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傳記_胡適卷（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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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卷（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
該商品所屬分類：傳記 -> 傳記
【市場價】	588-854元
【優惠價】	368-534元
【作者】	耿雲志
【所屬類別】	圖書傳記學者
【出版社】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ISBN】	9787300193915
【折扣說明】	一次購物滿999元台幣免運費+贈品一次購物滿2000元台幣95折+免運費+贈品一次購物滿3000元台幣92折+免運費+贈品一次購物滿4000元台幣88折+免運費+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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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介紹

開本：16開

紙張：膠版紙

包裝：平裝

是否套裝：否

國際標準書號ISBN：9787300193915

作者：耿雲志

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5年01月

內容簡介

本書精選胡適在思想、學術、教育與文化，以及政治方面的著述，分作文學革命、啟蒙思想、哲學與方法、歷史與文化、教育與人生、政論與時評等六個部分加以編排，較為全面地反映了胡適的思想。

作者簡介

人物簡介

胡適（1891—1962），安徽績溪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1917年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並很快加入《新青年》編輯群體，在文學革命、思想革命中發揮重大作用，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袖之一。他在哲學、文學、史學等諸多學術領域都有開創性貢獻，曾影響一代青年學子。在思想、教育及文化界是公認的知識領袖。抗戰時期，曾任駐美大使，戰後任北京大學校長。1949年後，寓居美國，1958年就任臺灣“中研院”院長。在政治上，堅持用和平改革的方式，走民主自由之路，對國民黨當局，既有批評，又有辯護。1962年逝世於臺北。

編者簡介

耿雲志，遼寧海城人，1 9 3 8年生。大學畢業後，一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兼任中國現代文化學會會長、胡適研究會會長等職。長期從事近代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著述二十餘種，發表論文和文章200餘篇，有多篇被譯成英文，其研究成果多次獲得省部級獎勵。所做胡適研究，受到海內外高度關注；所著《近代中國文化轉型研究導論》一書，已在海外出版英文版。目前正在組織編寫多卷本的《中國近代思想通史》。

導論

一文學革命
文學改良刍議（1917）
論短篇小說（1918）
建設的文學革命論
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1918）
《嘗試集》自序（1919）
談新詩
——八年來一件大事（1919）
《國語講習所同學錄》序（1920）
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1922）
陳獨秀與文學革命（1932）
《中國新文學大繫建設理論集》導言（1935）導論

一文學革命

文學改良刍議（1917）

論短篇小說（1918）

建設的文學革命論

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1918）

《嘗試集》自序（1919）

談新詩

——八年來一件大事（1919）

《國語講習所同學錄》序（1920）

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1922）

陳獨秀與文學革命（1932）

《中國新文學大繫建設理論集》導言（1935）

二啟蒙思想

易卜生主義（1918，1921）

貞操問題（1918）

美國的婦人

——在北京女子師範學校講演（1918）

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1919）

四論問題與主義

(論輸入學理的方法)（1919）

新思潮的意義

——研究問題輸入學理

整理國故再造文明（1919）

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1920）

《吳虞文錄》序（1921）

杜威先生與中國（1921）

幾個反理學的思想家（1928）

請大家來照照鏡子（1928）

名教（1928）

介紹我自己的思想(1930)

慘痛的回憶與反省（1932）

信心與反省（1934）

寫在孔子誕辰紀念之後（1934）

今日思想界的一個大弊病（1935）

三哲學與方法

中國哲學史大綱導言（1919）

實驗主義（1919）

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1921）

五十年來之世界哲學（1922）

《科學與人生觀》序（1923）

戴東原的哲學引論（1925）

治學的方法與材料（1928）

哲學的將來（1929）

治學的方法（1935）

中國人思想中的不朽觀念（1945）

中國哲學裡的科學精神和方法（1959）

四歷史與文化

《水滸傳》考證（1920）

《紅樓夢》考證（改定稿）(1921)

《國學季刊》發刊宣言（1923）

讀梁漱溟先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1923）

古史討論的讀後感（1924）

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1926)

《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序（1929）

《上海小志》序（1930）

中國的文藝復興（1933）

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1935）

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1935）

《人與醫學》中譯本序（1935）

媒體評論

中國哲學家胡適博士，他以為現代的機械文明與古代的遺傳——特別是遠東的——比較起來，並非物質的，而確實可算為精神的。他是懂得東西兩方的，兩方的語言、制度、哲學、習俗。
——俾耳德（20世紀美國學者）

