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段子俊同志1950年12月奉召進京，投身創建新中國航空工業，是新中國航空工業主要創始人之一，是航空工業資格老的老航空之一，是我敬重的航空工業老領導、老前輩、老學長，我還親切地稱呼他“老爺子”。我1959年從蘇聯莫斯科機床工具學院畢業回國，被分配到北京航空工藝研究所。我們共同奮鬥在我國航空工業戰線上，風風雨雨近半個世紀，亦師亦友亦領導，一路走來，情深義重。
段子俊同志1950年12月奉召進京，投身創建新中國航空工業，是新中國航空工業主要創始人之一，是航空工業資格老的老航空之一，是我敬重的航空工業老領導、老前輩、老學長，我還親切地稱呼他“老爺子”。我1959年從蘇聯莫斯科機床工具學院畢業回國，被分配到北京航空工藝研究所。我們共同奮鬥在我國航空工業戰線上，風風雨雨近半個世紀，亦師亦友亦領導，一路走來，情深義重。
要說和段子俊同志的交往和友情，還得從我的父親朱其文說起。我的父親和段子俊同志是老戰友。1945年9月, 段子俊同志隨彭真、陳雲等中央領導同志從延安奔赴東北。我父親當時任遼寧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彭真、陳雲等中央領導同志一到瀋陽，立即宣布成立東北局，由彭真同志擔任書記，陳雲同志擔任副書記。彭真、陳雲同志主持於1945年9月19日在瀋陽“大帥府”駐地召開重要會議，軍隊和地方二十幾位領導參加，我父親和段子俊同志都參加了這次重要會議。從那時起，父親和段子俊同志就開始了交往。“文化大革命”之後，談起往事，父親曾對我說過：“老段在延安時，就在中央軍委搞機要通訊，到東北還是干老本行，擔任東北通訊聯絡局局長，其任務就是保證進入東北的各部隊同民主聯軍總部、地方政府之間以及中央的正常的無線電通訊聯絡。我們次見面時，就看到他和警衛員總是背著電臺。”聽了父親的話，我當時就想：段副部長真不簡單，他的這套本領是從哪裡學來的？
1951年4月，航空工業局在瀋陽成立，段子俊同志任任局長，籌劃創立航空工業，重點建立6大廠，瀋陽、哈爾濱占了其中4個。創建伊始，困難重重，建廠、調集干部和工人、生活保障、黨政工作等各個方面，都離不開地方政府的支持。當時，我父親正在東北，先後擔任哈爾濱市、瀋陽市市長，和段子俊同志的交往就更多了。
記得我和段子俊同志次相識是在1959年。那時我剛參加工作，在北京航空工藝研究所新品工藝室當技術員。為了保密，對外名字叫“新品工藝室”，實際是搞導彈工藝研究的。這一年，我陪同所裡蘇聯專家組組長格拉喬夫出差到湖南株洲航空發動機廠（現為南方航空動力集團公司），調研某型空空導彈。段子俊同志正好也在那裡指導工作。他給我的印像是，身材魁梧，儀表堂堂，頗有幾分像風度翩翩的周總理。我聽他在廠禮堂作動員報告，聲音洪亮，簡明扼要，還有點山西、河南那一帶的口音。和蘇聯專家談話時，他竟能操一口流利俄語，我們都有點奇怪。後來纔知道，他1932年就被黨派往蘇聯，先在列寧無線電工程學校學通訊；因為成績優異，又被選為深造生，就讀於莫斯科鮑烏曼高等工學院，繼續學習3年無線電工程。俄語講得流利，是理所當然的了。
在不堪回首的“文化大革命”中，由於段子俊同志早年曾在蘇聯學習，為創建航空工業多次出訪蘇聯，主持和參與全面學習、引進蘇聯航空技術、專家、管理及經驗,因而首當其衝，運動一開始他就被當做航空工業“推行修正主義路線的代表人物”揪了出來。段子俊同志從1950年12月投身航空工業，歷任航空工業局任局長、副局長主持日常工作（當時稱“代職代行”，發文與局長聯合署名），在黨中央、國務院的正確領導下，在全國大力支持下，親歷和組織領導或參與組織領導了新中國航空工業的創立，1954年就制造出了新中國架飛機初教5；1956年又制造出了新中國架噴氣式飛機殲5。蘇聯在1951年部隊纔開始裝備米格17愛夫，我們隻比蘇聯晚了5年左右。在短短幾年時間裡，中國航空工業基本掌握了先進的噴氣技術，從修理走向了制造；建立了一批骨干航空企業和航空大學、中等專業學校、技工學校等比較配套的航空教育體繫，以及飛機、發動機、材料、工藝、試飛、儀表、情報等科學研究所（室），奠定了航空工業發展的堅實基礎，創造了被稱之為航空工業歷史上的一個“黃金時代”。他全身心地投入中國航空工業從東方崛起的偉大實踐之中，是中國航空工業的這段重要歷史的親歷者和權威見證人。對於創立新中國航空工業，段子俊同志功不可沒。
