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卷:歷史轉型期的葉恭綽
二十年前,我在寫《海上收藏世家》時,其中有一篇寫了葉恭綽,那時隻是把他當作一位大收藏家,所記的也僅是他的收藏生涯,沒有能反映出他收藏高潮所處的那個北洋時代。在遺憾中卻留下了“葉恭綽與北洋時代”這樣一個題目,想了多年,真可謂“有此心,沒有此膽”,一直不敢動筆。
所謂“北洋時代”,即是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奕鐶、奕劻、翁同龢、李鴻章聯名專折,奏議委任袁世凱訓練新軍,即小站練兵開始,中經1916年袁世凱稱帝去世後的軍閥混戰,國家分裂,到1928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結束了國家分裂的局面,北洋軍閥也壽終正寢。
光緒三十二年(1906),葉恭綽入郵傳部,幾經沉浮,1925年辭去段祺瑞執政府交通總長的職務,結束在北洋時代將近二十年的宦海生涯。我想通過葉恭綽宦海沉浮的經歷,應該能夠看到北洋時代之一斑。
北洋時代是一個動亂時代,軍閥割據,各方勢力都想獨霸中國,國家分裂,在“文統”和“武統”爭論不休的情況下,發生了軍閥混戰。在中國歷史上北洋時代是黑暗的年代,這似乎已成定論。但我認為,中國歷史從鴉片戰爭開始轉型,北洋時代是這一歷史轉型期激越、社會變化迅速的年代。新文化運動思潮,國粹保守主義思潮,改良派思潮,馬克思主義思潮,風起雲湧;民間團體黨派組織此起彼伏,又是一個百家爭鳴的時代,各類學人從書齋走向社會,從幼發走向成熟。這樣,諸多因素構成了北洋時代的特色:啟蒙、思考、爭鳴和覺醒。
在寫作的生涯中,我比較歡喜寫人物傳記。因為人物傳記是具體的,不隻是他們的史料具體,而且他們的情感以及他們對那個時代的感受也是具體的,從人物的身上可以捕捉到歷史細節。通過對幾位人物的描繪,我們就可以看到一個時代的歷史畫卷。處在北洋這樣一個時代,可以說是與北洋時代相始終的葉恭綽,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呢?
冒鶴亭曾說:“葉某的腦子大概像一個貨倉,把各種貨物分類地存儲,要用時一樣樣地取出。”葉恭綽的個性和思想是矛盾而相容的,他自己也說:“我一方面在討論工業上技術問題,同時卻可以談談宗教、哲學;一方面研究一個公司要怎樣組織,同時又會想到音樂、書畫上的問題。”又說:“對於一切的事情來到面前,從來沒有忽略過絲毫,但從來沒有執滯過絲毫。隻是盡心竭力去做,到不得已的時候,我卻會全盤割舍拋棄,一無留戀。”(《四十年求知的經過》)葉恭綽的學生、鐵路橋梁專家茅以升,對他知之甚深,對他的評論是:“他不肯超越舊道德的範圍來謀他個人的權位,他不肯輕試新潮流的武器來造他個人的勢力。”(《遐庵彙稿·序》)這些都表明了從官僚到士紳,葉恭綽始終都是一位知識豐富、半新半舊的人物。葉恭綽有不少朋友勸他作自傳,但由於他過於慎重與矜持,也有著正所謂“一部十七史,不知從何說起”之故而未作。他個人認為:“我個人的歷史雖說復雜,還不及我的思想復雜得厲害,思想是說不盡的。”(《四十年求知的經過》)
20世紀40年代末,葉恭綽的學生俞誠之等編著《葉遐庵先生年譜》,又經過葉氏親自審讀,雖有為尊者諱,但它是一部材料翔實而可信的著作,後來雖有幾種葉恭綽年譜、葉恭綽研究等著作,有詳有略,
但都是以俞氏所著為依據。我在寫此傳記時,對葉氏的復雜經歷刪繁就簡,避開了許多事件枝節的敘述,而是從葉氏的札記閑文及葉氏朋友尺牘中,尋找他的思想。《上海圖書館藏葉恭綽友朋尺牘》甚全,在該館梁穎先生的相助之下,我對館藏尺牘粗略地瀏覽了一遍;此後該館編的《歷史文獻》又將其尺牘陸續刊載,為我提供了許多研讀的機會。這些尺牘不隻是葉恭綽,而是那一代人的情感、思想記錄,我從中感受到時代的脈搏,可以作近代思想史而讀之。所以,在撰寫《葉恭綽傳》時就想有別於其他作者所寫的傳記,而是以葉恭綽與朋友往來信札為主干,組成了本書的結構。
