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版自序

第一章 學案體史籍溯源

一、先秦諸子論學術史

二、《史記》《漢書》的發凡起例之功

三、佛教史籍提供的借鋻

第二章 學案雛形的問世

一、撰述背景

二、《伊洛淵源錄》之成書

三、主要內容及編纂體例

四、學術價值

第三章 陽明學與《聖學宗傳》

一、道學統緒的延伸

二、陽明學的崛起

三、周汝登與《聖學宗傳》

第四章 理學危機與晚明學術

一、理學營壘中的“由王返朱”聲浪

二、經世思潮的興起

三、晚明的中西文化交流

第五章 明清更迭與《理學宗傳》

一、明清更迭與清初社會

二、清初學術演進之大勢

三、孫奇逢學行述略

四、《理學宗傳》的結撰

五、編纂體例及其影響

第六章 《明儒學案》的裡程碑價值

一、從黨爭健將到學術巨擘

二、《明儒學案》成書時間商榷

三、主要內容及編纂體例

四、《明儒學案》與《皇明道統錄》

第七章學案》的纂修

一、黃氏父子的創始之功

二、全祖望學案》

三學案》的刊行

第八章 從《理學備考》到《學案小識》

一、康熙間的三部《理學備考》

二、朱子學的獨尊與僵化

三、漢宋學術之爭與《學案小識》

第九章 學案體史籍的殿軍

一、會通漢宋以求新之晚清學術

二、徐世昌倡議修書

三、夏孫桐與《清儒學案》

四、《清儒學案》舉要

五、讀《清儒學案》商榷

第十章 學術史著述的創新

一、梁啟超在學案與學術史間的抉擇

二、錢穆與《清儒學案》

三、學案體史籍的餘波

四、學案解題

陳祖武學術文集自序

生也有涯，學無止境，讀書為學一生，不覺已屈桑榆景迫。飲水思源，不忘根本。我生在貴州，長在貴州，是在五星紅旗下成長起來的新中國學人。從小學、中學一直到大學，我在家鄉接受了繫統的學校教育。家鄉的山山水水和各民族父老鄉親的養育，賦予我堅定不渝的家國情懷和艱苦奮鬥的精神品格。一九六五年七月，由貴州大學歷史繫畢業，從此告別故鄉。始而昆明，繼之北京，負笈南北，兼師多益，一步一個腳印地摸索前行。

晚近以來，病痛纏身，幾同廢物。回過頭去看一看艱難跋涉的足跡，無間寒暑，朝夕以之，數十年功課皆在伏案恭讀清儒學術文獻之中。恪遵前輩師長教誨，歷年讀書為學，每有所得，則隻言片語，隨手札記。日積月累，由少而多，居然亦能自成片段。承出版界諸多師友厚愛，從一九八三年中華書局約撰《中國歷史小叢書》之《顧炎武》，到二〇二二年商務印書館刊行之《中國學案史》和《感恩師友錄》，四十年間，讀書所得幸獲十餘次結集。

近期，又蒙商務印書館盛誼，擬將我數十年之歷次為學結集彙為一帙，憑以為新時代之浩瀚學海存此一粟，奉請方家大雅賜教。傳承學脈，德高誼厚，謹致深切謝忱。責任編輯鮑海燕同志，不辭辛勞，兢兢業業，置疫情起伏於不顧，屢屢枉駕寒舍，斟酌商量，精益求精。年輕俊彥如此之敬業精神，最是令我終身銘感。

陳祖武謹識

二〇二二年五月卅日

原版自序

中國歷代史籍，不唯以浩如煙海而令人嘆為觀止，而且還以其編纂體裁的完備而自豪於世。編年、紀傳、紀事本末若三足鼎峙，源遠流長，爭奇鬥妍，為史籍編纂確立了基本格局。其間所派生的各種專史，或通古為體，或斷代成書，或記一族一姓，或述一地一時，博及政治、經濟、軍事、學術文化諸領域，琳瑯滿目，美不勝收。晚近以來，又融域外史籍編纂之精華為我所有，推陳出新，別闢蹊徑，開創了中國歷史編纂學的新局面。作為古代學術史的特有編纂形式，學案體史籍的興起，以後的事情。南宋朱子著《伊洛淵源錄》開其端，明、清間周汝登、孫奇逢以《聖學宗傳》《理學宗傳》暢其流，至黃宗羲《明儒學案》出而徽幟高懸。乾隆初，全祖望承宗羲父子未竟之志學案》，學案體史籍臻於大備。清亡，徐世昌網羅舊日詞臣輯《清儒學案》，學案體史籍至此極度成熟。梁啟超並時而起，融會中西史學，以《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而別開新境，學術史編纂最終翻過學案體之一頁，邁入現代史學的門檻。

