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懷真集：朱維錚先生紀念文集》中對如我這樣外行印像最深的一句話是：“任何一種歷史研究，那第一步都隻能用力於討論對像‘是什麼’，然後纔可能追究‘為什麼’。”靜心想來，我們所有學科的研究的第一步不都是在用力於討論對像的“真”嗎？然而，對於經歷過連牛頓、愛因斯坦等的名字都不許提及，對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等物理原理都要猛烈批判的“文革”年代的中國人來說，都會深深體會到作為人文學者要做到這一點的特殊困難。還在“文革”的遺風仍相當盛行的年代，朱先生就大聲疾呼：“不可以帶著現在的感情，對歷史做輕易的價值判斷”，“有一種人習慣於紅衛兵的思維方式，根本不看重學問，把學問當作一種工具，搞來搞去”，“我們現在有一批教授，就是當年的紅衛兵，他們的思維還是當年的紅衛兵思維”，……能夠如此勇敢、不留情面地斥責學界的“紅衛兵”，除了朱先生，恐怕很難找到同類。即便在今天，如此直抒胸臆的人文學者也不再多數。
朱先生說的都是真話，“真話”無非就是把握和傳達了實際情況的本質，並恰如其分地表達了我們需要面對的現實對像（或事件）的屬性及其內在的因果關繫，但恰恰因為這個簡簡單單的“真”字的潛在力量，反而使得要想說出真話者面臨巨大的壓力！其實，真話的邏輯非常簡單，許多都是常識性的；在連常識都被廣泛忽視的情況下，說些常識性的真話都會被看作是“另類”。難怪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的“一句真話比整個世界的份量還重”的斷言會成為名言。因此，編者將紀念朱先生的文集取名為《懷真集：朱維錚先生紀念文集》是十分貼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