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史為何錯訛無窮（代序）
戰國兩百餘年，貫穿著纏繞糾結、難解難分的兩條主線：一是天下諸侯的戰場決勝，結果是野蠻的秦國戰勝了文明的中原，決定了此後兩千年的中國政治走向；一是諸子百家的思想博弈，結果是周秦的否術遮蔽了夏商的泰道，決定了此後兩千年的中國思想走向。
後人欲知野蠻如何戰勝文明，否術如何遮蔽泰道，困難之大，甚於登天，因為秦始皇焚燒了六國史書，漢武帝罷黜了諸子百家。
商鞅變法以後，六世秦君憑借野蠻殘忍的斬首計功，厚顏無恥的無信無義，屠殺了戰國兩千萬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費時一百多年，伐滅中原各國。同時代中原各國的官方史書，以及中原民間的百家著作，詳盡記錄秦軍野蠻殘忍，憤怒控訴秦君厚顏無恥。因此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後，盡燒六國史書和百家著作。
中原各國的官方史書均為孤本，秦火之後，徹底消失。中原民間的百家著作，多有弟子傳承，秦滅之後，漢初重出。然而躲過秦火的百家著作好景不長，不久漢武帝采納儒生董仲舒獻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百家著作遭遇滅頂之災。
秦火漢黜之後，秦國史基本完整，六國史缺失殆盡，儒家書基本完整，百家書非亡即殘。輝煌燦爛的先秦文明，被秦漢否術一統天下，飛流直下三千尺，持續衰退兩千年，百代皆行秦政制，萬民均誦儒家經。國人難以診斷中華政治的病灶，難以探明中華思想的源頭。
秦始皇盡燒六國史書之後百年，西漢早期的司馬遷撰著《史記》，其戰國史部分，除了依據《秦記》的秦國史事基本完整，其他各國史 事大量殘缺，所記少量史事不僅錯訛無窮，而且拆散分記於各國編年史。因而《史記》的各國歷史，僅有殘缺斷裂的歷時性縱向羅列，缺乏天下互動的共時性橫向關聯，淪為秦漢僭主破壞犯罪現場之後殘存的斷爛朝報。
秦始皇盡燒六國史書之後兩百年，西漢晚期的劉向編纂《戰國策》，可以略補《史記》戰國史的嚴重殘缺，然而這些戰國史殘片均無繫年。後世學者憑借《史記》的錯訛紀年，對《戰國策》史料予以繫年，仍然錯訛無窮。因而《戰國策》的史事殘片，僅有天下互動的共時性橫向關聯，缺乏定位精準的歷時性縱向邏輯，淪為秦漢僭主謀殺先秦巨人之後殘存的零餘尸塊。
戰國史之殘缺錯訛，除了秦火漢黜兩大浩劫，尚有諸多其他原因，姑舉九例：
其一，君主多妻制度，導致各國君主時常廢立太子，眾多同父異母的嫡庶兄弟激烈爭位，頻繁篡弒。由於勝者為王，敗者為寇，因此爭位勝利者和篡弒成功者，常常抹去爭位失敗者和被篡弒之君。比如田齊太公田和死後，嫡長子田剡繼位，庶幼子田午（田齊桓公）弒兄篡位，於是抹去田侯剡。又如秦武王嬴蕩死後無子，同母弟嬴壯（秦季君）繼位，異母弟嬴稷（秦昭王）弒兄篡位，於是抹去秦季君。各國官方史書，原本諱言丑史穢史，自隱其惡，文過飾非，不盡真實。
其二，官方史書失真，加上秦火漢黜，導致後世史家常常誤少誤多君主，誤減誤增君主在位年數。比如秦國誤少秦季君，田齊誤少田悼子、田侯剡，姜齊誤少齊幽公，晉國誤少晉悼公，衛國誤少衛孝襄侯；秦國誤多秦敬公，趙國誤多趙武公，魏國誤多魏哀侯。又如魏文侯在位五十年，誤減至三十八年；魏武侯在位二十六年，誤減至十六年；魏惠王在位五十一年，誤減至三十六年；魏襄王在位二十三年，誤減至十六年。韓哀侯在位三年，誤增至六年；韓昭侯在位三十年，誤減至二十六年。燕獻公在位二十二年，誤增至二十八年；燕閔公在位二十四年，誤增至三十一年；燕簡公在位四十三年，誤減至三十 年。田齊太公在位二十二年，誤增至二十六年；田侯剡在位四年，誤增至九年、十年；田齊桓公在位十八年，誤減至六年；齊威王在位三十九年，誤減至三十六年；齊湣王在位十七年，誤增至四十年。晉出公、晉哀公、晉烈公均在位二十三年，晉出公誤減至十七年、十八年，晉哀公誤減至十八年、十九年，晉烈公誤增至二十七年。姜齊宣公在位五十五年，誤減至五十一年。宋景公在位四十八年，誤增至六十四年、六十六年；宋悼公在位十八年，誤減至八年；宋桓侯在位四十一年，宋剔成君在位三年，誤將年數互換；宋康王在位五十二年，誤減至四十七年、四十三年。
