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傳記_傅斯年卷（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

內容簡介

傅斯年是中國近代著名學者和公共知識分子。在民國時期的知識界、思想界，他是中國歷史學、語言學、考古學“科學化”的大力推動者，是中國文化“西化”傾向的代言人，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提倡者。他雖沒有鴻篇巨制的理論著述，但留下的數量不多的文章所表現的堅定立場和明確取向，足以使其成為某種思想選擇的代表，從而進入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視野。本卷選錄文字依內容分為：卷一為五四時期的代表作，卷二為史學思想與史學方法的論述，卷三為三四十年代的時評政論，卷四為教育方面的文字。大體反映了傅斯年在各方面的思想。

作者簡介

人物簡介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東聊城人。1913—1919年在北京大學預科、本科學習。北大畢業後，赴英、德留學七載。1926年底回國，1927年任中山大學文科主任及歷史、中文兩繫主任。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後，創辦歷史語言研究所，任該所所長達二十三年之久。1930年代在北大兼任教授。抗戰時期，先後擔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長、中研院總干事、西南聯大校務委員等職，並同時出任至四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炮轟孔祥熙、宋子文，震撼朝野，有“傅大炮”之譽。抗戰勝利後，出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主持繁重的北大復員工作。1948年底被任命為臺灣大學校長，終“歸骨於田橫之島”。

編者簡介

歐陽哲生，1962年5月生於湖南省長沙市，現為北京大學歷史學繫教授、博士生導師。曾赴美國伊利諾伊州立大學、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日本東京大學、香港中文大學、臺灣“中研院”近代史所等處訪學。主要著作有：《自由主義之累——胡適思想之現代闡釋》、《二十世紀中國文化》、《嚴復評傳》、《科學與政治——丁文江研究》、《探尋胡適的精神世界》、《五四運動的歷史詮釋》、《傅斯年一生志業研究》等。編有《胡適文集》（12冊）等多種文集。

導言
卷一早年文存
文學革新申義
文言合一草議
中國學術思想界之基本誤謬
戲劇改良各面觀
再論戲劇改良
《新潮》發刊旨趣書
人生問題發端
萬惡之原（一）
社會革命——俄國式的革命
心氣薄弱之中國人
中國文藝界之病根
自知與終身之事業導言

