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初，全世界的媒體整天隻關心一個問題，這個問題隻有五個字：普京在哪裡？弗拉基米爾·弗拉基米羅維奇·普京已經從公眾的視線中消失好幾天了。他取消了短期訪問哈薩克斯坦的原定計劃。還有更反常的：他甚至未出席俄羅斯聯邦安全局那周在莫斯科舉行的年度慶典。按照輿論推斷的思路，這隻能有一種解釋。這位總統在幾十年前是以間諜身份開始職業生涯的，如果他缺席了這樣一場家族慶典，顯然應當是發生了一些很不尋常的事情。問題隻是：發生了什麼呢？
首先流行的是謠言的善意版本。據說，普京傷風了，或感染了此時肆虐莫斯科的流感。但他的新聞發言人德米特裡·佩斯科夫一天到晚到處宣稱，因為烏克蘭危機，總統忙於處理各種要務，因此沒時間整天上電視。從此時開始，謠言進入了活躍的階段。弗拉基米爾·普京不上電視？克裡姆林宮可從來都不會放過任何一個展現國家領導人正面形像的機會。
佩斯科夫還說，普京握手的力氣跟從前一樣大，甚至能握斷對方的手指。那麼到這個時候，發生過什麼事情都是有可能的了。這種措辭是自葉利欽時代傳下來的廣為人知的套話，當這位前總統因身體不適或體內酒精含量過高而無法公開露面時，就給出這番言論。陳詞濫調，代表的不是什麼好消息。
究竟發生了什麼呢？中風？政變？造反？普京是被關進了克裡姆林宮的哪間地下室嗎？還是說整件事情都隻是一次聰明的炒作，以轉移公眾對政治和經濟危機的關注？
總統的一名前任顧問在博客中稱，總統是被強硬派推翻並軟禁起來了。幕後主使是俄羅斯的東正教會。電視上不久就會發表聲明——好的“克裡姆林宮之聲”——稱為了從上一年纏身的政務中恢復過來，普京要去休養一段時間，這本就是他應得的。有些人認為，這是一個明顯的跡像，說明關於接班人的鬥爭尚未決出勝負。
甚至有記者向白宮發言人提問，華盛頓是否知道普京藏身何處，或者貝拉克·奧巴馬是否獲悉了普京的失蹤事件，以免做出不可預知的反應。而惱火的發言人隻給出了一個不能讓人滿意的答復：緊跟美國總統的行蹤已經夠他忙的了，俄羅斯總統的事應該去問俄羅斯當局。
無論是在臉書、推特或其他什麼社交媒體上，陰謀論都在迅速滋長。也有一些本質上很單純的猜測。《新蘇黎世報》報道說，他的新任女友或妻子在瑞士生了個孩子，因此普京休了幾天假。我們在2015年春天所感受到的興奮是很典型的，一旦涉及普京就會如此。我們沒有一天不在報紙上讀到關於他的什麼消息，通常都不是好消息。如果很例外地不是什麼壞消息，那麼這位總統肯定又一次對自己評價過高或舉止不當了。他顯然不是這個時代的救世主，但無論如何他又是如此重要的人物，因此我們不得不寫他，而我們的政治家與他談話時無不氣得咬牙切齒。沒有任何其他外國政要會像弗拉基米爾·弗拉基米羅維奇·普京這樣頻繁地得到報道。然而，就像在蘇聯曾經發生過的：太多的捕風捉影。研究克裡姆林宮的學究們每天推出嶄新的理論，自己卻根本接觸不到權力圈。不得不說，這也挺不容易的。
對於自己在2015年3月的這次突然失蹤，弗拉基米爾·普京隻給出了一份乏味的聲明。“我得了重感冒，還發燒。因此纔回避了幾天。”幾周後，他在接受采訪時，針對他令人喫驚的失蹤問題如此回答道。“我明顯低估了人們對我個人的興趣。”他甚至顯然愉快地嘲諷道，“在所有關於我的猜測中，我喜歡在瑞士生孩子的那個——對於一個像我這麼大年紀的人來說，這絕不是糟糕的。”他清楚自己的影響力。他也很樂於利用它。對在有生之年再次改變自己在國外的形像，他早就不抱希望了。
