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86年1月5日，適逢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締造者、已故前聯邦總理和基督教民主聯盟聯邦主席康拉德•阿登納博士誕辰110周年。這一天，我榮幸地接到邀請，懷著尊敬的心情，參加了在萊茵河畔勒恩多夫聯邦總理阿登納紀念館舉行的紀念活動。
上午十時，克勞斯•戈托博士開車來接我一同前往。戈托博士纔40歲出頭，已從事阿登納總理的對內對外政策研究多年，發表了一繫列有影響的專著和論文。他曾經是波恩現代史委員會業務負責人，現在阿登納基金會總部任基督教民主政治文獻館館長。
汽車從聖奧古斯廷出發後不久，折上科隆—波恩機場至巴特洪內夫的高速公路，由北向南疾馳。這裡位於萊茵河谷丘陵，地勢起伏，公路路面時高時低，有的地方出現用鋼筋水泥修築的極富藝術美感的長段旱橋。這是因為有多條公路並行，重疊的地方需要采用“立交”解決，由此就形成一段段“明衢暗道”。汽車時而穿過一邊依山、一邊開著天窗並配以燈光照明的隧道，景像頗為壯觀。
這個地方我是初到，但並沒有陌生的感覺。還在10多年前，在國內參加翻譯四卷集《阿登納回憶錄》和安內利澤•波平加女士的《回憶阿登納》時，書中有關這一帶的描述，周圍附近的地理情況，都已深深印入我的腦海。汽車此時在萊茵河東岸行駛，右側幾百米外，就是這條被德國人親切地稱之為“父萊茵”的大河。前方不遠處，河邊的下多倫多夫有渡口，阿登納總理生前經常從這裡渡過萊茵河，去當時聯邦總理府所在地“紹姆堡宮”辦公。河對岸北端是波恩老市區，商賈雲集，波恩大學和“貝多芬紀念館”在焉。老市區向南，是以高29層聳立在河濱的“聯邦大廈”為突出標志的政府區，這裡集中了聯邦議院、聯邦總統府、聯邦總理府、政府各部以及各政黨中央機關。再南邊是20世紀70年代初纔劃入波恩市區的古老秀麗的小城巴特戈德斯貝格，現為使館區，駐聯邦德國的外國使館多數設在這裡。
行車方向左側是連綿起伏但並不很高的“七山”。仰望七山中段山頭，可見一幢淺灰色大建築，那是“彼得斯貝格”大飯店，聯邦共和國建國初期西方三國駐德國“高級專員委員會”的辦公所在。阿登納總理當年經常登上七山，到彼得斯貝格同三國高級專員開會或舉行談判，在那裡度過了多少個辛苦的通宵不眠之夜。前方稍遠處，靠近七山之末，山巔上突出大半截古堡，那兒是波恩市郊勝景之一的“龍岩”，遠望頗似我國河北省承德市名勝罄槌山。不過古堡不像“罄槌”那樣筆直倒插，而是稍帶傾斜，但由於臨江兀立，樹木滿山，所以愈加予人以旖旎多姿的感覺。龍岩山麓就是目的地勒恩多夫。
時值隆鼕，一連下過幾場大雪，給四下裡披上了銀裝，樹枝上掛滿晶瑩剔透的冰串，目光所及之處皆白。今天雖然雪霽放晴，但太陽沒有露面，不過並不感到太冷，天空也不灰暗。幾乎看不到有人跡，大地顯得格外寧靜空曠。不時但見幾隻寒鴉在路旁地裡覓食，或聚在樹梢枝頭朝天空獃望。
戈托博士一邊開車一邊告訴我，“聯邦總理阿登納紀念館”就是已故總理生前的寓所，即本地居民幾乎家喻戶曉的勒恩多夫村岑尼希斯路8a號。1967年4月阿登納去世後，家屬移居他處，將整幢房子包括花園交給國家，闢為紀念館。國家還就著山坡，在房子下邊蓋了一所史料陳列館，展出介紹阿登納一生經歷和事業的各種資料及實物，連同房子和花園一起，於1970年2月19日起對外開放（每周星期一閉館）。同時設立了聯邦總理阿登納紀念館基金會，總理生前女秘書安內利澤•波平加博士是紀念館現任業務負責人。另外，為了懷念故總理，岑尼希斯路也已改名為康拉德•阿登納博士路。
