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學論叢：曾國藩學術傳論》將曾國藩學術放在整個清代學術史的大背景中考察。認為曾國藩學術思想的出現，既有個人的因素，也是時代的必然。書稿梳理了自清初以來學術發展的脈絡、趨勢及其原因，討論了曾國藩與宋明理學、清初學術、乾嘉漢學以及道、咸、同學壇、文壇的關繫，對曾國藩學術思想的特點以及歷史地位、後世影響給出了自己的解釋。

武道房，男，1967年生，山東泰安人，文學博士。現為安徽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古代學術思想史、中國古代文學史。近年來，在《文學評論》、《文學遺產》、《中國哲學史》、《學術月刊》、《孔子研究》、《東方叢刊》、《文學評論叢刊》等發表論文30餘篇，出版著作1部，主持省部級項目多項。

其二，清初理學缺少理論的創新，其空疏和僵化為積學之士所不齒。學術要不斷創新，纔能跟上時代的發展，纔能有生機和活力。理學產生於宋代，明，理論形態已高度成熟，理、氣、心、性等範疇的討論非常活躍，理學內部的流派也形形色色，可以說理論創新的空間已不是很多。黃宗羲總結明代學術時說：“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獨於理學，前代之所不及也，牛毛繭絲，無不辨析。”“牛毛繭絲”雲雲，是指對理學各範疇有極精細的辨析。且不說累積三朝、汗牛充棟的各種理學家語錄，就是讀一遍卷帙浩繁學案》和《明儒學案》也不容易。正如梁啟超所說，學術發展至極盛，就會有反動，這就是盛極必衰的道理。而清初的理學，情況又有不同，清廷定朱學於一尊，排斥理學的其他派別，這就更加窒息了理學的活力。讀書人又走上了明中葉以前的老路，埋頭場屋，除了朱注的《四書》，不知有其他學問。吳敬梓在《儒林外史》中諷刺的範進，除了《四書》外連蘇東坡是誰都不知，這個形像活畫出康熙時代一般科舉士人的庸陋。朱彝尊描述當時的學風：“自漢迄唐，各以臆說，散而無紀，其弊至於背畔，貴有以約之，此宋儒傳注所為作也。今則士守繩尺，無事博稽，至問以箋疏，茫然自失。”這個“守繩尺”就是一味墨守宋人經注，問他們漢唐箋疏，這些八股先生們就茫如雲霧了。一旦考取功名，做了官之後，連那些教科書式的理學也當作敲門磚扔掉了。順、康、雍時期的理學名臣，如魏像樞、魏裔介、李光地、張伯行、張玉書等人，都著書甚豐，但於理學發明不多，多以抄襲前人濫言為能事，從而博取理學之名。如魏像樞，《四庫全書總目》別集存目內著錄其《寒松堂集》九十二卷，別說還要做官處理政務了，就是天天寫文章，寫成卷幟盈百，也殊為不易。其著作之豐，真是令人浩嘆！但翻開一看，多是歷代理學家的語錄摘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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