卷一早年文存

文學革新申義

文言合一草議

中國學術思想界之基本誤謬

戲劇改良各面觀

再論戲劇改良

《新潮》發刊旨趣書

人生問題發端

萬惡之原（一）

社會革命——俄國式的革命

心氣薄弱之中國人

中國文藝界之病根

自知與終身之事業

社會——群眾

社會的信條

破壞

漢語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談

對於中國今日談哲學者之感念

白話文學與心理的改革

毛子水《國故和科學的精神》識語

《新潮》之回顧與前瞻

時代與曙光與危機

卷二歷史學

與顧頡剛論古史書

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考古學的新方法

史學方法導論

中西史學觀點之變遷（未刊稿）

閑談歷史教科書

性命古訓辨證

《史料與史學》發刊詞

卷三時評政論

中國現在要有政府

“九一八”一年了！

國聯調查團報告書一瞥

陳獨秀案

多言的政府

政府與對日外交

政府與提倡道德

“中日親善”？？！！

一夕雜感

地方制度改革之感想

中華民族是整個的

北方人民與國難

四川與中國——在成都軍分校講演

地利與勝利

抗戰兩年之回顧

汪賊與倭寇——一個心理的分解

盛世危言

“五四”偶談

天朝——洋奴——萬邦協和

“五四”二十五年

現實政治

“第二戰場”的前瞻

羅斯福與新自由主義

評英國大選

我們對於雅爾達秘密協定的抗議

中國要和東北共存亡

論豪門資本之必須鏟除

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

宋子文的失敗

卷四教育

留學問題談

要留學英國的人先要知道的事

教育崩潰之原因

教育改革中幾個具體事件

改革高等教育中幾個問題

論學校讀經

漫談辦學

幾個教育的理想

一個問題——中國的學校制度

中國學校制度之批評

傅斯年先生年譜簡編

媒體評論

孟真是人間一個稀有的天纔。他的記憶力強，理解力也強。他能做細密的繡花針工夫，他又有*膽的大刀闊斧本領。他是能做學問的學人，同時他又是能辦事、有組織纔干的天生領袖人物。他的情感有熱力，往往帶有爆炸性的；同時他又是溫柔、富於理智、有條理的一個可愛可親的人。這都是人世間難得合並在一個人身上的纔性，而我們的孟真確能一身兼有這些難兼有的品性與纔能。

——胡適

孟真之學，是通學，其纔則天纔，古今為學，專學易，通學難，所謂通學就是古今所說之通纔。

——蔣夢麟

在線試讀

導言

近代中國是一個急劇變動、迅速轉型的時代。在近代中國的思想星空，依據知識人與思想的關繫，我們大致可以將他們分為三種類型。類是對理論建構表現了濃厚的興趣，或建造自身的理論體繫（如康有為、孫中山、），或輸入外來思想理論（如嚴復、胡適），為時代的理論建樹做出了自己獨到的貢獻。現有的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論著大都以這類人物為研究對像或研究題材。第二類是活躍在社會政治舞臺或文化學術領域，對時代的公共話題，發表自己的意見或主張，成為公共空間的重要發言人。相對來說，他們的思想缺乏原創性，隻是某種輿論的代言人。第三類是基本恪守在自己工作的專業領域，不輕易對非專業領域的變動發表言論或看法，思想具有較強的本專業學理性質。如就對時代的思想影響而言，傅斯年介乎第二、三類。故在通論性的中國近代思想史著作裡，我們常常找不到有關專門論述他的思想的章節。
但傅斯年決不是一個能被人輕易忽略的歷史人物。傅斯年從早年進入北京大學苦讀六年，到負笈留學英、德七載，從創設中央研究院大所——歷史語言研究所，到擔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臺灣大學校長，他都身處知識圈的高層，身負重任，運籌帷幄，是圈內的核心人物之一。傅斯年富有個性、極具主張、敢於陳詞，這使他的言論具有代表性和衝刺力。傅斯年是留學歐美知識精英的代表，是中西文化融會的精粹。在近代文化思想界，他是中國文化“西化”傾向的代言人，是中國歷史學、語言學、考古學“科學化”的大力推動者，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提倡者。他雖沒有鴻篇巨制的理論著述，隻有表述個人思想主張的若干言論文字，但就是這些數量不多的文章所表現的堅定立場和明確取向，足以使其成為某種思想選擇的代表，從而進入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視野。
一、思想主題的初步展開：文化重建與社會重建
傅斯年思想的次噴發是在五四時期。正如戊戌維新運動和辛亥革命為上一代甚至上兩代的知識精英提供了表現思想的舞臺一樣，五四運動為年輕一代創造思想提供了更為廣闊的新天地。傅斯年在北京大學預科、本科（1913—1919年）的六年時光，正是北大積聚全國人材的重要發展時期。京師大學堂遺留的桐城派，民國初年北上的章太炎一繫，鍍金鍍銀的“海歸”彙聚北大，使北大成為各個流派、各種外來知識來源的荟萃之地。這裡積聚各種力量，同時各種力量在這裡尋機較量，政治、文化充滿變數，新思想的力量努力尋找自己的突破培主長北大，陳獨秀執掌文科學長，《新青年》搬入北大，胡適為代表的一批具有革新傾向的“海歸”進入北大任教，1917年出現的這一繫列變動，終於在這裡實現了新思想、新文化的聚集，新的思想潮流在急劇醞釀之中，蓄勢噴發。導言