亂世做人誠難，老夫持學術尤易也。彼（胡適）以盛名繫中外之望而擁國庠，已為見龍，其難與當塗絕緣亦可諒也。
——熊十力

適之先生是20世紀中國學術思想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
——餘英時中國哲學家胡適博士，他以為現代的機械文明與古代的遺傳——特別是遠東的——比較起來，並非物質的，而確實可算為精神的。他是懂得東西兩方的，兩方的語言、制度、哲學、習俗。

——俾耳德（20世紀美國學者）

亂世做人誠難，老夫持學術尤易也。彼（胡適）以盛名繫中外之望而擁國庠，已為見龍，其難與當塗絕緣亦可諒也。

——熊十力

適之先生是20世紀中國學術思想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

——餘英時

他對於“文學革命”，“詩體解放”的提倡，和他那種“前空千古，下開百世”的先驅者的精神，是不會在一時反對者的舌鋒筆鋒之下而死滅的。

——陳子展

在線試讀

導論
胡適(1891—1962)是我國近現代有影響的思想家和學者之一，他在文學、史學、哲學等諸多領域都有開創性的貢獻。
胡適曾歷任北京大學評議會評議員、教務長，哲學、文學等繫教授會主任，中國公學校長、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北京大學校長，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董事、秘書，抗戰時期一度出任中國駐美大使，1958年起就任臺灣“中央研究院”院長。他曾先後參與創辦或參與編輯、撰稿《新青年》、《每周評論》、《努力周報》、《現代評論》、《新月》以及《獨立評論》、《自由中國》等刊物。他在教育界、文化界、學術界，乃至社會活動領域，都曾發揮重要的影響，在國內外享有很高的聲譽。
胡適又是現代中國爭議多的人物之一。他生前已是“譽滿天下，謗滿天下”，死後“功罪蓋棺猶未定”。在中國大陸更有持續數年對胡適的大批判，以致在很長一個時期裡，他的名字隻有在被批判、被詛咒的時候纔會被提起。胡適究竟是怎樣一個人，幾乎無人知道了。我從1975年起，繫統研究胡適的著作及其檔案資料，乃發現一個與大批判所塑造的完全不同的胡適。改革開放以後，開始有少數幾個學者擺脫成見，從搜集材料、研究材料做起，逐步揭示出胡適的本來面目。如今單是在大陸，關於胡適的傳記性著作就有數十種，專題研究論著亦復不少。海外研究胡適的著作，凡比較有價值的，都已翻譯成中文出版。胡適本人的著作也以各種形式，一版再版，甚至《胡適全集》也出版了。
從晚清以來，中國社會進入急速變化的轉型期。轉型期的特點是舊的觀念、舊的規範和舊的制度日漸衰朽，失去了人們的信仰；而新的觀念、新的規範、新的制度還沒有確立起來，人們不免彷徨、困惑。先進分子逐漸意識到，國家現代化是的出路。於是政治上的改革與革命運動，經濟上種種開新的嘗試，都漸漸興起。與此同時，思想文化上的革新運動吸引了有識者們越來越多的注意。在一部分先覺者看來，要革新社會、革新國家，先要革新人的思想。因此，人的解放，具有更基本的意義。
變革人的觀念，改變人的生活態度、生活方式，勢必牽動整個民族文化的變動。所以這同時也就是改造舊文化創造新文化的過程。
為了改造舊文化，創造新文化，既需要引入新觀念、新學理，也需要總結既往的文化遺產。當新文化運動起來的時候，晚清以來的先覺者已經在上述兩方面做了相當的準備工作，如嚴復、梁啟超等的西學介紹，如章太炎等的國故整理，都已有了不錯的成績。所以，新文化運動在更大的規模上做西學介紹和批判舊傳統的同時，順理成章地提出了建設新文化的問題。而作為新文化運動主要領袖之一的胡適，也纔有可能較全面、較繫統地提出一種新文化運動的綱領性主張，這就是他在《新思潮的意義》一文中所標出的“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導論

胡適(1891—1962)是我國近現代有影響的思想家和學者之一，他在文學、史學、哲學等諸多領域都有開創性的貢獻。

胡適曾歷任北京大學評議會評議員、教務長，哲學、文學等繫教授會主任，中國公學校長、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北京大學校長，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董事、秘書，抗戰時期一度出任中國駐美大使，1958年起就任臺灣“中央研究院”院長。他曾先後參與創辦或參與編輯、撰稿《新青年》、《每周評論》、《努力周報》、《現代評論》、《新月》以及《獨立評論》、《自由中國》等刊物。他在教育界、文化界、學術界，乃至社會活動領域，都曾發揮重要的影響，在國內外享有很高的聲譽。