普京是那種外國政治家，他們會比本國的政治領導層更多地出現在記者的鏡頭裡，而且絕不僅僅在德國是這樣。他在西方受到普遍的懷疑，被認為隻策劃一些邪惡的事情。德國媒體界的領軍者們多年來致力於研究普京，以便隨時揭示出，他或他的繼任者可能會變得更加惡劣。總而言之，從世界的這個角落裡傳不出什麼好消息。他們通常都忘了，普京可是被大多數俄羅斯人多次選上總統之位的。就算他們沒有忘記這一點，也經常會附加一句：俄羅斯的選舉結果普遍都是偽造的。俄羅斯的民意調查展現了另外一番景像：普京目前的國內支持率創下了超80%的紀錄。
換句話說：我們不僅僅是在傳弗拉基米爾·普京的八卦，這十幾年來，我們也在認真地探討他。有一定的規模，有爭議，並且像投影屏幕一樣不可替代。他就像一個老熟人，你完全無法想像他不在了的那一天，盡管始終有人要求他退位。
發生在烏克蘭的爭端使普京進一步成為邪惡的化身。烏克蘭衝突從一開始就是善與惡對抗的程式化故事，是民主的國際社會對抗俄羅斯霸權的險惡陰謀的故事。它是一種思想的延續，羅納德·裡根可能會宣稱自己擁有其版權，這位美國前總統1983年在一次宗教激進主義福音派信眾集會上，次給蘇聯蓋上了“邪惡帝國”的戳。
馬來西亞航空公司的MH17航班在烏克蘭東部上空被擊落之後，弗拉基米爾·普京在幾個月的時間裡化身為許多媒體口中有待推翻的黑暗時代的繼承人。心狠手辣，很不幸又聰明狡猾。他就是不願意停止作惡，雖然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竭盡全力與他對話。她經常與他對話。仿佛衝突在談話治療的層面就可以得到解決，而不是要通過政治利益的有力平衡。在西方媒體的報道中，普京的追求就是重建當年的蘇聯——以犧牲波羅的海諸國和波蘭為代價。它們看不到的是，這種情況是不可能的，因為這些國家早已是北約成員國，而根據《北大西洋公約》，這種嘗試將立即引發下一次世界大戰。
與此同時，歇斯底裡的情緒逐漸平息。烏克蘭竭盡全力，哪怕隻是近似地建立起民主環境，為實現這一點，許多媒體走到街壘旁，許多人犧牲了生命。而學者們越來越多地爭論，西方的崇高論調是否正確，這些論調將歐盟作為殖民國家俄羅斯在壓制自由方面的偉大對手來頌揚，宣稱這個沒落的帝國是不會放開烏克蘭的。
權力與意見
普京事件與烏克蘭也引發了一場關於媒體公信力的辯論。並非所有人都贊同報紙寫手與電視記者的觀點，認為俄羅斯是衝突的責任方。德國電視二臺（ZDF）和德國廣播電視聯合會（ARD）自危機伊始就被投訴所淹沒，這些投訴針對的是普京和烏克蘭報道中的片面性。這不是沒有原因的。德國廣播電視聯合會的節目審查委員會就其報道猛烈批評了自己的電視臺。由於這些投訴，審查員們甚至仔細研究了一繫列節目，並得出了類似的結論。他們在2014年6月指責說，德國廣播電視聯合會未加區分地、“有傾向性地”做了報道。審查員們還列出了一長串顯著的錯誤。節目制作者既沒有“探討北約東擴的戰略意圖”，也沒有仔細考察基輔政變過程中親歐派或“民族主義勢力，尤其是全烏克蘭自由聯盟”發揮的作用。德國廣播電視聯合會審查員們得出官方結論：“節目審查委員會基於考察得出結論，電視二臺關於烏克蘭危機的報道部分地給人以帶有偏見的印像，並有傾向性地針對俄羅斯與俄羅斯的立場。”
各大報刊也遇到了類似情況。《法蘭克福彙報》《時代報》《南德意志報》都收到了數以千計的批評性投訴。讀者稱，他們認為報紙的觀點失之偏頗，威脅要取消訂閱。然而，許多記者更懷疑其讀者群的判斷力而不是自己的報道。他們隻把自己越來越少的評論權，當作俄羅斯宣傳機構在德國強而有力的又一個證據。