回顧1945年戰後德國的情況，想到阿登納在他所作回憶錄中的記述，看看今天聯邦共和國的面貌，聯繫我本人來到這裡後的所見所聞，此時的我，作為一個德國語言文學工作者和對研究德國問題感興趣的中國教師，也禁不住思潮起伏。我來聯邦德國纔8個多月，時間不長，但從學習訪問和旅行觀光中，特別是同德國大學師生和普通居民生活在一起，從與他們接觸交談中，已深深感到，阿登納的事業同聯邦共和國緊緊聯繫在一起，是他在戰後艱苦創業，親手締造並建設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人們承認，“西德之所以有今天，主要還是靠老總理當年打下的基礎”。康拉德•阿登納這個名字同聯邦德國不可分開，他受到人們的普遍尊敬。
德意志民族是偉大的民族，德國人民享有“詩人和思想家人民”的美譽。19世紀末20世紀初，德國號稱“陸上強國”。然而，歷史上的那個德國，給人們的印像卻頗為復雜。德國是許多傑出思想家和哲學家的故鄉，但是也出了被人們認為有助於後來形成納粹主義思想基礎的弗裡德裡希•尼采，而卡爾•馬克思和弗裡德裡希•恩格斯則大半生隻能在國外度過。德國有過許許多多為人類健康造福的醫學家，德國的醫藥譽滿全球，可是阿道夫•希特勒時代的德國卻發明了令人發指的“滅絕營”、毒氣室和焚尸爐，罪惡地屠殺生靈，特別是猶太人，連孕婦和嬰兒也不能幸免。德國的文化和科學技術對促進世界文明作出過重大貢獻，但德國帝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在不到一代人之間兩次發動世界戰爭，給全人類包括德國人民自身帶來了深重災難。1945年5月納粹政權覆滅，德國被分區占領，國破民傷，遍地瓦礫，物質供應極度匱乏，人心陷入混亂，社會秩序令人絕望。但為時不久，即開始著手恢復。在西方三占區基礎上建立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進展尤為迅速，不多幾年就得到恢復，繼而進一步起飛，出現了人所共知的“經濟奇跡”，終於發展成為今天西歐實力雄厚的國家，居民享受著高水平的物質福利。這是新德國，它以完全不同於歷史上那個舊德國的面貌出現在歐洲，受到人們刮目相看。
阿登納十分重視歷史，他認為歷史“經驗可以成為思想和行動的指南”，生前經常告誡人們要注意學習歷史，懂得歷史。去年4月底我來到聯邦德國時，恰逢德國無條件投降四十周年前夕，各地廣泛舉行活動。報刊電臺撰文譴責希特勒發動侵略戰爭，介紹不義戰爭造成的災難及敗亡史實，刊登各界人士回憶當年親身經歷的文章和講話。電視臺舉辦各種有關的專題討論會，其中特別是以青年為對像的討論會，通過與會青年自己提出問題、討論問題和解答問題，明確和加深大家的認識，氣氛顯得極為活躍。這樣，一方面把納粹政權的所作所為同今天的德國區別開來，尤其是不讓廣大青年一代心理上繼續承受納粹德國陰影的負擔，正像巴伐利亞州州總理、基督教社會聯盟主席弗蘭茨—約瑟夫•施特勞斯所說的：1945年5月8日是德國無條件投降日，也是德國人民擺脫納粹統治，獲得解放的日子。另一方面，又使年輕人正確了解懂得這段歷史，不忘記這個沉痛的歷史教訓。