胡適又是現代中國爭議多的人物之一。他生前已是“譽滿天下，謗滿天下”，死後“功罪蓋棺猶未定”。在中國大陸更有持續數年對胡適的大批判，以致在很長一個時期裡，他的名字隻有在被批判、被詛咒的時候纔會被提起。胡適究竟是怎樣一個人，幾乎無人知道了。我從1975年起，繫統研究胡適的著作及其檔案資料，乃發現一個與大批判所塑造的完全不同的胡適。改革開放以後，開始有少數幾個學者擺脫成見，從搜集材料、研究材料做起，逐步揭示出胡適的本來面目。如今單是在大陸，關於胡適的傳記性著作就有數十種，專題研究論著亦復不少。海外研究胡適的著作，凡比較有價值的，都已翻譯成中文出版。胡適本人的著作也以各種形式，一版再版，甚至《胡適全集》也出版了。

從晚清以來，中國社會進入急速變化的轉型期。轉型期的特點是舊的觀念、舊的規範和舊的制度日漸衰朽，失去了人們的信仰；而新的觀念、新的規範、新的制度還沒有確立起來，人們不免彷徨、困惑。先進分子逐漸意識到，國家現代化是的出路。於是政治上的改革與革命運動，經濟上種種開新的嘗試，都漸漸興起。與此同時，思想文化上的革新運動吸引了有識者們越來越多的注意。在一部分先覺者看來，要革新社會、革新國家，先要革新人的思想。因此，人的解放，具有更基本的意義。

變革人的觀念，改變人的生活態度、生活方式，勢必牽動整個民族文化的變動。所以這同時也就是改造舊文化創造新文化的過程。

為了改造舊文化，創造新文化，既需要引入新觀念、新學理，也需要總結既往的文化遺產。當新文化運動起來的時候，晚清以來的先覺者已經在上述兩方面做了相當的準備工作，如嚴復、梁啟超等的西學介紹，如章太炎等的國故整理，都已有了不錯的成績。所以，新文化運動在更大的規模上做西學介紹和批判舊傳統的同時，順理成章地提出了建設新文化的問題。而作為新文化運動主要領袖之一的胡適，也纔有可能較全面、較繫統地提出一種新文化運動的綱領性主張，這就是他在《新思潮的意義》一文中所標出的“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

作為思想家和學者的胡適，可以說，他一生的活動都在貫徹他的上述主張。但我們必須懂得，文化的轉型和社會的轉型是大致同步的。這是一個非常復雜非常漫長的歷史過程，要幾代，甚至十幾代的努力纔能完成。“五四”一代的大師們，隻是在若干主要領域做了開闢前路的工作。有些方面，道路被打通了；有些方面隻是做了初步的清理工作；有些方面他們做了嘗試，但至今仍無共識；有的可能還要爭論很長時期。但不管怎麼說，“五四”一代大師們為我們留下了值得珍視的思想文化遺產。

胡適思想形成、發展的主要歷程

胡適從徽州一個中等家庭的普通孩子，成長為中國思想、學術與文化現代化過程中一位承前啟後的中心人物，其一生除了尚未形成自覺的使命感的少年期，大致經歷了五個階段。

個階段，準備期

胡適於1904年離開家鄉到上海讀書，還曾主編《競業旬報》。這個時期似亦可劃入準備期。但仔細分析上海時期的胡適，盡管比一般少年早熟，文字已打下了初步的基礎，卻遠沒有開創自己人生道路、做一番大事業的自覺意識。所謂準備，一定是有目標，有相當的自覺性的努力過程。所以，上海讀書時期還不能算是胡適人生的準備期，而應從1910年考取留美官費生赴美留學算起。

胡適在美國留學期間，逐漸明確了自己的人生目標，他要做“國人之導師”，要在思想學問上準備條件，求得一種可以自立立人，可以濟世醫國的健全的思想方法。他看到當時中國所處的際遇環境，中國人面臨根本的課題，是盡可能地使中西文化相協調、相結合，使中國古老文化中一切有價值的成分獲得新生命。也就是說，中國需要有一個類似西方文藝復興那樣的文化更新過程。他認定自己的歷史使命就是在這個文化更新過程中充當一個開路的工人。在留學的後兩年，胡適竟找到了中國文化更新的切入點——以白話文學代替古文文學的文學革命。這是他實驗主義哲學的個實驗園地，也是他為中國文化更新所做的奠基工程。

