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璋的崛起之路與明朝洪武年間的歷史，向來是一個研究明史的熱點領域，相關著作也已經很多了。不過細細看來，其中仍舊存在一些盲點，比如對一些史料的運用。《紀事錄》正是這樣一部史料，以之為稜璋及明初史事進行折射，會有一些特別的收獲。

《紀事錄》全名為《皇明紀事錄》，俞本撰。此書如今能夠呈現在大家面前，過程其實頗為曲折。《紀事錄》早為人所知主要是靠明末清初的錢謙益和潘檉章，錢謙益在其著作《國初群雄事略》、《開國功臣事略》和《太祖實錄辨證》中多所引用。《開國功臣事略》雖然失傳，另兩部著作卻流傳了下來。潘檉章在《國史考異》中也對《紀事錄》進行了引用。兩人均利用《紀事錄》對《明太祖實錄》中的曲筆、隱諱、歪曲進行糾正，為後世保存了可貴的資料。然而隨著清朝的到來，錢謙益與潘檉章的書成為禁書，加之絳雲樓大火焚毀了錢謙益的大量藏書，世間遂認為《紀事錄》已經失傳。

至20世紀70年代，英國學者約翰·達迪斯（John Dardess，主要研究東亞歷史，劍橋中國明代史作者之一）首次推介了收藏於臺北“國家圖書館”中一部名為《明興野記》的書，認為其地位非常重要。此後，美國學者愛德華·德雷爾（Edward Dreyer）又對這本已經被鋻定為《紀事錄》的《明興野記》進行了詳細考察。後在20世紀90年代，美籍華人學者陳學霖（Chan Hoklam）對《明興野記》全書進行了研究校對，並對作者俞本的生平進行了初步考證，後將《明興野記》全文校對本，收錄於其著作《史林漫識》的附錄中，首次將其全文推介給公眾。後在本世紀初，北大教授李新峰通末明初大量史料對《紀事錄》進行箋證，完成了裡程碑式的著作《紀事錄箋證》，使得後人充分運用這部史料成為了可能。

《紀事錄》的作者俞本，高郵人，1334年順帝至正十三年（1353年）加入紅巾軍，效璋麾下，曾經璋三百六十人警衛部隊的一員璋稱為“曾跟朕小廝”。明朝建立後，俞本得到明軍將領韋正的賞識，跟隨韋正征戰並長期戍守西北，晚年著成《紀事錄》兩卷，主要記述了自己的親身經歷與見聞。且由於他一開始就沒有刊刻的打算，因此無所顧忌，為我們保存下來了許多珍貴史料。

現存《紀事錄》分為上下兩卷，上卷主要記述明朝建立前的親身經歷，下卷主要記述明朝建立後的經歷與見聞，上卷較下卷更為詳細。有觀點認為，《紀事錄》上卷較下卷價值更高，因為上卷是所謂“原始史料”，下卷則包含了很多官方宣傳與傳聞，因此價值不如上卷。這種論點其實不然，下卷固然包含很多官方宣傳與民間傳聞，但這正好反映了當時社會對中央政策的認識。同時，下卷中俞本更直接記載了自己在戍守西北時期，對明朝經略西北各種政策的大量見聞與評價，很多記載價值甚高，絲毫不亞於上卷中的“原始史料”。

不過，有得必有失，由於俞本處於濠州紅巾軍及此後明軍的基層，因此注定了俞本的見聞是有限的。《紀事錄》主要詳於軍事方面，璋集團及明朝中央政府的各種人事任命、政策調整則涉及較少。舉例來說，俞本保存璋集團在早期發展階段、長期被隱沒的二號人物邵榮大量的軍功，還有韋正對陝西、寧夏、甘肅地區的大力經略，以及自己與開國功臣鄧愈的私下談話等眾多寶貴史料；但對璋崛起並終奪取天下，統一全國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的劉基卻幾乎毫無涉及，璋大封功臣的名單中提到了一次“誠意伯劉伯溫”由此可見俞本著述的詳略情況。

正是因為俞本的無所顧忌，纔使我們能夠看到明初的很多珍貴史料，為我們呈現出了一個與官方宣傳大相徑庭的嚴酷、暴虐、視人命如草芥的時代，一個和官方塑造的“聖主”形像完全不同的冷酷、狡詐而又雄纔大璋。

但同樣，有利就有弊。也正是因為俞本的無所顧忌，他也將很強的個人感情代入到了書中，對於他反感的馮勝、郭子興等明軍將領，他不惜顛倒黑白，對他們大肆詆毀。對於自己的“恩主”韋正、傅友德，他又不吝溢美之詞，甚至為他們虛構功績，這些問題無疑都會影響到《紀事錄》的可靠性。

