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民出版社於一九八五年八月出版了我培傳》，至今十四年了。去年五月，赴北京參加培誕生一百三十周年的國際學術研討會，聆聽各位高論，並和幾位青年學者暢談之後，纔知培研究的現狀。於是，我感到這本淺薄之作尚未過時，近乃求出版社考慮能否予以重印。

出版社對於我的要求鄭重將事。他們告我決定重印。並雲：原紙型可以應用，內容可否不改。我同意了。寫這篇前言的用意，則在於對書中一些說法或須加補充，或在今天有了新的看法，或由於有新材料發現須作補證，都應在這篇《重印前言》中加以申說。書中幾處有錯誤，亦在此簡單列出。其所以定名&ldqu培研究我見”，是因為還涉及了對現行研究中我所不以為然之處，也就是上文培研究的現狀。

培研究現狀，我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研究隊伍擴大了，著作出版多了。一句話：熱熱鬧鬧。憂的是，真有質量之作不多，時見陳言。建國以後，相當長的一段時期，我培頗為冷淡。這在海峽兩岸如出一轍。彼岸不怎麼培，當培曾參加和領導民權保障同盟，反對國民黨政權蹂躪人權；又因其主張兼容並包，提倡學術自由，甚至提倡對共產主義學說應該自由研究，此亦為主張黨化教育的國民黨當局所不喜。其結果是多年以還，臺培研究顯得冷落，除了孫常煒編培全集》、陶英惠編寫培年譜》上冊這兩部資料書，研究之作寥若晨星。此岸情況是，在一九八〇年舉行全國培逝世四十周年紀念大會之前的三十一年之間，我們隻編選出版了兩部資料書培選集》培教育文選》），研究之作，一部也沒有。甚而在一九七九年舉行五四運動六十周年學術研討會之時，竟沒有一培的文章。原因所在，不難想培在一九二七年曾經主張“清黨”，且是“清黨”案的主要提案人，其積極之狀，僅次於他的老友吳稚暉。

此岸這種狀況，至一九八〇年後有所改變。一九八〇年三月五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各界隆重培逝世四十周年紀念大會，昔日在民權保障同培並肩戰鬥的宋慶齡為之主持大會。如響斯應，培文集，培年譜，培之作，有所興起。然細察內容，則多片面。對於政治培，隻談他如何從“排滿”到參加民主革命，尤著重於民權保障同盟時期之力主維護人權，於四一二清黨，則回避不提，真是為賢者諱了。於他的辦理北京大學，兼容並包、學術自由的思想和實際，往往是淺嘗輒止，述而不周，論而不全。對於他在北京大學時期對待歷次學生運動的態度，也是取文章所需，培如何保護學生，而對於他主張學生不應參與政治，應以讀書為主，則避而不談。一二·九學生運動之培斥學生為人利用，以致為南下請願學生所毆，有研究文章竟無根據地斷言無其事。如此等等，這些著作培，已非真培。甚焉者，一位作者甚至培主張“清黨”作解釋，引一九三四年一月十日至十一日香港《平民日報》一條毫無根據的記載，培主張“清黨”是為了保護共產黨，因為把人關起來了就不會被國民黨殺掉培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九日收到《平民日報》，在這張報紙上批道：此文“於我多恕詞。而於稚暉多責備。不知何人所著”。“於我多恕詞”句，史家當能鋻培本人亦以為不然也。

凡此，已見逐漸興起的研究非由反映真實而出於政治所需之風。這樣，形成的結果，便是培。又十餘年，從表面培研究甚見熱鬧，出版物很多，僅《全集》、《文集》就有多種，你編我也編，甲地出乙地也出。這種做法，自無益於研究。

