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年輕的塔希提人

“目前我正在旅行途中，”克萊爾從位於黎塞留街（rue
Richelieu）的旅館的房間中給拜倫寫信說。“現在你相信了嗎？”盡管克萊爾、瑪麗和雪萊比拜倫晚十天離開倫敦，但他們已身在巴黎，雖然面色陰沉的官員們在檢查他們證件時，也曾有過耽擱。因為被迫得在公寓裡待兩天，克萊爾坐著沒事干，便閱讀了拜倫的所有詩歌，並寫信向他保證，她不是個害相思病的孩子，而是一個進步女性，絕無性嫉妒的成分。“別害怕我會給你帶來麻煩，”她告訴他，通過贊美瑪麗的魅力來強化她的說法：

我敢說，你會愛上她的，她非常俏麗，又親切可人，毫無疑問，你的愛將受到祝福。如果這樣的話，我會打起雙倍的精神來取悅她；我會做她讓我做的任何事情，不管是對是錯，因為我將不惜代價地去贏得一個如此深受祝福地為你所深愛的人的感情。

如此的老練世故很適合她為自己挑選的新身份：“克萊爾維爾夫人”（Madame
Clairville），她希望旅途中的人們這樣認識她，這基於這樣一個事實：“夫人們在國外有充分的自由。”但這樣的精神亢奮也揭示了持續的不安全感。這是她的私奔，一次完全由她獨自策劃的私奔，她未向任何人提起自己與拜倫的通信或她對皮卡迪利的拜訪，隻是在他們的聯絡變得與性有關之後，纔讓瑪麗相信，她交到了一個“朋友”，卻審慎地回避了這樣一個事實：她已經跟他睡過覺了。繼姊姊的驚訝令克萊爾沾沾自喜，不久之後，她便帶著瑪麗去見拜倫。“他是多麼溫和啊！多麼紳士啊！”瑪麗激動地說。“跟我預想的太不一樣了。”但在為自己的成功突襲感到開心之餘，克萊爾很快便因這樣一種想法而深受折磨：由於這位雅各賓公主的緣故，自己將再次遭到漠視。無論她是多麼逆來順受和虛張聲勢，她都無法回避一個簡單的、透露了真情的事實：“我幾乎害怕去想你在讀這封愚蠢的信件時的情形，但是，我愛你。”

克萊爾有過在艱難的情感糾結中作選擇的經驗。瑪麗和雪萊於1814年9月從歐洲大陸返回之後，處處不受人待見，度過了變化無常的幾個月，需要躲避法警，過著流亡教徒般的生活，但瑪麗留在了他們身邊。

葛德文認為有孕在身的瑪麗犯有嚴重的迕逆之罪，與她斷絕了一切聯繫，並要求範妮也這樣做，否則便將她逐出家門，瑪麗將此威脅完全歸咎於葛德文太太的惡毒。說到雪萊，葛德文嘆息道，他是“如此美麗動人，因而他竟會如此惡劣，真是令人扼腕嘆息”。其他朋友紛紛效尤，包括牛頓一家、布安維爾一家、蘭姆一家等，而傷人深的，是瑪麗的摯友伊莎貝爾巴克斯，她的丈夫寫信說，她再也不能與一個被有婦之夫毀掉的女人有聯繫。哈麗雅特雪萊則火上澆油，她拖著沉重的孕身出現在斯金納街，為的是傳播這樣一則消息：“全城的人都在說，葛德文先生把兩個女兒賣給了雪萊先生，瑪麗賣了八百英鎊，克萊爾賣了七百英鎊。”葛德文太太自己已經對瑪麗深感絕望，卻仍希望克萊爾會恢復理智，重返家庭，她絞盡腦汁地想把她從雪萊的影響中拉出來，從假裝馬上要死了，到策劃把女兒關進修道院。克萊爾決心繼續當亡命之徒，告訴母親，她回斯金納街的條件是，她總能得到允許去看望雪萊，“在任何情形下都公開贊揚，熱切支持，完全不把法律和社會制度放在眼裡。”

