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作為時代個體的作家

現代歷史突出的特點就是發現了人，或者說發現了普通人。

正如魯迅所批判的，中國古代歷史主要是帝王將相的歷史，隻關注政治地位特殊或軍事能力出眾的個人，卻完全將普通大眾忽略。但進入現代文明社會以後，在現代民主思想的影響和啟迪下，普通人的價值得到越來越充分的重視和顯現。在現代歷史學的視野中，歷史不再是宮廷權力爭奪史，也不隻是英雄戰爭史，而是整個的文明發展史和文化演變史，在這些歷史當中，普通個人所起的作用遠遠超過所謂的帝王和英雄們。

歷史學的影響不隻是局限在學科之內，還延展到社會文化整體。典型的是，以20世紀法國年鋻學派為代表的新歷史學家們對思想史、文化史研究的深刻影響。歷史學家們開始將書寫的視野下放到普通大眾中，並關注、搜集、研究那些看起來瑣屑卑微的大眾日常生活歷史。在其影響下，思想學界也發生了重大的轉變。中國當代思想史學家葛兆光的《中國思想史》就一改傳統思想史以各時代思想家為中心的結構方式，轉而將大量篇幅給予不同時代的社會潮流，也就是普通大眾的思想和生活。雖然對於那些習慣於背誦著名思想家的概念和警句的人來說，這種結構方式會有些異樣，但它無疑更切近歷史發展的原始面目，也更利於我們捕捉到歷史過程中具有生命氣息的細微觸角。因為確實，所謂的正史往往有著太多的遮蔽、虛飾和扭曲，民間的生活記憶反而會更真切、樸實而可靠。隻要抹去歷史記憶中的幾許灰塵，人們和歷史真相之間的距離會更切近。

與之相應，人們在對歷史人物的關注中，也出現了類似的趨勢。那就是越來越不將歷史人物看做是凌駕於歷史之上的特異者，而是關注歷史環境給予他的制約和影響，真正把人還原到其生存的具體歷史語境中。換句話說，在很多歷史人物傳記者的筆下，人物歷史已經不再是純粹個人的歷史，它同時也是時代的文化風俗史和社會心態史。

文學歷史的書寫也自然受這一風潮的感染。與思想史一樣，以往的文學史書寫也主要存在兩種書寫方式：一種是側重名家，也就是關注那些著名的作家和作品，從純粹文學的經典性上來把握和記錄文學歷史——事實上就是文學經典的歷史；另一種則是社會性的文學生態史，還原文學創作的原始環境和基本狀貌。它所側重的不是文學的內在質素，而是外部的生長和影響過程，以及與社會文化各方面的互動關繫。在後一種文學史的視野下，其書寫的對像已經不限於名家名篇，那些被純文學史遺忘卻具有重大歷史影響的作家作品反而更有意義。同樣，那些被時代囿限、沒有做出突出成就的作家個體，如果從純文學發展角度來看，似乎不具備被充分關注的價值，但從文學生態歷史角度說，要了解一時代文學的真實狀況，以及更透徹地剖析時代與個人之間的復雜關繫，這樣的作家個體卻是很有意義的，甚至比那種創作成就更高，但時代環境卻比較平和的作家具有更充分的認識意義。

所以，任何時期的純文學史都隻會記錄數量非常有限的一些作家作品，更多的創作者和文學作品都會湮沒於歷史的洪流之中。但那些被排除出文學史之外的作家自有其關注價值。因為我們對作家的認識不隻是局限於文學內部，也包含思想、心態、文化等多個層面。就像在生活中，一個作家不僅僅隻是作為一個文學創作者而存在，他（她）同時也是一個兒子（女兒）、丈夫（妻子）、父親（母親），一個城市居民或農民……他的生活角色多樣，生活內容也遠遠不隻是局限在一個作家的範圍之內。

所以，我們看到文學史上一個個閃光的名字的時候，很可能會自覺不自覺地給他們蒙上炫目的光環，而忽略掉他們其實也是普通的個人，也是具體時代中生活的人。他們也有煩惱，有痛苦和坎坷，甚至因為他們是優秀的作家，就更難以適應現實生活的規則，遇到的困難坎坷會比一般人更多，而且，他們也有弱點，甚至存在某些缺陷。

這樣的理解，能夠讓我們對歷史中的作家個體生存有更多了解之同情，也能夠更好地通過作家以認識時代。我們一方面當然應該對這些作家充滿敬意，但另一方面，我們也不應該苛求他們，不要將他們的生活理解為完美無缺、一帆風順，也不要將他們當做筆下的文學人物一樣去看待和衡量。更重要的是，這樣的理解方式，可以通過對作家的透析而更清晰地認識一個時代。在這一意義上說，作家是時代獨特而真實的縮影，無論著名作家，還是無名作家，都是如此。因為他們都是文學創作者，盡管能力不同，成就不一，但都以自己的文學創作與時代構成豐富而獨特的聯繫。

所以，作為整體來說，作家在社會文化中有其突出的時代意義，從個體來說，他們中的許多人也具有很強的社會學和文化學意義，值得研究和思索。無論是在平常還是特殊時期，作家與個人之間總是存在比較復雜的張力關繫。特別是外在環境對文學限制相對嚴厲的時代，這種張力關繫更為突出，也更值得探究。諸如他們如何避開時代的限制，以及如何經受內心的煎熬，在政治與文學的夾縫中生存，在創作中如何“戴著鐐銬跳舞”，或者是無奈地放棄自我，以及在有限的空間中如何做出限度的努力和探索……無論是喜劇還是悲劇，是成功還是失敗，都具有可探究的多方面內涵。

中國當代文學中的“十七年”，特別是“文革”，應該可以算作這樣的時期。雖然我們不應該對這期間的所有文化都予以否定，但毫無疑問，這時期的政治對文學的要求更嚴厲，規範也更嚴密，作家能夠得到的創作自由更有限，空間更為逼仄。正因為這樣，人們對這時期的文學創作水準有較普遍的貶斥和質疑，真正能夠進入文學史的作家作品為數相當有限。

但是，這時期的許多作家作品依然非常值得思考和研究，甚至可以說，他（它）們的價值已經遠遠不隻是在於其本身，而是足以對整個中國當代文學史、現代文學史，乃至整個中國文學史都構成一定的啟迪意義。

因為簡單的理由，任何歷史都是由人推動和構成的。在人與歷史的關繫中，人不都是被動者，而是具有很強的主觀能動性。這既是人生存的意義所在，也是人應該承擔的責任。按照存在主義的思想，既然人可以選擇，就應該承擔選擇的責任，無可逃避。因此，我們在思考歷史，以及歷史中的個人的時候，就不能將什麼都推給歷史本身，推給各種客觀條件和原因，而是要去多方面思考其背後的個人主觀因素。在歷史中，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故事，有自己的順境、逆境，有自己的追隨和努力，也有自己的猶豫和迷茫。特別是作家群體在情感上更為敏感和復雜，也更能典型地折射時代的集體心態和思想。在“十七年”和“文革”時期，這種作家個體生存與時代的關繫，完全具有成為中國歷史,特別是現當代歷史典型個案的價值意義，對他（它）們的研究，應該成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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