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為了紀念和緬懷一代宗師季羨林先生的豐功偉業，繼承和弘揚他的為學為人精神，謹向廣大讀者和各界朋友獻上《季羨林的學生時代》和《季羨林在北大》兩部作品。

《季羨林在北大》詳細介紹季羨林先生留學回國後，在北大五十餘年（1946—1999）的教學、科研經歷，以及人生路上的坎坷不平，反映出他教書育人和對中國20世紀學術發展做出的巨大貢獻，從而激勵人們向學術大師學習，從其學品和人品、理想和信念中獲取精神鼓舞力量。季羨林的這段經歷，勾畫出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普遍具有的人生軌跡，那就是超乎尋常的艱辛、超乎尋常的刻苦、超乎尋常的成就。

     1946年，季羨林懷著一顆愛國心回到祖國的懷抱，經過三年劇烈變化，時局動蕩，生活艱辛，終於迎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

新中國成立後五十年，在人類歷史中雖然是短暫的一瞬，但在季羨林的人生舞臺上，卻演繹出精彩的一幕。然而，他又必須經受磨難，走一條風雨路。

新中國成立初期，季羨林步入中年，開始實現人生的價值和責任。他覺得自己站起來了，獲得人格和信仰的尊重，可以昂首挺胸，大步前行；他看到神州大地花香鳥語，一片錦繡前程，心情無比振奮；他在思想改造和大批判運動中力撥頭籌，狠挖靈魂深處的“原罪”；他聽黨的話，跟黨走，成為“又紅又專”的典型；他以飽滿的熱情、旺盛的精力，投身到振興祖國的教育文化事業中去。

1957年是廣大知識分子災難深重的一年。在反右運動中，季羨林雖然暫時沒被卷進去，但運動的嚴重後果也給他帶來心靈的創傷。而後，1966年爆發的那一場“文化大革命”，用季羨林的話說，“野蠻、殘酷、荒謬、愚昧、滅絕人性、違反天良的的人類悲劇”中，他阨運難逃，被打入“牛棚”煉獄。

“文革”結束後，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揭開了中國歷史的新篇章。季羨林從此獲得了新生，雖已步入老年，但他“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開創了一生學術事業的“黃金時代”。

季羨林先生曾以黑格爾的“正—反—合”的定律，將在北大教學治學五十年生涯分成三個階段。這說明，他與中國廣大知識分子一樣，在這條風雨路上，有著無盡的感慨和反思。從這個意義上看，這既是季羨林個人的命運史，也是這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靈史。從他飽經滄桑，歷盡坎坷走過的既有光風霽月，又有陰霾蔽天的曲折人生經歷中，也可辨識出我們國家和民族的歷史足音。

“行百裡者半九十”，20世紀90年代前後，季羨林已經步入耄耋之年，這是他學術研究的衝刺起點，直到望九之年，仍然走的是一條風雨路……

《莊子》曰：“至樂不樂，至譽不譽。”人們永遠不會忘記，季羨林一生立德、立功、立言，在他身上體現的正是現代科學精神與中華傳統美德的完美結合。

進入21世紀，季羨林已是九十歲老人，他在精神苦惱的同時，身體日漸衰老，皮膚、眼睛、腿、牙齒、耳朵、心髒不斷發生問題。他過去極少同醫院打交道，從此就醫次數逐年增加，住院時間越來越長，2003年以後就在301醫院長住，以致他經常以“301編外”和“四半老人”（四半，乃眼半瞎、耳半聾、頭半禿、腿半癱之謂也）自嘲。

在病房裡，在病榻上，他在思考中華文化復興的大問題，思考社會和諧、世界和諧的大問題。他惦記著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文化書院、山東大學、聊城大學的教學，還有從家鄉臨清到四川地震災區眾多學校的孩子們。他筆不停揮，腿走不動路了，他在寫；眼睛看不見字了，他還在寫！“蠶老繭成不庇身”，他如同一條春蠶，要吐盡後的絲線，為了留給人間溫暖。

在心理和生理痛苦的雙重壓力下，季羨林先生仍然勤奮有加，筆耕不輟，直到2009年7月11日病逝，充分體現出為祖國的文化學術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崇高精神。

季羨林的終生摯友臧克家寫過一首詩，詩中說：“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應該說，季羨林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季羨林先生把平凡而光輝的一生無所保留地獻給了祖國和人民。如今，一代宗師雖然漸行漸遠，但是名似銷，跡未匿，他的道德文章為世人留下了豐厚的遺產，在千百萬人心中留下了一座人格豐碑。他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永遠不倒的一面旗幟！

本書采取紀實手法，以樸實流暢的語言、巧妙的構思和生動的故事情節，敘事與抒情相結合，全面真實地描述季羨林五十餘年在北大教書育人、科學研究的全過程，反映出他為祖國的教育事業鞠躬盡瘁、甘為人梯、白頭赤心、死而後已的高尚情操和奉獻精神。

在本書的創作過程中，一直得到季承先生的大力支持，並參考了季先生的親友、同事、朋友、學生的回憶、評論文章，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同時，衷心感謝安徽文藝出版社領導高瞻遠矚、慧眼識珠，對宣傳以季羨林精神為代表的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關心和重視。感謝責編認真負責，嚴格把關，為保證這部作品的質量付出了辛勤勞動。

