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挑戰》

對很多美國人來說，卡莉•菲奧莉娜不僅是惠普前首席執行官、一位知名的女高管，她還是一個時代的符號。她被全美女性奉為男權社會的變革者，她的成功也是女性獲得商業社會平等權益的勝利。

2006年，卡莉·菲奧莉娜出版了暢銷書《勇敢抉擇》。之後，她經歷了一繫列人生挑戰：與癌癥抗爭，喪女之痛，在美國加州競選參議員卻未能勝出。直面人生的種種挫折，她依然勇敢無畏，並撰寫了這本《直面挑戰》。

她說：“這些經歷是上帝對我的饋贈，我從中吸取了經驗和教訓。我知道人生的價值不是用時間去衡量的，我們付出的愛、為社會做出的積極貢獻和懂得感恩，決定了我們不平凡的人生。”

作為一名優秀的管理者，卡莉曾經掌管科技巨頭惠普公司，也擔任過非營利組織的領導人，她是一個積極參政議政的公民，她也是一位慈祥的母親。她指出了美國當前遇到的*難題：未能充分發掘其人民乃至整個國家的潛力。很多現行制度阻礙了美國人發揮個人的潛能，無法在工作中取得巨大進步，無法推動經濟發展。太多的人已經喪失了對生活的希望。太多的人缺乏利用個人稟賦去追求美好生活、實現生命使命和價值的機會。

通過分享自己身處逆境的人生體驗，卡莉對如何擺脫人生的困境與挑戰、如何戰勝自我、如何自強不息、為夢想而戰提出了寶貴的建議。每一位對生活感到迷茫、對未來缺乏信心的讀者都能在閱讀本書後重拾希望，直面挑戰，學做生活的勇者。

《向前一步》

作為全球成功的女性之一，Facebook首席運營官謝麗爾·桑德伯格在《向前一步》中深刻剖析了男女不平等現像的根本原因，解開了女性成功的密碼！她認為，女性之所以沒有勇氣躋身領導層，不敢放開腳步追求自己的夢想，更多是出於內在的恐懼與不自信。她在書中鼓勵所有女性，要大膽地“往桌前坐”，主動參與對話與討論，說出自己的想法。她還為女性提出了如下成功密碼，激勵女性勇於接受挑戰，滿懷熱情地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標。

    向前一步，勇敢進取

通常女性在總會在無意識中妨礙自己的發展、降低對自己的期望值，甚至很容易就放棄工作，放棄獲得更大成就的可能性。與男性相比，女性在職場中的態度仍然不夠積極、不夠進取。

    平衡工作與生活

伴侶的支持非常重要。那種認為女性隻有拋開家庭纔能達到事業*的說法其實並不成立。事實證明，絕大多數的成功女性都擁有一位相當支持自己事業的人生伴侶。

    擁有更加開放的心態

女性應該對事業上的挑戰持有更開放的心態。如果一份工作能讓她學到新的技能，並且更快樂、更滿足，那就意味著她在自我提升中不斷發展。

《直面挑戰》

第3章   與病魔抗爭

就在那一刻，在醫生的辦公室裡，我感覺恐懼油然而生。是的，我的確得了癌癥。

我在墨西哥的時候，次發現了腋窩下的腫塊。當時，我正在浴缸裡泡澡。

那天，我剛上完普拉提課程。任何做過平板支撐的人都知道，運動後，腋窩疼痛和胸痛是難免的。我躺坐在浴缸裡泡熱水浴，希望能讓勞累一天的自己放松下來。我按摩著身上疼痛的肌肉。這個腫塊有1美分硬幣那麼大，就在腋窩中間。我的本能反應是往後靠了一下，心想可能就摸不到這個腫塊了。可是，我還是摸到了。這個腫塊已經長在那裡了。我心想：“不會有什麼問題吧？我感覺一切正常啊！我剛照過乳房X射線，而且我現在還在度假呢！”

我轉念一想，還是不要瞎猜了。兩天後，還是在洗澡時，我發現腫塊依然沒有消失。我告訴弗蘭克，我們回去後得去看醫生。

我原本在兩個星期後預約了常規的體檢。不過，我比較擔心自己的狀況，就提前給醫生打了電話。她認為沒什麼大礙，她知道我之前剛做過乳房X射線檢查，但她還是建議我再去檢查一下。在醫院裡，她體查了我身上的腫塊，並告訴我：“我覺得，這不會是惡性的。但是為了保險起見，我們還是做一下活體檢查比較好。”她一再向我保證。活體檢查的時間很短，也幾乎感受不到任何疼痛。我再次把這件事情拋在了腦後。

我是2009年2月20日去檢查的，檢查項目很多。按照約定，我需要在上午9~10點到達醫生的辦公室。檢查完之後，我將前往三藩市中心的彭博電視臺接受采訪。之後，弗蘭克、我的好友黛博拉·鮑克和我準備一同駕車前往加州薩克拉門托參加美國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我要在那裡發表幾場演說。到了醫院之後，我還在滿腦子想著當天的行程。我在想，看完醫生後，我得回家和黛博拉、弗蘭克稍微休息一下。當時，我的行李都收拾好了，正準備隨時出發。

薩拉·沃森醫生通常很準時，但那天她卻沒有準時來見我。我穿著一件不合身的病號服，在一間冰冷的檢查室裡等到了上午9點15分。她還是沒有來。上午9點30分，9點40分，我開始有點兒擔心起來。上午9點45分，沃森醫生進入了房間。她臉色蒼白，坐了下來。她連聲說不好意思，說她之前一直在電話中確認不好的消息。“你得癌癥了。”她告訴我，“我們不知道是什麼癌。不過，我們需要馬上檢查。”

聽到這個消息，我雖然有些意外，但也覺得一切在意料之中。我的外婆在我媽媽10歲的時候就死於胃癌；我的姨媽一直在和乳腺癌做鬥爭。從小到大，我在潛意識裡就一直有某種感覺，自己某一天也可能會得癌癥。也許，我們所有人都有這樣的恐懼。就在那一刻，在醫生的辦公室裡，我感覺恐懼油然而生。是的，我的確得了癌癥。

我覺得頭暈惡心，甚至都站不穩了。但我想讓自己盡可能地保持平靜。每次踫到突發情況時，我總會做一件事情：冷靜思考。由於沃森醫生說她不知道我得的是什麼癌癥，所以我就算想要提出更多有關診斷的問題，也無從開口。我希望自己能盡可能地以實際和辯證的角度看待一切。回想當時，我提出了一些看似非常明顯的問題，其實我是想盡快明白到底該怎麼去解決。“我需要化療嗎？”“是的。”“我需要手術嗎？”“需要。”“這種狀態要持續多久？”“我不知道。”

沃森很快給我列出了我需要做的化驗和要見的醫生清單。一旁的我，感覺慶幸，畢竟她知識淵博，具有專業的素養和經驗，知道我該去找誰。我的生存本能要求我努力地關注一點：接下來我必須要去做什麼。當時，上午10點已過。

她寫完這張清單後，我說：“我知道不該這樣說，但是我必須得在15分鐘內離開。我需要在離開前進行宮頸抹片檢查。她聽我說完後嚇了一跳，但還是很快給我安排了檢查。在她操作的過程中，她給我提出了一條非常中肯的建議。

“卡莉，目前你重要的事情是決定是否要把這個消息告訴其他人。”沃森說：“如果有人突然想要打聽你的消息，或者想要告訴你他們的事情，你不要覺得意外。你要知道，你永遠有權利說：‘夠了，我自己能應付！’”

她還告訴我，可能會有很多人無法接受我已經患癌的事實。這些人中，有的會逐漸遠離我的生活，有的則會帶給我驚喜。他們會一路陪伴著我，直到戰勝病魔。

時間將會告訴我她所說的是否正確。一旦你公開了病情，一切都會發生改變。人們都將把話題集中在你的身體狀況上。曾經受過這種病癥折磨的人，不論是他們自己還是他們的家人，會覺得和你有同病相憐的感覺。這些陌生人會和你交流他們自己的病史和故事，並對你表示出真正的關切。

