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編盛世的序幕1章三楊生平3

節三楊其人4

第二節三楊的政治理念16

第三節互補的三楊28第二章新機構的醞釀與發展33

節新機構的誕生34

第二節閣臣：皇帝的智囊團51第三章舊朝與新朝61

節變異的宗藩制度62

第二節新朝的政治構成66



中編開拓盛世77第四章君臣同心79

節三楊與太子朱高熾的關繫80

第二節三楊的帝師經歷91

第三節三楊與皇室內部問題101第五章三楊的政治角色扮演107

節三楊與永樂政局108

第二節三楊與仁宣政局114



下編盛世的落幕149第六章三楊聯盟的危機151

節帝王的御臣之術152

第二節內閣與部院的矛盾165

第三節三楊的內部分歧173

第四節宦官權力的提升175第七章三楊謝幕179

節少年帝王明英宗180

第二節三楊的無奈與妥協197附錄三楊年表209延伸閱讀書目235後記237 

傳統中國行政結構是一個垂直結構，統治者是皇帝，他順承天意統治天下、統治萬民。面對龐大的領土與紛雜的事務，皇帝一人實難處理，於是便要設官輔佐。文武群臣中為重要、權力也的便是相。在漫長的發展演變過程中，相逐漸成為外廷百官之首，是政府首腦，與皇權產生了“離心”。歷史上確有擅權、禍國殃民的相，但也有力挽狂瀾、針砭時弊、對國家發展起到巨大作用的相。統治者不能離開相的輔佐，故而設有相，但從漢武帝開始，又在不斷限制相的權力，於是乎，皇權與相權的矛盾一直存在，直至明朝。

鋻於皇權與相權的矛盾，擁有權力的明太祖廢除丞相，並下旨後世子孫不得設立丞相，如有朝臣奏請，則“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後，直至明亡，明朝統治者再沒有復設丞相一職。但凡對《明史》有所了解的人，大概都知道“明稱賢相，必首三楊”這一說法。既然沒有丞相，那為何又有“賢相”之稱呢？“三楊”又是指代誰呢？是否是《明史》編纂者的失誤呢？答案顯然不是。出現這一局面，與明朝內閣制度有密切關繫，也與明朝官員內心對相的留戀與追憶有關。

明太祖廢除丞相後，一個棘手問題隨之出現：在皇帝與六部等行政機構之間，形成了權力真空，外廷沒有了丞相這一決策機構，六部隻是執行機構，秉承皇帝旨意辦事。進一步地說，明朝皇帝集國家首腦與政府首腦為一體，故而國家各種事宜都必須由其躬親為之，否則朝政無法有效運轉，甚至會癱瘓，此種情形萬歷朝為常見。明神宗怠政，不視朝、不批閱奏折，以至於機構完全停擺。史載，僅僅在八天之內，明璋收到一千六百六十六件公文，共計三千三百九十一件事，平均每天要批閱兩百份文件，處理四百件事情。這對於帝王是非常嚴峻的考驗。可見，廢除丞相之後，憑皇帝一己之力是不可能處理如此多的朝事的，畢竟一個人的精力與纔能都是有限的。明太祖廢除丞相原本是想加強皇權，杜絕權臣干政現像，自己直接處理政務。原本以為如此為之能提高辦事效率，但事與願違。在繁忙的政務面前，明璋言道：“人主以一身統御天下，不可無輔臣。”但他又不能復設丞相，如此則是自扇耳光，於是他與謀臣遍覽歷朝故事，希望在古制中尋求幫助。洪武十三年九月，也就是廢除丞相制度僅僅半年，明太祖仿古制設立四輔官制。但是因為限制太多，四輔官制沒有實現明太祖的目的，於是，明太祖又廢除四輔官制。明太祖的次嘗試以失敗而告終。

然其一人實在無法及時處理繁雜的政務。明太祖又於洪武十五年十一月仿照宋朝制度，設置殿閣大學士，大學士的職權主要為“侍左右，備顧問，然不得平章軍國事”，也就是做好皇帝的參謀秘書，沒有實際職權。此種規定主要是為了限制大學士的權力，防止出現權臣專政的現像。盡管此時大學士的權力與政治地位都比較低，但殿閣大學士成為一種常設制度，它的顧問功能與秘書定位成為內閣制度的範本。至明太祖去世，一直設有殿閣大學士。建文帝朱允炆在位期間，對殿閣大學士制度做了一些調整。由於此時特殊的政治背景，即靖難之役的爆發，建文帝與殿閣大學士之間的政治關繫日趨緊密，從而使後者的輔政力度和顧問功能有所提高。明成祖朱棣時期，命解縉、胡廣、楊榮、楊士奇、金幼孜、黃淮、胡儼七名翰林官入職文淵閣，參與機務，以備顧問。此舉一般被認為是明朝內閣制度之始。但是，終永樂朝，閣臣依然如洪武朝，沒有實權，隻是遵照皇帝的旨意辦事；閣臣官銜也僅為五品，連獨立的辦公場所也沒有，用印也是翰林院的印章。至明成祖中期以後，內閣的職權漸重。

