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史為何錯訛無窮(代序)
戰國兩百餘年,貫穿著纏繞糾結、難解難分的兩條主線:一是天下諸侯的戰場決勝,結果是野蠻的秦國戰勝了文明的中原,決定了此後兩千年的中國政治走向;一是諸子百家的思想博弈,結果是周秦的否術遮蔽了夏商的泰道,決定了此後兩千年的中國思想走向。
後人欲知野蠻如何戰勝文明,否術如何遮蔽泰道,困難之大,甚於登天,因為秦始皇焚燒了六國史書,漢武帝罷黜了諸子百家。
商鞅變法以後,六世秦君憑借野蠻殘忍的斬首計功,厚顏無恥的無信無義,屠殺了戰國兩千萬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費時一百多年,伐滅中原各國。同時代中原各國的官方史書,以及中原民間的百家著作,詳盡記錄秦軍野蠻殘忍,憤怒控訴秦君厚顏無恥。因此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後,盡燒六國史書和百家著作。
中原各國的官方史書均為孤本,秦火之後,徹底消失。中原民間的百家著作,多有弟子傳承,秦滅之後,漢初重出。然而躲過秦火的百家著作好景不長,不久漢武帝采納儒生董仲舒獻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百家著作遭遇滅頂之災。
秦火漢黜之後,秦國史基本完整,六國史缺失殆盡,儒家書基本完整,百家書非亡即殘。輝煌燦爛的先秦文明,被秦漢否術一統天下,飛流直下三千尺,持續衰退兩千年,百代皆行秦政制,萬民均誦儒家經。國人難以診斷中華政治的病灶,難以探明中華思想的源頭。
秦始皇盡燒六國史書之後百年,西漢早期的司馬遷撰著《史記》,其戰國史部分,除了依據《秦記》的秦國史事基本完整,其他各國史 事大量殘缺,所記少量史事不僅錯訛無窮,而且拆散分記於各國編年史。因而《史記》的各國歷史,僅有殘缺斷裂的歷時性縱向羅列,缺乏天下互動的共時性橫向關聯,淪為秦漢僭主破壞犯罪現場之後殘存的斷爛朝報。
秦始皇盡燒六國史書之後兩百年,西漢晚期的劉向編纂《戰國策》,可以略補《史記》戰國史的嚴重殘缺,然而這些戰國史殘片均無繫年。後世學者憑借《史記》的錯訛紀年,對《戰國策》史料予以繫年,仍然錯訛無窮。因而《戰國策》的史事殘片,僅有天下互動的共時性橫向關聯,缺乏定位精準的歷時性縱向邏輯,淪為秦漢僭主謀殺先秦巨人之後殘存的零餘尸塊。
戰國史之殘缺錯訛,除了秦火漢黜兩大浩劫,尚有諸多其他原因,姑舉九例:
其一,君主多妻制度,導致各國君主時常廢立太子,眾多同父異母的嫡庶兄弟激烈爭位,頻繁篡弒。由於勝者為王,敗者為寇,因此爭位勝利者和篡弒成功者,常常抹去爭位失敗者和被篡弒之君。比如田齊太公田和死後,嫡長子田剡繼位,庶幼子田午(田齊桓公)弒兄篡位,於是抹去田侯剡。又如秦武王嬴蕩死後無子,同母弟嬴壯(秦季君)繼位,異母弟嬴稷(秦昭王)弒兄篡位,於是抹去秦季君。各國官方史書,原本諱言丑史穢史,自隱其惡,文過飾非,不盡真實。
其二,官方史書失真,加上秦火漢黜,導致後世史家常常誤少誤多君主,誤減誤增君主在位年數。比如秦國誤少秦季君,田齊誤少田悼子、田侯剡,姜齊誤少齊幽公,晉國誤少晉悼公,衛國誤少衛孝襄侯;秦國誤多秦敬公,趙國誤多趙武公,魏國誤多魏哀侯。又如魏文侯在位五十年,誤減至三十八年;魏武侯在位二十六年,誤減至十六年;魏惠王在位五十一年,誤減至三十六年;魏襄王在位二十三年,誤減至十六年。韓哀侯在位三年,誤增至六年;韓昭侯在位三十年,誤減至二十六年。燕獻公在位二十二年,誤增至二十八年;燕閔公在位二十四年,誤增至三十一年;燕簡公在位四十三年,誤減至三十 年。田齊太公在位二十二年,誤增至二十六年;田侯剡在位四年,誤增至九年、十年;田齊桓公在位十八年,誤減至六年;齊威王在位三十九年,誤減至三十六年;齊湣王在位十七年,誤增至四十年。晉出公、晉哀公、晉烈公均在位二十三年,晉出公誤減至十七年、十八年,晉哀公誤減至十八年、十九年,晉烈公誤增至二十七年。姜齊宣公在位五十五年,誤減至五十一年。宋景公在位四十八年,誤增至六十四年、六十六年;宋悼公在位十八年,誤減至八年;宋桓侯在位四十一年,宋剔成君在位三年,誤將年數互換;宋康王在位五十二年,誤減至四十七年、四十三年。