排斥使他們變得更加大膽，堅定了他們的決心，證實了他們的看法：偏見和無知是他們不幸的根源。當世界都棄他們而去時，他們像饑餓的乞丐那樣撲向書籍，決心通過使葛德文和他那一代人太過輕易地拋棄的哲學臻於完美的方式來證明自己行動的合理性，認為他們過的是一種至關重要、名副其實、真切無虞的生活，並從這一想法中獲得了能量。雪萊覺得自己煥然一新，“是真理和美德的更熱誠的堅守者，”他說：“更堅定，更具理解力，更真實”，欣喜若狂地擔當起了老師的角色，因為他向那兩個女子言傳身教，如同“一隻麻雀在教導杜鵑鳥的幼雛”，教她們學習希臘語，引導她們閱讀上千頁的哲學、歷史和政治理論。

正是在那初令人振奮的幾個星期裡，當克萊爾閱讀吉本（Gibbon）的《羅馬帝國衰亡史》（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並計劃每天翻譯但丁、塔西陀（Tacitus）和拉博埃西（La
Boétie）的《論自願的奴役》（Discourse
on Voluntary Servitude）時，她開始改造自己，去掉了“簡”這個名字，要求別人稱她為“克拉拉”。個開始稱她克萊爾的正是雪萊，“因為她的清澈透明，”她說，盡管他的想像力可能同樣受到了他們的情形與盧梭的《新愛洛伊絲》中的愛洛伊絲同自己的家庭教師聖普樂（St
Preux）的愛情故事之間的相似性的促動。在盧梭的文本中，克萊爾是愛洛伊絲的忠實朋友，是位顧問和紅娘，幫助促成了一場受到父母嚴令禁止的愛情。這一稱呼不僅供認了他們境遇中那錯綜復雜的三角關繫，還把他們送回了處亂不驚的阿爾卑斯山，以及克萊爾聲稱屬於她的瑞士遺產。

如何好地生活成了他們談論的持續話題，他們常常談起將自己的三人組擴展為一個完整的“塔西提哲學家”部落，它得名於南海的島民，人們普遍相信，他們生活在一種共有的龐大婚姻關繫中。克萊爾想像，他們會建立一個大同社會，就像柯勒律治和騷塞所想像的那樣，隻不過位於愛爾蘭西部，她稱之為“達觀者聯盟”，其中包括雪萊的出版商朋友托馬斯胡卡姆（Thomas Hookham）和托馬斯洛弗皮考克（這兩人是少數在那場私奔之後依然對他忠誠的人），以及皮考克的未婚妻和雪萊的妹妹海倫和伊萊扎。因為海倫和伊萊扎還在上學，這便需要發起一項額外的計劃，將她們“帶走”，
又一機會來施展了雪萊綁架學校女生方面的高超技能，這一經歷導致瑪麗戲稱他為“精靈騎士（the Elfin Knight）”。

雪萊還對哈麗雅特和自己的女兒艾安西心存希望，相信他的妻子會逐漸看到他行動的政治正義性，甚至會加入他們。他已經就此態度作過幾次暗示，從法國寫信給她，要求她在瑞士與他們相會，而在回到倫敦後，則在她父親家附近的幾處寄宿，從那裡寫信給她，請她再次服從於“我的督導思想影響之下”。哈麗雅特拒絕了，反過來威脅說要向他提起訴訟，這使雪萊大失所望。“我是個傻瓜，竟期望從你那裡看到高尚或慷慨之舉，”他寫信給她說，

期望存有崇高的美德時，你將不會扮演刻薄、可鄙的自私角色。你過去常常自吹是純潔和自由的信徒，卻原來隻是在逢場作戲。在你的心中，似乎你總是被邪惡的迷信所奴役，讓邪惡支持你那狹隘、世俗的觀點。對我而言，明顯地，你永遠地消失了。

下一封信更清楚不過：“我與另一個人結合在了一起，”他告訴她，“你不再是我的妻子”。

雪萊在全然拒絕包容哈麗雅特的暴怒過程中，堅守自己的信念，盡管再多的哲學也無法完全壓制這種情緒。自由之愛向其信徒提出了令他們難以忍受的要求，要求他們拋棄終生的制約，抵制嫉妒的衝動。雪萊以前曾與哈麗雅特遇到過這種情況，那是在1812年，當這對夫婦與哈麗雅特的妹妹伊萊扎和伊麗莎白希欽納爾短暫地住在一起時，雪萊邀請後者作為旅行同伴來到他家，結果卻隻是看到她被驅逐，因為哈麗雅特聲稱，她企圖勾引自己的丈夫。即使現在，當哈麗雅特在外圍胡攪蠻纏時，瑪麗發現，她也並不能免於嫉妒。會對那位“被拋棄的妻子”報以冷嘲熱諷和苛刻的評論，當哈麗雅特於1814年11月底生下兒子查爾斯（Charles）時，因看到雪萊明顯為兒子的誕生感到驕傲而變得心煩意亂。讓她感到擔心的一個更近的原因是克萊爾，瑪麗因為她占據了雪萊的時間而對她心懷不滿。由於瑪麗懷孕了，而且經常不舒服，所以陪伴雪萊為覓食奔波的是克萊爾，他們幾乎每天都要去“律師的洞窟”，希望得到家族產業的授予權。在許多瑪麗感到太累或不舒服因而無法久坐不睡的時刻，也是克萊爾熬夜陪他說話。

