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內容涵蓋自1901年至1950年間的前50屆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這段時期的歷史見證了兩次世界大戰、原子彈的誕生和納粹統治的存在。這些駭人聽聞的事件使痴人當道,智者淪陷。乍聽到“諾貝爾獎”一詞時,多數人會認為它是為百裡挑一的卓越成就而設立,能為改善人類生活作出巨大貢獻。人類總把英雄理想化,因此會認為諾貝爾獎得主全是智慧超群、宅心仁厚之人,他們在這世上,絕非凡夫俗子。諾貝爾獎營造出了一幅無私天纔傾盡畢生、不斷追求真知灼見、隻為造福世間眾生的美好畫面。
第一次聽到諾貝爾醫學獎時,我堅定地認為上述皆為事實。那時我正年少,求知若渴,希望日後自己能成為一名醫生。阿爾貝特·施韋澤是我的榜樣,他是法裔德國人,既是醫生又是神學家,他扎根非洲,傳播基督教給人以希望,又用醫術治病救人,他對非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952年,施韋澤憑借“敬畏生命”的思想理念榮獲諾貝爾和平獎,他駁斥當代科學無視倫理道德、沉淪於物質主義的趨勢。施韋澤認為人權與尊嚴是至高無上的,這也是他的人生信條。
我在醫學院入學面試時,遭到的質疑和鄙視令我深感震驚。每位面試官都會問我同一個問題:“你為什麼要做醫生?”“當然是為了治病救人!”我的心中早有答案。
但我的回答總會引來嘲諷,有時甚至是哄堂大笑。漸漸地,我改口說希望自己能為別人帶來幫助。聽到這個答案後,面試官最多會戲謔地搖搖頭。最終,還是有幾所學校願意接納我。
成為醫學生的第一年,我花了大量的時間在實驗室裡做解剖實驗。我擅長於每天的解剖任務——切開腸子、心髒和大腦——我都能熟練地完成。直到最後一周,我的心態發生了改變。當時,我正準備解剖一隻腳。即將切入足底時,我發現面前這具尸體的小腳趾上貼著一枚爽健牌雞眼貼。這一瞥讓我開始設想他曾經過著怎樣的生活,我感受到了一絲他的“靈魂”。突然之間,我不想再讓他皮開肉綻,因為我覺得這對他而言有些許無禮與冒犯。
還有一件令人難忘的事發生在進入醫學院的第二年。我們班應邀參觀醫藥制造商:禮來公司。參觀期間,銷售代表向每位同學免費發放了一臺價值不菲的聽診器。沒錯,短期來看,這確實是免費的。但是從長遠來看,這種行為是禮來公司在企圖影響一位醫生在整個職業生涯中的診斷習慣。我就此提出質疑:接受這些禮物是否符合職業道德?但隻有極少數同學與我的想法契合。久而久之,“醫學”這個詞在我心中的光輝形像被一點一滴地消磨殆盡。
入學第三年,我們進入了臨床試驗階段,開始接觸真正的病人。從病房裡的日常對話可以發現,我們的人情味兒正越來越淡薄。一個12歲的女孩因為血糖紊亂誘發了痙攣,我們就喚她為“糖尿病少女”。一位75歲的老人,因為壞疽感染從養老院轉到醫院,我們送他的代號是“北四房黑腳”。還有“那幾個心髒病”和“不明發燒者”,當然還有最可怕的一類患者被稱為“瘋病人”。
當我處在實習醫生和住院醫生的階段時,美國尚未通過法案規定醫院須向患者詢問其“醫療照護事前計劃”(又稱“生前意願”)。所以,每一位停止呼吸的患者都會立刻被施以心肺復蘇,通過胸外按壓或接通儀器進行人工呼吸。大多數努力會付諸東流,不過偶爾也有幸存者,但幸存者往往會因腦部嚴重缺血,隻能依賴機器維持生命,再無可能回到原來的生活。但一般而言,醫生不會把種種後果視為自己的責任——畢竟,我們隻是在做本職工作。我對現代醫療的切身體驗與我的理想相去甚遠,理想似乎越來越遙不可及。
某一天,我們正在對一位95歲的老人進行心肺復蘇,她已出現“多處器官衰竭”,大限已到。主治醫師打來電話,堅持讓我們停止搶救。事後,他告訴我:幾十年前,這位患者曾與他人合作,共同發現了維生素B12,最終榮獲諾貝爾獎。即使她通過心肺復蘇幸存下來,也一定會遭遇腦死亡。對於一個如此優秀的人來說,那將會是怎樣的生活?這段經歷,使我對諾貝爾醫學獎得主重新燃起興趣。
彼時,我已對現代醫療失去希望,但我依然願意相信舊時的醫生曾是一個高尚的職業。我重讀了阿爾貝特·施韋澤的作品,他對於“憐憫心”的見解是:“人生在世的目的在於對他人有同理心且能伸出援手。”施韋澤警誡道:“如果人對生命的任何部分加以蔑視,就會失去對所有生命的敬畏。”
在醫學界摸爬滾打30年,如今我終於有機會寫出自己對於諾貝爾獎的向往。我翻閱了大量當年的自傳,挖掘出一些諾貝爾獎得主在學術以外的領域鮮為人知的趣聞軼事。這也多虧了網絡上的絕版書資源,還有諾貝爾委員會按規定過50年公開的保密記錄。
這些史料,使我時而歡欣鼓舞,時而震驚訝異,時而沮喪嘆息。諾貝爾獎得主中不乏高尚的靈魂,也有幾位曾是我心目中的醫學英雄,但遠非我想像中那般偉大。在此過程中,我對諾貝爾獎的看法有所轉變,我不再將至高無上的光輝形像強加於諾貝爾獎得主身上,但這絲毫沒有削減我對這些故事的盎然興致。我十分享受編纂此書的過程,希望書前的你也能樂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