很多關切都是溫暖人心的。但當你生病或者感到恐懼時，這些關切和擔心就會成為你的負擔。

離開醫院之前，薩拉醫生又給我提出了一個建議。她隨手給我開了一瓶安眠藥說：“它可以保證你有充足的睡眠。”這將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戰鬥。

我曾經於1988年在麻省理工學院見過黛博拉·鮑克。當時我在美國電訊電報公司工作，靠著自己的實力受到提撥，當上了經理。之後，公司送我去麻省理工學院攻讀工商管理碩士。黛博拉是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為數不多的女性之一，於是，我們成了很要好的朋友。畢業後，我們各奔東西，但一直保持聯絡。2005年，我離開惠普公司後，黛博拉和我決定成為商業合作伙伴。我們的丈夫都認為，合伙做生意肯定會影響彼此的交情（後來事實證明，他們想錯了）。2007年，我們成立了“卡莉·菲奧莉娜公司”。那天早晨，我去看完醫生後，按照約定，黛博拉要先陪我去彭博電視臺錄制節目，然後再和弗蘭克兩人輪流開車帶我去薩克拉門托。我從醫院出來時，就給黛博拉打了電話，告訴她，我生病了。

接電話的時候，黛博拉正坐在我家門前的車裡，等著我回來。和往常一樣，她比約定的時間提早到了。我問她：“我該怎麼辦？”我很擔心自己的情況，但是我更擔心的是弗蘭克。我該怎麼告訴他？我是否應該按照原先的安排去參加在薩克拉門托召開的美國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我在醫院裡刻意保持鎮定，但此刻，這些情緒如潮水般洶湧而來。我再次問黛博拉，這次我的語氣更加急切了，“你覺得我該怎麼辦？”

我和黛博拉之所以合得來，主要是因為我們的性格很像。她聽到我生病的消息後，感到很震驚。她告訴我，她會盡一切所能幫助和支持我。然後，她說到了非常實際的問題：“卡莉，如果你不能去薩克拉門托的話，我覺得問題也不大。沒有人會責怪你。”黛博拉接著說：“但是，你要想清楚。如果你不去，你和弗蘭克兩個人就會整天坐在家裡，手握著手，不斷地焦慮。那樣的話，也不見得對你有幫助。”

很快就要到家了，我又想了想黛博拉的話。她是對的。所有的檢查都要等到星期一纔能去做。在這之前，我也沒法做其他的事情。如果和弗蘭克待在家裡，整整48個小時，什麼都不做，我隻會胡思亂想，這樣也不見得好。回到家後，我就和弗蘭克在客廳裡坐了下來。一年半以後，也是在這個客廳裡，警察通知了我們洛麗的死訊。我告訴弗蘭克，腫塊是癌癥。但是，醫生們不知道是什麼癌。我想著黛博拉還在外面的汽車裡等著，就趕緊把話題轉到了當天的重要問題上：我們還應該去薩克拉門托嗎？

對此，弗蘭克一開始表示了反對。他擔心我的身體喫不消。我立即否定了他的想法。對於我要去和已經有三屆任職經驗的芭芭拉·博克瑟競選，人們本來就有諸多猜測。我當時已經在認真地考慮參選了，去參加薩克拉門托的美國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就有機會踫到很多活動家和潛在的捐助者。我要去做幾場演講，包括在星期六的早餐會上做主題發言。對我而言，有事可做，就能讓我不去想自己生病的事。我還告訴弗蘭克，我們要出席這個大會的消息已經傳開，如果我沒到場，人們肯定會有更多的臆測。以後，再想要對公眾說明我的病情，就很難解釋了。

後，弗蘭克妥協了，我們一起出發去了薩克拉門托。弗蘭克一直深愛著我，對我照顧有加。到達會場後，演講就開始了。整個周末我們幾乎都是連軸轉，忙著和不同的人見面、互相介紹、在招待會上寒暄，在演講中交流。那個時候能有事情做，我覺得自己很幸運。因為這樣，我就不會胡思亂想了。那個周末對弗蘭克而言，則非常難熬。我在忙著工作的時候，他也在忙著到處打電話，告訴其他家人我生病的消息。讓他感到沮喪的是，他對我的病況了解甚少。我感到很不舒服，在淋巴結上也查出了癌細胞，這可不是好的征兆。但我們所知道的，也就隻有這麼一點兒有限的信息了。

我曾打算把出席這次大會當作一次和政界人士相識的聚會。我也曾預想過，當人們問我是否要競選參議員的時候，我也可以給出很肯定的回答。而如今，我的癌癥診斷結果強迫我暫時無法給出堅定的答案。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否應該去參加競選。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復原，我連自己能不能活下去都不再肯定了。那個周末，我並沒有向人們表現出我能打敗芭芭拉·博克瑟的決心。我感謝大家，感謝他們對我的信任和支持，我告訴他們，我還在考慮中，沒有終決定是否參加競選。

因此，當2009年美國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時，我的身體情況並沒有改變我對加州的別樣感覺，即便有宿命論者說加州注定是政治家的“滑鐵盧”，即便加州的債券評級，人均資本預算赤字位居美國。毫無疑問，在過去的20多年時間裡，加州人口外流嚴重，數目高達400萬。這裡的房價很高，學校質量一般，道路坑窪不平，就業前景黯淡，很多年輕的中產階級家庭紛紛決定離開。高昂的稅收和不堪的監管負擔，也讓企業不斷付出。

可以說，加州的中產階級已經紛紛遠離這個地方了。隻有窮人和富豪選擇留在這裡。幾年以後，這種現像和貧富差距將會成為讓自由民主黨派人士頭疼的頭等大事，包括美國總統奧巴馬。雖說如此，當時在民主黨的治理下，2009年的加州還算不錯。2012年，當奧巴馬總統和自由民主黨人士在討論加州收入差距日益擴大，中產階級遠走他鄉的原因時，認定這就是因為保守的管理政策所致。面對這樣的論調，我實在無法苟同。事實上，我認為，加州之所以會有這些問題，恰恰是自由主義政策盛行的結果。

5年前，你要是對身為惠普公司首席執行官的我說，我將會參加2009年的美國參議員競選，我肯定會覺得這是玩笑話。事實上，當年有人建議我棄商從政的時候，我的確笑過。掌管惠普這家全球財富前20名的跨國公司，讓我明白了很多道理。我也深刻地從中吸取了很多有關個人發展和前途的教訓。我對於自己所做的決定非常滿意。我也非常明白自己對惠普公司所做的巨大貢獻，盡管人們曾經公開抨擊過我。但是，當我們真正經歷過被詆毀的感覺後，就會明白他人對自己的評價其實並不能界定自己、左右自己。是我們的選擇和行為，而不是外界的聲音，決定了我們的人生。我曾經犯過錯誤，但我知道，我已經以正當的理由盡可能地做了我自認為正確的事情，我就心安理得了。當我從惠普公司離職的消息鋪天蓋地時，我因為明白我是如何用自尊和良心捍衛了自己的抉擇，因此依然能驕傲地跟他人分享這段經歷。當我在寫回憶錄《勇敢抉擇》後一章的結束語時，我寫道：“我的靈魂是我自己的，如今的我心靜如水。”

我也知道在政府過度干涉的時候，企業有多麼脆弱。我的從業經歷告訴我，員工和顧客都很重要。我知道我們需要對公司董事會和股東負責，我隻是沒明白究竟需要花多少時間和精力來和政府打交道，無論是地方政府、州政府還是聯邦政府。在美國國會工作的某些人認為，當我還在惠普公司工作的時候就應該開始征收互聯網稅。然而，如果開始征收名目繁多的互聯網稅，不斷提升稅收代碼的復雜性，並在網絡中加以推廣，就會明顯加大與互聯網有關的一切運作成本。我知道，這對惠普公司而言，將是一筆不小的開支。惠普公司有上百號律師和會計師供我調遣，一同理順政府的規章制度，但是對於很多小企業來講，這無異於滅頂之災。

