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輾轉意、法、西、美四國參與反法西斯抗爭；

    他在戰時營救阿倫特等歐洲一流學者的經歷鮮為人知；

    他被迫離開美聯儲，卻為南美世界的經濟發展傾注半生；

    他拒斥總體性理論和學術陳規，改變了20世紀人類思想發展的軌跡。

   
----------

    《入世哲學家：阿爾伯特·赫希曼的奧德賽之旅》敘述了阿爾伯特·O·赫希曼的生平故事、評介了他的主要著作。赫希曼是20世紀*原創性和*爭議的思想家之一，在這本引人入勝的傳記裡，傑裡米·阿德爾曼講述了這個偉大的思想家在恐怖和希望中成長的故事，使一個終生都在通過寫作捍衛寬容和變革的入世哲學家的形像躍然紙上。

    赫希曼1915年出生於德國柏林，成長於魏瑪共和國從充滿希望轉變為激烈動蕩的那個歷史時期。1933年，當納粹分子攫取了權力後，赫希曼逃離了德國。盡管自己迭遭大難，但是赫希曼卻沒有沉淪，恰恰相反，他參加了法國和意大利的地下抵抗運動，並志願奔赴西班牙參加了反法西斯戰爭。法國淪陷後，赫希曼在馬賽與瓦裡安·弗萊等人一起，將許多歐洲*流的學者和藝術家營救到了美國。赫希曼先後在法國巴黎、英國倫敦和意大利特瑞雅斯特求學，後來相繼在哥倫比亞大學和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任教和從事研究工作。赫希曼還是一名享有崇高聲望的咨詢專家，他的建議對美國政府、拉丁美洲各國政府、歐洲許多國家、世界銀行以及諸多大型基金會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在他的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學術生涯中，赫希曼出版了許多論著，其中有不少堪稱經濟學領域、思想史領域及至整個社會科學領域*有原創性、*重要的文獻。終其一生，赫希曼一直堅定地秉持改革總是可能的信念，即使是在那些*黑暗的日子裡，也從未動搖過。

序一
現世政治——經濟學家赫希曼的思想之旅（韋森）

序二
一位可能主義者的現世生活（汪丁丁）

致謝

導言
貼切的語詞

章
家園

第二章
柏林在燃燒

第三章
證明哈姆雷特錯了

第四章
英勇時刻

第五章
不斷跨越邊界

第六章
大炮還是黃油？

第七章
後一戰

第八章
蟻丘

第九章
赫希曼秘密檔案小傳

第十章
在哥倫比亞的歲月

第十一章
追隨我的真理

第十二章
高舉實證的火把

第十三章
吟唱發展的史詩

第十四章
神助自助者

第十五章
冷血怪物

第十六章
人，舞臺

第十七章
對身體的迷戀

第十八章
失望

第十九章
為我們的子孫後代準備的社會科學

第二十章
重溫當下此刻

終章
馬克·夏加爾之吻

後記
御風而行

注釋

赫希曼作品目錄

索引

赫希曼為我們留下的不是數據或微觀結果，而是更宏大的概念，它們持續地影響著我們思考發展和公共政策的方式。……世上再也沒有像阿爾伯特•赫希曼一樣的發展經濟學家了。

——弗朗西斯•福山 | 著名經濟學家

----------

這是一本極其出色的傳記作品。它深刻而準確地描述了赫希曼的思想旅程和政治生涯。赫希曼是20世紀*有創造力的知識分子之一，……全世界的無數人都深受赫希曼的影響，其中就包括我自己。

——費爾南多•恩裡克•卡多佐 | 巴西前總統

---------

《入世哲學家》在揭示了赫希曼這個20世紀*偉大頭腦的“奧秘”的同時，也讓我們身臨其境地感受到了20世紀激烈的政治和思想變遷的動人心魄之處。

——丹尼•羅德裡克 | 著名經濟學家

---------

赫希曼作品*迷人的地方在於，一旦你看了他的作品，你就沒有辦法說服自己用之前的眼光來看世界，他會在*微小的地方改變你的理念。

——韋森 | 著名經濟學家

---------

阿爾伯特·赫希曼是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傑出的社會科學家之一。他是我們所有社會科學家的楷模。赫希曼的一生豐富多彩，傑裡米·阿德爾曼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寫出了一本非常全面的傳記。我們要感謝阿德爾曼，感謝他帶領我們，重走赫希曼的旅途。

——查爾斯·梅爾 | 哈佛大學國際歷史學教授

---------

《入世哲學家》是一本傑作。它既是一個激動人心的傳奇故事，又是一本勵志的偉大人物傳記，同時還是社會科學在20世紀政治生活中的‘轉變參與史。”

——艾瑪·羅斯柴爾德 | 經濟史學家

---------

赫希曼的思想會改變你的世界觀，它照亮了人類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紐約書評

---------

阿德爾曼耗費多年撰寫這本令人贊賞的傳記，本書讓讀者得以窺見赫希曼在經濟學領域的多項貢獻……赫希曼一直有一種從局部轉向整體的獨特視野，對人性始終保持*的樂觀。

——《外交事務》

---------

赫希曼的實證方法已超越了一般的左/右派分類範疇……他致力於復興社會科學中的人文本質，將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歷史學和哲學重新聯繫起來。

序二    一位可能主義者的現世生活

    赫希曼創造了“可能主義”這一語詞，用來表達他對生活之無限可能性的熱愛與追求。他主動顛覆既有的生活，從一個世界自我放逐到另一個世界，哪怕沒有納粹勢力的驅趕，他的傳記作者相信，他也會從柏林“流亡”到巴黎和倫敦，以及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國。同樣的傾向，一種自我顛覆的傾向（這是赫希曼自傳的標題），還表現為赫希曼對語言之無限可能性的熱愛與追求。其實，在我多次闡述的“懷特海命題”的指引下，體驗與表達，對理解而言恰好互補。懷特海命題是：在有理解之前，要有表達。在有表達之前，要有重要性感受。並且，重要性感受的標志就是生命個體的表達衝動。