第二個階段，開創期

胡適關於文學革命的篇正式宣言《文學改良刍議》，是1917年1月在國內的《新青年》上發表的。盡管這個尚未歸國的留學生的文章，其口氣相當謙遜、溫和，但文學革命的中心議題——以白話取代文言的正宗地位——已明白宣示出來。後來全國紛紛揚揚的討論也正是圍繞這一中心議題展開的。

胡適回國後，即與《新青年》的創辦人、北京大學的文科學長陳獨秀成為親密同事。以他們兩人為核心培領導的北京大學為基地，很快形成了包括許多留學歸國的青年學者在內的一個以開創新文化為己任的進步知識分子群。《新青年》即是他們發表言論的中心陣地。回國後的胡適為文學革命提出了新的口號：“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並繼續發表了一繫列重要文章，提出了創作新文學、創作新詩的具有範式性意義的主張。因為順應時代之潮流和人群之需要，文學革命迅速取得了不容置疑的成功。隨之，一大批用白話創作的新文學作品紛紛出世，連古文家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文學園地——詩歌，也逐漸為白話詩讓出了地盤。

一般人隻知道，在文學革命中，胡適提倡白話文。其實，胡適的主張遠不限於此。胡適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提出“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的綱領，把白話文學與國語統一運動緊密結合起來。如果說“五四”以後成長起來的一代年輕人，隻要讀過書，大都能沒有困難地提筆作文，開口講演，這是文學革命之賜。那麼，今天，不論天涯海角，城市鄉村，凡受過正規教育的中國人，都能沒有困難地互相交談，彼此溝通，這同樣是文學革命之賜，同樣是胡適大力倡導之功。我早就說過，白話國語的通行，對於我們國家的發展、社會的進步、人民的覺醒所發揮的作用，無論怎樣估計都不為過分。著名的革命黨領袖廖仲愷曾略帶誇張地對胡適說：“先生鼓吹白話文學，於文章界興一革命，使思想能藉文字之媒介傳於各級社會，以為所造福德，較孔孟大且十倍。”(《廖仲愷致胡適信》\\[1919年7月19日\\]，見耿雲志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38冊，401頁)

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內容是人的解放。這是走出中世紀、建立現代社會基本的議題。胡適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袖之一，他的貢獻亦在於此。在整個新文化運動中，他為堅持一貫而又用力多的是確立一種新的價值觀。他在解釋新文化運動宗旨的一篇文章裡，明確提出要“重新估定一切價值”。新價值觀的核心問題是“個人的發現”。在中國，自從孟子大罵楊朱、墨翟以來，中國歷代統治者及正統士大夫皆提倡敬天法祖，尊崇聖教，一概抹殺個人。西方文化傳入中國，其尊重個人的精神與中國專制主義傳統格格不入。於是守舊的士大夫也學孟子的口吻，斥西方文化為洪水猛獸。但既為洪水，也就隻可疏導不可阻擋。胡適及時地提出了“個性解放”的口號，並個明確地解說了個性主義的真正意義。他指出，真的個人主義即是個性主義。個性主義的真諦，“一是獨立思想……二是個人對於自己思想信仰的結果要負完全責任”(《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胡適文存》卷四第174頁，亞東圖書館1925年版)。胡適認為，若否定個性，否定個人，社會就沒有生機。但如果個人不能對自己的言論行為完全地負責任，那社會就將陷入混亂。胡適強調：“個人若沒有自由權，又不負責任，便和做奴隸一樣”(《易卜生主義》，《胡適文存》卷四第36頁)，“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纔建造得起來的”(《介紹我自己的思想》，《胡適論學近著》集第635頁)。他把個人的解放，與現代社會、現代國家的確立緊密聯繫起來。在同時代人中，很少有人這樣清楚地提出和界定個人主義，也很少有人這樣明確地把個人的解放與建設現代自由民主國家的目標如此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所以，提倡個性主義，努力解放個人，是胡適對現代中國的文化更新所作的貢獻。

由於提倡個性主義，解放個人，於是自然地強化了清末以來女子解放的運動；正是由於個性解放，使一大批青年男女衝破家庭四壁的限制，衝決舊倫理教條的網羅，走向社會，成為獨立的個人，參與種種新事業，直至投身革命；也正因為如此，纔有了一度轟轟烈烈的國民革命運動。