近代中國是一個急劇變動、迅速轉型的時代。在近代中國的思想星空，依據知識人與思想的關繫，我們大致可以將他們分為三種類型。類是對理論建構表現了濃厚的興趣，或建造自身的理論體繫（如康有為、孫中山、），或輸入外來思想理論（如嚴復、胡適），為時代的理論建樹做出了自己獨到的貢獻。現有的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論著大都以這類人物為研究對像或研究題材。第二類是活躍在社會政治舞臺或文化學術領域，對時代的公共話題，發表自己的意見或主張，成為公共空間的重要發言人。相對來說，他們的思想缺乏原創性，隻是某種輿論的代言人。第三類是基本恪守在自己工作的專業領域，不輕易對非專業領域的變動發表言論或看法，思想具有較強的本專業學理性質。如就對時代的思想影響而言，傅斯年介乎第二、三類。故在通論性的中國近代思想史著作裡，我們常常找不到有關專門論述他的思想的章節。

但傅斯年決不是一個能被人輕易忽略的歷史人物。傅斯年從早年進入北京大學苦讀六年，到負笈留學英、德七載，從創設中央研究院大所——歷史語言研究所，到擔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臺灣大學校長，他都身處知識圈的高層，身負重任，運籌帷幄，是圈內的核心人物之一。傅斯年富有個性、極具主張、敢於陳詞，這使他的言論具有代表性和衝刺力。傅斯年是留學歐美知識精英的代表，是中西文化融會的精粹。在近代文化思想界，他是中國文化“西化”傾向的代言人，是中國歷史學、語言學、考古學“科學化”的大力推動者，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提倡者。他雖沒有鴻篇巨制的理論著述，隻有表述個人思想主張的若干言論文字，但就是這些數量不多的文章所表現的堅定立場和明確取向，足以使其成為某種思想選擇的代表，從而進入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視野。

一、思想主題的初步展開：文化重建與社會重建

傅斯年思想的次噴發是在五四時期。正如戊戌維新運動和辛亥革命為上一代甚至上兩代的知識精英提供了表現思想的舞臺一樣，五四運動為年輕一代創造思想提供了更為廣闊的新天地。傅斯年在北京大學預科、本科（1913—1919年）的六年時光，正是北大積聚全國人材的重要發展時期。京師大學堂遺留的桐城派，民國初年北上的章太炎一繫，鍍金鍍銀的“海歸”彙聚北大，使北大成為各個流派、各種外來知識來源的荟萃之地。這裡積聚各種力量，同時各種力量在這裡尋機較量，政治、文化充滿變數，新思想的力量努力尋找自己的突破培主長北大，陳獨秀執掌文科學長，《新青年》搬入北大，胡適為代表的一批具有革新傾向的“海歸”進入北大任教，1917年出現的這一繫列變動，終於在這裡實現了新思想、新文化的聚集，新的思想潮流在急劇醞釀之中，蓄勢噴發。