    生活之無限可能性意味著創造以及希望（憧憬）。我們每一個人現世的生活，植根於自己的生活傳統—生物的、文化的、私人的。傳統為現世生活提供穩定性，同時限制生活之可能性（以及創造和希望）。當我們憧憬無限可能性的時候，我們活在並且僅活在不能落實的自由之中，於是我們需要某種穩定性，為落實我們欲求的特定的可能生活。完全不穩定的生活也就是太不確定的生活，以及與它對立的完全被決定的生活，都使未來變得毫無希望從而都極大地降低我們的幸福感。

    我們的幸福感有三重來源：（1）物質生活的，它的特征是向外追求，也稱為“逐物而不返”；（2）社會生活的，它的特征是人與人之間的深層情感交流；（3）精神生活的，它的特征是“不外求”，故而是自足的。

    或多或少穩定的生活也就是植根於傳統的生活，在上列三方面具有或多或少的穩定性。就人類社會而言，物質生活的穩定性基礎，如休謨所論，是財產權利。與物質生活相比，社會生活更少穩定性。這是因為，人與人之間的深層情感交流以更為復雜的方式依賴於政治、經濟、宗教、家庭、時尚及個人情緒等因素。精神生活就其本性而言完全是私人的，也因此，它的穩定性（如果有意義的話）依賴於情感方式和身體狀況。

    談到赫希曼，人們常要引用巴斯卡爾的名言：人是會思考的葦草。或者，巴斯卡爾的另一著名論斷：人的尊嚴（或優勢）就是他的思想能力。可是，我們周圍越來越多的人不再思考或拒絕思考。那麼，他們怎樣有尊嚴或尊嚴感？這是一個問題，現代人的漢姆雷特問題，自殺隻是它的諸多解決方案之一。2013年6月24日《紐約客》發表了一篇紀念赫希曼的文章，標題是“懷疑的天賦”，認識赫希曼的人都認為他具有懷疑的天賦。笛卡爾開啟近代思想傳統以來，對思想者而言，懷疑當然是思想的前提。讀書，在中國思想傳統裡，要求“於無疑之處生疑”。

    由此發生了一個有趣的問題：在人這樣的生物體內，懷疑的能力是怎樣形成的？借助於腦科學，我們知道，那些反復發生從而確定不移的經驗和判斷，如果對生命至關重要，通常可以轉入我們的長期記憶，並且形成相應情境內有快速反應能力的情緒模式。與理性互補，情感有認知能力，卡尼曼稱之為“認知繫統I”，與基於理性的“認知繫統II”並列為基本認知繫統。由於物種的、文化的和個人的生活傳統的習慣性影響，上述兩大認知繫統的聯合作用使我們每一個人傾向於相信某些事情並且不相信某些事情。懷疑的能力，根本地要求顛覆我們傾向於相信的事情並且重新認識那些不相信的事情。對既有認知的懷疑，腦科學的研究報告表明，實際上是將各種可能性呈現在前額葉網絡中。不難想像，由於群體之內的個體差異，一些人具有比另一些人更強的懷疑能力。類似地，每一人群當中總有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保守，或者等價地，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激進。有了這些常識，人格心理學家長期以來試著用量表測度人們在若干維度—例如著名的“大五”人格維度—的人格得分。根據可比樣本，一個人在25歲的人格可以維持到83歲，他在各維度上的人格得分相對不變。現代的人力資源管理者們，基於如此穩定的人格特征，可以制定更適合公司發展的人力資源策略。

    我讀赫希曼的傳記，有一種深刻的印像，要向讀者解釋我的這種印像，就必須鋪敘上述的人格學研究。人格研究者們首先利用各種人格量表，收集被試的主觀描述，由此得到的海量數據，借助諸如&ldqu素”法這樣的統計方法，終將海量描述之異同積累在素代表的維度上。目前包括中國在內通用於各國的人格五維度模型，縮寫為英文單詞字母就是“OCEAN”，分別代表：（1）openness to new experience，對新鮮體驗的開放性簡稱開放性，這一維度的正向代表著想像力強、情感豐富、不喜歡遵循慣例、自主性強、創造性和智慧等等。這一維度的反方向就是腳踏實地、保守性強、缺乏想像力、服從慣例和權威、不喜歡獨立思考和創造性弱等。（2）conscientiousness，盡責感，也稱為“有序感”，這一維度的正向代表著謹慎細心、責任心強、周到、成就感、克己自律和意志堅強等等。這一維度的反方向就是無序性、粗心大意、負責感弱、不求成就、考慮事情不周全、任性和缺乏意志力等。（3） extraversion，外傾性，它的正向代表著喜歡社交、喜歡娛樂、喜歡表達、熱情、多愁善感、同情心強烈、果斷、樂觀、通達、喜歡冒險等等。這一維度的反向代表著不喜歡社交、嚴肅含蓄、不善表達、冷靜、無情、悲觀、規避風險等等。（4）agreeableness，宜人性，可信賴的、熱心的、令人喜歡的、樂於助人、喜歡合作、信任感強、利他精神、坦率和謙虛等等美德。這一維度的反向代表著這些美德的反義詞。（5）neuroticism，神經質，這一維度的正向代表著情緒不穩定、焦慮、不安全感、懷疑、易怒、敵意、壓抑、衝動、脆弱、自我意識強烈。它的反向代表著情緒的穩定性因素。

    當然，在上列每一維度之內還有若干子維度及其量表。心理學家從20世紀60年代到現在，已經開發了涵蓋各國各文化人群的量表，基本上都支持“大五”人格模型。人格研究與腦科學研究相結合，晚近十年又有突破性的發現，已被運用於行為金融學、行為政治學和行為法學等領域。

    赫希曼的人格特征，基於傳記資料，我可以推測，首先，他有很高的O得分和C得分；其次，他可能有較高的E得分和A得分；第三，他有較低的N得分。對創造性人群的人格觀察表明，創造性與很高的O得分和N得分保持著顯著的正向相關性。因為博弈理論的貢獻分享了199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納什，典型地N得分極高，從而導致了精神分裂癥。但是，納什在另外四個維度上的人格得分也是創造性人群當中常見的，即極低的O得分、很低的E得分和A得分、可能較低的C得分。