那個周末，我在薩克拉門托舉行的美國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從我個人的從商經歷出發，分享了我的政治觀點。對我而言，有兩件事情非常重要，那就是責任和機會。按照我的看法，沒有什麼能比責任更好地區分商界和政界的運作方式。薩克拉門托公共雇員聯盟多年來積攢的財政收入不足和政治爭奪問題，讓整個加州政治體制陷入癱瘓。盡管，華盛頓成功地掩蓋了這一史無前例的赤字問題。美國國會為此還通過了一項篇幅長達1 000頁、價值約為8 30的開支賬單，其實這份賬單沒有人能看懂，也唯有如此，大家纔不會追問這些錢的具體流向。

我告訴美國國會代表，你可以想像有一家公司，每年從政府索取和獲得的撥款都比上一年更多，而這家公司內部卻沒有明確的賞罰機制，無論效益好壞，員工都是喫“大鍋飯”。這家公司沒有競爭者，他們的客戶也沒有其他的替代產品或者供應來源。後，這家公司還無法向投資者交代他們投入的資金去向，錢怎麼花的，花在了什麼地方，這些問題全部無從知曉。對於納稅人而言，我們就是政府的投資者和顧客。除了面對政府，沒有哪個投資者或者顧客能容忍這樣的情況。大家要求的是一個將責任落到實處，信息透明公開，績效評估公正的政府。

我也從親身經歷中了解到機遇是多麼的重要。當我在一家隻有9名員工的小機構裡擔任秘書時，有兩個人告訴我可以做點兒別的事情，這就是我的機會。但是，機遇不會從天而降，政府有權利創造機遇或者扼殺機遇。加利福尼亞曾經是一個開放包容的商業重地，這裡歡迎每一位擁有良好商業理念、富有創業熱情的企業家。但如今，這種優勢已經不再。從創業的環境來看，加利福尼亞的商業環境是整個美國不利於創新的。這是一種難以治愈的內傷。我們有義務為創新者、企業家和小型企業主提供更加便利的環境，幫助他們實現夢想，為人們創造就業機會，激發人們的潛能，從而讓整個社會受益。我們需要的就是能夠開啟人們潛能的領導力。

我本以為這個周末將是我踏上政壇、準備領導加州的步。但是，計劃沒有變化快，人生處處充滿變數。我一邊向代表陳述我們所在的州和所在的國家在正確的領導下，能夠做些什麼，一邊環視四周，我發現弗蘭克已經不在那裡了。

他在外面的公園裡，來回踱步，他對我得知自己得了有可能喪命的癌癥後，竟然還能泰然自若地向大家發表演說感到非常不解。

從薩克拉門托開車回家的路上，我的心情平復了很多。對診斷結果的震驚也在慢慢消散。路上，弗蘭克、我和黛博拉制訂了下一階段的計劃。我恐懼的就是癌細胞已經轉移，這一點恐怕也是弗蘭克難以承受的。我們不知道癌癥的性質，也就意味著我們不知道癌癥的原發病灶。我在黑暗中想像著自己渾身長滿腫瘤的樣子。我們商定，回去後要做的件事情是和我的好朋友、斯坦福癌癥研究所的腫瘤學家嵐嘉娜·阿德瓦尼踫個面。我和嵐嘉娜的丈夫曾在惠普公司共事，後來就成了好朋友。我得癌癥了以後，嵐嘉娜一直對我關懷備至。從薩克拉門托回來後的那個星期天，她就來看望過我。她對我進行了檢查，並告訴我，她覺得癌癥並沒有擴散。“我覺得這是乳腺癌，我們能治好的。”她對我說，“不過，你得做了化驗後纔能確診，但我相信自己的判斷是正確的。”我那天晚上安心地睡了一個好覺。

周一上午6點30分，弗蘭克陪我在斯坦福醫院接受檢查。在我腋窩裡發現的腫塊，有可能是各種類型腫瘤轉移的結果。所以，醫生得用排除法確診。他們要我做的項檢查是全身的正電子發射型計算機斷層攝影（PET）。我喝了好幾加侖的藥水，然後顫抖著躺著冰冷的儀器上，恍如隔世。

經過好幾天的各種掃描檢測，包括核磁共振和乳房X射線檢查，我們終有了比較確定的診斷結果：就是乳腺癌II期，因為在我左乳的腫瘤還比較小。不過是惡性的，已經轉移到了淋巴結，而乳房X射線檢查並沒有捕捉到這些轉移的癌細胞。顯然，我很幸運。在奧巴馬醫改法案通過之後，美國健康和社會服務部改變了乳腺癌的篩查程序。他們建議女性每隔一年做一次乳房X射線檢查，告別了過去的自我檢查模式。奧巴馬政府認定，這一程序的改革能夠程度地減少虛假病情警報和檢查成本。美國健康和社會服務部聲稱，原先的舊程序給女性帶來了太大的創傷，引起了不必要的關注，所以要施行新的政策，這讓我覺得很憤怒。他們口口聲聲說，女性很堅強，完全可以應付這些。但要是我遵守了這些規定，可能現在已經小命不保了。

我的左乳有腫瘤，右乳有癌前病變細胞。雖然癌細胞已經轉移至7個淋巴結，但預後情況良好。醫生們建議我做雙乳腫瘤切除手術，去除癌變組織，而不是做全乳切除手術。當時聽從了他們的建議，讓我後來很後悔。2008年3月2日，我接受了手術。之前，我已經決定要在手術時對外界公布我的癌癥情況。考慮到外界對我要競選參議員的種種揣測，我希望能明確地知道：當消息傳播給大眾之後，我們該如何面對隨之而來的各種狀況。因此，黛博拉已經提前擬好了當時我們準備要發布的第二份聲明。

幾天後，醫生給了我更具打擊性的消息。在手術中切除的癌細胞組織邊緣，也發現了癌細胞。醫生們對此很不放心。除非切口非常干淨，否則他們無法肯定癌癥是否會復發。這個消息意味著我不得不接受更多次的手術，同時推遲化療的時間。

第二次進行手術的時候，我的心情比較低落。當時，我一個人躺在擔架床上，等著進入手術室。眼淚無聲地掉下來，一個我不認識的護士走進來，握著我的手，用關切的眼神看著我說：“我知道現在是你非常艱難的時刻，但一定會好起來的。”就是這麼一個簡單的眼神，卻極大地鼓舞了我。在與病魔的抗爭中，我受到了很多陌生人的恩惠和關懷，這個護士就是其中之一。她可以說是我人生黑暗時刻的一縷陽光。

得了癌癥以後，可怕的事情就是和醫生們聚在一起商討病情。他們個個表情嚴肅，不停地告訴你他們推薦的醫療措施存在風險和副作用。病人對他們的病癥已經感到恐懼，你還要強迫他們坐下來仔細聆聽治療中可能出現的新狀況，這簡直就是折磨。醫生們建議我，除了化療，還要進行放射性治療。他們告訴我說，雖然我的身體能夠承受放療，但放療有可能會引發繼發性腫瘤。如果我不幸得了繼發性腫瘤，情況就會變得非常麻煩。

面對這些信息，弗蘭克和我不知所措。我的預後狀況良好，但我們獲得的所有信息都是負面的。不過，有兩件事情還是讓我感到非常幸運。一件事是，嵐嘉娜就像是我的守護神，她不僅是一個腫瘤學家，也是一位乳腺癌康復者。她有能力幫助我，讓我知道即使這些信息很恐怖，讓人感到困惑，我們依然要往樂觀的方面去想。重要的是，她一直是我親密的朋友。每次化療都是她在陪伴著我。她陪著我在醫院裡度過了無數個艱難的夜晚，雖然她身為醫生，工作非常繁忙。她給我的恩情，我無以回報。