傅斯年是率先向《新青年》投稿的北大學生，他先後在該刊發表《文學革新申義》、《文言合一草議》、《戲劇改良各面觀》、《再論戲劇改良》等文，步胡適、陳獨秀之後，繼續猛烈抨擊占據晚清文壇的桐城末流“不足觀”，盛推“新文學之偉大精神”，“明確而非含糊，即與駢文根本上不能相容”傅斯年：《文學革新申義》，載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1號。。同時將視角由“破壞”轉向“建設”，從“文言合一”、“戲劇改良”方面對新文學提出更為具體、切實的建設性意見，這使他成為北大學生在新文學陣營的排頭兵。這些文章見解之成熟、文字之練達，不讓於他的老師。對於正在推進的白話文運動，傅斯年表達了一些在後世看來頗帶“形式主義”色彩的激進意見，如提出寫作白話文可“直用西洋詞法”，“中國語受歐化，本是件免不了的事情。十年以後，定有歐化的國語文學”傅斯年：《怎樣做白話文？》，載1919年2月1日《新潮》第1卷第2號。。指陳中國文藝界之病根在於“為士人所專”，“狀況山川為高，與人事切合者尤少也”，改進之途：“，宜取普及，不可限於少數人。第二，宜切合人生，不可徒作曠遠超脫之境。”傅斯年：《中國文藝界之病根》，載1919年2月1日《新潮》第1卷第2號。《新青年》曾就漢語是否可改用拼音文字展開討論，此問題首因《新青年》四卷一號刊發錢玄同《論注音字母》一文而起，一向言論偏激的吳稚暉卻回復錢玄同與之商榷。參見吳敬恆：《致錢玄同先生論注音字母書》，載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5號。在《漢語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談》這篇“急就章”裡，傅斯年明確回答了當時引起爭議的幾個問題：“（1）漢字應當用拼音文字替代否？答：的應當。（2）漢語能用拼音文字表達否？答：的可能。（3）漢字能無須改造用別種方法補救否？答：的不可能。……（5）漢語的拼音字如何施行？答：先從制作拼音文字字典做起。”傅斯年：《漢語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談》，載1919年3月1日《新潮》第1卷第3號。這篇文字在讀者群中產生了強烈反響，它被當作主張用拼音文字代替漢字的代表作，常為後來的論者所詬病。實際上，這場討論蘊藏著某種有意偏激的策略運用，誠如魯迅後來所指出：“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裡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願意開窗了。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時白話文之得以通行，就因為有廢掉中國字而用羅馬字母的議論的緣故。”《三閑集無聲的中國》，見《魯迅全集》第4卷，13~14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在新文化陣營裡，傅斯年與胡適、周作人這些“新生代”代表的共同話語越來越多，有時甚至成了他們的“代言人”，發出他們不便發表的更為激進的聲音。

傅斯年在北大讀書期間，本專業雖是國文，但其涉獵範圍卻文、史、哲兼收，具有“通纔”的素養，這是一個大家的雛形。在文學語言方面，他發表了《中國文學史分期之研究》、書評《王國維戲曲史〉》、《〈樂府詩集〉一百卷》、《宋朱熹的〈詩經集傳〉和〈詩序辨〉》；在史學方面，他發表了《中國歷史分期之研究》、書評《史記志疑》；在哲學方面，他發表了培：論哲學門隸屬文科之流弊》、書評《論理學講義》、《失勒博士的〈形式邏輯〉》、《對於中國今日談哲學之感念》，這些文字並非浮泛之論，而是具有專業的水準。請看他推薦王國戲曲史》的理由，完全是一種全新的文學見解。

研治中國文學，而不解外國文學；撰述中國文學史，而未讀外國文學者，將永無得真之一日。以舊法著中國文學史，為文人列傳可也，為類書可也，為雜抄可也，為辛文房《唐纔子傳》體可也，或變黃、全二君“學案體”以為“文案體”可也，或竟成《世說新語》可也；欲為近代科學的文學史，不可也。文學史有其職司，更具特殊之體制；若不能盡此職司，而從此體制，必為無意義之作。王君此作，固不可謂盡美無缺，然體裁總不差也。傅斯年：《出版界評王國維戲曲史〉》，載1919年1月1日《新潮》第1卷第1號。

再看他對梁玉繩《史記志疑》一書的評論，全力提倡一種“與其過而信之也，毋寧過而疑之”的疑古精神：

是書之長，在於敢於疑古，詳於辨證。其短則浮詞充盈，有甚無謂者，又見其細不見其大，能逐條疑之，不能括全體為言。蓋於《史記》刪改之跡，猶不能直探其本也。崔懷琴之《史記探源》視此進一等矣。傅斯年：《故書新評〈史記志疑〉三十六卷》，載1919年1月1日《新潮》第1卷第1號。