汽車過科尼斯溫特後，駛出高速公路，改走普通公路，前行一段，便抵達勒恩多夫。勒恩多夫是個村莊，這兒也像我在德國其他好些地方見到過的村莊一樣，街道不寬，但柏油路面平平坦坦，房屋和片片小花園相間，顯得錯落有致，處處十分整潔。路上可見三五行人，村中響起鐘聲，今天星期天，大概是上本村教堂望彌撒的居民。他們主動靠到路旁，讓汽車通過，並向我們點頭招呼，彬彬有禮。進村後不遠，汽車增多，出現了攜帶對講機的綠衣警察，在指揮前來參加紀念活動的人，把汽車開到指定的地方停放。
我隨戈托博士下得車來，隻見紀念館前已人頭濟濟。這是一幢粉刷成白色的兩層樓房，坐落在山坡上，由於地下室也開著窗子，從側面看似乎有三層。房屋式樣一般，同村中其他民房完全一樣，本身看不出有什麼獨特的地方。隻是在路口旁不到一米高的籬圍上，橫釘著一塊比藍底白字路標略寬的帶箭頭的牌子，用白底黑字寫明“阿登納紀念館”。房屋前豎一根旗杆，掛著國旗。另外，路口一側高處有一小間簡易棚房，那是阿登納生前保衛人員的值班室。史料陳列館就在山坡下邊，不大，上下兩層，作黑色，同樣顯得樸實無華。
來賓們沒有進入紀念館，而是先到前往安葬阿登納的“林中墓地”的登山處候齊，聚在這裡三三兩兩交談。波平加博士正在忙著招待客人，大概因為我是的一個中國客人，所以她在跟戈托博士打招呼的同時，也就立即認出了我。我們趨步近前握手，互致問好。她熱情地表示歡迎，告訴我紀念活動的大致安排，隨即把我介紹給周圍的客人和阿登納家屬，包括故總理長子康拉德•阿登納博士（長子與其父同名）即科科，幼子格奧爾格•阿登納夫婦，小女利貝特•韋爾哈恩及其丈夫韋爾哈恩博士等。阿登納的這幾位子女都已是老人，長子阿登納博士先生快八十高齡了。我向他們表達了我對阿登納總理的景仰心情，並說我對他們幾位早已從好些介紹故總理生平的著作中有了了解，他們的容貌和神態跟我的想像完全一致，即使在別的場合下遇見，也準能認得出來。他們連連點頭稱謝，也關切地問我來德以後的生活、工作和觀感等情況。
紀念活動開始了。賓主們沿山路步行到阿登納墓前，已故總理和先於他好多年去世的前妻埃瑪•魏埃爾及之後的妻子古西•青塞爾合葬在這裡。參加紀念活動的人士和許多報刊、電臺及電視臺記者到齊後，先由聯邦軍官兵代表、基民盟基社盟兩黨聯邦議院議會黨團代表、基民盟中央和地方組織代表以及其他各界代表一一敬獻花圈。現任聯邦總理、基民盟聯邦主席赫爾穆特•科爾因公未到，特委托波恩市市長漢斯•丹尼爾斯博士代獻了花圈。接著全場默哀三分鐘，然後由前聯邦家庭和青年部長、前基民盟總書記、現任阿登納基金會主席布魯諾•黑克博士講話。
黑克博士簡要地介紹了已故總理的生平經歷，著重回顧他在戰後艱苦創業，締造並建設聯邦共和國，一心為大眾謀福利所作出的貢獻。黑克博士說：“在1945年德國戰敗投降後的困難處境下，在民族存亡的危急關頭，我們幸運地得到了兩位傑出的政治家和國家領導人，一位就是康拉德•阿登納，另一位是路德維希•艾哈德。”多虧有他們領導，“特別是多虧阿登納總理的對內對外政策指導以及他的辛勤工作，使聯邦共和國政治上成為獨立自主的國家，經濟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居民過著幸福安定的生活”。黑克博士詳細論述了阿登納溯源於基督教根本思想的世界觀，贊揚了阿登納一生顯示的優秀品質和擔任聯邦政府首腦孜孜不倦忘我工作的精神，並強調說明了阿登納堅持不懈，致力於“鞏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聯盟，促進以德法友好為核心的歐洲統一及在自由與和平中重新統一德國”的一貫主張。後，黑克博士語重心長地指出：“我們今天懷念已故總理，紀念已故總理誕辰110周年，就應當牢記已故總理的教導和思想，意識到我們肩負的重任，做好各自的本職工作，把已故總理的事業推向前進。”