至去年五月培學術研討會，所見論文，有兩位青年之作，頗有見地。而會議所聞，真叫我大喫一驚，不能不得出一個結論：如此研究，伊於胡底？真拿歷史真實當兒戲！

茲舉其實，請史家評說。

培信仰社會主義，並走向接受共產主義，是以在後期和國民黨愈走愈遠，而能倡導維護人權。所謂接受社會主義的證據，培所寫的《新年夢》。按《新年夢》刊載於光緒三十年正月初二日至初十日（一九〇四年二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的《俄事警聞》，是一篇近於小說形式的作品。文章主人公本江南富家子弟，自號“中國一民”，是個愛平等自由的人，遊歷世界各國，觀感所得，認為世界分為各國，而各國之中又分各家，糜費人力，因此不能戰勝自然，無從實現世界主義。中國人有家無國，應該造一個新中國。後來新中國逐步建造起來，列強侵略中國都被打敗，訂立和約，各國之間竟無戰爭，而中國又經改造，文明達到極點，各國競相仿效，世界趨於大同。主人公業已九十多歲，忽被鐘聲驚醒，原是一夢。文章宣傳抵御帝國主義侵略，外侮既除，內政革新。革新的內容包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以至於家庭、婚姻、姓氏問題，文章描繪了一個新世界，在那裡沒有姓名，沒有君臣，沒有夫婦，語言統一，文字更新，拼音會意兼而有之。如此等等，皆屬空想。《新年夢》培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與當時及後來的一些知識分子相培曾經信仰無政府主義，所向往的隻是烏托邦社會。直到一九三〇年四培出席立法院會議，在討論是否要廢除姓氏、婚姻和家庭問題時，他還主張廢姓氏，改用別的符號代替；對婚姻，他主張實行新村制度，“在理想的新村裡，以不結婚為好”。“當兩人要同房居住的時候，須先經醫生檢查過，並且要有正確的登記，如某日某時某某同房居住。將來生出子女，便可以有記號了。”對家庭問題，他說：“不要的好。不得已而思其次，小家庭比大家庭好。”（以上所引均見廣益書局一九三二年培言行錄》，“言行雜記”頁一二）從以上所述，培所持的社會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純屬風馬牛不相及，以此培信仰社會主義，實屬不妥。

培歷來支持學生愛國運培對於學生愛國運動的態度，為清楚明白。著名的口號“愛國不忘讀書，讀書不忘愛國”，是他提出的。看來讀書與愛國兼而有之，似乎並重。但按諸他的解釋，按諸他一向所倡導，按諸他在學生歷次愛國運動中之所作為，清楚明白，他認為大學是造就高深學問的殿堂，學生在此就該讀書，養成高深學問。他支持學生愛國活動，以為在軍閥政府統治之下，“學生迫於愛國之熱忱，起而承乏，誠出於不得已”，全國統一之後，“為學生者正可潛心學業，以備他日之大用”。盡管有這麼一個時勢的界線，但他認為：“然救國之道，非止一端，根本要圖，還在學術。”（《全國教育會議開幕詞》）這是他貫穿一生的思想。參與愛國活動而影響學業，為他所反對，甚而講“因愛國而犧牲學業，則損失的重大，幾乎與喪失國土相等”（《犧牲學業損失與失土相等》）。可見，他在讀書與救國之間，是有所重輕的培之所培，之所以異於他人者，一旦學生因參加愛國運動而被捕，他必挺身而出，義無反顧地竭力營救，甚至幾小時地坐守警署，必待被捕學生全數釋放而後已。

舉五四運動為例以說培反對巴黎和會中國代表簽字與學生同，所以他把中國代表即將簽字的消息告知學生。五月四日這一天，學生將示威遊行，他出來阻止。對此，張國燾《我的回憶》冊有詳細記載：“五月四日上午十一時左右，當北大同學在馬神廟院集合，準備向天安門出發時，蔡校長出來勸止。他沉痛的向我們說，示威遊行不能扭轉時局。北大因提倡學術自由，頗為守舊人物和政府所厭惡，視為鼓吹異端邪說的洪水猛獸。現在同學們再出校遊行，如果鬧出事來，予人以口實，這個慘淡經營、植根未固的北大，將要首先受到摧殘了。那位文縐縐的易克嶷同學，當場向蔡校長痛陳學生們內心積憤已是忍無可忍，懇求校長不要阻止。其他多數同學則頗感不耐，發出‘噓！’‘轟！’吵嚷和怒罵的聲音。看看時間已到中午，我即擠向前去，高聲向校長說：‘示威遊行勢在必行，校長事先並不知道，現在不必再管，請校長回辦公室罷！’我和其他幾位同學連請帶推的將校長擁走，遊行隊伍在一片歡呼聲中，蜂擁的向天安門出發了。”以上記述培對學生運動一貫所持態度相符，應屬可信。他痛恨北京政府的賣國行為與學生同，愛國之心與學生同，然而，一是不贊成示威遊行，不贊成因而影響學業，二是如果發生事端，予人以口實，風雨飄搖的北大恐將不保，這種心情，身為校培早已有之，且多次表現於公開的言論。北京大學受到頑固守舊人士的攻培一面起而捍衛，為文辯論，一面擔心北大不保。此回憶必非張國燾所杜撰。奇怪的是，在上舉北培學術研討會上，非隻一位研究者堅執說張國燾之說不可信。問其理由，但雲孤證不立而已。就說是孤證吧，難道培本人對救國與讀書這對矛盾的多次自白嗎？史家知人論世將何以得？

