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理解
1.內在的覺醒
2.《陰影》
3.《論奧古斯丁的愛的概念》
4．一個猶太女性的生活
5. 轉向政治
6. “我們難民”
7. 拘禁
8. 緊急狀態
9. 過渡
10. 友誼
11. 和解
12.《極權主義的起源》
13.《愛這個世界》
14.《在過去與未來之間》
15.《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16.《論革命》
17.《黑暗時代的人們》
18.《共和的危機》
19.《心智生命》
20. 講述故事

注釋
主要參考文獻
致謝
圖片鳴謝

序言：理解

我們琢磨瑩石——
直到合格做珍珠——
然後，扔掉瑩石——

把自己看成蠢豬——

形狀—盡管—類似 
而我們這雙新手
通過運用沙子——
學會了珠寶的花頭——

“我們思考的對像是什麼？是經驗！沒有其他！”這是1972年漢娜·阿倫特在“漢娜·阿倫特著作研討會”上的發言。會議的主辦方是多倫多社會政治思想研究學會，阿倫特本來受邀作為嘉賓列席，但她卻堅持要在會上發言。

    漢娜·阿倫特的作品在很多方面都是關於思考的。在她的《思想日記》（Denktagebuch）中，她問道：“是否存在一種非專制的思維方式？”在《人的境況》開篇，她表明了寫作意圖：“因此，我打算做的非常簡單，僅僅是思考我們正在做什麼。”在她作為《紐約客》特約記者赴耶路撒冷報道阿道夫·艾希曼的審判時，她發現艾希曼缺乏進行自我反思的能力，無法從他人的角度來想像世界。阿倫特的最後一部作品《心智生命》，第一篇就是題為“論思考”的論文。

但對於漢娜·阿倫特來說，思考和經驗是並駕齊驅的，可以肯定的是，20世紀的社會和政治環境塑造了她的生活和工作。1906年，阿倫特生於德國一個富裕的世俗猶太人家庭，從小她就敏感地意識到自己與眾不同，是一個外人，一個反叛者，或者像她後來自己說的，一個“局外人”（pariah）和一個亡命之徒。她後來的人生也沒有改變這種身份。14歲時，阿倫特因為帶領同學聯合抵制一位冒犯了她的老師，被學校開除。1933年，在她的第一任丈夫君特·安德斯離開柏林後，她留下來，把寓所變成了幫助共產黨人逃離德國的地下中轉站。同年，她因為在普魯士國家圖書館收集反猶宣傳材料，被蓋世太保抓捕。後來她逃到巴黎，學習了法語，還研究了希伯來語，同時在“青年阿利亞”（Youth Aliyah）——一個致力於向巴勒斯坦運送猶太青少年的組織——工作。33歲時，她在法國南部的居爾拘留營度過了五個星期，後來這裡大批猶太人被釋放，開始逃亡之旅。1941年夏，阿倫特移民到了美國，申請為一個美國家庭做管家，以便學習英語，後來她開始為幾份猶太報紙寫文章。她在猶太關繫大會找到工作，這個組織致力於幫助猶太家庭和機構拿回他們被竊的財產，此外她還講授歐洲史的課程，也是在這一時期，她開始寫作自己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極權主義的起源》。

  她的好友，美國作家瑪麗·麥卡錫，把她描述為“光彩照人的女主角”。德國哲學家漢斯·約納斯說，她有“一種激情，一種內在的驅動力，對高標準的本能追求，對本質的探索，對知識深度的渴求，這讓她充滿了魔力。”朱莉婭·克裡斯蒂娃，這位保加利亞裔法國哲學家寫道，“阿倫特同時代的許多人都談到過她的女性魅力；紐約沙龍的人對這位‘魏瑪的摩登女郎’念念不忘。”劇作家萊昂內爾·阿貝爾稱呼她“傲慢的漢娜”。美國聯邦調查局這樣描述她：“個頭嬌小、身材豐腴的駝背女人，留著短發，聲音有點男性化，頭腦非凡。” 也許漢娜·阿倫特身上最令人難以理解的一點，根據各方面的說法，是她的“自成一格”。這樣的人物在全世界都絕無僅有。 