“文化大革命”之後，1978年4月24日，中共中央電報通知，黨中央批準，段子俊同志任三機部黨組副書記、副部長。段子俊同志時年六十有五，已在副部長的崗位上工作了15年，也是從新中國航空工業創立起，在航空工業領導崗位上任職時間長的領導人。這次中央委以重任，面臨新時期、新局面、新任務，他精神煥發，協助三機部新任部長呂東同志為開創航空工業新局面而努力拼搏。1984年，我調到部機關，先後擔任部科技局副局長、民用飛機局局長。他雖然於1985年離休，但離而不休，還擔任航空工業史編輯委員會主任，嘔心瀝血，組織編寫中國航空工業史。我們經常見面，很親近，無所不談。1987年我被調到國家*，後又到國家技術監督局工作，1992年又回到航空工業部。如此來來往往，我們之間一直保持著聯繫，互通信息，互相關心。特別是我主持航空工業總公司工作以來，他特別關心和支持，從發展戰略、科研、生產、外事外貿、機關建設等各個方面提出建議，拳拳之心，殷切期望，令我難忘，也使我更加敬重他。每一年春節，我都要請航空工業的老部長聚會。每一次我都到門口迎接，扶“老爺子”上臺階，坐在我身邊。我知道“老爺子”愛喫肘子。這便成了每次宴請的“常備菜”。席間，我給他夾菜，斟酒，特別注意多夾肘子，他每次都很高興。
劉高倬同志擔任中國航空工業集團公司總經理，每年春節也都宴請老部長，我進入了被邀請之列。每一次都和“老爺子”、劉高倬同志坐在一起，談笑風生，熱熱鬧鬧，備感親切。春節期間，我和夫人還帶著鮮花，登門給“老爺子”拜年。2006年春節前，劉高倬同志宴請老部長，我照例攙扶“老爺子”下車、上樓、就座，為他斟酒、夾菜。他還是那樣高興、健談。可萬萬沒有想到，“老爺子”2006年2月竟……
段子俊同志1950年12月奉召進京，投身創建新中國航空工業，是新中國航空工業主要創始人之一，是航空工業資格老的老航空之一，是我敬重的航空工業老領導、老前輩、老學長，我還親切地稱呼他“老爺子”。我1959年從蘇聯莫斯科機床工具學院畢業回國，被分配到北京航空工藝研究所。我們共同奮鬥在我國航空工業戰線上，風風雨雨近半個世紀，亦師亦友亦領導，一路走來，情深義重。
要說和段子俊同志的交往和友情，還得從我的父親朱其文說起。我的父親和段子俊同志是老戰友。1945年9月, 段子俊同志隨彭真、陳雲等中央領導同志從延安奔赴東北。我父親當時任遼寧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彭真、陳雲等中央領導同志一到瀋陽，立即宣布成立東北局，由彭真同志擔任書記，陳雲同志擔任副書記。彭真、陳雲同志主持於1945年9月19日在瀋陽“大帥府”駐地召開重要會議，軍隊和地方二十幾位領導參加，我父親和段子俊同志都參加了這次重要會議。從那時起，父親和段子俊同志就開始了交往。“文化大革命”之後，談起往事，父親曾對我說過：“老段在延安時，就在中央軍委搞機要通訊，到東北還是干老本行，擔任東北通訊聯絡局局長，其任務就是保證進入東北的各部隊同民主聯軍總部、地方政府之間以及中央的正常的無線電通訊聯絡。我們次見面時，就看到他和警衛員總是背著電臺。”聽了父親的話，我當時就想：段副部長真不簡單，他的這套本領是從哪裡學來的？
1951年4月，航空工業局在瀋陽成立，段子俊同志任任局長，籌劃創立航空工業，重點建立6大廠，瀋陽、哈爾濱占了其中4個。創建伊始，困難重重，建廠、調集干部和工人、生活保障、黨政工作等各個方面，都離不開地方政府的支持。當時，我父親正在東北，先後擔任哈爾濱市、瀋陽市市長，和段子俊同志的交往就更多了。