另一個幸運是，我在面對問題時，已經養成了從容不迫的心態和進行正確判斷的習慣。我意識到，醫生往往關注於治療的負面消息，因為他們覺得無論是從法律、職業操守，甚至是道義上都有義務把話說清楚。醫生要求我做的事是全面了解風險的概率，從而更好地配合治療。雖然這讓我當時感到不堪重負，但我依然感謝醫生們的坦誠。我很幸運能有世界上醫術明、盡職的醫生給我治病。他們是我的主治醫生羅伯特·卡爾森，我的外科手術醫生弗雷德·德巴斯，以及我的乳房再造手術醫生勞倫·格林伯格。他們充分了解我的情況，熟悉我的病情，他們能毫無顧忌地向我提出他們認為的治療方案。從那一刻起，我就開始擔心奧巴馬的醫改方案有可能會威脅醫患關繫。當你在面對痛苦的消息時，比如可能攸關生命的診斷時，醫患關繫決定了一切。你的醫生是你信任的人，是有資格給你提建議，也是了解你的人。當官僚主義的做法和成本計算擋在了你和醫生之間，整個治療過程都將受到影響。面對這種情況時，人們很難心平氣和地投入治療。

治療中，我怕的一個項目就是化療。我曾經聽人說過化療的痛苦，至少我以為我有思想準備。我擔心自己的體力能否抵抗這種疲勞、惡心還有其他的副作用。醫生們曾跟我說過，我的身體狀況很好，足以應付化療。他們給我開出了比較積極的化療時間表，4個月內8輪化療。第二次手術又一次拖延了化療開始的時間。現在，讓我難過的是，醫生告訴我，他們依然不能確定乳房腫瘤切除手術是否已經完全清理了癌癥組織。我還得再進行一次手術，但是化療的時間不能再拖了。因此，我得等化療結束後，再進行一次手術。

化療果然不同凡響。4個月內，我入院三次。次是接受大量的輸液，與許多化療病人一樣，由於我無法承受化療的副作用，我出現了脫水癥狀，一度進入危險期。第二次入院是因為我感染了肺炎。在化療過程中住院三次也不是什麼新鮮事，而我的第三次是為了輸血。我的心髒在化療期間，情況持續惡化，後一度停跳。我們不得不停止化療，趕緊接受心髒治療。當時，真的是很難熬的時期。一直以來，我都是非常健康活躍的人，但是在化療期間，我卻常常在想，我還有沒有可能康復。當我終贏回健康時，那是一種沁人心脾的感覺。我感覺，健康就流淌在我的血液裡，我感受到了擁有健康的輕松自在。每當我不想去健身房健身的時候，我都會深呼吸一下，回想當時我虛弱到無法走完一條街時的狀態。這就是我堅持健身的動力。如今能恢復健康，也是上帝的恩賜，我希望我永遠不會再把健康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7月底，我的手術結果沒有達到醫生期望的效果，但我感覺我已經受夠了。 醫生、弗蘭克和我自己都盡了的努力。我實現了心中所想，也在精神上做好了一切的準備。我決定進行雙乳切除手術。我不懷疑醫生力主保留女性雙乳的好意，也不質疑他們認定腫瘤切除術對我而言是理想的選擇，我也不會責怪那些想要力圖保留乳房的乳腺癌病人。我隻是不想繼續接受這種治療的方法了！我終完成了8月的手術。

那年9月，我在聖迭戈參加由《財富》雜志主辦的一場高端女性論壇，並和很多其他的癌癥康復病人一起出鏡。當時，我依然在接受日常的放療，但還是出現在了鏡頭中。伊麗莎白·愛德華茲是一位乳腺癌復發病人，癌細胞已經轉移，她也在鏡頭中露了面。我告訴人們，我很幸運，我是真的這樣覺得。不僅是因為我戰勝了癌癥，而且從手術、化療，再到放療，這些經歷讓我更加相信自己在被神靈保佑。當時，我住在斯坦福大學癌癥研究中心附近，那裡有前沿的癌癥研究成果和治療條件。我有機會面對恐懼，戰勝恐懼，重拾信心，重建對生活的熱情和希望。

重要的是，我完全康復了。這真的是我的幸運。如今，我已經度過了術後5年危險期，這對於任何一個癌癥病人來說，都是非常關鍵的期限。喬治華盛頓大學醫術一流的醫生、醫療機構合伙人瑞秋·布雷姆、克裡斯汀·蒂爾、南希·加巴和貝佑敏都一致認為，我現在是一個非常健康的人。

我在競選美國參議員的時候，經常開玩笑說，我連化療都經歷過了，芭芭拉·博克瑟和政治似乎就不再那麼難對付了。而今，我的放療即將結束，我很清楚：在卸下世界財富20強公司首任女性首席執行官的這個頭銜後，我已經做好準備開始新的征程。我要棄商從政，繼續在這個自由的國度中為爭取自由堅持奮鬥。這是一項值得我們去打拼的事業！我毫不畏懼，矢志不移。

得知母親即將離世和從惠普公司離職成了全球各地新聞報紙的頭條消息這兩件事情，已經算得上是我人生中糟糕的經歷了。隻是我沒有想過，其實人生還有更多的挑戰等著我。雖然我不希望任何人得癌癥，但我很慶幸自己的人生有了這樣一段特別的旅程。我體會到了親人給予我的深沉的愛，也感受到了愛的力量、友誼的溫暖、信念的救贖和陌生人的善意。

《向前一步》

第9章  “全能女人”是個神話

“擁有一切”也許是女人遭遇的陷阱。在各類交談中、報紙頭條和文章裡，人們總是很隨意地提到這句話。這幾個簡單的詞原本是想表現女人的理想狀態，卻讓我們力不從心。我從沒見過一個女人或男人敢斷言：“是的，我什麼都有了。”因為不管我們擁有什麼（不管我們對自己所擁有的一切多麼感恩），沒有一個人能夠擁有他想要的一切。

我們也無法擁有一切，“擁有一切”這個概念公然地違背了經濟學的基本定律與常識。康奈爾大學的經濟學教授莎倫·波茲特（Sharon Poczter）對此解釋說：“‘擁有一切’這種已經過時的說法忽視了各種經濟關繫的基礎，即‘交換’的概念。我們所有人都在進行人生的‘約束優化’（constrained optimization），試圖在事業、孩子、關繫等要素的基礎上把自己的效用化，竭盡全力去合理分配自己的時間資源。由於資源的稀缺，沒有人能‘擁有一切’。如果非要有人這麼說，那麼他很可能是在撒謊。”1

“擁有一切”多被看成是一個神話。就像很多神話一樣，它可以傳遞出有警示作用的訊息。想想伊卡洛斯（Icarus）的故事，他戴著人造的翅膀飛上高空。父親警告過他不要飛得離太陽過近，但伊卡洛斯沒有聽從這個建議，甚至飛得越來越高。當他的翅膀漸漸融化，他又重重地跌落地面。一個人同時追求職業和個人生活上的成就，從某種意義上講，這當然值得尊敬。女性應該學習伊卡洛斯為自己設定高目標，但要記住，現實是存在局限性的。

與其思考“我們是否能擁有一切”，不如去問一個更實際的問題：“我們能做到一切嗎？”答案顯然是不能。每個人總是在不斷做出選擇，比如：事業和家庭，運動與放松，與別人相處的時間以及給自己獨處的時間。為人父母就意味著每天都要在時間上做出調整、妥協和犧牲。對大多數人來說，這樣的犧牲和辛勞並不是一種選擇，而是必須做的事情。在美國，65%有孩子的家庭中，父母雙方都在外工作，因為養家糊口基本上要依賴兩人共同的收入，2讓一個人來掙錢養家比從前困難得多。美國有孩子的家庭中，30%都是單親家庭，而這其中有85%的單親家庭由女性獨自承擔養家的責任。3在中國，單親家庭中約有57%面臨著嚴峻的經濟問題，其中大多數也是單親母親家庭。4