易君治喪,既是一國重大史事,又是影響各國戰局變動的重要原因。君主在位年數一誤,喪期隨之而誤,天下戰局變動的原因隨之不明。君主在位年數的基礎性訛誤,不僅導致一國一君一事有誤,前君之事誤為後君之事,後君之事誤為前君之事,進而導致史家增減別君而強合年數,牽連別事而整體搬移,波及別國而強求一致,於是不誤之國之君之事也隨之而誤。戰國史終於真偽雜陳,因果難明。
其三,戰國時代的中原,魏國變法先強,稍後齊國變法繼起,後趙國變法崛起。中原以外,楚國在戰國中期之前為天下強,秦國在戰國中期之前弱於六國。戰國中期商鞅變法之後,秦國逐漸由弱變強,因此東進中原長達百餘年,並非直線推進,而是反復拉鋸,時進時退,攻占之地常被收復,乃至被迫歸還或主動歸還。尤其是孟嘗君發動的第二次合縱伐秦,一舉收復四世秦君東侵之地,把秦國打回函谷關以西。因此秦軍常對同一城池一撥再撥,甚至三撥四撥。由於史料殘缺不全,史家不明某地曾被收復或歸還,尤其不明孟嘗君曾把秦國打回原形,於是看見秦軍二攻三攻已撥之地,即把真史視為訛史,進而妄改真史。
史家的有意妄改,加上傳抄的無意錯訛,導致殘存史料的錯訛程度雪上加霜,難以釐正復原。
其四,秦滅六國之前一百四十六年(前 367),東周王朝分裂為西 周、東周二公國。由於秦昭王在秦滅六國之前三十五年(前 256)伐滅了東周朝、西周國,秦莊襄王又在秦滅六國之前二十六年(前 247)伐滅了東周國,因此秦始皇盡燒六國史書之前,西周國史、東周國史早已亡佚殆盡。
戰國諸侯為了代周為王而混戰兩百年,周分為二是極其關鍵的重大事變,然而《史記》失記這一重大史實,導致《戰國策》之“東周(國)與西周(國)戰”,如同“關公戰秦瓊”的笑談,進而導致後世學者混淆東周朝之王、東周國之君,難以明白秦昭王 “滅東周
(朝) ”之後,秦莊襄王為何又“滅東周(國) ”。其五,秦滅六國之前七十五年(前296),趙武靈王伐滅魏屬中山。因此秦始皇盡燒六國史書之前,魏屬中山史早已亡佚殆盡,所以《史記》沒有《中山世家》。《戰國策》雖有《中山策》,然而後世學者多把趙武靈王伐滅的魏屬中山,誤視為魏文侯伐滅以後復國的白狄中山,因而難以明白魏、趙敵對百年的真實原因,難以明白魏惠王兩次伐趙大敗而由盛轉衰的重大轉折,難以明白魏文侯變法而啟動兩百年混戰的初動因。
1974年,河北平山(即魏屬中山國都靈壽)魏屬中山王墓出土了青銅鉞、青銅圓鼎、青銅方壺、青銅圓壺。四器銘文,足以證明白狄中山(國都顧邑,即河北定縣)被魏文侯伐滅之後從未復國,中山文公即魏文侯魏斯,中山武公即魏文侯長子魏擊(後為魏武侯),中山桓公即魏文侯幼子魏摯;足以解釋中山成公(魏摯之子)為何任命樂池(樂羊後裔)為中山相,魏惠王為何任命中山成公(魏惠王堂弟)為魏相,魏惠王為何邀請中山先王(魏惠王族姪)參加五國相王,中山公子魏牟(中山先王之子)為何姓魏;足以正確解讀《戰國策·中山策》等一切殘存的中山史料。然而眾多學者囿於成見,仍把魏屬中山王墓誤視為白狄中山王墓,致使重大考古發掘長期不能顯現重大價值。
其六,秦滅六國之前六十五年(前 286),齊湣王伐滅宋國。因此 秦始皇盡燒六國史書之前,宋國史早已亡佚殆盡。《史記》雖有《宋世家》,但其春秋階段可以參考儒書《春秋》《左傳》而基本完整,其戰國階段由於史料不足而殘缺錯訛。《戰國策》雖有《宋衛策》,然而後世學者大多憑借《史記》的錯訛紀年,予以錯誤繫年。六國史的殘缺錯訛尚且乏人釐正復原,不屬七雄的宋國史更加無人釐正復原。