在漢娜·阿倫特早年那部自傳色彩的小說《影子》中，她描述自己對世界經驗的饑渴就像“困在渴望中”。她早年工作的內在驅動力是一種體驗和理解生活的熱望。正如她後來所說，理解生活，與求知的衝動不同，它需要你無休無止地投身於思考活動中；它要求一個人永遠都準備好重新開始。

從很多方面而言，阿倫特成為作家都是一個偶然。她說寫作是為了記住自己的思考，記錄值得記住的，寫作是理解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在她的日記和出版的作品中都能找到佐證，她在文字中進行著她所謂的“思考練習”。在《過去與未來之間：政治思考的八場練習》一書的序言中，她寫道：“思想自身乃是源自生活經驗中的事件，而且必須始終與它們維持聯結，將它們作為指引方向的唯一路標。”對阿倫特而言，思考練習是進行理解這一工作的方式，它們提供了一個途徑，幫助她擺脫在德國哲學傳統中所受教育的桎梏。 

1933年德國國會大廈縱火案後，阿倫特的思考方向從學院哲學轉到政治思想。她震驚於“職業思想家”對德國國家社會主義的崛起視而不見，並且還助紂為虐推進文化和政治機構的納粹化。他們沒有反抗希特勒政權的崛起，卻被歷史潮流裹挾前行。她宣布脫離那個“文化圈層”，說她“再也不會參與任何智識活動”。阿倫特在她的《思想日記》中問道，“是否存在一種非專制的思維方式？”接著提出了下列主張：“問題在於，一個人怎樣能夠完全避免被卷入潮流中。”阿倫特指出，思考本身隻是一種活動，並非專業哲學家這個精英圈子的特權。她說，“知識分子”是一個令人憎惡的字眼。她認為，每個人都有能力進行自省的獨立思考，如果你想抵制意識形態的思潮，在面對法西斯主義時擔負起個人責任，獨立思考就是必要的。

阿倫特並不經常談論自己的方法論，她的政治思想並沒有既定的分析出發點，也沒有固定的框架。她寫作不是為了解決實際的政治問題，也並非在構建一個哲學體繫，對諸如真、善、美這樣的概念做出理論闡釋。她的工作滲透了蘇格拉底的精神——它是對話式的，樂於接受質疑，不斷回到起點。1955年，阿倫特講授一門名為“政治理論的歷史”的研討課，在課程伊始就指出，概念本身不是目的，概念應該是我們進行思考的源頭活水。這暗示著所謂的“真”並不存在，因為我們必須不斷從自身最新的經驗出發來重新思考“真”。

在她的隨筆《瓦爾特·本雅明》中，她將這種思考方式描述為“潛水采珍珠”，這個說法源自莎士比亞的《暴風雨》（第一幕中的第二場）：

五噚的水深處躺著你的父親，
他的骨骼已化成珊瑚；
他眼睛是耀眼的明珠；
他消失的全身沒有一處不曾
受到海水神奇的變幻，
化成瑰寶，富麗而珍怪。 

阿倫特的著作探討的是經歷“滄桑巨變”之後的歷史要素。我們不能指望從歷史中找到今天的類比，也不能期待從歷史中找到某種偶然、線性的推理鏈條，來解釋極權主義崛起這樣的歷史事件。“潛水采珍珠”是一種走近碎片化歷史的方式，讓我們可以撿到一些富麗而珍怪的瑰寶，得到某些啟發。