在外工作的女性總是不得不面對這些挑戰。演員蒂娜·菲曾注意到，當她與已是兩個孩子的父親、男主角史蒂夫·卡雷爾在宣傳電影《約會之夜》（Date Night）時，記者會特別關心她如何平衡生活與工作，卻從來不會向男主角提這個問題。她在《天後外傳》（Bosspants）中寫道：“對於一個女人來說，粗魯的問題是什麼？是‘你今年多大了’，還是‘你體重多少’？都不是。爛的問題是：‘你是怎麼兼顧所有事情的？’人們總是在問我這個問題，而且目光裡還有譴責的意思。‘其實你搞得一團糟，不是嗎？’他們已經用眼神這樣說了。”5

真是一針見血。全職媽媽和全職爸爸都要辛苦地履行很多責任，但女性還不得不忍受粗魯的問題和譴責的目光，被人們提醒自己在工作和孩子身上的投入都在打。和我一樣，我認識的大多數女性都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她們也經常擔心自己不稱職。我們會拿自己工作上的努力程度和同事（常常是男性）作對比，而他們所做的家務卻比我們要少得多；然後我們又拿自己在家裡的努力程度與那些全職媽媽們作對比。旁觀者的議論讓我們感覺自己在掙扎應對的同時還在滑向失敗，這簡直就是雪上加霜。

試圖做到一切還期待做得超級完美，這必然導致希望落空。完美主義是我們的大敵。格洛麗亞·斯泰納姆的話很貼切：“你不可能做到一切。沒有人能做兩份全職工作，不僅把孩子照看得很好、一天三餐都下廚，還可以在凌晨享受性高潮……女性運動反對的就是‘女

超人’。”6

美國康奈爾醫學院的院長勞麗·格林奇博士（Laurie Glimcher）認為，在養育孩子的同時追求事業，關鍵要學會自己應該在哪方面集中注意力。“我們得決定哪些事重要、哪些事不重要，並且在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上力求完美。”她得出的結論是：科學數據必須完美，但評論意見和其他瑣碎的行政事務能做到95%就夠好的了。格林奇博士還說，在合理的時間下班是自己首要考慮的事，而且到家之後絕不能為了衣服是否疊好或櫥櫃是否打理整潔而焦慮。她提醒我們說：“你不能過度地迷戀那些不重要的事情。”7

還沒做母親時，我曾在帕洛阿爾托當地一家企業集團的女性論壇上發言。一位有兩個孩子的執行官被問到她如何平衡事業和家庭時（這是個避不開的問題），她回答說：“我可能不應該公開承認這一點……”隨後就向大家坦白，她讓孩子們穿著校服睡覺，這樣早上就能省出寶貴的15分鐘。當時我心裡想的是：噢，她的確不應該說出這件事。

當了母親以後，我纔覺得這個女人簡直是個天纔。一個人的時間和耐心總是有限的。我雖不至於讓孩子們穿著校服睡覺，但很多個清晨我真希望頭天晚上自己真能這麼做。即使我規劃得再好，也不能完全準備好去應對為人父母帶來的各種挑戰。事後想想，我很感激這個女人的坦率。秉著和她一樣的坦率精神，我可能也不應該公開承認下面的事情。

去年，我帶著孩子們出差去參加一次商業會議，參會的還有硅谷的其他人員，包括易趣網（eBay）首席執行官約翰·多納霍（John Donahoe）。他很好心地邀請我一同乘易趣的專機。航班延誤了幾個小時，我主要的任務就是吸引孩子們的注意力，不讓他們打擾到其他成年乘客。通過讓他們不停地看電視、喫零食，我順利地渡過了幾個小時的難關。隨後當飛機終於起飛時，我女兒開始撓自己的頭。“媽媽，我的頭癢！”
因為頭上戴著耳機（還得讓她繼續看電視），她叫得挺大聲。我沒多想什麼，直到她撓得越來越厲害，叫聲越來越大。我讓她聲音小一點，檢查完她的頭皮，我發現了一些白白的小東西。我很肯定是虱子。這架商務機裡就我帶著小孩子，而現在我女兒身上有虱子。接下來這一路我陷入了無盡的恐慌。我想方設法把她和別人隔離開，讓她小聲說話，不讓她抓頭，同時上網瘋狂搜索治療虱子的方法。飛機著陸以後，每個人都坐上了出租車陸續去往開會的酒店。我讓他們先走，因為我需要“拿點兒東西”。我衝到近的藥店，醫師證實了我的判斷。幸運的是，在飛機上我成功地避免了任何人和我女兒有直接接觸，所以虱子沒有擴散，我也就不用尷尬地請其他人察看自己頭上有沒有虱子。我抓起有治療效果的洗發水，一晚上都在房間裡給女兒和她哥哥洗頭。當晚，我沒去參加會議的開場晚宴，有人問起時，我回答說孩子們太累了。說實話，我也很累。而且，就算我想盡辦法避免被傳染上虱子，我也還是撓了幾天的頭。

當你做父母時，真的沒辦法控制住所有的變量。那些善於提前規劃、努力進取獲得成功的女性，她們在成為母親後通常很難接受生活突如其來的混亂。心理學家詹妮弗·斯圖爾特（Jeniffer Stuart）研究了一群耶魯女畢業生工作後的生活狀況，得出結論說，對於這樣的女性，“既要事業又要做母親，尤其容易導致焦慮和壓力。由於她們對工作和家庭都有完美主義傾向，所以面臨的風險非常高。而且一旦達不到理想狀態，她們很可能會徹底地往後退——從職場完全回到家庭，或是截然相反”。8

臉譜網的很多海報標語我都很喜歡，其中有一幅海報上印刷著大大的紅色字母：“完成，好過完美。”我已經以此為座右銘，終於對不能達到的完美目標選擇了放手。追求完美，好的結果便是心生挫敗感，糟的結果則是完全麻木。1996年諾拉·埃夫龍（Nora Ephron）在威爾斯利學院畢業典禮上作演講，當她談及同時擁有事業和家庭的女性時，她提出了一個我極其贊同的建議。她說：“生活總會有點兒亂，但接受這樣的混亂吧；生活還會有點兒復雜，在復雜裡苦中作樂吧。事情超乎你的想像，有驚喜是好事，不要害怕，你隨時都可以改變主意。看看我，我已經有4份職業和3個丈夫了。”9

我相當幸運，因為事業初期就已經有人提醒過我，要面面俱到是個非常危險的想法。1994年我在麥肯錫公司實習時，拉裡·卡納裡克（Larry Kanarek）是麥肯錫公司華盛頓辦事處的主管。有一天，卡納裡克召集了所有人，跟大家解釋說因為他是辦事處負責人，所以員工辭職的時候都會去找他。時間長了，他就注意到，人們辭職隻有一個原因：他們都感到筋疲力盡，厭倦了無盡的工作和出差。卡納裡克說，他很理解這樣的抱怨，但他不能理解的是，其實每個辭職者都還沒主動休過假。直到離職那天，他們纔發現公司要求的事情他們都已經完成，而且自己的確做得太多了。

卡納裡克誠懇地請求我們更好地管理自己的事業。他說，麥肯錫對我們時間的要求是無止境的，所以工作的決定權其實在我們自己手裡，我們有責任劃定界限。我們需要決定一天中工作多長時間，一個月出差幾個晚上。如果工作成績不盡如人意，我們也會知道自己已經盡了力。但有違直覺的是，在工作上不斷取得成功，則需要嘗試著不要去完成公司交代給我們的每一項事情。為生活和事業騰出空間的好方法，就是有意識地做出選擇，並設定好界限，然後嚴格地遵從這些界限。