從立功來說,葉恭綽政事學術文章彪顯,功德甚多,其中為重大者則以交通建設為上。中國近代交通肇始於清末而發展於民國之初,葉恭綽於此時期經歷郵傳部書記員及交通部次長、總長,又掌管交通建設,運思極精,所經歷大事及艱辛更難以計數,特別是收復鐵路主權、提出鐵路之獨立,不屬任何一家軍閥所獨有。正是因為交通之便利使軍閥割據的局面很快結束。葉恭綽自言他並不懂鐵路建設,何以能取得這樣的成績?這些隻有從他與同僚、下屬的通信中,纔可看到他的“樹人之不可緩、求纔若渴、舉賢如恐不及”的精神。古來的人立功多而不易立言,甚至功大的又多以文牘立言,言雖立而不傳。葉恭綽與朋友往來的尺牘,使我們看到他在立功的同時又立言,這恐怕是在他的公事文牘中看不到的。就如同走進森林,不但看到主干,而且看到枝葉,避免了在人物傳記寫作時容易犯的“一葉障目”的錯誤。
風雲激蕩,葉恭綽時而在朝,時而在野,無論在朝或在野,他都是古代文化遺產的守護者。勘察大同石窟,攔截敦煌經卷,支持西北科學考察,對流沙墜簡的保護與研究,似乎都和新文化運動的潮流有些相抵觸,從他的文章詩詞中也看不出他對新文化運動的態度。葉恭綽和新文化運動的培,相識於南北和談時期,他們又都帶著很深的傳統文化烙印走向共和。從通信中可以看出他們在許多事情上共同合作,一脈相通。從整個文化發展史來看,張揚新文化和守護傳統文化並不矛盾,兩者互為補充,相輔相成。
葉恭綽說他的經歷復雜,遠不如他的思想復雜。他所說的經歷復雜也就是他在朝為官的那個階段,時而在職,時而被免職;時而復職,時而又被免職,需要他四面周旋,八方應酬,復雜得的確令人眼花繚亂。但他始終以傳統道德與操守為底線,合則留,不合則去,進退自如,毫不留戀官位。經歷雖然復雜,思想不甚復雜。但是對生命的意義,人生的價值與取向、宗教哲學信仰之探索、經濟困境中的艱辛,以致到生命垂危之際以後事相托於朋友,經歷比為官時要簡單,但思想經歷比為官時要復雜。對這個探索生命真諦的復雜心理,也隻有從他與眾多朋友往來的信札中讀得出來。探索葉恭綽對生命的態度及對生命價值的認識,正是我為他立傳的目的,企盼與其他作家寫的傳記有所不同。
葉恭綽是一位收藏家,如果說他的生活以收藏為軸,他的生命就是以這根軸為中心而轉動。可以這樣說,如果他不是從事文化保護及收藏,他就僅僅是北洋時代的官僚,多隻是過眼煙雲的歷史人物。
但是,從一開始他就不以收藏為自娛自樂,而是以守護傳承者的責任在肩,開展學術研究。這是有別於其他收藏家的。他對一些藏品的研究,可以持續多年,逐步深入地揭示藏品的內涵。從眾多的題跋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他的思想認識的復雜性。以《鳳池精舍圖》卷而論,他把自己在蘇州的居所名之曰鳳池精舍,在請吳湖帆作圖時,此園已荒蕪。在吳湖帆作此圖前三年的時間裡,他曾數次致信吳湖帆作此圖,圖成後他不隻是自己題跋,而且請眾多好友題跋。他尤感不足,仍然念念不忘地作題。從題跋中,談形與神、名與實之哲學。我們能從中感受到他對故園的戀情,並看到他由此圖拓展開去的對吳中文化的研究。
北宋燕文貴的《山水卷》本是傅增湘的收藏,葉恭綽於1925年得之於傅增湘或顏世清,是他的早期收藏之一。葉恭綽由此旁及燕文貴的《溪山樓觀圖》《武夷山色圖卷》等作品及幾幅宋畫,並對它們進行了研究。這使我想到書畫鋻定大家謝稚柳研究燕文貴僅存的四幅圖及李成的《茂林遠岫圖》所進行的研究,並編著了《李成燕文貴合集》。
葉恭綽的研究和鋻定專家有些相同。葉恭綽的藏品中有多幅佛像畫,他把收藏和研究、信仰、人生融合在一起。葉恭綽收藏了不少僧人的作品及佛像,但他不信佛,不是佛門弟子,而是從佛學中尋找另一種精神世界。塵世給他帶來許多煩惱,他想從佛學所提倡的精神世界求得寄托。
1968年8月6日,葉恭綽病逝,享年八十八歲,要不是在那個特殊年代,他的壽命可能會更長一些。他愛交友,一生都在與朋友交遊,即使是宦遊生活十九年,也沒有遠離朋友,而多是文化界的布衣之交。
正是因為他的交遊之廣,所以纔能留下數以千計的友朋信札。披覽讀之,感到其中閃爍著“和為貴”的精神。“和為貴”是中華文化之內核,歷史早已證明即使是國家的政治生活也是以和為貴。鬥則傷,鬥則亂,鬥則敗,何況朋友之間?葉恭綽與朋友交遊,潔身自持,求同存異,與許多人終生為友,不背不棄。葉恭綽從青年到暮年都以白蓮自喻。1934年去儀征顧園,開鑿舊池,親手種下白蓮;1958年吳湖帆又畫白蓮為他七十八歲壽日祝祈,對花寫照。從《五彩結同心》到《見心蓮》,可以看到葉恭綽對民族、對社會、對朋友都是以肝膽相照。
整理舊稿,書香少年、北洋官僚、收藏家,葉恭綽的一個個紳士的背影總是浮現在眼前。
在撰寫的過程中,得到上海大學教授嚴泉先生、美術評論鋻賞者萬君超先生、復旦大學歷史繫李春博先生的幫助,同聲感謝。
二〇二二年一月於百裡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