再看他對哲學的理解，完全是以近代科學為基準：

所謂哲學的正經軌道，決不會指初民的國民思想，決不會指往古的不能成全備繫統的哲學，定是指近代的哲學；更嚴格的說起來，應當指近三四十年中的新哲學——因為舊哲學的各種繫統，經過一番科學大進步以後，很少可以存在的，隻有應時而起的新繫統，可以希望發展。……近半世紀裡，哲學的惟一彩色是受科學的洗禮，其先是受自然科學的洗禮，後來是受人事科學（Social Science）的洗禮。傅斯年：《對於中國今日談哲學者之感念》，載1919年5月1日《新潮》第1卷第5號。

這些觀點顯然是傅斯年接受西方近代科學影響的明證。他對西方學術知識有著直接尋求的欲望，在大學時期即已養成閱讀英文專業書籍的習慣，同窗羅家倫說他“瀏覽英文的能力很強”羅家氣淋漓的傅孟真》，載1950年12月31日臺北《中央日報》。，在他的藏書裡，人們可找到一些1918年前購買的英文原版書，如文德爾班的《哲學史》、羅素的《哲學的科學方法》、杜威等編的《創造性思維：實驗主義論文集》。參見王汎森：《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26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傅斯年這種泛人文傾向與他追慕的偶像胡適的影響有一定關繫。

傅斯年的學術早熟在他的學術評論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現。他全面反思中國傳統學術，指責其所存七大基本誤謬：（1）“以學為單位者至少，以人為單位者轉多。前者謂之科學，後者謂之家學。”（2）“不以個性之存在，而以為人奴隸為其神聖之天職。”（3）“不認時間之存在，不察形勢之轉移。”（4）“每不解計學上分工原理（Division of Labour），‘各思以其道易天下’。”（5）“好談致用，其結果乃至一無所用。”（6）“凡治學術，必有用以為學之器。學之得失，惟器之良劣是賴。”“名家之學，中土絕少。”（7）“吾又見中國學術思想界中，實有一種無形而有形之空洞間架，到處應用。”他對傳統學術思想進行全面清算。以為“惟此基本誤謬為中國思想不良之物質，又為有勢力之特質，則欲澄清中國思想界，宜自去此基本誤謬始。且惟此基本誤謬分別中西思想之根本精神，則欲收容西洋學術思想以為我用，宜先去此基本誤謬，然後有以不相左矣”傅斯年：《中國學術思想界之基本誤謬》，載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4號。。傅斯年明晰中西學術之優劣，表達了接受西方學術的強烈意願。

傅斯年對當時學界諸多名家的批評，表現了不凡的學術探索精神和思想銳氣，從北大流傳他指摘章太炎弟子朱蓬仙教授《文心雕龍》講義稿錯誤的故事，到他被同學拉去聽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一課，以鋻別胡適學問的高低。傅斯年儼然成為一位學生推戴的“學監”或學術警察。從他批評馬敘倫著《莊子札記》，“先生之書，有自居創獲之見，實則攘自他人，而不言所自來者”傅斯年：《馬敘倫著〈莊子札記〉》，載1919年1月1日《新潮》第1卷第1號。，到借評論蔣維喬編譯《論理學講義》一書對教科書所發的一番議論；從他對嚴譯的酷評，“嚴幾道翻譯西洋書用子書的筆法，策論的筆法，八股的筆法……替外國學者穿中國學究衣服，真可說是把我之短，補人之長”傅斯年：《怎樣做白話文？》，載1919年2月1日《新潮》第1卷第2號。，到他對當時在北大占主流地位的章太炎派發出不屑的輕蔑，“國粹不成一個名詞（請問國而且粹的有幾），實在不如國故妥協。至於保存國粹，尤其可笑”。“研究國故必須用科學的主義和方法，決不是‘抱殘守缺’的人所能辦到的。”傅斯年：《毛子水〈國故和科學的精神〉識語》，載1919年5月1日《新潮》第1卷第5號。這些學術評論表現了傅斯年為代表的新青年追求科學的取向，在這些批評言詞的背後，人們可以感受到“西學輸入”帶來的新學術規範正在改變學術的評價規則。胡適“驚異孟真中國學問之博與精，和他一接受以科學方法整理舊學以後的創獲之多與深”羅家氣淋漓的傅孟真》，載1950年12月31日臺北《中央日報》。。年輕一代經過新思潮的洗禮，長江後浪推前浪，顯現超越師輩、後來居上的勢頭。