主流媒體非常緩慢地認識到，插手這場辯論的並不隻有魔頭普京。媒體記者的闡釋權很久以前就被奪去了。“與愚蠢無知的政客之間的每日清算”改變了，正如弗蘭克—瓦爾特·施泰因邁爾2014年11月在一次關於政治與新聞之關繫的主題演講中所自負地批判的一樣。二者必須保持距離，要做到這一點，隻能“讓記者免於受到做政治家的誘惑。（……）他們不是對方。政治家不是記者，記者也不是政治家”。這位其實非常謹慎的外長在留言簿上還給媒體留了幾句話。“早晨在家翻看報紙評論的時候，我常有這種感覺：意見通道變得更寬了。”施泰因邁爾寫道，“我覺得記者心中的同儕壓力是相當大的。”
關於弗拉基米爾·普京的激烈討論大多也是出於政治正確的理由。這種政治正確誠然與許多因素有關，卻很少與對外交政策的分析考量相關。這是要用個人的信念去約束所有地方的所有人。絲毫不要去管那些麻煩的主次先後，而是要現在，馬上行動。尤其要遵循個人心中的生活方式指南：我今晚要在哪裡喫素食？我要穿什麼？為什麼弗拉基米爾·普京不允許同性婚姻在俄羅斯合法化呢？
我們與新俄羅斯的媒體關繫是一杯情緒化的、混雜著同情與想像的雞尾酒。蘇聯解體之後，德國記者們就滿懷著新鮮出爐的團結友愛炮制了數以千計的文章，其中充斥著善意的忠告與對誤入歧途的嚴厲警告。我們從未停止過為正確的行為打分，並且始終相信自己知道“失敗的國家”俄羅斯怎樣纔能繼續在通往西方的道路上前進。俄羅斯的政策制定看來隻是有條件地接受了德國改革教育學的介入。其前進的方向也並沒有談妥。這樣一來，關繫終結了，終結於沒有回報的感情總是會消逝之處，即互相失望之中。
德國對普京的俄羅斯長期抱有一種幻想，而這種幻想終導致了無望的期待。《時代報》的一名社論作者失望地寫道：“蘇聯終結之後，盛行著一種假設，即俄羅斯與歐洲持有相同的價值觀。”這樣想過的並不隻有他一個人。隻不過，這種“盛行”且看似無爭議的相同價值觀的假設是一廂情願的，與當時的社會現實並不相符。
蘇聯的完結並不是建立在東西方聯合起來、以西方人權為依據、為創造新俄羅斯人而努力的基礎之上的。蘇聯的解體是嚴重的經濟崩潰和官僚、權力精英無能的結果，它是可以預見的，也是可以避免的。是戈爾巴喬夫將蘇聯引上了末路—而不是德國的社論作者們。2008年，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在就抨擊俄羅斯這一問題致德國記者的一封公開信中就抱怨說：“仔細看看德國的出版洪流，你就很難擺脫這樣的印像，即這是一場有目的的征討，這一切都有同一個來源，它包含少數幾個論題（俄羅斯沒有民主、言論自由受到壓制、執行惡意能源政策、統治者在獨裁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等等）。”
相反，“俄羅斯人本身”跟我們倒是處得更好。畢竟人們希望，俄羅斯人民還是願意學習的，盡管在許多記者看來，這些人不知道怎樣擺脫他們的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隻得一次次地選他上臺。