一般認為仁宣兩朝是內閣制度的發展完善時期，其原因在於時任閣臣與兩任帝王之間特殊的關繫。明仁宗為太子時，深受明成祖的猜疑，賴東宮府僚的鼎力扶持，纔得以保全，終繼承皇位。故而明仁宗對楊士奇等人非常信任，在不打破祖制的前提下，以設置三公三孤、兼任六部尚書等方式提升閣臣的政治地位，加大他們的輔政職責。閣臣的品秩雖然還是五品銜，但通過加官的方式，其品秩已然為正一品、二品，與六部尚書平起平坐，甚至凌駕其上。但閣臣隻是皇帝的秘書，擁有六部尚書頭銜隻是提升他們政治地位的方式，而不是給予實權。正如《明仁宗實錄》載：“榮、幼孜、士奇、淮，俱掌內制，不預所升職務。”明宣宗朱瞻基時期，閣臣權力進一步提升，閣臣擁有了票擬的權力。在宣宗中後期，逐步形成三楊輔政的局面。

明英宗朱祁鎮即位時，年僅九歲，無法親自處理朝務。太皇太後張氏鋻於祖訓，不能“垂簾聽政”，考慮到三楊等閣臣與先帝的特殊關繫，於是便委政內閣。朝廷一切政務先經內閣商議，再由太皇太後張氏核實，後交由部、院衙門執行。此外，明宣宗時，除閣臣外，吏部尚書等人也享有票擬權，但從此時開始，內閣獨享票擬權。這一切標志著閣臣已全面參與朝政，不再局限於備顧問。至嘉隆萬時期，內閣遂被認為是政本之地，而閣臣則被認為是前朝之相。

既已交代內閣的發展，那麼所謂的“三楊”究竟具體指代的是誰呢？他們便是楊士奇、楊榮、楊溥三人。楊士奇，建文三年，參與撰修《明太祖實錄》。明成祖稱帝後，機緣巧合下，他成為明朝首任內閣成員之一，得到明成祖的重用，參與機務。楊榮，建文二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後被明成祖揀選入閣。楊溥，建文二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明宣宗時入閣。三楊因居第位置與籍貫的不同，楊士奇居西，所以時人又稱其為“西楊”，楊榮居東而稱“東楊”，楊溥居南而稱“南楊”。

楊士奇、楊榮與楊溥三人的政治仕途雖始於建文朝，但真正在政局中有一席之地是在明成祖時期，開始輔佐帝王，至明仁宗、明宣宗與明英宗三朝，三人始終居於政治核心層。他們輔佐帝王近半個世紀，對由靖難之役、太子之爭等事情造成的明朝局勢由動蕩走向穩定，做出了積極貢獻，他們在矯枉除弊、減免賦役、整頓吏治、舉賢任能、輔導帝王等方面發揮了巨大的輔政作用，可以說是與明初幾代帝王一起構建了“天下清平，朝無失政，中外臣民翕然”的盛世局面，亦是“仁宣之治”的主要輔弼者。他們同朝輔政，政績卓著，更為難得的是三人互補，“時謂士奇有學行，榮有纔識，溥有雅操，皆人所不及雲”，充分發揮各自的長處。因此不僅知名於當世，而且享譽後世，受到世人的推崇，故被輿論與史家並稱為三楊。 

精彩文摘（推薦）

一、明太祖何以廢相

1. 底層的崛起

對中國古代史有所了解的讀者大概都清楚，明璋是中國古代帝王中得位“正”者。他起自平民，通過自身的奮鬥，成功建立明朝，成為開國之君。這也許應對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但是在中國的歷史上，再沒有出現第二位平民皇帝。