我在谷歌的頭4年裡，每天都會從早上7點工作到晚上7點。當時我負責管理全球的運營團隊，認為自己盡可能地親力親為非常重要。沒人要求我工作這麼長時間，一如許多硅谷的公司，谷歌不是那種給員工規定固定上班時間的公司。然而，那時谷歌的文化還是很鼓勵廢寢忘食地工作的。兒子出生時，我想休3個月產假，又擔心休完產假我的工作崗位就沒了。生孩子之前，所有的事都讓我感覺不輕松。谷歌正在快速成長，公司結構常常會重新調整，我管理著公司的團隊。同事們常常建議重新調整團隊結構，這就意味著他們將做得更多，而我會做得更少。還有幾個月就到預產期時，有些同事（都是男人）愈發努力，主動要求在我離開期間“代理我的工作”；有些人甚至跟老板提到，我可能不會回來工作了，所以有必要開始著手讓大家分擔我的職責。

我試著采納拉裡·卡納裡克的建議，為自己設定界限。我決定把精力集中在母親這個新的角色上。我下定決心要真正地放松，甚至還公開地表明這個決心——這是個策略，可以提高它的可信度，從而促使我更堅定地執行這項決定。我宣布，我要完完全全地休假3

個月。

可是沒人相信我。我的一些同事還互相打賭，猜生完孩子後我能堅持多長時間不查郵件——沒有一個人下注選擇“一周以上”。要不是他們比我還了解我自己，這種做法肯定會惹惱我。生完孩子當天，一回到病房我就開始上網查看郵件了。

隨後的3個月，我根本就不可能對工作完全撒手不管。我總是在查看郵箱，在起居室裡開電話會議，這期間還可能要給孩子喂奶，一些人很可能會因此崩潰。我試過在兒子睡覺的時候開會，但小孩子可不會乖乖地遵從你的時間安排。重要的會議我會帶著孩子去辦公室開。盡管我和兒子也一起度過了一些美好的時光，但回憶起來，那段產假休得並不開心。每個人都知道我沒有信守初的承諾，比這還糟糕的是，我心裡也很清楚這一點，我正在損害自己的威信。

3個月後，我所謂的產假結束了，我又回到了我熱愛的工作崗位上。但當我把車倒出車庫，正要去辦公室開始回歸工作的天時，胸口突然出現了一種重壓感，接著眼淚就順著臉頰流下來。雖然“休假”期間我一直在工作，但那時兒子基本上一直都在我身邊。而回到辦公室則意味著我和他在一起的時間會急劇減少。如果我還是和從前一樣每天工作12個小時，就得在他醒來時離家、在他睡著時到家。若要保證陪孩子的時間，我就必須調整工作時間，而且要堅持下去。

從此，我開始早上9點到公司，下午5點30分離開公司。這樣的時間調整讓我可以在上班前、下班後及時地給孩子喂奶，然後再哄他睡覺。我很擔心我全新的出勤記錄會損害我的公信力，甚至讓我丟了這份工作。為了彌補這一點，我不得不在早上5點就開始查收郵件。是的，孩子醒來之前我就起床了；每天晚上孩子入睡後，我會再回到電腦前繼續當天的工作。我竭盡全力不讓大多數人知道我的新時間表。我的天纔助理卡米爾出了個絕妙的主意，建議我每天的個會議和後一個會議都在其他辦公樓進行，這樣可以讓我實際到達和離開辦公樓時不至於太招搖。如果必須從我的辦公室直接下班，我就會先在大廳裡觀察停車場，瞅準沒人的時候纔會衝出去發動我的車。（鋻於我的做法非常笨拙，大家都應該松口氣，還好我隻是為財政部而不是中情局工作過。）

回想起來，我發現這種顧慮源自內心的不安全感。谷歌是一家銳意進取、競爭激烈的公司，但它的創業文化也非常支持員工兼顧事業與家庭——這種立場顯然源自高層管理者。卡納裡克和謝爾蓋參加我寶寶的洗禮儀式時，各自送了我一個禮物——1小時“特許狀”，讓我方便照顧寶寶。（我從沒用過“特許狀”，如果真有這樣的東西，就像和巴菲特共進午餐那樣，我拿它來做慈善拍賣了。）蘇珊·沃西基有4個孩子，她是谷歌資歷老、重要的員工之一。她會在保姆生病時把孩子帶到辦公室。我的老板奧米德以及團隊中的資深高管戴維·費希爾，都對此表示了堅定的支持，他們也沒有讓別人接管我那部分工作。

漸漸地，我開始明白，我的工作並不真的需要讓我每天都花整整12個小時待在辦公室。我開始更加高效地工作：隻有在參加或主持必要的會議時，我的注意力纔會更加集中；在離開家的每一分鐘，我都堅定地把自己的工作效率提升至水平。我開始留意那些以我為中心的工作時間，也取消了不必要的會議來保證這些重要的時間段。我試著隻關注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作為我的座右銘之一，我也堅信：“完成，好過完美。”完成，說明這件事雖然有挑戰性，但結果證明它是能夠實現的，也常常讓人如釋重負。因此，當我第二次休產假時，我不僅徹底放松了（在大多數時間裡），而且真的非常享受和兩個孩子在一起的時光。

我的弟媳埃米是位醫生，她也在心態上經歷了幾乎和我同樣的變化。“當生完個孩子，我每天工作12個小時，還試著在上班的時候用抽乳器。”她告訴我，“我想在家裡利用有限的時間和孩子建立起聯繫，所以好些時候我都在晚上一個人照顧她。我認為別人也都期待我這麼做——工作是老板的要求，在家陪護是我女兒的要求。但說實話，我完全是在折磨自己。”生第二個孩子時，她做了些調整。“我休了3個月的假，用我自己的方式、根據自己的條件重新處理工作。盡管之前有擔心，但我的聲譽和效率並沒受到一點兒影響。”

我深深地理解那種擔心別人認為自己是把家庭凌駕在事業之上的女強人的心理。任何一位母親都希望別人認為，她們對家庭的投入遠大於對工作的投入，結果出於一種補償心理，導致她們的工作也過了頭。即使在那些對工作時間要求並不嚴格或是非常靈活的公司，女性也擔心減少工作時間會危及事業前景。10而且，這個問題並不隻是出於她們的感覺。靈活工作時間政策下的員工常常會在薪酬上付出代價，而且會被認為不如其他人熱愛工作。11對於職場裡的母親們來說，這種代價會更大。12情況需要改變，尤其已有證據表明，在某些情況下在家辦公更有效率。13

我們很難判斷工作中有哪些條件是真正必要的。這些情況很難分辨，也很難設定界限。埃米告訴我，有一次她參加一個內科醫生的團體會議晚宴，同行的同事中有一位幾周前剛生完孩子。晚宴進行了差不多2個小時，這位新媽媽看上去很不自在，不停地翻看自己的手機。出於同為母親的敏感，埃米悄聲問她：“你是不是得回去喂奶了？”她不好意思地承認她已經把孩子和自己的母親都帶過來了，而且她母親剛發短信給她說孩子要喫奶。埃米讓她馬上趕過去照看孩子。這位新媽媽剛走，她的導師、一位年長些的男醫生就說自己根本不知道她把孩子也帶來了，他要是知道的話，一定會同意她早點兒離開。在我看來，她這樣折騰自己實在沒必要。在這種情況下，我不建議女人們“往桌前坐”。

科技進步也在改變著嚴格按照工作時間辦公的傳統，很多時候我們可以通過網絡實現即時辦公及遠程辦公。盡管很少有公司能夠提供像谷歌和臉譜網這樣靈活的工作制度，但一些行業也開始往這個方向發展。不幸的是，通過觀察出勤次數而非工作結果來判斷工作業績的傳統做法還在持續著。所以，許多員工更關注自己在辦公室裡待了多長時間，而不是如何盡可能高效地達成工作目標。如果把焦點轉移到工作結果上，就會讓員工個人受益，公司的運行效率也會更高、更有競爭力。14