對於阿倫特而言，思考和理解的工作是要獨自進行的。她在私人空間和公共空間之間畫了一條清晰的界線。從早年起，在她對孤獨的熱愛和被認可的渴望之間就存在一種緊張關繫。她反思道，即使隻是讀一本書，也需要一定程度的孤獨。如果一個人想要進行思考，他必須避開公共領域的灼灼凝視，這樣纔能體驗思想的無聲對話。阿倫特將這種對話稱為“合二為一”，即一個人跟自我的對話。思考是一個自我理解的過程，是對自我的認知。當一個人體驗到思想的無聲對話，思考的自我是一分為二的；當一個人重新顯現於世，自我便再次復原為一體。在這一思考空間裡，一個人可以直面自己的經驗，自己的信仰，以及自己既往的思想。阿倫特說：“認為存在危險的思想是錯誤的，原因很簡單，因為思想本身對所有的信條、信仰和觀點來說都是危險的。” 

這不是一項容易的任務。阿倫特的思考練習帶著一絲危險的意味，這並非偶然。經驗（Experience）和實驗（experiment）這兩個詞有著共同的詞根：experiri（去嘗試），它又和periculum（危險）相關。阿倫特說“沒有危險的思想，思考本身就是危險的”這句話時，可能就是這個意思。思考活動，理解世界的活動，可能會顛覆我們曾經相信的一切。思考有讓我們自身解體的力量。

漢娜·阿倫特抗拒所有意識形態的思考方式。她不是任何思想流派或哲學信條的信徒。因此，阿倫特的人生和作品為讀者提供了一種思考方式，教給我們如何思考，而非提供一些供思考的論點。所以，阿倫特的許多讀者曾經嘗試將她歸於某種政治傳統下，是很諷刺的，因為阿倫特對理解的熱衷即是對這一思維方式的完全拋棄。理解不是要形成“正確的信息和科學知識”，它是“一個復雜的過程”。隻有通過這種永不停止的思考活動，我們纔“對現實妥協，與之和解”。阿倫特認為，這便是我們在世界上築造精神家園的方式。

1967年夏，在給羅歇·埃雷拉的一封信中，阿倫特寫道，“被世人贊揚當然總是讓人愉快的。但這真的不是重點，被世人理解要讓人愉快得多得多。”也許我們要問一問，漢娜·阿倫特被理解了嗎？

近年來，許多人都開始閱讀漢娜·阿倫特的作品，試圖去理解我們今天面對的政治危機——自由民主的衰落，虛假新聞的散播，公共領域的增長，技術的勝利，私人領域的喪失，普遍的孤獨感，等等。阿倫特的文字中到底有什麼，在今天讓如此之多的人找到共鳴？為什麼我們總要把目光投向她，來理解21世紀的政治狀況？

我敢說，那是因為阿倫特在歷史中找到的不是類比，而是那些富麗而珍怪的瑰寶，可以幫助我們通過一個新角度來看待我們最切近的經驗。就像所有偉大的政治思想家一樣，她關注著她那個年代的問題——極權主義的崛起，革命的政治，人們對政府信任的喪失，對參與型民主的需求，文化的衰落，惡的問題。這些都不是新問題，但它們呈現在每一代人面前都是新的樣貌，需要我們的理解。

阿倫特的文字中還有一種激進的開放性，邀請人們參與和闡釋。阿倫特是一個詩性思想家。有人稱她為“and”思想家。用她的朋友，政治科學家漢斯·摩根索的話說，“她頭腦的運轉方式與詩人很相似，創造出親密感，發現一些一旦提出人們都會感到恍然大悟的關繫，但是在詩人提出這些關繫之前，沒有人想到過”。阿倫特知道意義是可塑的，它必須通過講故事制造出來。她想要找到新的語言，來言說一個新世紀的政治現像，為此，她將自己從傳統中解放出來，將哲學、神學、政治理論、文學和詩歌熔為一爐，打開了一個全新的格局。 

阿倫特不是一個迷信的女人。她並不相信神諭或占卜。她甚至都不相信進步的神話。她關注的當下和此地，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她不認為我們應該圍繞著“未來會更好”的概念來安排生活和政治，而認為我們應該重新回到“善”的概念。

