稿。1907年所寫、2021年重新發現並出版的《七十五頁手稿》,原本就是為了更大規模地擴充小說而準備的。我寫的這部傳記,對上述創作過程給予了特別關注,這位作家憑一己之力再現了民間文學漫長的成書過程: 從自己講故事開始,逐步形成文字,再進行補充、擴展,*終組織成類似《水滸傳》的長篇巨制。普魯斯特的巨著劃分為七大卷,這與某些中國名著也有相似之處。
既然如此,傳記作者何為?傳記作者面臨的問題、所受的誘惑在於,他要講“講故事的人”的故事。我們一直疑惑《紅樓夢》的真正作者是誰,他是通過發掘自己的生活而講述眾多人物生活的作家,那麼我們要如何講述他的生平呢?我們想深入了解曹雪芹的生平而不可得,面對普魯斯特,我們則幸福得多,所以盡管有一些疑問懸而未決,我們仍希望這是一部內容連貫且完整的傳記。
我們既展示了普魯斯特的文學起點,包括環境、人物、家庭、朋友、愛情等要素,也重建了文字草稿擴充演變的過程,從而努力揭示從生活和社會出發開始寫作直至小說面世這一轉化蛻變的真正奧秘。許多傳記的寫作都源於某種遺憾、某種傷感:遺憾自己不是傳記要研究的作家,遺憾自己沒有生活在傳記所講述的時代,遺憾自己沒有寫出作為傳記核心內容的名作。所以我們想通過營造時間的流逝感來復活一個時代,把一個人和整個世界聯繫起來,把普魯斯特與我們聯繫起來。
這種傷感也是許多小說的源泉:作家以及傳記作者, 往往對已經逝去的往昔無法釋懷,或者意欲通過寫作達到釋懷的目的。曹雪芹如此,普魯斯特亦然,兩個人都在懷戀青春年代的如花少女。而傳記作者的傷感在於,他未能成為作為傳主的作家,沒有生活在那個時代。因此, 他的工作就是重建和復現。過去的收藏家們都隨身帶著便攜箱,裝載縮小了尺寸的瓷器藏品;那麼,我們這部傳記就是一隻便攜箱,裡面裝著這位大作家及其巨著的微縮版。
讓–伊夫·塔迪耶
2021年8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