培為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領袖。與前兩說相同，都是為了培而違背歷史所作的非科學論斷。所謂五四運動的領袖，指一九一九年五四愛國運動，培如何評價，我已在前面評論第二說中論述了。至謂新文化運動，指的是廣義的五四運動，即自一九一五年陳獨秀創辦《青年雜志》起，延伸至於二十年代的思想文化運動，或稱之為倫理革命，世所習稱為新文化運動培是新文化運動的關鍵人物，卻不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一九四培逝世，陳獨秀寫《蔡孑民先生逝世後感言》，文稱：“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社會發展之必然的產物，無論是功是罪，都不應該專歸到哪幾個人；可是蔡先生、適之和我，乃是當時在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的人。”這位過來人不將運動歸功於少數人的領導，而於論定此是社會發展必然結果之時，平靜地指出幾人有思想言論倡導之功，是客觀公正的。我的看法，見培傳》，簡單說來，即是《傳》中所說：&ldq培的功績，與其說是直接的領導五四運動，勿寧說是間接的表現，這就是兩年多來經他開闢草萊，改造了腐敗的北京大學，使之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搖籃。”因此，我同意李平心的說法：“他不是正面出馬衝鋒陷陣的主將，而是側面策應掩護大軍的護法。”（《中國現代史初編》，一九四〇年香港國泰公司出培正是以其思想、學識、地位、聲譽，做了新文化運動的護法，這是別人所不能替代培當之而無愧。新文化運動的領袖隻能是陳獨秀、胡適之，而非他人；培為新文化運動護法，於歷史相符培並沒有半點貶低。正因為有他護法，頑固守舊之士和北洋政府盡管屢施攻擊於新文化運動和北京大學，也無可奈何它。

新文化運動的中心，隨陳獨培聘請為北大文科學長，胡適自美歸國為北大教授，而由上海北移至北培領導的北大，乃成這場迅猛發展的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蔣夢麟有一段文字這麼寫道：

北大在蔡校長主持之下，開始一連串重大的改革。自古以來，中國的知識領域一直是由文學獨霸的，現在，北京大學卻使科學與文學分庭抗禮了。歷史、哲學，和四書五經也要根據現代的科學方法來研究。為學問而學問的精神蓬勃一時。保守派，維新派，和激進派都同樣有機會爭一日之短長。背後拖著長辮，心裡眷戀帝制的老先生，與思想激進派的新人物並坐討論，同席笑謔。教室裡，座談會上，社交場合裡，到處討論著知識、文化、家庭、社會關繫和政治制度等等問題。

這情形很像中國先秦時代，或者古希臘蘇格拉底和阿裡斯多德時代的重演。蔡先生就是中國的老哲人蘇格拉底。同時，如果不是全國到處有同情他的人，蔡先生也很可能遭遇蘇格拉底的命運。（《西潮》，頁一二二）

身歷其時其事的蔣夢麟，委婉敘述北京大學的學術自由之風，沒有直培，卻培其人。稱之為護法，正符合歷史的論定。

培撥高復撥高，謂之曰出於好心，當是其然，然於歷史事實則相去遠矣培之謙謙君子，洵洵儒者，方正不阿，九泉之下，當亦笑而不納，或竟戲稱曰：“此誤會也。&rdquo培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