記得我和段子俊同志次相識是在1959年。那時我剛參加工作，在北京航空工藝研究所新品工藝室當技術員。為了保密，對外名字叫“新品工藝室”，實際是搞導彈工藝研究的。這一年，我陪同所裡蘇聯專家組組長格拉喬夫出差到湖南株洲航空發動機廠（現為南方航空動力集團公司），調研某型空空導彈。段子俊同志正好也在那裡指導工作。他給我的印像是，身材魁梧，儀表堂堂，頗有幾分像風度翩翩的周總理。我聽他在廠禮堂作動員報告，聲音洪亮，簡明扼要，還有點山西、河南那一帶的口音。和蘇聯專家談話時，他竟能操一口流利俄語，我們都有點奇怪。後來纔知道，他1932年就被黨派往蘇聯，先在列寧無線電工程學校學通訊；因為成績優異，又被選為深造生，就讀於莫斯科鮑烏曼高等工學院，繼續學習3年無線電工程。俄語講得流利，是理所當然的了。
在不堪回首的“文化大革命”中，由於段子俊同志早年曾在蘇聯學習，為創建航空工業多次出訪蘇聯，主持和參與全面學習、引進蘇聯航空技術、專家、管理及經驗,因而首當其衝，運動一開始他就被當做航空工業“推行修正主義路線的代表人物”揪了出來。段子俊同志從1950年12月投身航空工業，歷任航空工業局任局長、副局長主持日常工作（當時稱“代職代行”，發文與局長聯合署名），在黨中央、國務院的正確領導下，在全國大力支持下，親歷和組織領導或參與組織領導了新中國航空工業的創立，1954年就制造出了新中國架飛機初教5；1956年又制造出了新中國架噴氣式飛機殲5。蘇聯在1951年部隊纔開始裝備米格17愛夫，我們隻比蘇聯晚了5年左右。在短短幾年時間裡，中國航空工業基本掌握了先進的噴氣技術，從修理走向了制造；建立了一批骨干航空企業和航空大學、中等專業學校、技工學校等比較配套的航空教育體繫，以及飛機、發動機、材料、工藝、試飛、儀表、情報等科學研究所（室），奠定了航空工業發展的堅實基礎，創造了被稱之為航空工業歷史上的一個“黃金時代”。他全身心地投入中國航空工業從東方崛起的偉大實踐之中，是中國航空工業的這段重要歷史的親歷者和權威見證人。對於創立新中國航空工業，段子俊同志功不可沒。
“文化大革命”之後，1978年4月24日，中共中央電報通知，黨中央批準，段子俊同志任三機部黨組副書記、副部長。段子俊同志時年六十有五，已在副部長的崗位上工作了15年，也是從新中國航空工業創立起，在航空工業領導崗位上任職時間長的領導人。這次中央委以重任，面臨新時期、新局面、新任務，他精神煥發，協助三機部新任部長呂東同志為開創航空工業新局面而努力拼搏。1984年，我調到部機關，先後擔任部科技局副局長、民用飛機局局長。他雖然於1985年離休，但離而不休，還擔任航空工業史編輯委員會主任，嘔心瀝血，組織編寫中國航空工業史。我們經常見面，很親近，無所不談。1987年我被調到國家*，後又到國家技術監督局工作，1992年又回到航空工業部。如此來來往往，我們之間一直保持著聯繫，互通信息，互相關心。特別是我主持航空工業總公司工作以來，他特別關心和支持，從發展戰略、科研、生產、外事外貿、機關建設等各個方面提出建議，拳拳之心，殷切期望，令我難忘，也使我更加敬重他。每一年春節，我都要請航空工業的老部長聚會。每一次我都到門口迎接，扶“老爺子”上臺階，坐在我身邊。我知道“老爺子”愛喫肘子。這便成了每次宴請的“常備菜”。席間，我給他夾菜，斟酒，特別注意多夾肘子，他每次都很高興。
劉高倬同志擔任中國航空工業集團公司總經理，每年春節也都宴請老部長，我進入了被邀請之列。每一次都和“老爺子”、劉高倬同志坐在一起，談笑風生，熱熱鬧鬧，備感親切。春節期間，我和夫人還帶著鮮花，登門給“老爺子”拜年。2006年春節前，劉高倬同志宴請老部長，我照例攙扶“老爺子”下車、上樓、就座，為他斟酒、夾菜。他還是那樣高興、健談。可萬萬沒有想到，“老爺子”2006年2月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