阿倫特是一個苛刻、專橫、帶著偏見的人。她不是女權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自由派、保守派、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她愛這個世界，接受她所理解的人的境況的根本因素：我們不是孤立存在的，我們彼此各不相同，我們顯現於世，然後終會消失。在這之間，我們被扔進一個“成為”的空間，我們必須一起照看地球，共建世界。

阿倫特對世界的熱愛，要求我們必須接受人的境況。它也要求我們這些凡夫俗子找到一種方式，來看待充滿苦難的世界，還能依然熱愛它。這不是容易做到的“誡條”。柏拉圖說，忍受傷害要強於施加傷害。康德給了我們一個明確的指令，要我們按照全體人類的善來支配自己的行動，認為唯一的善就是善意。但是到了關鍵時刻，職業思想家、民族國家和哲學都沒有起身抵抗法西斯主義的潮流。所以，阿倫特自覺擺脫了傳統的桎梏。她喜歡引用法國詩人、抵抗運動鬥士勒內·夏爾的一句話：“我們的遺產未被預置任何遺囑。”

阿倫特的作品現在已經成為我們遺產的一部分，我們可以借助它們來進行理解，但她一定會反對我們用她的作品來類比當下的政治危機。她在去世不久前的一次采訪中說：“回望歷史以期找到類比，作為解決當下問題的借鋻，在我看來，是一個荒謬的錯誤。”阿倫特想要教給我們的是怎樣思考——怎樣停下，根據我們最切近的經驗、恐懼和欲望，來思考自己的行動。我們今天的世界不同於20世紀上半葉的那個世界，它已經被冷戰、反恐戰爭和數字技術的崛起從根本上重新塑造。阿倫特向我們展示了如何重新來思考，如何把自己從西方政治思想的傳統中解放出來，如何自己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如何獨立思考而不是屈服於意識形態。她說，隻有當我們做到這些，我們纔有愛這個世界的能力。

她寫過一篇題為《80歲的海德格爾》的隨筆，其中寫道，“每個思想家，如果他活得足夠長，一定會致力於闡釋那些看似是他思想的成果，途徑就是通過重新思考它們。”這不是寫漢娜·阿倫特的第一本傳記，也不會是最後一本，我在想，自己能以怎樣不同的方式來寫她，在這樣的想像中，我與阿倫特站在了一起。伊麗莎白·揚–布魯爾在1982年出版了她的阿倫特傳記作品，名為《愛這個世界：漢娜·阿倫特傳》，她向世界曝光了阿倫特不為公眾所知的私人生活。雖然不知道阿倫特是否願意把自己的詩歌、日記和情書公之於眾，但她在去世時確實把這些遺贈給了我們。（鋻於她也曾研究過作家拉赫爾·瓦恩哈根的書信，想來她也想像過有人發現她的文件，並在其中找到了友誼的陪伴，就像她在拉埃爾信件中收獲的那樣。）揚–布魯爾參考了1966年約翰·彼得·內特爾出版的《羅莎·盧森堡傳》的框架，完成了一部巨著。而我的這部傳記不同。它沒有追求面面俱到，而是將主題更聚焦。它的目標是向不熟悉阿倫特的讀者介紹她的生平和作品，並補充了一些已出版的傳記中缺失的自傳細節。我希望可以向讀者描繪一個無比生動的女人的畫像，來展示她為何被視為思想和行動上的雙重巨人。 

阿倫特對理解的熱情，對生活的渴望，對於她自省的獨立思考能力的形成是同等重要的。我不認為這兩者可以脫鉤，因為一個人必須真正熱愛這個世界，纔能像她那樣熱情地投入其中。在她人生的至暗時刻，就是她被關在拘留營那段時期，未來一片渺茫，她開始思考自殺的問題，最後她的結論是，自己太熱愛生活，所以不能放棄。她決定繼續活下去，並且要努力歡笑著活下去。我希望她面對絕境的勇氣能夠激勵我們鼓起勇氣，在“我們這個並不美麗的世界”，去抵抗我們今天面對的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