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漢斯·馬格努斯·恩岑斯貝格爾 

Hans Magnus Enzensberger （1929—
）

德國著名詩人、作家，涉獵戲劇、電影、歌劇、翻譯等多個領域。自1963年獲得畢希納獎起，先後得到過伯爾獎、雷馬克獎、海涅獎等國內外多個著名文學獎項。2009年獲得格裡芬傑出詩歌信托基金委員會頒發的終身成就獎。2015年獲得首屆弗蘭克·謝爾馬赫獎2010年獲得著名的索寧獎，該獎頒獎詞稱，恩岑斯貝格爾“在文學、散文和新聞寫作領域留下了可觀足跡”。

恩岑斯貝格爾著述頗豐，已被譯成40餘種語言，被認為是健在的重要的德語作家之一。

姚月

翻譯家，教育家。姚月受到顧彬、宋琳、於榮建、向以鮮等中外著名詩人、學者高度評價，被譽為“中德民間文化交流信使”。已出版譯作《比空氣輕》《將軍和他的子女們》。

一九六三年

記錄次與俄羅斯的相遇

盡管地址不完全正確，那封信還是被投進了我的信箱：Budal
Gar, Tome, 挪威。意大利人對他們的文字中沒有的字母使用起來總是有困難。我無法立即搞清楚信封上的寄信人，因為那是一個縮寫：Comes。信上寫著：“親愛的朋友”，那位友善地給我寫信的人叫吉安卡洛·維戈雷利，署名是羅馬《歐洲文學》的雜志出版人和主編。這時我纔想起，我與他是一年多前結識的。在意大利像他這樣有纔華的人並不少。他的抱負、智慧，以及與各黨派間的良好關繫幫助他賺到了錢，當然，這些錢的來路並不十分清楚。他用這些錢成立了一個協會，取名為“歐洲作家協會”。不懷好意的人將他與黑幫老大或馬戲團團長作比，但這並不十分合情合理，因為他的舉措是很有功績的。在冷戰期間，周圍並沒有人像他一般如此積極和愉快地跨越敵對雙方的障礙，尤其是在文化領域的鴻溝。為此，他曾經組織過一些“西方”和“東方”作家的交流會。

現在我的手中拿著他給我的邀請信，這是一場將在列寧格勒舉行的見面會。我並不清楚我怎麼會在維戈雷利的邀請名單上。因為，這份名單給我的感覺是，作家們來自許多國家，他們中還有好幾位名人。維戈雷利能想到西德人並不是顯而易見的事。列寧格勒這個並不在附近，而是在很遠的東方的城市對我們來說是一個神奇的地方，如果我們不把它看作是禁區的話。原因之一是曾經有一支德國軍隊在20年前包圍、占領了這個地區，並造成極大的饑荒；原因之二是雅爾塔會議給這座城市拉上了一層幕布，且不能被輕易地揭開。柏林牆兩側的情緒是敵對的，而且被抹上了一層對兩大陣營對峙升級而恐懼的毒藥。

德國，當時是兩個被保護的國家，一邊是溫吞水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另一邊是“地區”。我對這個地區並不抱什麼幻想，給我打預防針的是我的所見所聞和我早期讀過的文獻：漢娜·阿倫特的《極權主義的起源》、奧威爾的《向加泰羅尼亞致敬》以及切斯瓦夫·米沃什的《被禁錮的頭腦》。還有就是在弗萊堡耶穌會成員的幫助下，我也了解到一些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思想。那就是古斯塔夫·維特，他像食人者喫嬰兒那樣仔細研究了兩冊《辯證唯物主義》。在冷戰期間，是他的“活體解剖”出來的東西給了我啟發，但我缺少的是書中也沒有完成的“驗尸”。我想通過自己的眼睛看一看，那邊到底是怎樣的情況，不是在衛星國，而是在俄羅斯，那個很長時間以來隻被稱作CCCP的蘇維埃社會主義聯盟。

於是就有了八月的某個下午——我還記得那是一個星期六——我乘坐蘇聯的飛機並降落在列寧格勒。讓-保羅·薩特、西蒙·波伏娃、娜塔麗·薩洛特、安格斯·威爾遜、威廉·戈爾丁、朱塞培·翁加雷蒂和漢斯·維爾納·裡希特已經到達。東方的客人有米哈伊爾·亞歷山大羅維奇·肖洛霍夫、伊利亞·愛倫堡、康斯坦丁·亞歷山大羅維奇·費定、亞歷山大·特瓦爾多夫斯基、葉夫根尼·葉甫圖申科、波蘭的耶日·波特曼和匈牙利的提波爾·戴瑞。東德當時也有人參加，漢斯·科赫，據說他是東德作家協會的秘書。英格博格·巴赫曼在後一刻取消了她的行程，而烏韋·約翰遜堅決不願與東德和俄羅斯的官員在一起。