易君治喪，既是一國重大史事，又是影響各國戰局變動的重要原因。君主在位年數一誤，喪期隨之而誤，天下戰局變動的原因隨之不明。君主在位年數的基礎性訛誤，不僅導致一國一君一事有誤，前君之事誤為後君之事，後君之事誤為前君之事，進而導致史家增減別君而強合年數，牽連別事而整體搬移，波及別國而強求一致，於是不誤之國之君之事也隨之而誤。戰國史終於真偽雜陳，因果難明。
其三，戰國時代的中原，魏國變法先強，稍後齊國變法繼起，後趙國變法崛起。中原以外，楚國在戰國中期之前為天下強，秦國在戰國中期之前弱於六國。戰國中期商鞅變法之後，秦國逐漸由弱變強，因此東進中原長達百餘年，並非直線推進，而是反復拉鋸，時進時退，攻占之地常被收復，乃至被迫歸還或主動歸還。尤其是孟嘗君發動的第二次合縱伐秦，一舉收復四世秦君東侵之地，把秦國打回函谷關以西。因此秦軍常對同一城池一撥再撥，甚至三撥四撥。由於史料殘缺不全，史家不明某地曾被收復或歸還，尤其不明孟嘗君曾把秦國打回原形，於是看見秦軍二攻三攻已撥之地，即把真史視為訛史，進而妄改真史。
史家的有意妄改，加上傳抄的無意錯訛，導致殘存史料的錯訛程度雪上加霜，難以釐正復原。
其四，秦滅六國之前一百四十六年（前 367），東周王朝分裂為西 周、東周二公國。由於秦昭王在秦滅六國之前三十五年（前 256）伐滅了東周朝、西周國，秦莊襄王又在秦滅六國之前二十六年（前 247）伐滅了東周國，因此秦始皇盡燒六國史書之前，西周國史、東周國史早已亡佚殆盡。
戰國諸侯為了代周為王而混戰兩百年，周分為二是極其關鍵的重大事變，然而《史記》失記這一重大史實，導致《戰國策》之“東周（國）與西周（國）戰”，如同“關公戰秦瓊”的笑談，進而導致後世學者混淆東周朝之王、東周國之君，難以明白秦昭王 “滅東周
（朝） ”之後，秦莊襄王為何又“滅東周（國） ”。其五，秦滅六國之前七十五年（前296），趙武靈王伐滅魏屬中山。因此秦始皇盡燒六國史書之前，魏屬中山史早已亡佚殆盡，所以《史記》沒有《中山世家》。《戰國策》雖有《中山策》，然而後世學者多把趙武靈王伐滅的魏屬中山，誤視為魏文侯伐滅以後復國的白狄中山，因而難以明白魏、趙敵對百年的真實原因，難以明白魏惠王兩次伐趙大敗而由盛轉衰的重大轉折，難以明白魏文侯變法而啟動兩百年混戰的初動因。
1974年，河北平山（即魏屬中山國都靈壽）魏屬中山王墓出土了青銅鉞、青銅圓鼎、青銅方壺、青銅圓壺。四器銘文，足以證明白狄中山（國都顧邑，即河北定縣）被魏文侯伐滅之後從未復國，中山文公即魏文侯魏斯，中山武公即魏文侯長子魏擊（後為魏武侯），中山桓公即魏文侯幼子魏摯；足以解釋中山成公（魏摯之子）為何任命樂池（樂羊後裔）為中山相，魏惠王為何任命中山成公（魏惠王堂弟）為魏相，魏惠王為何邀請中山先王（魏惠王族姪）參加五國相王，中山公子魏牟（中山先王之子）為何姓魏；足以正確解讀《戰國策·中山策》等一切殘存的中山史料。然而眾多學者囿於成見，仍把魏屬中山王墓誤視為白狄中山王墓，致使重大考古發掘長期不能顯現重大價值。
其六，秦滅六國之前六十五年（前 286），齊湣王伐滅宋國。因此 秦始皇盡燒六國史書之前，宋國史早已亡佚殆盡。《史記》雖有《宋世家》，但其春秋階段可以參考儒書《春秋》《左傳》而基本完整，其戰國階段由於史料不足而殘缺錯訛。《戰國策》雖有《宋衛策》，然而後世學者大多憑借《史記》的錯訛紀年，予以錯誤繫年。六國史的殘缺錯訛尚且乏人釐正復原，不屬七雄的宋國史更加無人釐正復原。