    晚近借助於同卵雙胞胎樣本關於智力的遺傳性研究表明：（1）智力遺傳概率大約在50%的水平上，常因遺傳因素與環境因素的交互作用而顯得更低；（2）在大五人格維度當中，與智力程度統計顯著正相關的兩大維度是O和N，而這兩大維度有的遺傳概率，接近或超過50%的水平；（3）2008年以來持續發表的一組文獻表明，大五人格或其他多維度人格模型，終可以概括為兩大人格維度，即人格“α”和人格“β”，分別代表穩定性和創造性，並且它們的遺傳概率均在50%的水平，與以往的研究結論保持著一致性。

    赫希曼的人格特征，介於穩定性和創造性之間，如我推測的那樣，他有很高的 O得分和很低的N得分。這樣的人格，他需要不斷體驗新的生活，否則就難以維持創造性。根據傳記資料，我們不難想像，赫希曼的母親帶給了他很高的O得分，而他的父親帶給他很低的N得分。因此，借助於人格學的現代進展，讀者更容易理解赫希曼的這部傳記。

    在這篇冗長序言終於收尾時，我要提醒讀者關注以往各界發表的關於赫希曼的全部評論，《紐約客》那篇文章的標題堪稱典範——“懷疑的天賦”。正是因為這項天賦，赫希曼發現了“隱藏的手”原理。這一原理的英文名稱當然讓我們想到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原理，令人驚訝的是，它卻遠不同於斯密的原理。赫希曼的觀察是，經濟發展過程中，有許多富於成果的進步，恰好是制訂發展計劃時沒有人想到的，而且正因為沒有想到纔可能發生這樣的進步。赫希曼的這一見解及他提供的令人信服的案例，讓我立刻想到費耶本德的無政府主義科學哲學。有能力懷疑理性本身的能力，由赫希曼的啟發，我認為可能成為未來人類的一種基本能力。這種能力，用現代教育學者的術語來表達，就稱為“批判性思考”。

汪丁丁

--------------------------

導言  貼切的語詞

    1933年4月上旬，反猶太主義暴力行徑震撼了整個柏林。暴徒在大街上肆意毆打猶太人。猶太人擁有的商店遭到了搶劫，甚至被付之一炬。希特勒政府開始限制猶太醫生、商人和律師的行動自由。對於已經高度德國化且長期居住在柏林的赫希曼一家來說，除了要在這種危險的環境艱難求生之外，還得面對一個更加直接的哀痛的衝擊。在一座墓地上，赫希曼一家人聚在一起，看著裝著卡爾·赫希曼（Carl Hirschmann）遺體的棺材緩緩地被放置到了墓穴當中。卡爾的妻子痛哭失聲。他的孩子們也哭了。隻有一個人例外，那就是奧托·阿爾伯特（Otto Albert），他的另一個名字，就是我們熟悉的阿爾伯特·赫希曼。在這全家人向父親和丈夫永別的時刻，奧托·阿爾伯特忍住了自己的哀傷和悲痛。

    這並不是這一天的一次告別。奧托·阿爾伯特，這名柏林大學的法律繫學生和倔強好鬥的反納粹主義者，處境已經十分危險。他的朋友們紛紛被逮捕，他的大學也在迅速蛻變為一個不能容忍“異端”的種族主義者的巢穴。於是，奧托·阿爾伯特決定轉入地下，然後取道前往法國。因此，等葬禮一結束，年僅17歲的小赫希曼就告訴他那些仍然深陷在失去親人的痛苦中的家人，他要離開德國，並許諾，一旦因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的崛起掌權而引發的這股風暴平息了，他就會回到德國。但是，他當時萬萬沒有想到，這一諾言的兌現，竟然要等上整整幾十年！就這樣，奧托·阿爾伯特就要開始他的奧德賽之旅、譜寫他的生命史詩了，他將橫跨多個大洲、掌握多種語言，終成為一位務實的理想主義者，並且在差不多一個世紀內一直站在社會科學的前沿。

    雖然阿爾伯特·赫希曼離開了自己的家，離開了自己長大成人的城市，但是，他從來沒有將自己放在它們的對立面上。他也沒有沉溺在哀痛中，一味悼念自己失去的東西。一般的流亡者往往與新環境格格不入，獨在異鄉為異客的感嘆幾乎就是他們時刻隨身攜帶的徽章，但是赫希曼從來不是這樣的。雖然他對自己的祖先從來沒有產生過抗拒心理，但是他更加不會過於執著地依附於他們。赫希曼生活在先天繼承的東西與後天獲得的東西之間，並一直維持著微妙的平衡。他能夠從新的環境中學習，並很快適應之，同時又不會丟掉來自傳統的洞察力；他從來沒有忘記他的過去，但是他並不向往“回歸傳統”的生活。在某種意義上，這也是他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的一種選擇。在離開德國後的那十多年，德國就不再是赫希曼心中的伊薩卡（Ithaca）了，他沒有妻子兒女留在那裡，也沒有任何非回去不可的理由。迫害、種族偏見、戰爭已經摧毀了他的同時代人曾經極力捍衛的“國際社會”。

    赫希曼是早離開德國的一批人之一。他更是大批離開德國的知識分子的一個縮影。這是世界歷史上前所未見的一次知識和文化外流，所有人的出發地點都是這個激烈動蕩的歐洲中部國家。在接下來的十多年內，赫希曼將輾轉於法國、西班牙和意大利各地，參加各種形式的反法西斯鬥爭，直到生命受到直接威脅，再也無法留在歐洲大陸為止。後，他也逃亡到了美國，成了為美國學術界貢獻力量的歐洲移民中的一分子。然而，對於美國聯邦調查局（Fed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內那些靠著追查嫌疑人而升官發財的所謂探員來說，赫希曼積極參與政治活動的記錄當然是非常可疑的，因此，在麥卡錫主義的狂熱中，赫希曼不得不再一次選擇了逃離。這一次，他的目標是南美洲。在那裡，赫希曼又將徹底重塑自己—他將成為全世界偉大的發展經濟學家之一。