中日甲午戰爭以後，日本“東學”乘勢在中國傳播開來。日本著名學者桑原隲蔵在其著《支那史要》一書中，將中國歷史分為上古的漢族締造時代、中古的漢族極盛時代、近古的蒙古族代興時代、近世歐人東漸時代四期。其說因該著譯為漢文，在國內學界甚為流行，所謂“近年出版歷史教科書，概以桑原氏為準，未見有變更綱者”。傅斯年不同意其說。他從“分期標準之不一”、“誤認為在歷來所謂漢族者為古今一貫”兩方面加以批駁，以為“今桑原氏之分期法，始以漢族升降為別，後又為東西交通為判，所據以為本者不能上下一貫，其弊一也”。“取西洋歷史以為喻，漢世猶之羅馬帝國，隋唐猶之察裡曼後之羅馬帝國，名號相衍，統緒相傳，而實質大異。今桑原氏泯其代謝之跡，強合一致，名曰‘漢族極盛時代’，是為巨謬，其弊二也。”傅斯年：《中國歷史分期之研究》，載1918年4月17日至23日《北京大學日刊》。從西方直接獲取學術資源的五四學人開始與“東學”明爭暗戰，中日之間由此開啟一場“學戰”。

傅斯年是《新潮》的靈魂人物。他不僅撰寫了《〈新潮〉發刊旨趣書》，而且在該刊發表了大量作品。前幾期甚至於有“包攬”之嫌，成為該刊引人注目的“急先鋒”。胡適曾盛推《新潮》：“在內容和見解兩方面，都比他們的先生們辦的《新青年》還成熟得多，內容也豐富得多，見解也成熟得多。”胡適：《中國文藝復興運動》，見《胡適作品集》第24冊，179頁，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8。在五四時期的個性解放運動中，傅斯年將思想鋒芒伸向了社會，表現了對社會、對人生探究的興趣。從清末以來，追求進步的學人將思想探索的目光聚焦在兩大問題：一是如何使個人的能力得到發揮，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將人們引向個性解放、個人主義；一是如何將民族、國家、社會整合成一個有序、協調、有機的整體，建構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人們對民族主義、國家主義、軍國主義、社會主義的思考反映了這方面的探尋。對這兩大問題的思考實為對傳統儒家倫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理念的突破。

什麼是阻礙個性發展的勢力？傅斯年的回答是“中國的家庭”。“中國人對於家庭負累的重大，更可以使他所有事業，完全烏有，並且一層一層的向不道德的中心去。”他視腐敗的舊家庭為“萬惡之原”，“希望其改選成新式”，但不主張像無政府主義那樣廢除家庭制度。傅斯年：《萬惡之原（一）》，載1919年1月1日《新潮》第1卷第1號。傅斯年對個性的追求可從他對“瘋子”的贊揚可見：“在現在的社會裡求‘超人’，隻有瘋子當得起，瘋子的思想，總比我們超過一層；瘋子的感情，總比我們來得真摯，瘋子的行事，便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瘋子對於社會有一個透徹的見解，因而對於人生有一個透徹的覺悟，因而行事決絕，不受世間習俗的拘束。”傅斯年：《一段瘋話》，載1919年4月1日《新潮》第1卷第4號。這裡所謂的“瘋子”與魯迅《狂人日記》中的“狂人”同類。傅斯年與魯迅一樣，也受到尼采式“超人”思想影響。傅斯年與魯迅通信討論過《狂人日記》，參見《對於〈新潮〉一部分的意見》，載1919年5月1日《新潮》第1卷第5號。

傅斯

商品搜索

商品分类

【醫學】

【各大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