其實宋國是七雄之外的千乘之國，宋康王拓地三百裡，號稱“五千乘勁宋”，又是居於天下之中的前朝遺邦。東之強齊，南之強楚，西之強秦，北之強魏和強趙，為了代周為王而分從四方問鼎中原，無法繞開宋國。隻要深入梳理殘存史料，宋國史就能大致釐正復原。
其七，戰國中期的合縱連橫，導致反間之事頻繁。比如楚懷王派遣昭滑使越反間而相越，終滅越。趙武靈王派遣樓緩使秦反間而相秦，終破秦。秦昭王派遣呂禮奔齊反間，導致孟嘗君罷免齊相而轉任魏相，放棄合縱伐秦而轉為合縱伐齊。燕昭王派遣蘇秦使齊反間而相齊，終滅宋破齊。反間之事，原本隱秘，當時已經知者極少，秦火漢黜之後更加鮮為人知。蘇秦為燕使齊反間，則是為隱秘又為重大的戰國秘史，司馬遷、劉向全然不知，因此《史記》《戰國策》誤將蘇秦移前三十年，變成張儀師弟，共同師從子虛烏有的鬼谷子。
1973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了《戰國縱橫家書》。全書二十七篇，除了九篇附錄，十八篇是蘇秦遺稿，均為蘇秦遊說陳軫、燕昭王、齊湣王、魏昭王、秦昭王、趙惠文王、孟嘗君、李兌、魏冉的對話記錄和信件底稿。第四篇是齊伐宋第二年（前 287），蘇秦在齊致燕昭王的密信，詳盡回顧了為燕反間至此十五年（前 301－前 287）的過程細節，力辯自己從未叛燕忠齊。蘇秦遺稿足以糾正《史記》《戰國策》關於蘇代、蘇秦、蘇厲三兄弟的種種謬誤（誤以蘇秦為兄，蘇代為弟），足以揭破蘇秦為燕反間十八年（前 301－前 284）的驚人秘史。
然而整理者囿於《史記》的錯訛紀年，未能對《戰國縱橫家書》做出 正確排序、精確繫年和合理解讀。至今近五十年，其他學者也未深入研究，致使重大考古發掘長期不能顯現重大價值。
其八，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導致百家著作亡佚殘缺，道家著作也不例外。因此《關尹子》《列子》《子華子》亡佚（或許包括楊朱之書），《文子》真偽雜陳。儒家官學僅對《老子》《莊子》難以剿滅，隻能先篡改到面目全非，再反注到反轉宗旨。傳承泰道、反
對權謀的真《老子》，於是變成了鼓吹否術、宣揚權謀的偽《老子》。拒絕臣服、反對混世的真《莊子》，於是變成了鼓吹臣服、宣揚混世的偽《莊子》。
1973年，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了《老子》帛書。1993年，湖北荊門郭店戰國墓出土了《老子》竹簡。足以證明今本《老子》的關鍵字句，多被後儒篡改。然而眾多學者囿於竊據權威兩千年的偽老學成心，未能深入研究馬王堆、郭店《老子》，致使重大考古發掘長期不能顯現重大價值。偽老學、偽莊學至今竊據權威，毒害天下。
其九，伏羲畫卦，並予命名，乃是中華文明黎明時期的初始史實，中華民族“開天闢地”（認知天地本質，確立天地之道）的根本史實。夏代《連山》、商代《歸藏》、周代《周易》，均有六十四卦及其卦名。由於周之滅商、孔子從周、獨尊儒術等等一繫列重大歷史事變，無不導致《周易》取代《連山》《歸藏》，因此秦火漢黜之後《連山》《歸藏》亡佚。西晉咸寧五年（279），汲郡魏襄王墓出土了《歸藏》（孔子得之於宋，子夏攜之至魏，魏襄王葬之入墓），包括六十四卦及其卦名，因其危及《周易》《易傳》權威，唐宋以後再次亡佚（同時出土的魏史《竹書紀年》，因其危及《史記》權威，也在唐宋以後亡佚。僅有價值小的小說《穆天子傳》，因其不會危及官學權威，獨存至今）。此後國人仍然盲信積非成是的權威謊言，以為編纂《周易》的周文王始疊八卦為六十四卦，始定六十四卦卦名；不知中華聖山泰山之名，取自伏羲泰卦；不知儒家官學以《周易》《易傳》為權威根據而鼓吹的廟堂否術“天尊地卑，君尊臣卑”，違背《連山》 《歸藏》《老子》《莊子》一脈相承的伏羲泰道“天柔地剛，君柔臣剛”。