    當然，赫希曼處理自己的去留問題的原則還是有跡可循的。任何一個思考過一走了之、奮起抗爭、默默接受這三者—赫希曼後來把它們稱為“退出”“呼吁”和“忠誠”—之間細微差別和身染張力的人都會同意，一個人既然曾經存在過，就幾乎不可能徹底退出，這就是說，他的退出總是會顯得有些拖泥帶水。在通常情況下，赫希曼本人會選擇：被驅趕得多遠，他就退得多遠；因此，他是一個“心甘情願”的奧德賽。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赫希曼都是一名不尋常的流亡者。部分是他自己主動選擇的結果，部分是因為幸運女神的眷顧，赫希曼成了一名“國際主義者”。他是局外人中的內部人，占據了介於體制內與體制外之間的半影空間（an penumbral space）——在一定意義上，這種空間就是他自己開闢出來的。他所撰寫的著作，像專著又不全是專著，像宣言又不全是宣言，突破了所有傳統的分界線。漂泊無根、居無定所的經歷使他不會附屬於任何一個單一的文化傳統、學術流派，甚至也不屬於任何一個民族或國家。或許，可以認為赫希曼是我們今天那些更具“全球化”色彩的知識分子的先驅。事實上，許多讀者確實認為他就是位真正意義上的全球知識分子。不過，“全球知識分子”這個稱呼很可能令赫希曼本人覺得不自在。不過，雖然成了一位全球知識分子，但是作為赫希曼的想像力、創造力源泉的多重根繫從來沒有被切斷過；他之所以是“全球的”，並不是因為他脫離了這些根基，而是因為他能巧妙地將它們組合起來。

    選擇或機會……機會，提供了選擇……選擇，創造了機會……在研究和寫作過程中，我深切地感受到，對於一個傳記作家來說，要想充分理解推動了一個人一生的生命旅程的各種因素，尤其是像赫希曼這樣一個一生中充滿了斷裂和突破的人，要完成的事情實在是太多了。一個頗具吸引力的解決方法是用傳主自己的術語來闡釋這些因素。事實證明，選擇和機會的作用可以轉譯為共和主義者熟悉的術語——德性（virtù）和機運（fortuna），這一組概念是赫希曼本人致力於闡述過的，也可以用來貼切地剖析他自己的經歷。赫希曼回憶過，1940年年底在法國馬賽，正當他苦於無法擺脫追捕時，幸運之神微笑著對他伸開了雙臂；他還敘述過，1957年，他在收到耶魯大學的邀請函時，是多麼喜出望外。但是，他從來沒有認為，人生中有什麼東西是上天賜予的。無論如何，他一定要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即使命運之神的蹤跡並不總是清晰可見的。對於我們來說，重要的是，“美德”和“運氣”相互纏繞，為這個星球造就了20世紀了不起的知識分子之一：一個花了一生的時間去思考選擇和抓住時機在人類事務中的作用的人。

    關鍵是，要讓每個人都擁有各種各樣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這就意味著我們必須去創造各種各樣的可能性。赫希曼的流亡生涯之所以沒有變成一種無根的漂泊，也沒有——或者，借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Said）著名的表述——使他的自我與過去一刀兩斷，原因也就在此。在赫希曼這裡，分離恰恰創造了新的組合的可能性。事實上，為了描述這種“氣質”，赫希曼甚至創造了一個術語“可能主義”（possibilism），或者，更準確地說，他是從索倫·克爾凱郭爾（Søren Kierkegaard）的一句名言—“快樂可能會令人失望，但是可能性永遠不會”（ Pleasure disappoints, possibility never）——中引申出這個術語的。對於像他這樣一個在法西斯主義、戰爭和種族隔離的陰影下長大的人來說，這種樂觀精神是極其難能可貴的。事實上，在他這一代知識分子中，許多人——例如，人們很容易想到的比他年長幾歲的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都是擔憂壓倒了希望，他們看到的更多是災難，而不是機會。當然，“可能主義”不僅僅是個人的性格或氣質，它也代表了赫希曼這個全球知識分子的專業立場，而且成了他的社會科學研究的標志。在社會科學領域，人們更熟悉的研究思路是，在一繫列作為特定事件或結果的前提條件的基礎上，搜尋某種概能性的規律，但是這種努力往往隻能導致某個令人沮喪的結論，那就是，絕大多數國家都將無法解決它們的問題，無法打破自己深陷其中的惡性循環。歸根到底，這種類型的研究是沒有想像力的。這種情況也促使赫希曼反思，作為一個學者，從倫理學的角度來看，以及從知識論的角度來看，究竟有什麼意義？他渴望看到這樣一種社會科學：它將重新激發出知識分子的無限想像力，從而使他們能夠考慮各種各樣的異常現像、反例、偏差，以及顛倒的事件序列，並把它們整合成一種潛在的可能性；從而使他們能夠探索各種力量的各種組合——它們可能鋪就了未來歷史發展的不同道路。

    對於一個生活歷經磨難的人來說，防止自己的一生變成一個悲劇的其中一個方法是，擺出反諷、幽默的超然姿態，不過這種立場不妨礙他去同情和獻身。在納粹分子肆虐歐洲大陸的那段日子裡，瓦裡安·弗萊（Varian Fry）曾經與赫希曼一起將許多難民（其中就包括漢娜·阿倫特）救出了馬賽，送往美國。弗萊後來在回憶中說道，納粹當局終之所以能夠發現赫希曼的漏洞，不是因為他偽造的證件和文件不夠好，出了問題，而是因為他偽造了太多太好的證件，這就引起了他們的懷疑。在這些偽造的證件和文件中，包括了證明“M.阿爾伯特·赫爾曼”（M. Albert Hermant）是一個出生在美國費城的法國人的文件，還包括許多證明他屬於某些組織或協會的證件，其中有一個證件說他是一個為不屬於任何俱樂部的人而設的俱樂部的成員。赫希曼的法語極佳，幫助他在很長的時間內天衣無縫地掩飾了自己的德國出身和反法西斯主義傾向。德國社會學家沃爾夫·萊佩尼斯（Wolf Lepenies）曾經打趣赫希曼說：“我們身邊就有一個罪犯，他偽造了太多太多的東西。”柏林牆倒塌前後，赫希曼正在西德的柏林訪問，在接受了一次意料之外的血管手術後，赫希曼剛剛從麻醉的沉睡中蘇醒過來，就用德語對他的醫生問了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香蕉是彎的？”醫生笑了，聳聳肩無言以對。赫希曼自己給出了答案：“因為沒有人會到叢林裡去干涉它，把它掰直。”