恰是明璋登基之前的這些苦難的經歷與挫折，帶給他來自社會底層生活的真實體驗，同時也為其理政意識的發展與積累提供了特殊的客觀條件。明璋本名叫朱重八，因在家族中排名第八，故名之。明璋出生時朝末年，政治腐敗，官吏貪污之風盛行，加上淮河流域出現天災人禍，民不聊生。在災荒中，他的父母、長兄先後去世，唯留其一人在世間。也許是這段經歷造就了其堅韌、猜忌、不信任任何人的心理，如其自言道：“眾各為計，雲水飄揚。……既非可倚，侶影相將”。大家各為自己的生計著想，也就無所謂互幫互助璋：《皇陵碑》，見張德信、毛佩琦主編：《洪武御制全書》卷16，黃山書社，1995年，第189190頁。為了生存，他不得不前往皇覺寺剃度為僧。但是由於災荒，民眾已無法生存，很難有多餘的錢糧向寺廟布施，皇覺寺沒有了民眾的施舍也很難維繫，所以皇覺寺的主持決定讓僧人自謀出璋隻得結束較為安定的生活，外出雲遊以謀生路。出去雲遊三年後，他又回到了皇覺寺。

明太祖晚年畫像

(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這時爆發了聲勢浩大的紅巾軍起義，而紅巾軍起義的核心地帶就在安璋兒時的伙伴湯和參加了紅巾軍郭子興部，因作戰勇敢，屢立軍功，被授職千戶。後來他聯繫璋，寫信勸他參加紅巾軍，借此在亂世中贏得一條出路。經過深思熟璋決定投奔郭子興率領的紅巾軍部。這次選璋的人生帶來了重大的轉折，但他當時沒有意料到此次選擇會令他成為日後的九五之尊。



明太祖異形圖(來源：《中國歷代帝王名臣像真跡》，河北美術出版社，1996年)明太世畫像較多，據研究表明，大致分為兩類，圓臉像(正相)和長臉像(異相)兩類。對其真實相貌，學界歷來存在爭議，可參閱胡丹：《相術、符號與傳播——對&ldqu璋相貌之謎”的考析與解讀》，載《史學月刊》，2015年第8期；朱萬章璋畫像再探》，載《文史知識》，2018年第10期。

參加紅巾軍，雖然承擔失敗的風險，璋之前的生活經歷相比，要好得多，甚至可以說使他龍入大海。在起義軍璋迅速成長起來，深得郭子興賞識。郭子興又將自己的養女馬氏許璋，並命其統率軍隊作戰。在取得一繫列的戰功璋的威望越來越高，並且得到了龍鳳政權的認可。當郭子興與其子先後戰死璋便成為這支部帥，有了屬於自己的軍事力量。軍事上的成功，並沒璋驕傲自滿，他審時度勢，反而更加謹小慎微，在狹縫中進一步壯大實璋深知自身能力不足，非常信任自己的手下，並招攬文人學士。文人學士在當時的社會影響力是非常巨大的，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一個人的聲望。在亂世中，為了壯大實力，必須依靠文人學璋聽從謀士的意見，對他們以禮相待，璋“獨克己下人，旁求賢士，尊以賓禮，聽受其言，晝夜忘倦”解縉：《天潢玉牒》，中華書局，1985年，第2324頁璋也自言：“資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業者，吾禮用之。”《明太祖實錄》卷4，丙申歲三月庚寅，第42頁。末群雄中甚為少見，正因為璋得到了諸如宋濂、劉基、李善長等文人學士的支璋也正因為有了文人學士的鼎力支持，從末群雄中脫穎而出。經過近二十年的南北征璋實現了人生的逆襲，由社會底層一躍成為一國之主，而他的成功經驗似難以復制，可謂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璋兒時沒有受過正規的教育，但他在軍旅生涯中成長為一名統帥後，明孝陵“治隆唐宋碑”開始注重提高自身文化水平，與文人儒士交流，常常與儒臣討論治國問題，了解古今治亂，在討論中，更加深知儒臣之重要。通過與儒士的交流，以及自身的努璋的學識不斷增長，自身文化水平也大幅度提高，更喜歡閱讀《左傳》《史記》《漢書》《唐書》等史璋為明朝開國之君，他設計了明朝的規章制度，促使新的王朝在廢墟中順利成長。由他一手建立的明朝延續了近三百年，即使在晚明時期，帝王怠政，國家機關尚可以正常運轉數十年。清朝皇帝對其評價甚高，如順治帝認為：“歷代賢君，莫如洪武。何也？數君德政，有善者，有未盡善者。至洪武所定條理章程，規劃周詳，朕所以謂歷代之君不及洪武也。”《清世祖實錄》卷71，順治十年正月丙申，第567頁。康熙立碑“治隆唐宋”，贊譽明璋，還說：“洪武乃英武偉烈之主，非尋常帝王可比”《清聖祖實錄》卷193，康熙三十八年四月庚戌，中華書局，1986年，第1042頁。，並多次親自或者派人祭奠明璋。在某種程度而言，明璋是非常成功的，在古代中國所有帝王中，他不失為英主。但其為人詬病的便是他的權力欲，在永保朱氏天下這一動機的驅使下，大肆屠殺功臣，與宋太祖趙匡胤的“杯酒釋兵權”迥然不同。

