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張岱年／001

重寫近代諸子春秋錢宏（執筆）／004

序劉起／001

英文提要／001

引論／001

第1章卓犖的早年／020

1.1吳中求學／020

1.2入北大預科／028

第2章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飛躍／035

2.1培思想自由的春風／035

2.2跟隨胡適整理國故／044

第3章畢生輝煌的古史研究／057

3.1在實踐中精熟的古史研究方法／057

3.2揭的古史研究成果／066

3.3掃除塵障的古籍考辨成果／083

第4章開墾新的學術園地／094

4.1開創民俗學研究／094

4.2創建歷史地理學科／107

第5章高山景行的學格和人格／118

5.1探求真理，永無止境／118

5.2發展學術，出以公心／128

附錄一顧頡剛學術行年簡表／140

附錄二參考書目／156

後記／159

中西文明大潮的衝撞與交融，在今天仍是巨大的歷史課題。如今，我們這一代學人業已開始自己的學術歷程，經過80年代的改革開放和規模空前的學術文化積累（其表征為：各式樣的叢書大量問世，以及紛至沓來名目繁多的學術熱點的出現），應當說，我們這代學人無論就學術視野，抑或就學術環境而言，都是前輩學子所無法企及的。但平心而論，我們的學術功底尚遠不足以承擔時代所賦予的重任。我們仍往往陷於眼花繚亂的被動選擇和迫不及待的學術功利之中難以自撥，而對自己真正的學術道路則缺乏明確的認識和了悟。我們至今尚未創建出無愧於時代的學術成就。基於此，《國學大師叢書》的組編者以為，我們有必要先“回到近現代”—回到首先親歷中西文化急劇衝撞而又作出了創造性反應的第三代百家諸子那裡去！

經過一段時間的困惑與浮躁，我們也該著實潛下心來，去重新了解和領悟這一代宗師的學術生涯、為學風範和人生及心靈歷程（大師們以其獨特的理智靈感對自身際遇作出反應的閱歷），我們這代學人方能於曙色熹微之中真正找到自己的學術位置。我們應當深信，歷史是不會跨過我們這一代的，90年代的學人必定會有自己的學術建樹。

我們將在溫情與敬意中汲取，從和合與揚棄中把握，於沉潛與深思中奮起，去創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文化。這便是組織編輯《國學大師叢書》的出版宗旨。當我們這代學人站在前輩學術巨子們肩上的時候，便可望伸開雙臂去擁抱那即將到來的中華學術新時代！

例如《禹貢》上的九州，一般人認為是夏朝的制度。其實夏的地盤隻占得黃河的一角，哪能有這樣偉大的計劃；若移置戰國，便可知九州乃是戰國的時勢引起的分劃土地的一種假設，它是成立於統一的意志上的。例如《易傳》，放在孔子時代自然錯誤，我們自然稱它為偽材料；但放在漢初就可以見出那時人對於《周易》的見解及其對於古史的觀念了。又如《詩三百篇》，齊、魯、韓、毛四家把它講得完全失去了原樣，四家詩的解說在《詩經》的本身上當然毫無價值，但卻是極好的漢代倫理史料和學術史料。又如荒謬的讖緯，我們隻要善於使用，正是寶貴的漢代宗教史料。再如逞口而談古事的諸子，我們隻要善於使用，正是寶貴的戰國社會史料和思想史料。因此先生強調：

偽史的出現，即是真史的反映。我們破壞它，並不是要把它銷毀，隻是把它的時代移後，使它脫離了所托的時代而與出現的時代相應而已。實在，這與其說是破壞，不如稱為“移置”的適宜。③

其實這個方法，當他開始辨偽工作時即已應用，無論是用前人和現在的兩種眼光編排史目，還是編中學教科書時探索堯、舜、禹的地位，均是如此。到了30年代，他更明確自己的努力目標是能“作成一個‘中古期的上古史說’的專門家，破壞假的上古史，建設真的中古史”，也即是說，要通過研究戰國、秦、漢間人的“上古史觀念及其所造作的歷史”來作成“戰國、秦、漢的思想史和學術史”；①這也成為他畢生研究中堅持不變的主題思想—“對於戰國、秦、漢時代學說之批判”。因為他認為，戰國之世，百家爭鳴，“皆欲以己說易天下，為欲起人信念，必求證於古人；然彼時社會已與古代截然異致，勢不得不強古人以就我”，於是乎古史古籍分歧甚多。而“所有古書無不為漢人所寫定，亦十九有漢人之注解”，漢人整理之功自不可沒，但各學派長期“強古人以就我”的訛誤積累，使古籍與古代史實矛盾重重。②也即是說，自戰國至漢的思想和學術是“造偽”的癥結所在，先生既以“辨偽”為己任，他的工作重心當然要放在此了。那時他曾立下壯志：“拿戰國之學來打破西漢之學，還拿了戰國以前的材料來打破戰國之學。攻進這後兩道防線，完成清代學者所未完之工。”③

“移置法”在當時可以說是被學界認同的，梁啟超在《古書真偽及其年代》中明確指出，隻要考證精確應用適宜，偽書也可成為寶貴的史料，“如《周禮》一書，雖然決不是周公所作，是偽托的書；而那種精密的政制，偉大的計劃，是春秋以前的人所夢想不到的，可知必曾參考戰國時多數的政制，取長去短而後成書。……我們拿《周禮》當做周公時代的政制看，自然錯了，《周禮》也就毫無用處；若跟著《周禮》去研究戰國至漢初的政制，那麼，《周禮》再可寶貴沒有了”。④陳寅恪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審查報告》中也說道：“真偽者，不過相對問題，而要在能審定偽材料之時代及作者而利用之。蓋偽材料亦有時與真材料同一可貴。如某種偽材料，若逕認為其所依托之時代及作者之真產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偽時代及作者，即據以說明此時代及作者之思想，則變為一真材料矣。”①他們的看法亦證實了先生用“移置法”考辨古代史料的意義所在—從聖道王功的空氣中奪出真正的古文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