    這並不是的一個與赫希曼有關的香蕉笑話。在20世紀50年代，赫希曼和他的家人住在哥倫比亞波哥大市。他們養成了一個習慣：每年聖誕節都會自己動手制作聖誕賀卡，寄給他們在世界各地的朋友。1952年，他們的一個朋友彼得·奧爾多（Peter Aldor）為他們設計了一張特殊的聖誕卡。奧爾多是一位匈牙利籍漫畫家，來到哥倫比亞定居後成了該國偉大的政治諷刺作家之一。這張賀卡的畫面是，這位名叫阿爾伯特的經濟學家光著上身、赤著雙腳高高地正襟危坐在一顆香蕉樹上，一本正經地盯著一張上面的圖表和數字看，他的妻子和女兒則在香蕉樹下收獲果實—赫希曼正在為香蕉生產制訂計劃。這張賀卡的標題是：“香蕉是一種很好的食物。今天我們喫它，明晨就來計劃它的生產。”這個笑話有多重含義，其中的一個含義是，奧爾多借此挖苦他這個好朋友相信經濟計劃的“崇高承諾”。

    擁有良好文學素養的學者都常常會借重幽默的表達方式，論證的形式也很難與實質內容截然分開。事實上，在他的後半生，赫希曼一直非常關注現代社會中人們如何就公共事務展開辯論的問題。《反動的修辭》（The Rhetoric of Reaction, 1991）是赫希曼學術生涯後期的一本重要著作，他在這本書中指出，各種毫不妥協的論證之所以會削弱民主體制，恰恰是因為它們縮小了可選方案和替代方案的範圍。赫希曼的論點的核心是，社會科學家玩弄的文字遊戲會帶來各種各樣的政治後果和經濟後果。

    赫希曼當然很清楚這一點，因為他自己就是駕馭文字的高手。赫希曼能夠從文字，及其聲音與意義中獲得很大樂趣。赫希曼精通許多德語、法語、西班牙語、意大利語和英語雙關語，因此，他所玩弄的文字遊戲就特別值得讀者注意；語言和文字在他的手中，就像手術刀在他身為外科醫生的父親手中一樣，是技藝的一種像征。他能夠玩轉文字這個事實，也提醒我們，能自由駕馭語言的人，即使在暗夜之中也能找到光明。1932年6月，國家社會主義者到處播撒憤怒，赫希曼寫信提醒他的姐姐小心，他還告訴她，自己仍在寫另一封拖延已久的信。“你知道你為什麼還沒有收到這封信嗎？”他問她，“因為它一直都在等待被投遞出去！哦，可憐的信！有的時候，我每天晚上都能聽到它嗚嗚哽咽著，等待有人來將它投遞出去。”

    人生如戲，正是通過這樣的“文字遊戲”，赫希曼成功地演完了屬於他自己的一場戲。他非常喜歡運用含義發生了轉變的詞語，當能夠使人們通常熟悉的那層含義展現出某種自我嘲弄的韻味時尤其如此。在他的隨筆中，隨時都會讀到類似這樣的警句和“俏皮話”：“你說成王敗寇，是因為結果決定了手段是否正當。但是，難道結果還可以證明卑鄙是正當的嗎？”“隻要你能證明我是塞米諾爾人，我立即接受你的批評。”人們還看到，“提出隱喻，再尋找與之匹配的現實”這種分析模式甫一出現，就遭到了赫希曼的質疑，並且他在隨後還將其置換成了“提出隱喻，再尋找相關指涉”，應用於他關於尼日利亞鐵路運費問題的研究當中。

    赫希曼的文字遊戲並非隻是消遣。在他喜歡的那些圖景和格言中，我們可以發現許多悖論性的、後向式的、顛倒型的東西，它們反映了他看待世界的方式和風格。赫希曼喜歡追問他發現的一些違背歷史“普遍規律”的事物的意義，比如法式面包放久了不像其他面包那樣越來越硬，而是越來越軟（赫希曼戲稱自己是用法式面包制作三明治的專家）。在那些錯位的、“完全顛倒”的發展序列的後面，很可能會湧現出完全不同的新生事物，這就像鼕天看上去了無生機的枯枝，一到春天就會煥發出生命的光彩一樣。後來，在來到了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以後，赫希曼經常坐在廚房裡，凝視著窗外。這一意像再次出現。再後來，當他對克利福德·格爾茨開玩笑式地說出下面這樣一段話時，他們的許多同事都被不幸言中：“社會科學定律條：社會世界中的任何一個現像，一旦得到了充分解釋，就不會再出現了。”

    赫希曼對文字的迷戀終是通過回文實現的。事實上，從他在20世紀60年代以及以後撰寫的一繫列著作中，我們就可能看到他對貼切的語詞（Mots Justes）的不懈追求了。在這些著作中出現的一些語詞，例如，“退出、呼吁與忠誠”、“隧道效應”、“激情與利益”，都反映了他力求達到的福樓拜式的生動貼切的文字表達境界。赫希曼創作的好的回文也許是——當然這肯定是他本人喜歡的回文——“老人行吟”（Senile Lines），它的起始幾句是這樣的：

I,

REVOLT LOVER,

FOE OF

PARTY TRAP

EVIL IGNITING I LIVE.

NAOMI, MOAN!

MAORI, ROAM!

HARASS SELFLESS SARAH!

DIE, ID!

NIE SEIN!

RÊVE: NADA, NEVER.