明璋登基後，身份發生了改變，與此前的同僚、朋友等等，變成了君臣關繫，由平等轉變成不對等的關繫。結合自身經歷以及遍覽古今史書，明璋的君臣觀、皇權思想也逐漸成形。在我國傳統政治文化中，歷代君主以及儒士都鼓吹堯舜之道，明璋也不例外，他仿效堯舜之君道。而在不斷構建皇權政治的過程中，他將自己塑造成君師兼任的聖君。明璋不失為一代英主，他奠定了明代近三百年的各項制度，使動蕩的中華大地重歸有序。明璋在位三十一年，一直以堯舜之道要求自己，相比其他帝王來說，明太祖非常勤政。此外，他還有明確的臣道觀，並以此為基礎，構建君臣關繫，形成君臣一體之局璋曾專門創作了《臣用章》，繫統地闡釋其對臣的認識與要璋認為臣是君的助手，是君治理天下的得力干將；臣是為君主服務的，臣的權力來於君，君與臣是統一體，臣必須為君服務。以此而論，他認為在君臣關繫中，臣是君實現自身目的的工具，君與臣不是平等的關繫，臣必須對君負責，而君可不必對臣負責，也不可能約束璋：《資世通訓·臣用章》，續修四庫全書第935冊，第264頁。

明璋對自身的要求比較高，他認為自己都以身作則，禁私欲，那麼身為臣，也必須禁私欲。然而他認為“愚頑殖民”禁私欲是很難的，必須輔之以外力，所以在某種程度上他推崇重典治國，這也是他屠殺官吏毫不手軟的思想根源。他如此為之，也是為了維護自己的皇權，保障朱氏天下的長治久安。也許是出於的皇權心理，或許是年少經歷讓他看透世間冷暖，以及不法官吏欺壓民眾，明太祖對官員的管控極嚴，從他的臣道觀來看，他也明確認為臣必須輔佐皇帝完成君的使命，以促成君主成為聖君。當明太祖認定該臣不是忠臣而是奸臣後，便會毫不手軟地加以懲治。

經過十幾年的奮戰，明璋與他的合作者取得天下。他們璋為皇帝，而自己也成為開國功臣。打天下的過程中，兇險異常，為了拉攏各方勢力，“苟富貴，勿相忘”之類的承諾便發揮其效用，而一旦成功了，打天下的功臣勢必要享受成功的喜悅與成果。史書多載歷朝開國功臣的驕縱、排斥異己、結黨營私，但他們忘記了這天下是他們打下的，但並不是他們的，而是皇帝的。明璋分封他們為侯為官，甚至是賜予免死鐵券，但是在皇權面前，在國家穩定面前，這些不值得一提。明璋可以忍得一時，但不能一直縱容，他多次在諭旨中以及與臣的談話中，透露讓開國功臣們安分守己，享受榮華富貴即可的意思。但是開國功臣們的私欲不斷膨脹，僭越法制禮制。那些將領擁兵自重，讓明璋不得不擔心，他要考慮自己皇位的安危。於是在各種內外因的刺激下，明璋開始清理開國功臣們。胡惟庸案前後株連三萬多人，包括一公、十四侯；藍玉案致死者一萬多人，包括一公、十三侯、二伯。此外，明璋處死了自己的姪子朱文正、李文忠；周德興因帷薄不修被殺；廖永忠因僭用龍鳳被賜死。明璋共封了十二公、五十七侯、六伯，經胡藍黨獄以及其他形式的清洗，開國功臣基本退出明初政治舞臺，諸如湯和等僅存之功臣也不再干預朝政。

除卻對開國功臣進行清洗外，明璋還大力整頓官員隊伍，嚴厲處罰貪污瀆職的官員。洪武十五年(1382)的空印案與十八年(1385)的郭恆案更是使官署為之一空。兩案與胡惟庸案、藍玉案並稱洪武朝四大案。還有始於洪武十八年的逮捕清理“積年民害官吏”，一直持續到二十年(1387)，歷時近三年。

洪武朝的四大案，可以說是中國古代社會中比較令人震驚之事。明璋也因此被史家留下了肆殺的評價。限於篇幅，本書不一一敘述，因胡惟庸案與本書主旨密切相關，便著重闡述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