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 評 

張大可曰：本篇主要載述漢武帝時張騫兩次出使西域始末以及倡議通“西南夷”的經過。司馬遷創立本傳，使《史記》體制擴展，具有世界史的意義。

韓兆琦曰：本篇前半部分主要記敘了張騫兩次出使西域的經過，後半部分著重記載了漢武帝因貪圖大宛馬不惜發動戰爭，以至征服大宛的過程。《大宛列傳》是今天研究古代西域形勢的早的資料。本文的主要思想是：

，譴責了漢武帝為滿足個人貪欲而發動戰爭，致使國力削弱、生靈塗炭的行為。漢武帝其人，好大喜功，追求物欲，表面上看，他發動討伐大宛的戰爭，志在滅胡，實際上則不是這樣。司馬遷說：“漢既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觀中國。”（《太史公自序》）大宛戰爭就是在這一背景下發動的。不過，漢武帝還有兩個具體“私欲”：一是欲得到令他甘心的大宛汗血馬；一是想讓他的寵姬李氏的親戚封侯。結果，漢武帝兩次遠征大宛後，目的達到了，代價如何呢？司馬遷於序事中寄寓了論斷。次， “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然而，“往來二歲，還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第二次，“赦囚徒材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敦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驢騾橐駝以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凡五十餘校尉”。但漢軍“凱旋”時， “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馬千餘匹”。吳見思說：“漢武開邊生事，原非盛事，故史公序漢誇耀諸國處，諸國恃遠輕漢處，又帶序蜚蝗騷動處，即大宛一捷，亦以不入中城，殺王昧蔡不能討而賜賂鎮撫終焉。含多少譏諷、多少嗟嘆？”（《史記論文》）李景星說：“其用意處尤在不滿漢武帝之好大喜功，故於其誇耀諸國及諸國之輕漢，皆寓微辭。即敘大宛之捷，看似為漢吐氣，而曰‘不入中城’，曰‘殺王昧蔡’，曰不能討而以‘賜賂鎮撫’終焉，其中有多少譏刺、多少嘆息！此太史公敘事所以獨雄千古，非繼起者所能仿佛萬一也。”（《史記評議》）

第二，李廣利是司馬遷討厭的人物之一。他既沒有統兵征戰的軍事經驗與謀略，又不知愛護士卒，且縱容將官貪污薪餉。但由於他是李氏寵姬的親屬，於是便受到了漢武帝的極度寵愛。在《佞幸列傳》中，司馬遷曾差點把衛青、霍去病列為佞幸，但實際上他們終於還是靠著自己的本領而獲得晉升的，李廣利則全憑主上恩賜。傳中寫道：“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並力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軍入獻，見天子，因以為質焉。貳師之伐宛也，而軍正趙始成力戰，功多；及上官桀敢深入，李哆為謀計，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馬千餘匹。貳師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能多，而將吏貪，多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眾。天子為萬裡而伐宛，不錄過，封廣利為海西侯。”清代王鳴盛說：“敘廣利事作提倡之筆，則雲‘欲侯寵姬李氏，拜廣利為貳師將軍，以往伐宛’，見此舉志荒矣。”（《十七史商榷》）

第三，司馬遷認為張騫的“鑿空”與後來勞民傷財的戰爭有直接關聯，認為他這是“生事”，是他挑動了漢武帝的擴張野心，是“逢君之惡”，所以在本傳中將他和李廣利放在一起做了批判。宋代黃震說：“甚矣，小人逢君之惡何甚也！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嘗罷之矣，張騫言可通大夏，天子復欣然為之，是窮民西南之禍，不在漢武，而在張騫。然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得月氏要領；其後復使烏孫，亦不得其要領。間關萬裡，困苦終身，騫果何利於此？自是棄骨肉於萬裡外，以妻烏孫；自是沒士馬於萬裡外，以取宛馬。天下騷動，耗費巨萬萬，騫又果何利於漢？嗚呼甚矣，小人逢君之惡者，不可曉也！””（《黃氏日鈔》）從這個角度說，司馬遷的感情態度是對的，是站在了當時勞動人民與被侵掠的少數民族的立場上。但我們必須看到張騫與李廣利是不同的，張騫作為一個通大宛的使者，他能不畏強暴，忠於職守，他那種深入不毛之地艱苦卓絕的探險精神以及他為開發西域，促進東西經濟、文化交流所進行的活動，從歷史發展的觀點看來，無疑是應該受到尊敬的。梁啟超說：“歐美日本人常言支那歷史不名譽之歷史也，何以故？以其與異種人相遇輒敗北故。嗚呼！吾恥其言，雖然，吾歷史其果如是而已乎？其亦有一二非常之人非常之事，可以出此言乎？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讀張博望、班定遠之軼事，吾歷史亦足以豪矣。” “張騫實世界史開幕一大偉人也。”（《張博望班定遠合傳》）如果說，絲綢之路是貫通亞歐大陸的動脈，是連接東西文明的橋梁，那麼，張騫的“鑿空”之功是至關重要的。令人欣慰的是，司馬遷在本文中盡管批評張騫的“生事”，但他畢竟還是把張騫的卓越之處明晰地描繪出來了，這是司馬遷求實精神的勝利。明代李贄說：“張騫持漢節入匈奴，十三年而不失，與蘇武何異！同時百十人皆沒，獨騫與堂邑父兩人在耳。身所經歷者，大夏、大宛、烏孫、康居諸國，不下萬餘裡，所至戎狄皆愛而信之，以故兩度得脫，無困迫憂，則其纔力固有大過人者。”（《藏書》）

第四，司馬遷敏銳地意識到了隨著西域道路的開通，東西方經濟、文化的頻繁交流所帶來的新變化。首先是通過絲綢之路，大宛的葡萄、苜蓿等植物新品種輸入中國。傳中寫道：“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宛左右以蒲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眾，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陶、苜蓿極望。”另外，司馬遷也注意到外來藝術的傳入促進了中國原有藝術的發展。他說：“漢使還，而後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於漢。及宛西小國潛、大益，宛東姑師、扜罙、蘇薤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於是大觳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遍觀各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觳抵奇戲歲增變，甚盛益興，自此始。”當然，司馬遷也記載了中國物品輸往西方的情況。“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

第五，司馬遷與張騫生世相接，熟聞其通西域事，因而得使本篇對周邊國家的文化、地理進行了準確描述。《大宛列傳》是今天研究古代西域形勢的早的資料。諸如西域國家的地理位置、物產資源、生活習俗、社會組織等都記述得準確而明晰。李景星說：“此篇詳記漢西北諸國，凡正敘者八國：曰大宛，曰烏孫，曰康居，曰奄蔡，曰大小月氏，曰安息，曰條枝，曰大夏。附敘者九國：曰扜罙，曰於窴，曰樓蘭，曰姑師，曰黎軒，曰身毒，曰潛，曰大益，曰蘇薤。而又於其間閑帶敘西南十國，則所謂、冉、徙、邛、僰、氐、笮、嶲、昆明、滇越是也。穿插變化，幾於統西北、西南而一之。乃獨以‘大宛’名者，通篇以大宛起，以大宛結，又以伐大宛為主文故也。”（《史記評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