毫無疑問，克萊爾像範妮一樣愛上了雪萊。她稱他為“異乎尋常的人”，告訴母親，她覺得他“完美無瑕”，後來則將他說成“我愛過的人，我曾為他飽受痛苦”。在那次私奔期間，她曾與他和瑪麗同睡在一張床上，並向雪萊的許多朋友充分地流露出了自己的感情，使他們簡單地將雪萊與她同床共枕視為理所當然，同時會拿他的“兩個妻子”詼諧地打趣。她對自由之愛團體和沃斯通克拉夫特式戰鬥精神的洋溢熱情表明，她在意識形態上較瑪麗更與雪萊志趣相投―或者，至少渴望表現成這樣―而雪萊無疑也表現得像她屬於他似的，占據了遭到扭曲的導師、兄長和配偶之位。克萊爾無疑是他的三人組中的次要成員―值七百而非八百英鎊―被認為遠沒有瑪麗成熟（“因為正如你所知的那樣，”據說葛德文太太寫到，“盡管她快十六歲了，可她就像個小孩一樣，好像隻有十二歲”），所擁有的纔能在三人中也不起眼。雪萊有多麼推崇富於想像力的寫作，他便有多麼貶斥劇場的不自然。她的唱歌課程沒有繼續下去，因為雪萊禁止她那麼做，克萊爾說，盡管很有可能那是因為缺錢，而她仿效他們文學的企圖則見證了她寫“白痴”時三心二意的勞作，從她向拜倫的所述來判斷，這本書從未超出其初的計劃。“可憐的科迪莉亞（Cordelia）應該怎麼做呢？”克萊爾在其日記中引用《李爾王》（King Lear）中的話說。“愛和沉默―哦，這是真的―真正的愛將永遠不會將自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隨著鼕天的降臨，初叛逆的興奮讓位於一種沉悶而貧乏的常式。被迫再次改換住處以躲避雪萊的債權人後，他們搬到了教堂街（Church
Terrace），這裡距克萊爾和瑪麗早先在薩默斯鎮的家以及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墳墓很近。由於沒有錢四處走動，也沒有什麼朋友可以拜訪，克萊爾待在屋內，聽雪萊和瑪麗稱呼彼此為“派克賽”（Pecksie）、“多毛斯”（Dormouse）和“梅阿”（Maie），都是些寵物的名字，這就像不間斷的學習一樣，令時間過得很慢。“消磨時光的方法，”她抱怨說，“是睡覺和聊天―為什麼，這僅僅隻是行尸走肉的生活。”倦怠和曖昧在她與雪萊間制造了一種緊張狀態，處於歇斯底裡的邊緣。一天晚上，坐在火爐邊辯論至凌晨一點後，雪萊問克萊爾，“感到夜晚的寂靜刺痛了耳朵是否不那麼可怕”。雪萊從未完全失去他兒時對哥特人的迷戀，終生都對超自然保持了強烈的信仰。在他的影響下，克萊爾慮及黑暗，感覺它如洪水般湧入，因雪萊“深刻而憂郁的畏懼”表情而越來越感到害怕，直到“幾乎不敢喘氣”，她退回到自己的房間。雪萊也上了床，躺在瑪麗旁邊讀書，“這時，急促的腳步從樓梯上下來”，克萊爾再次出現，眼睛“睜得又圓又大，因肌肉的痙攣而幾乎要從眼窩裡掉出來”。由於相信一隻放在她床上的枕頭在超自然力量的影響下被挪動過了，她處於近乎驚惶失措的狀態。雪萊試圖讓她平靜下來，坐起來讀書，意欲分散她的注意力，不讓她對夜晚發生可怕的聯想，但“正如黎明在與月光作鬥爭那樣，”他在日記中寫到，克萊爾