美國前國務卿科林·鮑威爾將軍在他的新書中說，他腦子裡的領導者形像不是一個成天泡在辦公室、不顧自己行為對員工影響的“忙個不停的怪物”。他解釋說，“在我做過的所有的高管工作中，我都試著創造一種倡導專業精神、高標準嚴要求的氛圍。當必須完成一項工作時，我會期待我的部下鼓足了干勁兒工作。如果不是當天必須完成的，我就希望他們能正常工作，正常上下班，回家陪孩子們玩耍，享受和家人、朋友在一起的時光。有空的時候讀一本小說，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緒，做做白日夢，讓自己勞逸結合。我希望員工在工作之外擁有自己的生活，我給他們薪水是基於他們的工作質量，而不是工作時間。所以，我創造的這種工作氛圍通常會取得好的工作業績。”15

工作時間的延長影響了許多美國人的生活。16 2009年與1979年相比，中等收入水平的員工每周的工作時間多出8.5個小時。17這種增長趨勢在專業人士和中高層管理人員（特別是男性）身上尤其明顯。18對企業界高收入專業人士的調查發現，62%的人每周工作超過50個小時，10%的人每周工作超過80個小時。19歐洲各國則沒有出現這種趨勢，因為限制工作時間的國家政策已經得到了落實。20

科學技術雖然能把我們從實際的辦公室中解放出來，但也相對延長了工作時間。2012年一項對職業人士的調查顯示，80%的調查對像在離開辦公室後還會繼續工作，38%的調查對像在餐桌上查收電子郵件，69%的調查對像上床前一定要再看看收件箱。21

我母親認為，我這一代人正因為這種無休止的工作時間而備受折磨。在我的童年，一份全職工作意味著每周工作40個小時——從周一到周五，朝九晚五。她總是跟我這樣說：“你們這代人壓力太大了，這不是正常的生活狀態。”但對很多人來說，這就是生活的常態。

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生活常態，意味著白天的時間總是不夠用。多年來，我想方設法解決這個問題，比如克扣睡眠時間——這是常用卻常常導致低效的一種方式。發現這種方式不可行，部分是出於我對孩子的觀察，我看到他們會因缺覺幾個小時就哭鬧個不停。事實證明，成年人也沒什麼不同。每天隻睡4~5個小時對大腦的損害，就好比超標的血液酒精含量對駕駛者的損害。22缺少睡眠會導致焦慮、易怒和思維混亂。如果時光能倒流，讓我對那些年的生活做一個改變，我會強迫自己多睡會兒。

不僅是上班族的父母覺得白天時間不夠用，即便沒有孩子的人也會工作過度，或許程度更嚴重。當我還在商學院讀書的時候，參加過一個咨詢行業的女性座談小組。3個組員裡有兩個已婚有孩子，一個單身沒孩子。兩個已婚女人談起平衡生活多麼困難，單身女人突然插話說，她煩惱的是人們從沒認真想過，她自己也有生活。她覺得已婚的同事總是趕回家和家人相聚，卻把她留下加班。她爭辯道：“同事們應該理解，我晚上要去參加一個派對，這和他們去看孩子的球賽一樣合情合理。因為隻有參加派對，我纔有可能真正遇到某個人，組建一個家庭，在某一天去看我孩子的球賽！”我常常講這個故事，確保單身的員工知道，他們完全有理由享受充實的個人生活。

當我考慮離開谷歌去臉譜網時，關於事業和家庭的平衡的問題又冒出來了。我在谷歌待了6年半，各個部門都有強有力的領導者。谷歌已經有20 000多名員工，業務流程也非常順利，我基本上每天晚上都能回家和孩子們一起喫晚餐。另一方面，臉譜網當時隻有550名員工，是個剛創立不久的公司。晚間會議和通宵的編程成了企業文化的一部分，並被員工廣為接受。我擔心的是，接受一份新工作會破壞我好不容易實現的“生活—工作”平衡狀態。戴夫當時是一家風險投資公司的入駐企業家（EIR，entrepreneur-in-residence），所以他基本能夠控制自己的日程安排，這真是幫了大忙。他安慰我說，他會在家多負擔一些，為了這個家他願意和我一起努力。

剛到臉譜網的頭6個月，我的工作相當辛苦，我知道我應該說“具有挑戰性”，但“辛苦”更符合事實。公司裡很多人都會學扎克伯格像夜貓子一樣工作。如果我安排和某人在早上9點開會，那個人很可能不會出現，因為他會以為我說的是晚上9點。大家都在公司時，我也需要在公司，我擔心下班太早會讓我看起來過於特殊甚至是倚老賣老。我一次又一次地錯過和孩子們共進晚餐的機會。戴夫告訴我他在家陪孩子，他們都很好。但我的感覺並不好。

我回憶起此前在麥肯錫聽到拉裡·卡納裡克所說的那些話，突然意識到如果我再不對這種狀況加以控制，就無法把這份新工作堅持做下去。我會因為見不到家人而懊悔，很有可能還沒等到休假就決定辭職。我開始強迫自己在每天下午5點半離開公司。雖然我身體裡每一處好強、進取的細胞都在尖叫，讓我留下來，但除非是有特別重要的會議，否則我都會毅然地準時走出辦公室。一旦這樣做了，我就發現其實我能做到。我不是宣稱我一周隻能工作40個小時，我也從來沒這樣說過。在谷歌時，我的工作地點基本在加利福尼亞，但在臉譜網則常常需要出差。所以不出差的時候，我都會按時下班趕回家陪孩子們喫晚餐。

因此，我每天都設法在工作和家庭之間實現平衡。實際上，我認識的每個女人也都是這樣，而且我比起她們中的大多數要幸運得多。我擁有很好的資源：我的丈夫，一個“真正的人生搭檔”，他有能力幫助我，還能對我的時間安排提出很好的建議和意見。我還有個好妹妹，她就住在附近，很樂意幫我照看孩子。正巧她還是個兒科醫生，所以我的孩子不僅能得到家人的關愛，在健康方面也有專業的保障。不是所有人都和家人很親近，不管是在地理上還是感情上。幸運的是，我的家人能夠互相依賴，為彼此提供這樣的支持。

如果說這個時代的工作形成了一種新的常態，那麼家庭也一樣。正如人們預期工作時間在大幅增長一樣，人們預期母親在孩子身上投入的時間也在增加。1975年，全職母親平均每周花11個小時在家照顧孩子（包括日常照料以及培養孩子能力的各種活動，比如閱讀和專注力遊戲等），在外工作的母親在這方面花費的時間是6個小時；今天，全職母親平均每周在同樣的事情上要花17個小時，而上班族母親則要花11個小時左右。這就意味著今天的上班族母親在孩子身上投入的時間和1975年的全職母親一樣多。23

我記得當自己還是個孩子時，母親總在身邊，但她不會總是圍著我轉，我和弟弟妹妹也沒有密密麻麻的活動時間表。我們三人每天都會騎著自行車四處亂轉，沒有成年人的管束。我們的父母有時候會看看我們的作業，但很少會在我們做作業時守在旁邊。今天，一個“好媽媽”總是圍繞在孩子身邊，對孩子關懷得無微不至。社會學家稱這種新現像為“強度母職”（intensive mothering），這種現像從文化上強調女性應該花大量的時間和孩子在一起。24由於上班族母親被認為有悖於現在這種高強度的標準，所以現代女性看上去好像活得很失敗，就算我們陪孩子的時間與母親以前陪我們的時間一樣長。

當我開車送孩子上學，看到有其他母親留在學校做義工時，我很擔心由於我不能整天陪著他們，會導致他們的成績每況愈下。翔實的研究數據幫了我大忙：多項研究表明，社會給女性施加了種種壓力，比如她們應該待在家裡、做“對孩子們好的事”，但這麼做其實是基於情感因素，而非事實依據。