胡適畢竟是個學者，除了啟蒙思想家的角色，他還有意地“為中國學術謀解放”。他大膽采用新方法，用新眼光重新審視舊典籍，創造中國學術的新典範。這一點，他通過出版《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和發表《〈紅樓夢〉考證》等一繫列重頭文章而實現培對《中國哲學史大綱》的評價早已是學界熟知的了。後來的中國哲學史家們，例如馮友蘭，盡管在一些具體問題的看法上不同於胡適，可是他們都不能不承認，胡適的著作為他們提供了一個新的出發點。至於胡適的古小說考證文字，不但為中國文學史的研究開闢了新路，而且示範了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範式。他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治學方法，啟迪了一代青年學子。著名的古史學家顧頡剛先生就是受了《〈水滸傳〉考證》的啟發而開始其疑古辨偽的工作的。後來到抗戰時期，陳寅恪曾對人說，胡適之的小說考證文字，至今無人可比。其典範性不容置疑。

胡適在其一生事業的開創期主要做了三件事：文學革命、思想革命和學術創新。這三件事對於現代中國都有非常深遠的歷史影響。

第三個階段，穩定期

1926年7月，胡適為中英庚款的事遠赴歐洲，後又到美國，1927年5月纔回國。這時，國內政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胡適這個自由主義者既不為北方舊勢力所容，也不為標榜“革命”的南方國民黨當局所認可。他在上海過了一段較為清閑的日子，出版了《白話文學史》，寫出了《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整理禪宗史料，出版了《神會和尚遺集》。這是他自認為學術上很有收獲的時期，然而在政治方面卻經歷了一段波折。

胡適對國民革命和國民黨原抱有很大的期望。可是回國經過兩年的觀察，他發現國民黨及其政權甚少民主和革新的氣像，卻在“革命”的名義下，實施種種專制的手段，胡適感到無法忍受。於是他在《新月》雜志上接連發表文章（主要有《人權與約法》，《新月》2卷2號；《我們什麼時候纔可有憲法》，《新月》2卷4號；《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新月》2卷6~7號合刊等），激烈抨擊國民黨，批判他們反對新文化的反動傾向。這大大激怒了蔣介石和國民黨人，引起他們的圍攻和打壓，持續了一年多纔漸漸平息下來。後胡適表示，他批評國民黨本來並無惡意，“隻是希望他們自身改善”。這可算是胡適與國民黨政權的一段磨合期。

1930年11月，胡適舉家遷回北平，重新回到他一直眷戀的北京大學。從1932年起，他擔任了文學院院長，成為校長蔣夢麟的得力幫手。九一八事變後，胡適同情蔣介石“先安內後攘外”的政策。從此，他成了國民黨政府的“諍臣”和“諍友”。通過他自己主持創辦的《獨立評論》，經常發表時評和討論政治的文章。這時，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洗禮的一些胡適的學生，有的，如羅家倫等已在國民黨政權中占一席地位；有的，如傅斯年、顧頡剛等都已成為有影響的學者。胡適的地位自然水漲船高，儼然成了朝野敬重的首席學者，知識界不爭的領袖。胡適作為中基會(管理美國退還庚款的機構，全稱為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的董事和秘書，也大大加強了他在學術文化界的影響力。因為此會掌管著一筆相當可觀的資金，可以補助中美學術文化交流，派遣留學生，交換學者，還可以補助高等教育和研究機構等等。胡適在會中能得到中美雙方董事的信任和尊重，能協調會中各種不同意見，所以圈內人皆知，胡適是中基會的靈魂。

胡適這時領導著兩項規劃甚為宏大的學術工作：一是從20年代前期即已開始的“整理國故”；一是主持中基會屬下的編譯委員會，有計劃有繫統地翻譯西書。整理國故是借鋻西方的學術方法整理中國古代的文化遺產，重新發現其價值。在胡適看來，這是建設新文化必要的基礎工程。至於翻譯西書，其意義甚為明顯。這兩項工作，因國家的不安定而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

胡適返北大後，盡管國民黨政權內外交困，但胡適本人的生活畢竟相對安定，所以在學術上仍取得不少成就。首先應該提到的是他的《說儒》。這篇五萬字的長文，繫統論述了儒的起源、儒者的社會角色和孔子對儒學的大貢獻。盡管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學者有不同意見，但誰都無法否認這篇文章的學術價值。