    赫希曼的思想的世界被包裹在了他精心挑選的語詞裡面。

    在赫希曼一繫列經典著作的背後，是他傳奇性的甚至有些神秘的一生，但是，這種神秘既不同於間諜的隱秘——盡管赫希曼確實曾經作為一個反法西斯地下組織的一員，一度成了職業反法西斯戰士，而且還有過在美國戰略情報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簡稱“OSS”）就職的經歷，而這個機構正是美國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的前身——也不同於那些擁有地下情人或有著雙重人格的人的隱私。身為全世界重要的社會科學家之一，赫希曼在1972年卻有些“不務正業”地發起了一場回文復興運動。他與一些資深回文愛好者一起創辦了4W俱樂部“我們錯在了哪裡”（Where We Went Wrong），這個俱樂部的主要活動就是一場“投書運動”——以文字去“轟炸”一個虛構的尷尬博士（Dr. Awkward）。這是赫希曼真正願意直接指導的極少數幾個國際性的組織之一。阿爾伯特喜歡的筆友是危地馬拉作家和詩人奧古斯托·蒙特羅索（Augusto Monterroso），他們一起分享了許多“寶貝”（tesoros）。 他稱這位詩人為“語言大師！”。

    語詞之於赫希曼，猶如方程式之於其他經濟學家。事實上，從經濟學這個學科的通常標準來看，赫希曼可以算得上是一位極其“饒舌”的經濟學家了。在經濟學界，有許多人並不知道他處理統計數據得心應手，並且相當享受這其中的可能性，他們並不承認他是經濟學家。當赫希曼成了一名成熟的學者之後，社會科學領域已經普遍彌漫著這樣一種風氣，研究社會科學而不對自己的理論進行數學建模，或者不進行形式化的、嚴格的理論檢驗，那麼這位學者通常就會遭到指責。對此，赫希曼也不得不做出一些辯解，他對自己在哈佛大學時期結交的好友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這樣解釋道：“建模者有時批評我，為什麼不把自己的思想轉化為數學模型呢！我對他們這種批評的答復是，在闡述我的思想時，數學的作用還不如隱喻或語言，這兩者都比數學更具創造性！”7在很多人看來，這似乎隻是一個自我解嘲式的防御性的辯解。但是對赫希曼來說，這卻是事實。赫希曼的駕馭文字的嫻熟技巧掩蓋了他在數學方面的纔華。經濟學家們普遍為了片面追求後者而拋棄了前者，因此覺得赫希曼不太合拍。

    那麼，為什麼語詞、文字如此重要？一方面，它們是一個避難所，在一定程度上為赫希曼這個沒有“祖國”的人提供了庇護。1944年的夏天，赫希曼在歐洲焦急地等待著加入美國到北非戰場作戰，隨著希望變得越來越渺茫，他不得不到文字中去尋找一些安慰。想著因戰爭而遭受苦難的人們，特別是在想到被關押在集中營內的囚犯的處境，絕望開始壓倒了赫希曼。這個時候，他偶然讀到了讓·沃爾（Jean Wahl）的一首詩，這首詩讓痛苦不堪的他精神大振。詩中寫道：“謝謝你，我的軍團！你把一支軍隊要做的工作做得多好啊。”（Merci mon corps, tu fais bien ton métier de corps.）在寫給身在美國紐約、已經懷孕在身的妻子（莎拉）的一封信中，赫希曼感嘆道：“這首詩寫得多好啊。而且用詞如此簡潔！優秀的詩歌的影響實在不亞於偉大的發明。雖然它是如此簡單，但是我們每個人都會去思考它。”這些文字激發了他的許多想法，他說這些“都是有待進一步發揮的主題”。離開人世之後，阿爾伯特·赫希曼留下了無數日記、通信以及批注（寫在他讀過的書的空白處），它們全都充斥著“想法”“主題”和“問題”，從而標記出了他的思想發展的軌跡，並且以文字的形式為我們指明了通向他心靈的途徑。

    語言，特別是書面形式寫下的語言，是精神和心靈的居所。一個人精通這麼多門語言，並把對語言的運用當成一種構建自己精神家園的途徑，這可能會使一些人覺得奇怪。但是，這正是赫希曼的奧德賽式生活的寫照。長期以來，在現實世界中，赫希曼一直沒有一個穩定的家；他隨遇而安，可以把家安在任何地方，這種情況又進一步增強了文字構築的家園的力量。赫希曼首先是一位作家，而且正如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曾經提到的：“對於他這樣的作家來說，愛國主義隻有一種表現形式，即表現在他對語言的態度上。”

    就這樣，文字給了赫希曼很大的安慰。當然，文字也是我們理解赫希曼的知識想像的線索。在現有的社會科學分類體繫中，詞、句、散文和詩歌——實際上，全部文學—所能發揮的作用，顯然不應該僅僅局限於修飾或裝飾。赫希曼的工作代表了這樣一種努力：把社會科學研究當成一種文學活動。在文學與社會科學兩者之間的鴻溝變得越來越深、越來越闊的今天，赫希曼這種追求無疑會使他的研究風格和研究內容顯得特別有原創性。赫希曼，以及作為他出生和成長的環境的、已經完全被德國同化的柏林猶太人圈子，全都浸潤於上自《奧德賽》（Odyssey）的古典主義，下迄卡夫卡的現代主義的經典文學的傳統當中。（當赫希曼還是個孩子時，他就能大段大段地背誦《奧德賽》中的詩句。）這就是為什麼福樓拜所堅持的內部性（interiority）會給心理學帶來洞察力的原因，也是為什麼拉羅什福科（La Rochefoucauld）會強調自我利益的“狡詐”的原因。在赫希曼看來，優秀的文學作品，能夠把細節和異常情況的力量調動起來，從而揭示出關於整體的許多全新的東西。正如赫希曼的好朋友和合作者、後來還曾經擔任過巴西總統的費爾南多·恩裡克·卡多佐告訴我的，赫希曼特別擅長發現觀察整體的全新方法，在這一點上，他與許多荷蘭畫家很相似。雖然說到底，他的身份是經濟學家，但是赫希曼卻一直致力於將人文科學各分支的體裁和風格融合到一起。由於他的學術生涯隨著20世紀的結束而逐漸拉上帷幕，他已經使他這種風格變成了一面高牆，他於其上不失幽默地告誡我們：注意過分專業化的危險；小心別讓自己的視野變得過於狹窄；不要迷戀上自己所掌握的技術和專業術詞，那可能隻是幻像；不要忽視了在證明和“布道”之間的張力。深刻地把握這些，對於我們理解赫希曼對證據和論證之間的關繫的看法、他為什麼要一再強調修辭，是至關重要的。任何人能都一眼看出，他的立場遠遠超越了我們目前的任何一門社會科學學科的範圍；而且，也許恰恰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們可以說他是人文主義社會科學的代表——這是一種現在正逐漸走向枯萎的社會科學。

    但是，僅僅從這個角度來解讀赫希曼，那無疑過於悲觀了，而且赫希曼本人也將會個站出來，抗議對自己工作的這種描述。然而，感謝上帝，他肯定會同意，幸運女神的袖子下面總是隱藏了太多的把戲。