讓我注意到那無法言傳的表情，它之前對她產生了如此大的影響。她把它描述為是在表述深切的悲哀與控制她的知覺力量的混雜。我用手捂住臉，用刻意的溫和語氣對她說話。這不起作用……她的恐懼和痛苦甚至增強至可怕的騷動。她尖聲喊叫，在地板上歪來倒去。

在發作的兩天後，克萊爾仍然病懨懨的，精神萎靡，若不“想及幽靈”便無法入睡。那個星期末，她與雪萊發生了爭吵，因為克萊爾聲稱她受到了“失望所帶來的痛苦”。雪萊反過來指責她“不成熟”，對真正的友情和哲學之微妙差異“麻木不仁”，將她關在門外，在自己的日志上簡單地記了一筆，說“從未覺得有人比靠近那神聖的圈子更加痛苦”。那天晚上，仿佛是在無意識地抗議自己遭到的摒棄，克萊爾出現了夢遊，整棟房子都能聽到她“可怕的呻吟”，時間長達兩個小時。在那之後的數周時間裡，她始終脾氣很壞，情緒低落。有暴力的爭執、情感的疏遠，而在那一切之下的是種持續而循環的憂愁。“我哭泣，卻完全不知道原因，”克萊爾在日記中寫到：“我嘆息，卻感受不到痛苦。”

盡管雪萊選擇了瑪麗而非克萊爾，但他們的關繫也存在於這樣一種語境：他的原則涉及婚姻的限制，以及他所謂的“激情那不可控的徜徉”。1814年秋，他似乎是要考驗瑪麗，將她介紹給托馬斯傑斐遜霍格（Thomas Jefferson Hogg），以此確立她對新哲學的獻身，考驗霍格對朋友的忠誠。雪萊和霍格以前便曾探索過此路，那是在霍格於哈麗雅特與雪萊結婚前後曾有意接近哈麗雅特。哈麗雅特斷然拒絕了他，引得雪萊指責自己朋友手段粗俗，同時也承認，哈麗雅特“有成見”。瑪麗開始時嚇壞了，因為克萊爾回憶說，她的繼姊妹跑來找她，“痛哭流涕地說，雪萊想讓她跟霍格睡覺”，他在那之前解釋說，雅各賓派劇作家弗朗西斯博蒙特（Francis Beaumont）和約翰弗萊徹（John Fletcher）“擁有同一位情婦”，然而，經過幾周的時間，隨著瑪麗與霍格在一起的時間的增多，她發現他是個富有同情心的、令人感到有趣的朋友，於是她的嫌惡減輕了。霍格於1815年新年的那一天向她表白，瑪麗通過一繫列的情書投桃報李，隻是一直堅持說，鋻於她處於懷孕後期，他得有耐心。“現在我對你的愛雖然還非完全如你所願，但我覺得將日益加深，”她1815年1月寫信給他說，“那麼在快樂之外你還能要些什麼―我要的隻是時間―除了這個目標―肉體的目標―以外，用於其他目標的時間必得給予―雪萊也將對這些目標作出讓步―親愛的霍格將給予時間讓那一愛情萌芽，你配得到這份愛情，而且終有一天將擁有這份愛情。”

盡管雪萊將瑪麗說成是他們“共同的珍寶”，但接下來的事件卻阻止了霍格與瑪麗的親密關繫。1815年2月22日，瑪麗提早兩個月產下一個女嬰。十二天後，她在日記中寫到：“發現我的寶寶死了，”那個可憐的小東西歪扭在自己的搖籃裡，在驚風中死去。喪女之痛摧毀了瑪麗，無論是醒是睡，那孩子都縈繞在她的腦海裡。“夢見我的小寶貝復活了，”她在孩子死去兩個星期後寫到，“隻是她渾身冰冷，我們在爐火前搓揉她，於是她活了過來。醒來，發現沒有寶寶。”由於得不到父親的安慰，瑪麗不得不僅依靠雪萊來振作精神。他盡其所能，帶她外出，去大英博物館，去位於埃克塞德交易所（Exeter
Change）的動物園，在漢普斯特德（Hampstead）池塘中放紙船，但正如時常發生的那樣，當人們指望他為他人提供幫助時，他自己的健康卻在衰退，向神秘的“痙攣”繳械投降。外科醫生威廉勞倫斯診斷出一種肺部的囊腫，他告訴雪萊，這囊腫會立即導致他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