這一時期，胡適繼續寫了多篇關涉古小說考證的文字，其中有代表性的是《〈醒世姻緣傳〉考證》，這是胡適頗引為得意之作。

此時期，有關中西文化的論爭，是不能不提到的。1929年，胡適為上海的《中國基督教年鋻》(China Christian Yearbook,1929)寫了《文化的衝突》(胡適又自譯作《今日中國的文化衝突》)(Conflict of Cultures)一文，中心意思是批評折衷主義地對待中西文化的態度，指出那不過是變相的保守主義，主張要“Wholesale Westernization”或“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前者可譯為“全盤西化”，後者可譯為“一心一意的現代化”或“充分的現代化”。當時和今天差不多，留心閱讀英文雜志的人甚少，所以此文未引起大的反響。到了1935年1月，具有國民黨背景的十教授發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是很典型的折衷主義的主張。當即有陳序經著文加以批評，明確主張“全盤西化”。這時胡適尚在南方。回北平後，他先在他主持的《獨立評論》第142號的《編者後記》中聲明：“我是主張全盤西化的。……全盤接受了，舊文化的惰性自然會使他成為一個折衷調和的中國本位的新文化。”到了3月底，胡適發表《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一文，批評十教授的主張“是今日一般反動空氣的一種時髦的表現”。同時正面闡述自己的文化主張。除了指出文化自身皆有惰性，因而文化接觸引起的變化不可能毀滅一種文化的根本基礎之外，又提出，所謂文化本位，實際就是那無數無數的人民，這個本位是不會被毀滅的。這是極其重要的見解。他還指出：在文化的大變動中，不可能有一種可靠的用以指導整個文化各方面選擇去取的標準，隻有讓我們的老文化與世界的新文化自由接觸，自由切磋、琢磨，這樣文化大變動的結晶品，當然是一個中國本位的文化。兩個多月後，他又發表《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一文，鄭重聲明，為避免不必要的誤解和爭論，他願意放棄“全盤西化”的提法，而采用“充分世界化”的提法。但“充分世界化”的提法仍是不圓滿的，照樣可有不同的解釋。但至少可以說明，把胡適說成“全盤西化論”者顯然是不恰當的。總起來看，胡適關於文化的選擇不應主觀設定標準，應在文化接觸引起的變動中，求得建設新文化的結果；關於文化本位存在於無數無數的人民之中，堅信這個文化本位是不會毀滅的等等思想，是完全正確的。這既表明他在文化上的開放態度，也表明他對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自信心。

從1932年5月起，胡適在他一群朋友們的鼓動下創刊《獨立評論》，談論政治的興趣再度濃厚起來。對於全民族首要的對日外交問題，胡適長時間持比較低調的立場，反對對日開戰，主張談判緩解局勢，以待國際形勢的根本好轉。他的主張受到嚴厲的批評。

胡適對於教育和思想界的傾向也時常發表評論，還一度集中地討論民主與獨裁的問題。這一討論比過去歷次思想界有關此一問題的討論都更為集中、更為深入，意見也更為明確。胡適是堅定的自由主義者、民主主義者。在這場討論中，他發表相關文章有17篇之多。他始終一貫地堅持認為，中國應該走民主政治的路，中國無獨裁的必要與可能。他很有創見地提出了民主政治其實是“幼稚園的政治”。許多人不理解，甚至嘲笑他不懂民主政治。胡適所以提出此一見解，是有鋻於相當多的人認為中國人程度低，經濟、教育落後，難以實行民主，隻能實行專制。胡適說，民主政治其實正適合於程度低的人民練習政治生活的需要，是“幼稚園的政治”。胡適這話固然有毛病，但絕非毫無道理。民主是一個歷史過程，不能主觀設定一個標準，到什麼程度纔可以行民主，不到那個程度就決不可行民主，而隻能行專制。民主既然有一個從低到高、從簡到繁、從粗到精的發展過程，那麼，隻要大多數人已覺悟到民主制度是可取的，就不妨開始向民主的路上走。起點不妨很低，制度不妨簡單，但隻要是朝向民主發展，那就不同於專制政治，就是在建設和發展民主政治，也就是在實行民主政治。應該說，胡適的見解對於中國人具有特別的啟蒙意義。因為如果不這樣看問題的話，民主政治就高不可攀，就被推向遙遠不可知的將來，中國人就隻有永遠甘受專制的份了。

第四個階段，動蕩期

胡適的《獨立評論》因七七事變的爆發而終止。他隨即應召南下參加廬山談話會。經過兩個月的觀察、思考和躊躇，他終於從不主戰的“低調俱樂部”中走出來，決定接受蔣介石的委托，去美國開展民間外交，為中國的抗戰尋求援助。從此，胡適的生活進入動蕩的時期。