黑克博士的講話很具啟發性。過去看到人們評述戰後西德經濟起飛迅速的原因，幾乎都概括歸結為這麼幾個方面：（1）西德處於被占領情況下，本身沒有國防，無需軍事開支；（2）大量接受“馬歇爾援助”（以下簡稱“馬援”）；（3）原有工業在戰爭中全被打光，企業設備等於全部更新，並且從一開始就采用工藝技術成果；（4）“冷戰”開始，特別是朝鮮戰爭爆發後接受軍事訂貨；（5）大批使用“外籍工人”廉價勞動力。我曾就上述五方面原因同一些德國朋友交換看法，他們之中不少人認為，這樣評述問題有的缺乏事實依據，有的未作具體分析。實際上聯邦德國早在1950年末即已提出“重新武裝”問題，1955年正式建立聯邦軍，在此以前雖然沒有國防預算，但每年都得支付占領軍費用，而且數字不算小，以1952年為例，這一年支付占領軍費用75.1億馬克，為同年全國社會生產總值1342億馬克的5.6%。原有工業“全被打光”，因而企業設備“全部更新”的說法不準確，實際上並沒有全被打光，因為如果全被打光，波茨坦會議就沒有必要堅持強調“拆卸”德國工業設備了，阿登納總理也用不著在1949年9月上任伊始，首先就忙著同西方三國高級專員談判，要求“停止和減免拆卸”了。20世紀50年代聯邦德國境內外籍工人多時隻有近80000名，大批雇用外籍工人是1959年底1960年初纔開始的。“馬援”和朝鮮戰爭的確是重要因素，可當年同時接受“馬援”的還有許多其他國家，而唯獨聯邦德國經濟起飛特別迅速，這說明至少存在一個如何善於利用“馬援”，如何恰當安排軍事訂貨，協調綜合發展的問題。聯邦德國人士高度評價“馬援”的作用，肯定軍事訂貨是一個有利因素，但歸根到底，認為基本的原因在於“社會市場經濟”政策指導，在於各階層居民節衣縮食，遵守紀律，以及原有工藝技術基礎和勞動力的較好生產素質，即嚴格的技術培訓。
聯邦德國經濟迅速發展得來絕非輕易。我認識好幾位原來屬於“被逐難民”的德國朋友，他們都是50歲上下年紀，戰後初期童年隨父母來到西德的。談到當年自己的切身經歷，他們都說是“噩夢一場”，對這一點體會特別深刻。他們回憶說，他們當時舉目無親，生活無靠，在瓦礫堆裡安身。父親成天四處奔走找活計，“能遇上不論有點什麼零活干，就算幸運的了”。那時候消費品樣樣憑證配給，占領軍大兵“用一支香煙就能叼走一個德國女郎”，“定量本身很少自不待言，而且由於沒有錢，往往連配給的一點點東西都買不起，隻好挨餓”。他們拾樹枝當柴燒，揀菜皮充饑，夜裡“偎縮在父母親懷裡，靠大人的身體擋寒”，“全家掙扎在死亡的邊緣”。後來父親好不容易就了業，但有限的工資“每月隻讓領取30％—50％，其餘部分都存在單位裡，據說是積存起來，為了以後給大家造房子，買汽車”。1948年6月“幣制改革”是個“重要轉機，許多消費品取消配給供應，說這些做法都是為了‘打破計劃經濟’的束縛，以便實行‘社會市場經濟’，好讓‘人人致富’”。當時大家都“半信半疑”，認為“未必會有這樣的好事情”，不過“想到就業終比失業強，也就一心發狠干工作，勒緊褲帶過日子”。後來情況果然漸趨好轉，有了奔頭，20世紀50年代中期過後，大家陸續開始考慮給自己蓋房子，出現了買汽車的高潮。前後纔10多年，生活發生了根本變化。他們從親身經歷中體會到“‘社會市場經濟’政策帶來了好處，衷心感謝阿登納總理和艾哈德教授”。他們的敘述印證了黑克博士的講話。