由於水平有限，書中謬誤和不足在所難免，亟盼廣大讀者和同行專家批評指教。 

2016年7月8日

20世紀後二十年，季羨林正值七十至九十歲，進入學術研究的黃金時代和衝刺階段。在此期間，他的著述頗豐，其中有代表性的是篇幅長的專著《文化交流的軌跡——中華蔗糖史》（以下簡稱《糖史》）。

季羨林為什麼要寫《糖史》呢？這與他所研究的印度古文字有何關繫呢？且聽筆者慢慢道來。

季羨林曾經發現，現在世界上流行的幾大語言中，“糖”這個字幾乎都是轉彎抹角地出自印度梵文“arkarā”。中國的“糖”字，英文叫“sugar”，法文叫“sucre”，德文叫“zueker”，俄文叫“caxap”。一看便知這個字同屬一個來源。一般來講，一個國家接受外來的東西，初把外來的名字也帶來了，有的後來改變了，有的沒有改變。糖從一個地方傳到另一個地方，如果本地沒有，就會把外來詞也帶入本地。英文的“糖”字來自印度，是從梵文“arkarā”轉借來的，仔細一比較就知道了。這說明英語國家原來沒有糖，糖是從印度傳去的，否則為什麼用印度字呢？中國早也沒有糖，從前有個“餳”字，不念“易”，也不念“陽”，念“糖”。中國糖初是甘蔗做的。甘蔗的原產地在中國，《楚辭》中就提到當時人們喫甘蔗，也喝甘蔗漿；而甘蔗漿變成糖則用了一千多年。於是，季羨林從中領悟到，在糖這種微不足道的日常生活用品中，似乎隱含著一部人類文化交流史。

無巧不成書，季羨林真正開始研究糖的歷史，原來是因為一個偶然的機緣引起的。1981年，一張當年被法國人伯希和帶走的敦煌殘卷輾轉到了北大歷史繫幾位教師手裡。他們拿給季羨林看，季羨林發現卷子兩面都有字，正面內容寫的是佛經，背面內容與制糖有關，當屬十分罕見的科技資料；但是內容並非一目了然，敦煌殘卷有錯字漏字，並有一些難解之處。

於是，季羨林決心啃開這顆硬核桃。

季羨林認為，關鍵的問題是要弄懂殘卷中的一個詞——“煞割令”。他對照上下文反復琢磨，忽然想到，這個“煞割令”就是梵文“arkarā”，就是“糖”。正如胡適所說“發現一個字的字義等於發現一顆新的行星”，季羨林一下子豁然開朗，信心倍增，立即寫了一篇《一張有關印度制糖法傳入中國的敦煌殘卷》。從此，他便開始了研究糖史的工作。

季羨林想起青年時在德國讀書時，在漢學研究所翻閱過大量的中國筆記，裡面頗有一些關於糖的資料，可惜當時腦袋裡還沒有這個問題，就視而不見，統統放過，今天隻能從頭做起。那時，電子計算機還很少，而且技術也沒有過關，不可能把所有的古籍或今籍一下子都收進來。季羨林隻能采取笨辦法，自己查書，然而古代典籍浩如煙海，窮畢生之力也難以查遍。本來，季羨林收集資料向以“竭澤而漁”著稱，不肯放過任何可能有用的東西，於是他利用北大圖書館藏書在高校首屈一指、查閱方便的條件，以善本部和教員閱覽室為基地，搜斷枯腸、絞盡腦汁地收集資料。當時季羨林已經八十多歲了，老伴又得了重病，兩度住院，可是他卻開始拼老命了。每天他從家到大圖書館，走七八裡路，除星期日閉館外，不管鼕天還是夏天，不管刮風下雨還是堅冰在地，從未間斷過。在1993年和1994年將近兩年時間內，他終於翻遍了整個書庫，包括查閱了《四庫全書》中的有關典籍，特別是醫書。

從大量的資料中，季羨林發現了一些規律。首先，中國初隻飲甘蔗漿，用甘蔗制糖的時間比較晚；其次，同古代波斯一樣，糖初是用來治病的，不是調味的；再次，從中國醫書上來看，使用糖的頻率越來越小，以致後來很少見了；後，也是重要的一點，把原來紅色的蔗汁熬成糖漿，再提煉成潔白如雪的白糖，這種技術是中國發明的。季羨林認為，為重要的是，制糖技術的相互學習，表明文化交流是雙向的，不是什麼單行線。

在學術研究中，季羨林勤於思考，善於收集新材料，發現新問題。他想，《新唐書》裡講到唐太宗李世民派人去印度學習制糖技術，這是中國正史裡的記載。漢字“糖”出現在六朝，說明唐太宗時中國已經能夠制糖，但水平不高，派人去印度學習，這是歷史事實。但是，問題並不在這裡，問題是印地文中有個字叫“cīnī”，意為“中國的”，並有“白糖”的意思。“中國的”，英文叫“Chinese”；“中國”，英文叫“China”，法文叫“Chine”，德文叫“China”，都是從“China”變來的。印度自稱在世界上制糖水平，歷史悠久，因此“arkarā”這個梵文字傳遍世界，但為什麼又把“白糖”叫“cīnī”（中國的）呢？1985年，季羨林去印度參加《羅摩衍那》國際討論會，一次他當大會主席，問在場的印度學者：“‘cīnī’怎麼來的？既然糖出在印度，那‘白糖’為什麼又叫‘中國的’？”結果沒有一位學者答得出來。