胡適在美國主要從事演講活動，宣傳中國抗戰決心，爭取美國朝野的理解與支持。1938年7月又去歐洲，先後到法國、英國、瑞士等國。是年9月奉命擔任駐美大使，10月初，匆匆趕到美國赴任。擔任大使期間，自然免不了到處奔走，除來往於國務院、白宮、國會之外，還幾乎走遍了美國、加拿大各大城市，發表演說，會見政商各界領袖。雖無顯著建樹，但對促進中美兩國間的相互了解，的確發揮了很大的作用。1942年9月，他卸任閑居紐約，不久就搞起考據來。初一篇考證文章是《〈易林〉斷歸崔篆的判決書——考證學方法舉例》。隨後因對所謂“戴震竊襲趙一清《水經注》案”發生懷疑，從此用力考證此案幾20年不輟。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9月，胡適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次年7月回國，月底到北大就任。胡適素為學界、教育界所推重，又是北大舊人，此番擔任校長，照理，本應有所作為。但政局不安，胡適又不肯忘情於政治，隨著國共兩黨再度分裂，胡適站到蔣介石一邊，卷進政治漩渦。雖然他謝絕了蔣介石兩度敦促他從政的建議，但已稍稍失去超然地位。加之學界風潮迭起，物價飛漲，經費不足，胡適亦徒喚奈何。他提出兩項雄心勃勃的計劃：一是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一是在北大建核子物理研究中心的計劃，皆告落空。

1948年12月，胡適乘蔣介石派出的專機，倉皇離開已被解放軍包圍的北平，飛往南京。這時，他知道大勢已去，無可挽回，乃於第二年春，再度去美國。原本是奉蔣之托，赴美再作民間外交，為蔣爭取援助；但他到美國的第三天，南京即告解放。從此，胡適在美隻能做寓公了。

第五個階段，晚年

胡適於1949年4月到美國紐約，在他原住過的第81街104號的公寓裡安頓下來，從此一直住到1958年他回臺北就任臺灣“中央研究院”院長的時候。在此期間，除在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擔任館長兩年之外，隻是偶爾到一些大學做短期講演，或出席一些聚會，大部分時間都過一種閑居的生活。但胡適的內心世界是絕不清閑的。他為國民黨的失敗、世局的發展、中國的命運，感到十分的苦惱。他埋怨美國不肯對蔣介石全力支持到底，他恨國民黨的不爭氣，他更憎恨共產黨的得勢。然而，除了在他參與創辦的在臺北出版的《自由中國》雜志上發表文章，或在美國的某些集會上發表演講以外，他絲毫不能有所作為。於是，他隻有把時間和心力都用在考證《水經注》上。胡適從駐美大使任上下來時，頗有不快，這也是他鑽進故紙堆，沉迷於《水經注》考證的一個原因。1946年回國後，在戰亂中仍以此為主業。他曾濟的信中自嘲道：“在此天地翻覆之日，我乃作此小校勘，念之不禁自笑。”(耿雲志、歐陽哲生編：《胡適書信集》，中冊，1089頁)。胡適是搜集、校閱《水經注》版本多的學者。他主要是想證明，自清末以來，一部分學者指稱戴震剽竊趙一清《水經注》稿一事是一件冤案。他認定戴震沒有見過趙一清的稿本。戴震與趙一清、全祖望三人差不多同時，分別獨立地對《水經注》的校勘作出了大貢獻。這如同自然科學和技術史上，差不多同時由幾個人做出大體相同的發現和發明是一樣的道理。但胡適的結論，至今仍有些學者不贊成。

除了考證《水經注》外，禪宗史也是胡適晚年繼續關注的學術課題。從1943年到逝世為止，胡適有關《水經注》、禪宗史及一般思想史的手稿有數百萬字之多，如今都收在臺北胡適紀念館編的《胡適手稿》(十函30冊)和耿雲志編的《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42冊)中。

1957年11月，經臺灣“中央研究院”評議會推選，由蔣介石任命胡適為“中央研究院”院長。1958年4月，胡適離開美國回臺灣就任。

胡適對臺灣的局面一直不很滿意。一是對國民黨的領導集團反民主的傾向不滿，一是對臺灣文化上的守舊傾向不滿。前者可從《自由中國》雜志與當局的屢次衝突、屢次遭打壓反映出來，尤其是通過胡適多次委婉批評蔣氏父子而遭到思想圍剿反映出來，後通過雷震案的爆發達於極點，而終是以胡適的容忍為了局。後者主要是指胡適多次批評臺灣當局迄未充分采用白話文。他曾公開說共產黨在這方面要比國民黨做得好。而白話文不能通行還隻是一個現像，實質上反映的是文化思想諸多方面的不合時代潮流。1961年11月16日，胡適所作《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的公開演講，是他生平後一次激烈抨擊中國傳統文化中一切腐朽落後的東西。這可能是他多年壓抑的情緒的一次爆發，曾引起朝野舊勢力的強烈反彈。此後三個多月，胡適就去世了。