另一方面，由於俞本晚年完全依靠個人記憶著史，因此在歷史事件的時間順序上往往顛倒錯亂，給人們運用這部史料造成了極大的困難。幸而李新峰在《紀事錄箋證》中，對每一條記載都進行了詳細的考證，為我們利用這部史料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當然，正因為上面提到的《紀事錄》的局限性，因此想要通過侍衛親軍的視角璋與明初史事，僅僅依靠《紀事錄》也是不行的，為此，筆者也依靠了包括《明太祖實錄》在內的官方史末明初的各種文集，他們的作者很多璋的部下、臣子或者過從甚密，將它們與《紀事錄》集合起來，能夠得到更為寬廣的視角。

總的來說，在如今這樣一個璋的研究已經頗為泛濫，更有吳璋傳》這樣重要作品存在的環境下，利用《紀事錄》為稜鏡，結合經過篩選末明初可靠史料，一定能夠折射出一個雖然不全面，但卻很獨特，甚至之前沒有引起過足夠關璋與相關的明初史事。

攻陷太平後，陳友諒立即率軍直撲應天而來，為了確保成功，陳友諒還派人聯絡張士誠，相璋東西夾擊。不過張士誠與後來鄱陽湖之戰時一樣，並沒能有效配合陳友諒璋。我們無法知道張士誠究竟是與陳友諒有過節，還是戰略眼光不足，反正他的遲鈍璋扭轉局勢的機會。

然而面對陳友諒十倍於自己的兵璋仍舊不敢掉以輕心，此時也出現了璋親征的建議。對璋是持保守態度的，他認為親征並不可行，因為一旦自己率軍親征，陳友諒憑借優勢兵力，完全可以璋的主力，以偏師璋，卻以大軍直取應天，半日就可抵達。如璋必定首尾不能相顧。璋親自確定了迎戰陳友諒的戰略，在龍江—龍灣地區迎戰，此次戰役，也成為鄱陽湖決戰之前，璋與陳友諒命運的重要一戰。

為了將陳友諒誘入既定戰璋決定先施一個反間計。他將康茂纔找來，定下偽降的計策。康茂纔派遣自己手下的一位老閽者前去陳友諒處表示，願意歸降。陳友諒在確認康茂纔防守江東橋且江東橋為木橋後，相信了康茂纔的話，約定陳友諒軍至江東橋呼喊“老康”，康茂纔即率眾反戈一璋知道陳友諒已經中計後，立即趕工將江東橋改為鐵石橋，然後在龍江—龍灣地區部署戰璋讓邵榮、馮勝率五翼軍三萬人屯於石灰山側，常遇春屯於龍灣，徐達屯於龍江城南門外，楊璟則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則率舟師出龍江關外。璋自己，他親自 “總大軍於盧龍山，令持幟者偃黃幟於山之左，偃赤幟於山之右”，並告誡全軍：“寇至則舉赤幟，舉黃幟則伏兵皆起。”全軍嚴陣以待，迎接陳友諒的到來。

閏五月初十日，陳友諒率軍東下至大勝港，然而這裡有楊璟率軍抵御，水路狹窄，隻能通過三艘船。於是陳友諒引軍退出，轉往江東橋，希望能在康茂纔的配合下突破這裡。然而當陳友諒抵達江東橋時，卻發現這座橋是一座鐵石橋，大為驚訝，連呼“老康”也沒有回應，陳友諒纔終於知道自己上當了。此時，陳友諒的弟弟五王陳友仁已經率軍準備進攻龍江城。龍江為秦淮河北流入江水道，由龍江沿著秦淮河可以直抵應天府城壕，可見龍江城地位之重要。因璋於此不僅布置了重兵，加固城牆並深挖塹壕，更“創蓮花樁於江瀕二裡許以拒艦”。漢軍（徐壽輝死後，陳友諒建立漢政權，其軍隊稱“漢軍”）到此，發現龍江不同於太平，不能以戰艦抵近攻城，陳友仁於是轉而率舟師進攻石灰山，同時以趙普勝原來的部將張志雄，率原屬趙普勝的軍隊進攻龍灣。事實證明，這是一個極其愚蠢的決定。張志雄雖然因為驍勇善戰而被稱為“長張”，卻因為不滿陳友諒謀殺趙普勝而在此戰中不肯盡力，後影響了戰局的發展。

張志雄的軍隊在龍灣遇上了常遇春，邵榮則在石灰山迎戰五王陳友仁，徐達負責駐守中路策應。不料，常遇春與張志雄於龍灣交戰，“數戰不利”，蔡鎮撫在內的數十名騎兵全數陣亡。邵榮與陳友仁於石灰山交戰，雙方相持不下，然而居中策應的徐達在對陳友仁的戰鬥中同樣陷入不利局面。陳友仁所部在取得一定優勢後立即棄舟登岸立柵，進行追擊；其鋒芒甚銳，但也逐漸遠離了戰璋抓住戰機，命邵榮沿江向西截擊，切斷了登陸的漢軍與舟師的聯繫，漢軍首尾不能相顧，隨著璋方面發起的反攻，終於大敗。張志雄方面本無戰心，此時又遇上風急水湧，於是索性全軍投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