後來，有個丹麥學者知道季羨林在研究糖的歷史，寄來了一篇論文。這篇論文不知是哪國人寫的，隻知道他的名字叫Smith，論文正好是講“cīnī”及其來源，季羨林看了感到作者自己也解釋不通，自相矛盾。論文說“cīnī”的意思是“中國的”，而白糖卻和中國沒有關繫。在中古時期白糖很貴，當藥來用，非皇家貴族、大商人是喫不起的。可是，為何又把“cīnī”叫作“白糖”呢？因為中國有幾件東西在世界上很有名，如瓷器，英文“China”當“中國”講，也是“瓷器”（china）的意思。中國的瓷器也傳入印度，印度的闊人纔用瓷器。中國瓷器是白色的，於是自然把中國瓷器的“白”和白糖的“白”連在一起。印地文中的“白糖”應該是“cīnīarkarā”，後來因為字太長，便簡稱為“cīnī”。總之，論文作者斷然認為，無論如何“cīnī”（白糖）和中國沒有關繫，中國從來沒有生產過白糖，也沒有向印度輸出過白糖。

在季羨林看來，這完全是無知妄說。他認為，研究解決這個問題的正確方法應該是，首先要確定“cīnī”這個字在印度是什麼時候出現的，即上限在何時，其次要確定它在印度什麼地方出現的，然後再來確定中國什麼時候生產白糖，又從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傳入印度。可是，問題之難就在於不知道“cīnī”在印度何時出現。季羨林問過許多印度學者，他們也答不出來。而上述Smith的論文結論雖然是荒謬的，但卻有可資借鋻之處。因為，他查了印度的文學作品，發現“cīnī”出13世紀；他又把當今印度許多種語言中表示“白糖”這個意思的詞基本上追蹤清楚，總的情況是在西部語言中，都來自梵文“arkarā”；在東部語言中，都來自“cīnī”或者“cini”，孟加拉文就是這樣。由此可以推斷，中國白糖是13世紀由印度東部進入印度的。

季羨林認為，如果把印度白糖的來龍去脈搞清楚了，再來研究中國到底有沒有生產過白糖，輸出過沒有，輸出到印度沒有，這樣問題就會容易解決。

7世紀唐太宗在位時確實派人向印度學習過制糖技術，說明那時制糖水平並不高。但學習以後制的糖，其顏色、味道都超過印度。《新唐書》說“色味逾西域遠甚”，說明一方面引進了，另一方面改進了，這是唐朝的情況。到了宋朝仍然制糖朝又來了一個變13世紀馬可波羅的遊記中有一段記載：在福建尤溪有一批制糖工人，他們是蒙古大汗忽必烈從巴比倫抓來教中國工人制糖的，煉白糖。巴比倫這個地方有人說是現在的伊拉克，有人說是埃及，埃及開羅的可能性大。上述記載說明印度制糖技術傳到波斯，從波斯傳到埃及。埃及當時很多手工業占地位，而蒙古人的文化水平不高，蒙古大汗抓了一些制糖工人，送到中國的福建尤溪，尤溪出甘蔗，在那裡教中國人煉糖。到了明朝末年，很多書裡講煉糖，其中有一段記載說，原來糖煉不白，有一次遇到一個偶然的機會，倒了一堵牆，牆灰落入糖中，發現制的糖變白了，這在化學上講得通，灰裡有堿，因此糖煉白了。明朝末年中國的白糖在國際市場上成了搶手貨，而且有根據說，在鄭成功時代白糖已經出口了，鄭成功家裡就做白糖生意，從中國運貨去日本，貨物中有白糖，這13世紀中國的白糖開始向外輸出。那麼，中國的白糖是否輸出到印度？書上記載印度人派船到新加坡去買中國的白糖，而沒有記載中國直接出口白糖到印度。但也有一種可能是，從福建泉州運送白糖到孟加拉，泉州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世界上著名的港口，那裡有穆斯林和印度教的文化遺跡，福建尤溪制的白糖運到泉州，然後由停泊在泉州港的印度船運到印度東海岸，那裡人正好講孟加拉語，管白糖叫“cīnī”。

因為季羨林查閱了大量資料，所以以上的分析和判斷都是有歷史事實根據的。他認為，從“cini”這個字的例子就能看出文化交流絕不是直線的，而是非常復雜、曲折的。印度還有一個字叫“misrī”，意為“冰糖”，但“misrī”也是“埃及的”意思。印度的制糖技術雖然是先進的，但不能否認也向別的國家學習過。東面學中國，“白糖”叫“cīnī”，西面學埃及，“冰糖”叫“misrī”，從語言現像分析，隻能得出這個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