胡適身受兩種文化熏陶，有極好的學術訓練，經過中年穩定期的學術經驗積累，本可有一個再創造的時期，取得更大的成就。但他生活在大動蕩的中國，又身為知識界的領袖，不可能完全專心於學問而不問政治。結果是被政治激流衝到邊遠寂寞的角落，而學術上亦再無創造性的成績。

思想啟蒙與建設新文化的主要貢獻

前面，在敘述胡適思想發展的開創期，已經論述到他首倡並領導文學革命，不但實現了白話文學代替古文文學成為新時代的文學正宗，而且造成白話國語地位的確立，從而為中國提供了普及和發展新教育的利器，為社會傳媒提供了便於傳播的利器,為社會全體成員提供了表達思想、交流思想的利器。不識字的也能開口講話，不因鄙俚而遭排斥；略識字的人則能提筆作文。這一切，大有利於造成更廣大的公共社會空間，為推動社會轉型發揮積極作用。

前面還論述到，胡適提倡個性解放力。他對個性主義和“健全的個人主義”的界說，為此種新觀念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支撐和輿論引導，使成千成萬的青年男女擺脫宗法束縛，走上社會改造之路，為傳統中國的新生，激活了無數生機。尤其是，他把個性主義與自由民主的現代國家制度緊密地聯繫起來，這是非常重要的。

前面還論述到，作為學者，胡適“為中國學術謀解放”，創建了新的學術典範，提出新的治學方法。胡適曾自覺到其“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簡短概括，在實際流行中很容易發生流弊，他強調，方法實際就是從治學實踐中養成的自我戒慎的良好習慣。所以，晚年胡適經常以“勤、謹、和、緩”四字來解釋治學的方法。

以上幾點，在前面都已有較詳的論述。這裡著重提出前面未曾詳論的幾點。

（一）科學的人生觀

陳獨秀曾用民主與科學來概括新文化運動所提倡的新思想和新觀念。其實關於民主作為一種政治制度，無論是陳獨秀還是胡適，還是其他人，在新文化運動當時都很少有論述。他們論述多的是我們前面講的個性主義。他們的貢獻是在於，指出個人的解放是民主政治得以落實的真正思想基礎。至於科學，他們所專注的，也不是各種具體的科學知識，科學器具或科學理論，而是著力提倡一種科學的精神和科學的態度。他們認為這是基本的東西。有了這種科學精神和科學態度，纔會努力尋求科學知識，纔會嘗試營造各種科學器具為人類的生產和生活服務，纔會有興趣去鑽研科學理論。但還遠不止於此。他們認為，人生中遇到的各種問題，包括社會生產、生活、待人、處事等等，都需要用科學的精神和科學的態度來對待，纔有望得到較好的解決。

我在《胡適思想的現代意義》一篇講演（收入拙著《重新發現胡適》，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1年）中指出，胡適所提倡的科學精神和科學方法，核心是要養成一種科學的思想方法，這種科學的思想方法，在消極的方面是“嚴格地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在積極的方面是“要拿出證據來，要跟著證據走，不論它帶我們到什麼危險可怕的地方去”。在胡適看來，能自覺地堅持用這樣科學的思想方法來對待世界與人生中的一切問題，就是科學的人生觀。他在解釋什麼是科學的人生觀的時候說：“怎樣纔是科學的人生觀呢？我們所謂‘科學的人生觀’有兩個意思：一是充分采納科學對於宇宙萬物的解釋，使這些科學研究的結果成為我們人生觀的一部分；一是隨時隨地用科學的態度和方法來應付一切人生問題。”（拙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9冊，500~501頁）

中國的舊傳統，有權勢的人，往往專己恃強，獨裁武斷；而無權無勇的小民，則多數傾向於盲從和迷信。胡適一生堅持提倡科學精神、科學態度和科學的思想方法，反對武斷迷信，反對盲從，反對僵化的教條，這是一份極有價值的思想遺產。

（二）開放的文化心態

在談到文化立場的問題時，胡適長期被大多數人誤認為是“全盤西化論”者。這種看法雖不正確，但確有來由。前面已經指出，1929年，胡適在英文《中國基督教年鋻》上發表《今日中國的文化衝突》一文，其中談到學習西方文化時，他用了Wholesale Western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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