1993年，湖北王家臺秦墓出土了《歸藏》竹簡，包括六十四卦及其卦名。至今近三十年，仍未整理出版，遑論深入研究，致使重大考古發掘長期不能顯現重大價值。國人仍把《周易》視為中華真道的至高寶典，不知《周易》實為中華偽道的終極根據，不知《周易》打開了兩千年廟堂黑暗的潘多拉之盒。正如鼓吹《周易》偽道的《易傳》所言，“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的兩千年悖道“道統”，導致了形而下的兩千年悖道“政統”。中華民族失典忘祖兩千年，無法認祖歸宗，隻能認賊作父，盲信“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盲信“皇帝封泰山而得天下”，有眼不識泰山。
獨一無二的戰國時代，奠定了此後兩千年中國文化的一切獨特性，催生了作為中國思想根源的諸子百家，造就了高居先秦絕頂的莊子，所以我把研究戰國視為研究百家的前提，又把研究百家視為研究莊子的前提。由於戰國史殘缺錯訛，疑難重重，因此我研究戰國史的時間精力，超過研究百家書和《老子》《莊子》。潛心戰國四十年，反復研究了無數歷史疑案，隻要新見不能驗於所有戰國史殘片、百家書殘片，立刻推倒重來。積累多年而不敢輕率發表的大量筆記，成為撰寫本書的重要準備。
秦滅六國之後，盡焚六國史書。司馬遷著《史記》時，戰國史僅有依據《秦紀》的秦國紀年基本無誤，六國紀年隻能據《秦紀》推斷。除了周室紀年、楚國紀年也基本無誤外，其餘五國紀年紀事錯訛無窮。司馬遷排比魏、齊、趙、韓、燕五國紀年紀事時，有時改了《魏世家》，卻忘了與《趙世家》《韓世家》統一，導致五國《世家》互相衝突。有時統一了《齊世家》《燕世家》，卻忘了與《六國年表》統一，導致五國《世家》與《六國年表》成為錯進錯出、難以兼容的兩個繫統。由於牽一發必動全局，司馬遷甚至會根據錯誤排定的五國紀年，把周、秦、楚的正確紀年紀事改為錯誤紀年紀 事。
這一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窘況，本該在西晉太康年間汲塚出土魏國編年史《竹書紀年》之後迎刃而解，可惜此書又於兩宋間亡佚。盡管亡佚前唐人司馬貞的《史記索隱》，已依據《竹書紀年》對《史記》的戰國紀年稍加釐正，但一來釐正極不完備，二來《竹書紀年》止於“今王（魏襄王）二十年（前 299） ”，因此戰國史至今一團亂麻。雖經諸多學者殫精竭慮地考訂勘誤，如陳夢家《六國紀年》、錢穆《先秦諸子繫年》、方詩銘《中國歷史紀年表》等，至今仍多異說。《辭海》所附《戰國紀年表》，既代表學界主流觀點，又進一步影響學界主流觀點；參考綜合了差別極大、均有錯訛的各家繫統，遂成錯訛之集成。《辭海》 1999版的《戰國紀年表》，對 1979版做了一些改動，然而有時糾正了前者之錯，有時反將原本不錯者改錯，有時兩者相同而皆錯，有時兩者相異而皆錯。
我在充分借鋻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理順了十九個主要諸侯國的戰國紀年，即周室、秦國、楚國、晉國、魏國、韓國、趙國、姜齊、田齊、燕國、宋國、鄭國、魯國、衛國、越國、白狄中山、魏屬中山、西周國、東周國的戰國紀年。我考定的《戰國紀年釐正表》，與學界主流觀點差別極大。本書即以《戰國紀年釐正表》為基礎，梳理戰國三大秘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