談中國學案史而推祖於朱熹《伊洛淵源錄》，自梁啟超先生首倡，今日已成史學界共識。然若究其發軔，則淵源甚遠，來之有自。諸如先秦諸子之述學，漢唐紀傳體史籍的挺生，佛家宗史、燈錄的風行，北宋中理學的崛起，等等，凡此皆從不同角度為其提供了文獻學和思想史的依據。在中國學術史上，學案體史籍經歷了漫長的形成和發展過程。見盛觀衰，述往思來，認真回顧這一歷史過程，總結其間的成敗得失和學術規律，對於推動學術史研究的深入，無疑是會有益處的。

20世紀90年代初，筆者曾就此做過一次梳理嘗試。承臺灣文化大學邱鎮京教授錯愛，拙稿《中國學案史》有幸送請臺北文津出版社付梓。自一九九四年習作在臺灣問世，十餘年過去，研究中國學案史，在今日的中國學術史研究中，依然還是一個可以深入開拓的領域。由於研究對像處於思想史、哲學史和史學史、文獻學的交彙點上，隨著學術史研究向縱深推進，它愈益吸引研究者的注意。

談中國學案史而推祖於朱熹的《伊洛淵源錄》，自近代著名學者梁啟超先生首倡，中經陳垣先生等史學大師認同，迄今已成史學界的共識。然而較長時間以來，卻少有學人去對這部開風氣的著述進行專題研究。20世紀90年代伊始，盧鐘鋒先生在《孔子研究》撰文，闡幽發覆，鉤沉索隱，做了十分有益的開拓。以下，擬接武盧先生之大作，就《伊洛淵源錄》的撰述背景、成書經過、主要內容、編纂體例及學術價值等，談一些不成熟的意見。

一、撰述背景

在中國古代學術史上，朱熹是與孔子後先輝映的卓然大師。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以儒學開派宗師而影響中國學術兩千多年。朱熹則以理學泰鬥集傳統儒學之大成，並將其導入一個嶄新的天地，從而與孔子並尊而有“朱子”之謂。

朱晦，一字仲晦，號晦庵，晚號遁翁等，學者以其所居，尊為紫陽夫子、考亭先生。祖籍安徽徽州婺源（今屬江西），後定居福建建寧府建陽縣，遂為建陽人。生於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卒於六年（1200），享年七十一歲。高宗紹興十八年（1148）中進士，時年十九歲。後歷官泉州同安主簿，累知南康軍、漳州、潭州，至任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止。五十年間，仕於外者不及九年，而立朝僅四十日。其他歲月則多以祠職虛銜，課徒鄉二年（1196），以倡“偽學”落職罷祠。四年（1198）致仕，兩年之後即溘然長逝。嘉泰間，學禁弛除，賜謚文。理宗寶慶三年（1227），追封信國公，後改徽國公年（1241），奉詔從祀孔廟。朱子一生，弟子滿門，著述如林。主要著作有：《周易本義》《詩集傳》《四書章句集注》《資治通鋻綱目》《宋名臣言行錄》《伊洛淵源錄》《近思錄》等。一生撰文及論學問答，後人輯為《朱子語類》《朱文公文集》刊行。浙江大學教授束景南先生著《朱熹年譜長編》，於朱子一生學行，記之最詳，亦最可信據。

《伊洛淵源錄》是朱熹學說形成初期的一部著述。就現存朱子的有關文字而言，最早議及這部書的文字，為孝宗乾道二年（1166）寫給友人何鎬的書札。在這封信中，朱熹第一次談到了正在結撰的《伊洛淵源錄》，他說：“《淵源錄》亦欲早得，邵氏且留不妨也。”朱子時年三十七歲。何以朱熹要在此時發願結撰《伊洛淵源錄》？由於該書與朱子其他著述不同，首尾並無序、跋一類文字，因而對這部書的撰述背景就有必要去先做一番考察。大體說來，其撰述背景不外乎有兩個主要方面，一個是當時的學術環境，另一個則是朱子個人的學術師承。我們先來看一看當時的學術環境。