墓前紀念儀式結束後，人們來到屋內瞻仰故居，在阿登納生前的起居室舉行酒會，由格奧爾格•阿登納代表家屬講話和答記者問。電臺、電視臺記者忙著拍照錄像，然後大家或參觀或交談。起居室作長方形，寬敞明亮，牆頭掛著好幾幅阿登納生前收藏的心愛的油畫。臨窗一側書架上陳列著許多書籍，大部分是世界文學名著和工具書。窗子對面靠牆豎立一棵很大的聖誕樹，聖誕樹周圍以及牆頭裝飾著各種小聖像和小天使雕塑，造型古樸生動。同起居室相連的陽臺小客廳裡，掛著溫斯頓•丘吉爾首相送給阿登納總理的一幅自己繪作的油畫，條幾上擺有一張德懷特•艾森豪威爾總統的簽名照片。據利貝特•韋爾哈恩夫人介紹，這裡的一切都保持阿登納在世時的樣子，沒有改動。記得我在參觀波恩紹姆堡宮時，講解員也是這樣說的，阿登納生前辦公室的所有陳設，包括辦公桌上的文具用品、老式小臺鐘、發黃的卷宗夾、幾乎磨破了的公文皮包、舊電話機等等，都按原樣擺著，保存完好。從起居室朝西南方向兩扇大窗外望，俯視近處是勒恩多夫全村房屋，萊茵河從村前流過，河心的諾倫維特小島清楚在目。河對岸是萊茵名勝之一、富神話浪漫色彩的羅蘭茲博根。極目遠望，天際隱現一線山巒，有名的本篤會馬利亞拉赫修道院就在那裡。30年代前期，阿登納受納粹迫害，一度隻身在修道院裡避難。起居室外右手花園中，沿山坡一側高埂上，立著一排像征春夏秋鼕四季的小天使石雕，那是阿登納從意大利北部科摩湖畔休假地卡德納比亞帶回家的紀念品。花園盡頭處可見一間小巧亭式建築，裝有落地玻璃窗，顯然是阿登納退職後為撰寫回憶錄特意蓋的小書齋。
阿登納紀念館另一位業務負責人恩格爾貝特•霍梅爾先生告訴我，故居自1970年開放以來，平均每年參觀者達100000人次，已接待過100多個國家的來賓，其中包括人民中國的客人。他拿出厚厚一本觀眾簽名留言冊翻給我看，果然有好些中國團體和個人參觀者留下的名字。霍梅爾先生還帶我仔細看了阿登納日常用餐的房間、休息的地方、書房、樓下的臥室——阿登納就是在臥室的床上去世的，以及玩意大利滾地球的場地。
我抓住難得的機會，請阿登納博士先生和韋爾哈恩夫人給我談談總理生前的日常居家生活。他們就從這幢房子談起：他們老家原來住在科隆，1933年1月希特勒上臺後不久，父親被納粹撤去科隆市市長職務，並驅逐出科隆行政專區。第二年父親又一度被捕，雖然僥幸很快恢復了自由，但處境仍很危險，東躲西藏。他們兄妹和母親也四處飄泊，沒有個正式的家，直到1935年纔來到勒恩多夫這裡，租了一所房子安身。1937年父親領到了補發給他的退休金後，終於決定在這裡定居，就著山坡高處蓋了這幢房子，“這裡視野開闊，終年陽光充足，可以看太陽落山。這是使父親感到高興的……”韋爾哈恩夫人顯然十分健談，似乎陡然想起了什麼，話題一轉，興致勃勃地告訴我，說她一個月前剛從中國旅行回來，暢遊了北京，登上了她“從小就充滿幻想渴慕向往的長城”，到了上海等地。我問她對中國之行的感受如何，她開朗地笑著說：“我是次到中國，印像好極了，我們到處受到熱情接待。那裡的人誠摯，我一點也不感到拘束。”在座的其他客人忙著問她登長城的細節，這時她的小兒子走過來，把我拉到一邊，帶著稚氣未脫的神情悄悄自我介紹說，他已是大學一年級學生了，有志學中文，研究中國的醫學，十分認真地請我告訴他應當從何著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