1991年，由美國國家兒童健康和人類發展協會（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ld Health and Human Development）主辦的早期兒童護理研究網（Early
Child Care Research Network），發起了一項範圍非常廣泛的研究，按時間記錄兒童看護與兒童發展之間的關繫，尤其對比了由母親專職照顧與一般看護的結果。此研究網有30多個研究兒童發展的專家，他們來自美國的各大高校，花了18個月對研究進行構思設計，之後對1 000多名兒童進行了為期15年的跟蹤研究，其結果已經發表為若干篇論文。252006年發表的一篇成果彙總報告說：“由母親專職照料的孩子和那些由母親和其他人同時照料的孩子在個體發展上並無不同”。26他們在認知水平、語言表達、社交能力、建立和維護人際關繫以及母子感情方面都沒有什麼差距。27父母的行為因素，包括責任心強、積極樂觀的父親，主張“孩子自主行動”的母親，以及較高的父母婚姻感情親密度，這些因素對孩子的影響比任何形式的看護照料要多出2~3倍。28其中一項發現更值得細究：“母親的照料與孩子的發展並無關聯，因此，母親們沒有理由認為自己選擇工作就會對孩子不利”。29

孩子的成長需要父母的參與、關愛、照料、陪伴以及注意力的傾注，但上班族父母也完全能夠給予孩子一個充滿愛與安全感的童年。有些數據甚至表明，父母都是上班族，對孩子尤其是女孩的成長是有益的。30

盡管我掌握著這些數據，也很清楚我的事業沒有危及孩子，但有時候我還是會對自己的選擇感到焦慮。我的一個朋友也有同樣的感覺，所以她和心理醫生進行了討論，並與我分享了以下心得：“心理醫生告訴我，當我開始因為不在孩子身邊而感到焦慮時，這種分離焦慮感事實上更多地源自母親而非孩子。我們談論這件事貌似是孩子的問題，但實際上這主要與母親有關。”

我總是想抽出更多時間與孩子們相處。由於工作原因，我曾錯過了很多生活中的點點滴滴，比如沒能如約帶他們去看醫生，沒能參加他們的家長會，甚至在他們生病的時候也會出差。我曾問一位孩子同學的母親，是否認識一年級的其他孩子，心想她應該能說出一兩個名字吧。結果她用20分鐘告訴我班上每個孩子的名字，並描述他們的父母、兄弟姐妹，以及他們各自的興趣愛好。她怎麼可能把這些全記住？我對此一無所知，這是不是說明我是個糟糕的母親？而且，我為什麼會為此煩惱？

對於後一個問題，我知道答案。煩惱的原因在於我對自己的選擇也並不完全滿意。還是那一年，我有一次送孩子上學。他穿著喜歡的藍色T恤，剛一下車，那位無所不知的母親就說：“今天是聖帕特裡克節，他應該穿綠色的衣服。”噢，誰記得今天是聖帕特裡克節？然後我心裡想，我真是個糟糕的媽媽。

對母親來說，控制負罪感和時間管理一樣重要。當我休完產假回去工作時，其他上班族媽媽都告訴我要有心理準備，因為有一天我兒子可能會哭著要保姆而不是媽媽。果不其然，當他11個多月大，能在自己房間的地板上爬來爬去，有一次被玩具絆倒了，他大哭著向保姆而不是我伸出小手。我的心都碎了，但戴夫認為這是個好兆頭，他的理由是，在兒子的生活中我們是核心人物，但對照顧他的人形成一種依戀感則有利於他的成長。我理解他的邏輯，尤其是現在，但當時我真是難過得要死。

直到今天，我還是會計較有多長時間沒陪孩子們，一旦錯過和他們喫晚餐或是沒能在晚上陪伴他們，我都會感到難過。真的一定要出這趟差嗎？這次演講對臉譜網真有那麼重要？這次會議到底有沒有必要？戴夫遠沒有像我這樣焦慮，他認為我們能經常回家喫晚飯就已經做得很好了。和他的同輩人相比，戴夫是個相當顧家的父親；而我和同輩人相比，我不在孩子們身邊的時候會更多一些。一項對雙薪家庭父母的深度訪談揭示了類似的結果：母親常常會因為工作對家庭的影響倍感自責，但父親通常不會。31正如白宮計劃（White House Project）的創始人瑪麗·威爾遜（Marie Wilson）所提到的：“如果有人能找到一個沒有負罪感的女人，那麼我就能向你證明其實她是個男人。”32

我習慣於花時間去想自己沒做到什麼，和很多人一樣，我擅長自虐。即使我可以得到很多支持，但有時候仍覺得事情多得分身乏術。當我不再那麼關注衝突和妥協，而更關注手頭的工作時，我就會鎮定下來，而且還頗感滿足。我喜歡我的工作，也喜歡那些既有纔干又有趣的同事們。當然，我也喜歡和孩子們待在一起。對我來說特別棒的一天應該是這樣的：從雞飛狗跳的辦公室衝回去和家人喫頓晚餐，然後躺在搖搖椅上，讓孩子們爬到我腿上。我們一起搖著、一起讀書，這算是他們一天當中安靜（好吧，也不是每次都那麼安靜）、快樂的時刻。之後，他們不情願地上床睡覺，而我也不情願地（好吧，是一路小跑地）坐回我的電腦前。

當我的兩個世界相撞時，也挺有意思的。有那麼一段時間，馬克·扎克伯格會在每周一晚上要求大家召開戰略會議，這樣我就沒法回去喫晚飯，所以會帶孩子們來我的辦公室。臉譜網對員工家屬的友好令人驚訝，對孩子們來說就像到了天堂：進屋就有比薩喫，糖果取之不盡，而且工程師們也很樂意和這些小訪客分享一大堆樂高玩具。我很高興孩子能和同事們結緣。扎克伯格一度教我兒子怎樣擊劍，他們有時候還會拿著仿制的寶劍進行練習，那場景很有意思。

我從沒說過自己能每時每刻都保持平和的心態，或是完全集中注意力，我遠遠沒有做到這一點。但每次我都會先提醒自己，世上沒有完人，之後再確定在家裡和在公司時重要的工作是什麼，於是心情就會好很多，工作效率也會更高，很可能還是個更好的母親。斯坦福大學的教授詹妮弗·阿克爾（Jennifer Aaker）的研究顯示，設定一個可達到的目標是幸福的關鍵。33我們需要追求的不是完美，而是要以可持續、可實現的計劃為目標。我們需要問的不是“我能做到一切嗎”，而是“我能不能做到那些對我和家人來說重要的事”——這麼做的目的就是讓孩子們快樂、健康地成長；而且，在聖帕特裡克節穿不穿綠色衣服都是無關緊要的。

如果我必須為成功下個定義，那就是：成功，是為自己做出好的選擇，並且接受它們。記者瑪麗·柯蒂斯（Mary Curtis）在《華盛頓郵報》中指出，為任何人所能提供的好建議就是：“女人和男人都要放下負罪感，即使時間在一分一秒地流逝。其中的奧秘就在於沒什麼奧秘——帶著你已擁有的，盡可能地去努力。”34

2010年12月，我和帕特·米切爾站在一起，等著上臺做我的TED演講。前一天，我送女兒上學時，告訴她我要去東海岸出差，所以晚上不能陪她了。她抱著我的腿，央求我不要走。我腦子裡一直抹不掉這個畫面，後一刻我問帕特能不能把這一段加進演講。“當然可以，一定要講。”帕特說，“其他女人也有這種經歷，你坦白地分享你遇到的困難，對她們來說是種幫助。”

我深吸一口氣，走上講臺，真誠地與大家分享自己的故事。我向在場的所有人（包括網上的觀眾）宣布，我根本不能做到一切。帕特說得對：接受這個現實，並和其他人分享自己的經歷，那種感覺真是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