其實宋國是七雄之外的千乘之國,宋康王拓地三百裡,號稱“五千乘勁宋”,又是居於天下之中的前朝遺邦。東之強齊,南之強楚,西之強秦,北之強魏和強趙,為了代周為王而分從四方問鼎中原,無法繞開宋國。隻要深入梳理殘存史料,宋國史就能大致釐正復原。
其七,戰國中期的合縱連橫,導致反間之事頻繁。比如楚懷王派遣昭滑使越反間而相越,終滅越。趙武靈王派遣樓緩使秦反間而相秦,終破秦。秦昭王派遣呂禮奔齊反間,導致孟嘗君罷免齊相而轉任魏相,放棄合縱伐秦而轉為合縱伐齊。燕昭王派遣蘇秦使齊反間而相齊,終滅宋破齊。反間之事,原本隱秘,當時已經知者極少,秦火漢黜之後更加鮮為人知。蘇秦為燕使齊反間,則是為隱秘又為重大的戰國秘史,司馬遷、劉向全然不知,因此《史記》《戰國策》誤將蘇秦移前三十年,變成張儀師弟,共同師從子虛烏有的鬼谷子。
1973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了《戰國縱橫家書》。全書二十七篇,除了九篇附錄,十八篇是蘇秦遺稿,均為蘇秦遊說陳軫、燕昭王、齊湣王、魏昭王、秦昭王、趙惠文王、孟嘗君、李兌、魏冉的對話記錄和信件底稿。第四篇是齊伐宋第二年(前 287),蘇秦在齊致燕昭王的密信,詳盡回顧了為燕反間至此十五年(前 301-前 287)的過程細節,力辯自己從未叛燕忠齊。蘇秦遺稿足以糾正《史記》《戰國策》關於蘇代、蘇秦、蘇厲三兄弟的種種謬誤(誤以蘇秦為兄,蘇代為弟),足以揭破蘇秦為燕反間十八年(前 301-前 284)的驚人秘史。
然而整理者囿於《史記》的錯訛紀年,未能對《戰國縱橫家書》做出 正確排序、精確繫年和合理解讀。至今近五十年,其他學者也未深入研究,致使重大考古發掘長期不能顯現重大價值。
其八,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導致百家著作亡佚殘缺,道家著作也不例外。因此《關尹子》《列子》《子華子》亡佚(或許包括楊朱之書),《文子》真偽雜陳。儒家官學僅對《老子》《莊子》難以剿滅,隻能先篡改到面目全非,再反注到反轉宗旨。傳承泰道、反
對權謀的真《老子》,於是變成了鼓吹否術、宣揚權謀的偽《老子》。拒絕臣服、反對混世的真《莊子》,於是變成了鼓吹臣服、宣揚混世的偽《莊子》。
1973年,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了《老子》帛書。1993年,湖北荊門郭店戰國墓出土了《老子》竹簡。足以證明今本《老子》的關鍵字句,多被後儒篡改。然而眾多學者囿於竊據權威兩千年的偽老學成心,未能深入研究馬王堆、郭店《老子》,致使重大考古發掘長期不能顯現重大價值。偽老學、偽莊學至今竊據權威,毒害天下。
其九,伏羲畫卦,並予命名,乃是中華文明黎明時期的初始史實,中華民族“開天闢地”(認知天地本質,確立天地之道)的根本史實。夏代《連山》、商代《歸藏》、周代《周易》,均有六十四卦及其卦名。由於周之滅商、孔子從周、獨尊儒術等等一繫列重大歷史事變,無不導致《周易》取代《連山》《歸藏》,因此秦火漢黜之後《連山》《歸藏》亡佚。西晉咸寧五年(279),汲郡魏襄王墓出土了《歸藏》(孔子得之於宋,子夏攜之至魏,魏襄王葬之入墓),包括六十四卦及其卦名,因其危及《周易》《易傳》權威,唐宋以後再次亡佚(同時出土的魏史《竹書紀年》,因其危及《史記》權威,也在唐宋以後亡佚。僅有價值小的小說《穆天子傳》,因其不會危及官學權威,獨存至今)。此後國人仍然盲信積非成是的權威謊言,以為編纂《周易》的周文王始疊八卦為六十四卦,始定六十四卦卦名;不知中華聖山泰山之名,取自伏羲泰卦;不知儒家官學以《周易》《易傳》為權威根據而鼓吹的廟堂否術“天尊地卑,君尊臣卑”,違背《連山》 《歸藏》《老子》《莊子》一脈相承的伏羲泰道“天柔地剛,君柔臣剛”。