    赫希曼對寫作的無限激情是他吸引我們的地方；他的著作和文章不僅俘獲了一代又一代讀者的心，而且使他成了學術界一個獨一無二的人物。但是，本書要講述的故事與其說是關於這些論著的故事，而毋寧說是這些論著背後的故事。我這樣做，並不意味著我認為應該讓赫希曼的著作和文章來說明一切。當然，由於作者極高的洞察力，我轉述的效果往往還不如直接引用原文來得好。而且，我並不是一個有這種感覺的人。例如，在多次重讀了赫希曼的一篇文章之後，著名思想史學家昆汀·斯金納覺得自己“有義務”說出自己的感受；他說，他一直在督促他在劍橋大學的研究生閱讀赫希曼的這篇文章，“但是，在重新讀這篇文章的時候，我卻發現，我試圖給學生們講授的關於這篇文章的所有東西，其實都已經包含在了文章裡面。由此我意識到，在教師當中，尤其是在那些特別忙碌的教師當中，（在對待赫希曼的時候）普遍存在著一種無意識的不誠實傾向”。我同意斯金納的觀點。因此，在這項研究中，我將不會試圖去解釋傳主本人已經闡述得非常清楚、非常透徹的觀點，而將通過敘述這些觀點的背景故事，通過闡釋這些觀點隱含的戲劇性、復雜性和張力，通過描述它們背後極其辛苦的智力勞動過程，讓讀者自己去體會、去獲得自己獨特的閱讀體驗。

    但是，到底要講一個怎樣的“背景故事”呢？這些年來，傳記作品，特別是那些“流行”的傳記作品，已經變成了一個揭人隱私的代名詞，許多傳記作家熱衷的是從傳主的私人信件、以往一直隱藏得很好的日記、懺悔書或者供述狀等來源“挖掘內幕”。這種做法的一個隱含的假設是，私密的也就是能說明一切的，似乎某個人不為他人所知的東西，就是真實的東西。路易·梅南（Louis Menand）把這種假設稱為“玫瑰花蕾假設”（the Rosebud assumption）。10且不論這種假設有多麼幼稚（它似乎假設人們不會在他們的私人通信中說謊、不會在自己的日記中歪曲事實、不會在供詞中玩弄手腳），就算這種假設是可信的，在赫希曼本人的一生中也從來沒有出現過這種像通俗鬧劇中的情節一樣的時刻。在他身上發生的事情遠遠超越了這個層次。事實上，這也恰恰是赫希曼其人一生中令人產生某種高深莫測的感覺的一個方面。我試圖在傳記中把赫希曼的一生生動形像地呈現出來，為此查證了大量的資料，包括他的信件、個人筆記、手稿、他與其他人的談話，以及官方和私人檔案（與赫希曼有關的檔案材料分布在不同的幾個洲），然後我纔清楚地意識到，他的一生中存在著好幾個空白的片段，發生在他身上的故事許多已經無法證明。缺乏證據簡直令我發狂。有些缺憾原本是有機會彌補的。例如，我沒能在赫希曼的同事和密友克利福德·格爾茨去世之前正式采訪他。對於我這本講述赫希曼一生故事的傳記作品來說，缺乏格爾茨的正式“證詞”無疑是一個永遠的遺憾。對於這一點，讀者應該可以從本書的字裡行間感受到。還有一些空白是由其他原因所導致的，例如，雖然我們一再催促，但是赫希曼始終不願重溫他在西班牙內戰中為共和國作戰的經歷。我經常禁不住要想，他那標志性充滿希望的態度、對改革的信心，還有他的“可能主義”，是不是也要求他隱藏某些可怕的記憶？如果確實如此，那麼這些細節的缺失，在某些時候就顯得更加令人痛心了，因為它們正是這種空白出現的原因。

    不過幸運的是，現在的讀者能夠接受包括了少許不那麼確定的內容的傳記作品。對此，極有見地的傳記作家赫麥妮·李（Hermione Lee）已經進行過引人深思的討論，她說，任何一部傳記作品，都不僅要涉及對各種已知的東西和未知的東西、已經呈現出來的東西和尚未浮出水面的東西的整合，而且還要處理各種可能是另外一個樣子的、意外的、本來可能存在過的事件；一言以蔽之，傳主一生的全部可能性，肯定隻有一部分是可以完全得到重建並呈現給讀者的。對於赫希曼來說，這種說法也是非常恰當的。赫希曼本人一貫強調人生的各種可能性——這不僅體現為他實際的生活道路上，更重要的是體現在人的生存方式的“歷史可能性”上，對於後者，任何值得重視的社會理論都不得不認真對待。赫希曼的“可能主義”觀念的核心，就在於這樣一種信念：任何人都有權利擁有一種“不在計劃中的未來”（這是赫希曼自己的術語）。從一個傳記作家的角度來看，對於他所追蹤的某位傳主的過去，也可以這樣說——特別是當傳主是像赫希曼這樣一個具備不可思議的能力的人時。（赫希曼總是能夠在他人看來完全絕望時衝破瓶頸，找到樂觀的理由，打開改變的空間。）“多謀善斷”（débrouillard）這個詞之所以會成為赫希曼喜歡的一個詞，絕不是偶然的。從語源上看，這個詞的詞根是古法語“brouiller”，意為“混同”，暗指用某種巧妙的方式來解決一個令人費解的、難以解決的問題，或者擺脫某種糟糕的環境。