那麼，弗拉基米爾·普京是誰？是什麼影響了他，塑造了他？這本書就要走近弗拉基米爾·弗拉基米羅維奇·普京的世界。這既不是一篇學術論文，也不會追求一應俱全。我是2010年1月於莫斯科在關於能源問題的一次采訪中次遇到這位俄羅斯總統的。那時他剛結束第二與第三個總統任期之間的總理任期，因為俄羅斯憲法隻允許連續擔任兩屆總統。他接受了如下條件，在2012年德國電視臺播放這部紀錄片之前，他不會審查它，也不會審查我們在幾個月的拍攝期內進行的采訪。這個規定也適用於這本書。為德國廣播電視聯合會制作的這部紀錄片《我，普京——一幅肖像》是我們後來定期在莫斯科、索契、聖彼得堡、符拉迪沃斯托克，也包括其他國家的城市舉行會議和討論的起點。這部紀錄片是我與俄羅斯總統的關繫的開始。政治家與記者之間的貨幣是由信息與信任鑄造的。隻有得到雙方嚴肅對待，它纔會正常流通。抨擊政治家很流行，但很少能帶來什麼知識。政治與媒體的運作方式是非常相似的。政治家試圖利用記者，記者也想利用政治家。這在柏林與在華盛頓或莫斯科是完全相同的，即使這些政治家叫默克爾、奧巴馬或普京。關鍵是公開性，它是這兩種職業的行為準則。
接近是獲得信息的先決條件，這些信息應該能夠透過現像直達本質。其餘的交由寫作者處理。除了普京之外，我還在莫斯科與他的許多同路人談過話，還有柏林、布魯塞爾和華盛頓的政治家。有些人完全不介意自己的話被引用，也有些人不願意被提到名字。這也是職業的一部分。如同他的西方同僚一樣，作為政治家的弗拉基米爾·普京幾乎接受任何對他有用的角色扮演。不過他仍堅守職責與私人生活之間的區別。出於自我保護，也出於保護家人的目的。沒有家庭故事，沒有花哨浮誇的逸事，也沒有關於私人關繫的花邊新聞。“媒體對我感興趣，因為我是政治家，是俄羅斯總統。”他解釋道，“我的女兒們沒有政治職務，我的私人關繫也與政治問題無關，那是我的私事。”我堅守住了這一點，因為我贊同這樣的觀點。
隻談政治。政治是由歷史決定的，是由一個國家的具體利益與集體經驗決定的—當然也是由時事驅動的。2014年馬來西亞航空公司MH17航班在烏克蘭東部被擊落尤其表明，東西方之間的關繫降到了冰點以下。無論是在弗拉基米爾·普京，還是在貝拉克·奧巴馬或安格拉·默克爾看來，情況都是如此。每個國家都根據自己的歷史編寫出自己的故事。如果俄羅斯總統根據個人喜好進行決策，不顧俄羅斯歷史、國內衝突和全球權力鬥爭，他不會在職位上堅持15年。
他人生中的重要階段平行於他國家的斷層線。他的童年是在聖彼得堡度過的，恰逢一個穩定的、蘇維埃式的正常時代。蘇聯解體時，這名駐外特工剛剛結束了在德累斯頓的五年服務期，作為法學家在家鄉的政府部門回歸平民生活。作為克裡姆林宮管理部門的公務員，他在幾年後目睹了國家秩序的衰變，並很快了解了權力機器在混亂的葉利欽時代是如何運轉的。
從那時起，他一直試圖以總統身份為他的國家重建已經支離破碎的自信心，並且是依據他們自己的歷史與經驗，從沙俄帝國到曾經的蘇聯再到東正教會的經驗——無論西方喜歡不喜歡。對普京而言，北約自1999年以來向俄羅斯邊境方向的擴張是有意擴大冷戰時期的戰區——再加上華盛頓與柏林不斷發出勸告，它們也想要俄羅斯接受它們的政治理念。
這本書將展現相互競爭的各方之間的利益關繫，展現真正的弗拉基米爾·普京視角，按照我們會面時他表現出的樣子。這是一段公開對抗的歷史，它在2014年暫時達到了高潮。俄羅斯將2014年2月的索契鼕奧會作為一件國家大事來慶祝，而與此同時在基輔，經過俄羅斯與西方的多年拉鋸戰之後，示威者們從獨立廣場出發推翻了政府。弗拉基米爾·普京對此的回應是吞並克裡米亞。曾經的強權政治家亨利·基辛格斷言道：“對普京的妖魔化不是一種戰略，而是為缺乏戰略找的一個借口。”而這個借口同時也是一件武器，這正是本書所要討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