1993年,湖北王家臺秦墓出土了《歸藏》竹簡,包括六十四卦及其卦名。至今近三十年,仍未整理出版,遑論深入研究,致使重大考古發掘長期不能顯現重大價值。國人仍把《周易》視為中華真道的至高寶典,不知《周易》實為中華偽道的終極根據,不知《周易》打開了兩千年廟堂黑暗的潘多拉之盒。正如鼓吹《周易》偽道的《易傳》所言,“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的兩千年悖道“道統”,導致了形而下的兩千年悖道“政統”。中華民族失典忘祖兩千年,無法認祖歸宗,隻能認賊作父,盲信“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盲信“皇帝封泰山而得天下”,有眼不識泰山。
獨一無二的戰國時代,奠定了此後兩千年中國文化的一切獨特性,催生了作為中國思想根源的諸子百家,造就了高居先秦絕頂的莊子,所以我把研究戰國視為研究百家的前提,又把研究百家視為研究莊子的前提。由於戰國史殘缺錯訛,疑難重重,因此我研究戰國史的時間精力,超過研究百家書和《老子》《莊子》。潛心戰國四十年,反復研究了無數歷史疑案,隻要新見不能驗於所有戰國史殘片、百家書殘片,立刻推倒重來。積累多年而不敢輕率發表的大量筆記,成為撰寫本書的重要準備。
秦滅六國之後,盡焚六國史書。司馬遷著《史記》時,戰國史僅有依據《秦紀》的秦國紀年基本無誤,六國紀年隻能據《秦紀》推斷。除了周室紀年、楚國紀年也基本無誤外,其餘五國紀年紀事錯訛無窮。司馬遷排比魏、齊、趙、韓、燕五國紀年紀事時,有時改了《魏世家》,卻忘了與《趙世家》《韓世家》統一,導致五國《世家》互相衝突。有時統一了《齊世家》《燕世家》,卻忘了與《六國年表》統一,導致五國《世家》與《六國年表》成為錯進錯出、難以兼容的兩個繫統。由於牽一發必動全局,司馬遷甚至會根據錯誤排定的五國紀年,把周、秦、楚的正確紀年紀事改為錯誤紀年紀 事。
這一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窘況,本該在西晉太康年間汲塚出土魏國編年史《竹書紀年》之後迎刃而解,可惜此書又於兩宋間亡佚。盡管亡佚前唐人司馬貞的《史記索隱》,已依據《竹書紀年》對《史記》的戰國紀年稍加釐正,但一來釐正極不完備,二來《竹書紀年》止於“今王(魏襄王)二十年(前 299) ”,因此戰國史至今一團亂麻。雖經諸多學者殫精竭慮地考訂勘誤,如陳夢家《六國紀年》、錢穆《先秦諸子繫年》、方詩銘《中國歷史紀年表》等,至今仍多異說。《辭海》所附《戰國紀年表》,既代表學界主流觀點,又進一步影響學界主流觀點;參考綜合了差別極大、均有錯訛的各家繫統,遂成錯訛之集成。《辭海》 1999版的《戰國紀年表》,對 1979版做了一些改動,然而有時糾正了前者之錯,有時反將原本不錯者改錯,有時兩者相同而皆錯,有時兩者相異而皆錯。
我在充分借鋻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理順了十九個主要諸侯國的戰國紀年,即周室、秦國、楚國、晉國、魏國、韓國、趙國、姜齊、田齊、燕國、宋國、鄭國、魯國、衛國、越國、白狄中山、魏屬中山、西周國、東周國的戰國紀年。我考定的《戰國紀年釐正表》,與學界主流觀點差別極大。本書即以《戰國紀年釐正表》為基礎,梳理戰國三大秘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