    因此，在赫希曼上下求索的過程中，文字與思想踫撞，思想得到了表達。有的人可能把赫希曼看成一個現代的堂吉訶德，努力在他的著作和文章中揭示各種各樣的可能性——即使它們很可能隻是一些“依稀可見”的可能性。而且，事實上，塞萬提斯（Cervantes）正是赫希曼喜愛的作家之一，他多次引用過塞萬提斯的作品。在堂吉訶德的“記憶之書”（Librillo de memoria）啟發下，赫希曼在日記中記下了大量的想法和筆記，它們為本書的敘述提供了許多素材。赫希曼的妻子、他的繆斯、他一生中所有決定性時刻的學術伙伴莎拉，花了多年時間細致地研究了赫希曼寫在棕色封皮的小日記本上的這些日記，然後纔決定將它們與我共享，在這當中，有許多是赫希曼私密的筆記。這是可以理解的，我當然得需要一些時間，纔能贏得她對我——這位為她的丈夫寫傳的傳記作家——的信任。除了這些日記之外，我從其他來源獲得的一些資料也有助於描繪赫希曼這個“四處遊蕩”的騎士的肖像。雖然在許多人心目中，他們這些“遊俠”都是以與現實世界脫節而出名的，但是，這多隻能算是解讀他們這類人物的其中一種模式，這種模式自英國內戰以來盛行於世，極大地扭曲了我們對於夢想家的看法。在赫希曼身上，我們又看到了一個夢想家的形像，盡管弗萊或許會抱怨自己這個智力和能力十分出眾的“同志”怎麼老是神遊物外（dans la lune），但是毫無疑問，赫希曼是與他生活的世界密切地聯繫在一起的。事實上，赫希曼不但不與現實世界脫節，他還深深地卷入了改造現實世界的活動中，甚至願意為自己的事業獻出生命。

   在赫希曼長達70年的著述生涯中，他追求改變世界的傾向是非常突出的。但是，在他的研究工作中，他並沒有貫穿單一的理念或主題。赫希曼關注的對像一直都在隨著歷史潮流的發展而變動。他的研究對像非常廣泛，從對帝國主義和戰爭的經濟根源的探究，到對現代政治爭論中修辭習慣的批判，幾乎無所不包。前者是他的部專著《國家實力與世界貿易的結構》（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1954）的主題，後者則體現在《反動的修辭》（1991）一書中。赫希曼的任何一部作品都是讀者了解世界某一時刻的一個窗口，而他的所有論著放到一起，則構成了一個傑出知識分子對整個20世紀的完整解讀。毫無疑問，赫希曼的許多著作現在都已經成了社會科學領域的經典名著，讀者耳熟能詳的包括《退出、呼吁與忠誠—對企業、組織和國家衰退的回應》（Exit, Voice, and Loyalty: 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1970）、《激情與利益：資本主義走向全面勝利前的政治論爭》（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1977），等等。這些著作可以說是赫希曼在特定時間、特定地點的特殊經歷的見證和產物，因此，為讀者講述它們自身的歷史，是作者試圖通過本書實現的一個願望。

    當然，赫希曼的全部論著也有一些共同的特點。其中一個共同特點體現在它們的風格上。它們都可以被人們當作文學作品來讀。赫希曼是社會科學領域中偉大的作家之一。社會科學家在知識分子圈內素來以文學寫作能力不足而“著稱”。許多讀者都非常喜歡赫希曼的論著中的生動的比喻、令人難忘的描述和富有詩意的起承轉合。但是，出色的散文風格是為了表達觀點和立場服務的。赫希曼一再強調的立場是，對於那些宏大的主張、雄偉的理論體繫，以及支持這些主張和理論所必需的計劃性和確定性，我們一定要保持謹慎。（宏大的主張、雄偉的理論體繫之所以需要可計劃性和確定性的支持，是因為社會學家越來越傾向於追求跨越所有時期的、永恆正確的、堅不可摧的模型、理論和規律——它們必定是在“歷史”之外的。）赫希曼是個懷疑論者，他更希望看到的是異常現像、驚喜和非意圖性後果，而這些因素通常更容易在文學作品中看到。無論占據學術界主導地位的正統思想是什麼——例如，歐洲重建時，世人認為歐洲應該實施緊縮政策掛鉤的固定彙率制度；在20世紀50年代，許多人皈依了計劃經濟；到了60年代，人們又相信外國援助是一國起飛的發動機；而到了80年代，失敗主義思潮盛行於拉丁美洲，終，以自由市場理念為核心的意識形態大獲全勝——赫希曼對自己的定位始終是一個“逆向思考者”（contrarian）。這是因為，他總是擔心正統的思想體繫和確定性會把一切來自懷疑、來自“意外驚喜”的可能性排除在外。

    因此，赫希曼采取了一種獨特的敘事風格，號召讀者去質疑：歷史是否真的會按照給定的方式展開。雖然他的青少年時代是在作為馬克思主義誕生的溫床之一的柏林度過的，但是赫希曼卻拒斥任何具有目的論色彩的東西，他也拒絕接受任何“歷史規律”。在職業生涯的早期，他就與正統的共產主義者進行過鬥爭，而且很顯然，這一經歷影響了他的一生。赫希曼很清楚，在許多時候，擺脫困境的出路在於盡量更謙虛一些，承認自己的局限性，並推進擺在眼前的清晰的戰略，當然，前提條件是人們必須抵御得住“越大越好”的誘惑。而在另外一些時候，擺脫出路所需要的卻恰恰是野心甚至浮誇。願意接受各種各樣的可能性意味著接受不確定性和如下這種事實：即使我們不能了解這個世界的全部，我們也可以從經驗中學習。許多可供選擇的選項也許是有悖常理的。正如赫希曼在《經濟發展的戰略》（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1958）一書中指出的，面臨的阻力的時候，恰恰是人們應該堅持自己的追求的時候。他的一些批評者指出，在社會科學研究中，赫希曼隻喜歡探索復雜性，而不怎麼在意能不能給出強有力的預測。他們這一批評沒有錯。其實還不僅止於此，當他們批評赫希曼更偏愛描述，而不願意給出數理方程時，他們也是正確的。赫希曼為什麼會表現出這種偏好，正是我這部傳記想要闡明的問題之一。

    如果說，上述風格是赫希曼的論著的其中一個特征，那麼我們不應該忘記，這種風格是與他思想的內容密不可分的。同時還需強調的是，他思考的所有內容都深深植根於他在這個世界中的存在感。赫希曼所生活的那個世紀或許是人類歷糟糕的世紀之一，而且他總是發現自己——事實上是他自己主動使自己——不斷地出現在重大轉折的關節點上。20世紀經常被描述為革命、戰爭和種族滅絕的100年；當這個世紀終於結束時，全世界的普遍共識是，人類並沒有獲得尊嚴，恰恰相反，人類隻是證明自己擁有一種造成極其恐怖的後果的能力。正是因為這個原因，艾瑞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纔會把發生在這短短的一個世紀內的漫長歷史總結為一個“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