盡管如此，人們還是希望能夠有那麼幾個聯邦德國的人參加會議，因為外部世界對我們在政治上的隔離正在逐漸消失。但是請哪位德國人呢？馬克斯·弗裡施或許是合適的人選，但他是瑞士人。不是還有已經出名了的漢斯·維爾納·裡希特嗎？四七社的奇跡已經在莫斯科傳開。官方討論會的論題：“當代小說的問題”並不使人感到為難。但為什麼是我，這個從未寫過一本小說的人呢？我想，對我有利的重要因素是我的出生日期。人們估計不會踫到在納粹時期的一些讓人不舒服的細節，而且從某種程度上說，我是“左派”，無論這意味著什麼。

在此之前，我沒有去過俄羅斯。我也從來沒有了解過那裡的風俗習氣。因為這次會議的主辦方是蘇聯作協，所以我們被視為代表團成員，也就可以算作是國家貴賓。我們被安排在這座城市的酒店：歐洲大酒店。酒店坐落在涅瓦大街。大堂鋪著真正的高加索、布哈拉和波斯的地毯。暖氣燒得過於熱的浴室中，托著龐大的浴缸的是獅爪形狀的鑄鐵底足。甚至還有擺放著棕櫚樹的玻璃溫室。房間內陳舊的華麗裝潢，弔燈和沉重的書桌，已經不再是給像屠格涅夫和柴可夫斯基，或是後來的高爾基，或馬雅可夫斯基等這樣的人使用，而是迎來了一批新階層的客人。

有一個小報亭出售各種語言的報紙，但我隻能讀懂《新德國報》《團結報》和《人道報》。而其他報紙，我連它們的名字都無法識別。那是蒙古語、亞美尼亞語和塔吉克斯坦語嗎？我還是信賴《真理報》吧，因為，盡管我的俄文很糟糕，但我還是能讀懂頭條新聞，而且也能猜到會有什麼報道：產量的喜報和資本主義世界的壞消息。我想要一份地圖的願望根本沒有人能理解。實際上也沒有人對地圖感興趣。提出這樣的問題已經使得他們感到驚訝了。隻有間諜纔會尋找這類國家機密。

為了由領隊漢斯·維爾納·裡希特和我組成的這個“代表團”，他們委派了兩位陪同，這在後來被證明是一件幸運的事。盡管這樣的向導主要工作是翻譯，為外國人提供幫助，但他們還有另外的任務。他們不僅要保護客人，甚至還要保護國家，防止不必要的事情發生。上頭當然期待著他們關於這些外國人的行為和思想的報告。列夫·金茲堡是一位沉著冷靜、學識淵博的德國文學學者和翻譯家，他隻是臨時接受了這項工作。另一位，他的名字是康斯坦丁·波加特葉夫，似乎也不熱衷於執行公務。意識形態詞彙被他像討厭的蒼蠅一樣趕走。他甚至很快就表示出對他的政黨和領導人的鄙視，而我卻在想，是否他們給我們安插了奸細。在現實中無所不在的監視下得出這個結論也是必然的。但很快我意識到，我的揣測是錯誤的。

克斯特亞，康斯坦丁這樣稱呼自己，是一位身材修長，似乎有些營養不良的30或35歲的男人，可以看出他經歷過艱苦的歲月。他對秘密機構十分熟悉，而且知道我們有怎樣的限制和特權，哪些店是為特權階層準備的和有什麼樣的優惠。當我問他，他的牙齒為什麼已經壞了的時候，他冷冰冰地回答說，這是勞教所的紀念品。他斷斷續續地、不帶任何表情地給我講那些犯人——他也是其中之一——在比烏拉爾還要遠的地方度過的幾年。從那以後，他就對牙科非常熟悉了。這也被證明是有用的，因為有一天的半夜，漢斯·維爾納突然牙痛，兩天都不能參加活動。

克斯特亞的愛好從來不是政治，而是詩歌。或許是他的這種態度招致了阨運，或許是他抄寫了被禁的詩句並轉給了別人。依據是他會背誦並摘錄奧西普·曼德爾施塔姆的詩句，同樣還有裡爾克的《杜伊諾挽歌》——甚至是用德語。

像這樣的例子在俄羅斯的知識分子中屢屢可見。克斯特亞體現了一群人的精神，他們視詩歌為生命，而這種崇拜在我們中早就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