《伊洛淵源錄》在南宋初葉問世，並非一個偶然的學術現像，它深深地植根於兩宋間社會和學術的發展之中。中國古代社會發展至北宋，猶如人之年過半百，老已冉冉而至。經歷五代十國半個多世紀的王朝頻繁更迭，為防止這一衰老勢頭的加速，適應國家一統的需要，趙宋統治者提出了“一道德而同風俗”的課題。然而用什麼樣的學術思想來統一道德和風俗，在朝野人士中卻產生了長期的爭議。太祖、太宗至真宗間，儒、釋、道三教勢力迭經消長，漸趨合流。仁宗即位，推崇儒學，形成以儒學為主干，融佛、道為一體的基本格局。胡瑗、孫復、石介、範仲淹諸家首倡於前，至周敦頤崛起，援佛、道學說以入儒，著《太極圖·易說》《易通》，提出“主靜”“無欲”“無極”“太極”“理氣”“心性”諸範疇，以“性與天道”的講求，開始了儒學自我更新的過程。神宗豐間，程顥、程頤兄弟沿著周敦頤開闢的路徑而行，與張載、邵雍諸人作同調之鳴。程氏兄弟認為：“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於是以“道學”為天下倡，孜孜矻矻，死而後已，從而大大推進儒學自我更新的進程，最終演為闡發心性、義理之學的新儒學，即道學，又稱理學。

道學自北宋中葉形成，迄於北宋亡，它並未取得學術界的主宰地位。二程生前，既有蜀中蘇軾、蘇轍兄弟的詩文之學相頡頏，又有講求事功的王安石新學的壓制，尤其是荊公新學憑借其政治勢力而風行於世，更對程氏道學的能否立足構成一大威脅。程顥去世祐更化，程頤之學雖一度抬頭，但哲宗親政之後，伴隨黨派政治的風雲變幻，它屢遭黜斥。徽宗崇寧間，程頤竟因“學術頗闢，素行譎怪”，“以邪說诐行，惑亂眾聽”，被“盡逐學徒”，置身於奸黨名籍之中。宋室南渡，政局祐奸黨名籍明令廢毀，王安石被逐出孔廟，褫奪王爵，程頤學術亦漸得褒揚。但是，究竟是以荊公新學還是程氏道學來“一道德、同風俗”，這一問題始終未獲解決。據《續資治通鋻》載，直到高宗紹興六年（1136），左司諫陳公輔猶上疏請求禁絕“伊川學”，他說：“自熙、豐以後，王安石之學著為定論，自成一家。蔡京引之，挾紹述之說，於是士大夫靡然而同，風俗壞矣。仰惟陛下天資聰明，聖學高妙，將以痛革積弊，變天下黨同之俗。然在朝廷之臣，不能上體聖明，又復輒以私意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學，相率而從之。是以趨時競進，飾詐沽名之徒，翕然胥效，倡為大言，轉相傳授。伏望聖慈特加睿斷，察群臣中有為此學鼓扇士類者，皆屏絕之。”公輔言出，程門弟子後學紛起駁斥。紹興七年（1137），徽猷閣待制胡安國憤然上疏，指出：“士以孔、孟為師，不易之至論。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程頤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正是在這篇奏疏中，胡安國提出了明定道術的問題，他說：“自嘉祐以來，頤與兄顥及邵雍、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如司馬光、呂大防，莫不薦之。頤有《易》《春秋》傳，雍有《經世》書，載有《正蒙》書，惟顥未及著書。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此四人封爵，載在祀典，比於荀、揚之列。仍詔館閣裒其遺書，以羽翼‘六經’，使邪說不得作而道術定矣。”與之同時，程頤晚年的得意弟子尹焞，則拒不就任經筵講官，以示抗議，且理直氣壯昌言：“學程氏者焞也！”

後來，陳公輔雖被貶為外官，但迄於孝宗乾道初，對於王、程學術之爭，南宋最高當局則始終不置可否，道術之所繫並未得一定局。乾道四年（1168），福建程門後學魏掞之應召赴杭州，進言：“河南程氏兄弟，倡明絕學以幸來今，其功為大。請言於帝，廢安石父子勿祀，而追爵程氏兄弟使從食。”結果一如既往，未能激起反響。

南宋初葉的學術環境表明，形成伊始的道學要謀求自身的發展，為程氏兄弟之學爭得正統地位，已成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而在此時崛起的朱熹，順應學術發展趨勢，成為解決這一問題的最恰當人選。

以上，我們對迄於南宋初的學術環境，做了一個概略的介紹。接下去，擬談一談朱子的學術師承。

朱熹之所以要以《伊洛淵源錄》去述道學統緒，這是與他作為程學干城的重要地位分不開的。朱熹為學之初，即因家學濡染而自程學入。其父朱松，師從南劍羅從彥，得聞程門高第弟子楊時所傳程氏兄弟之學。十四歲以前的朱熹，隨其父所講習者，即為二程關於《論語》的解說。父卒，托孤於劉子羽，遺命從父友胡憲、劉勉之、劉子翚問學。胡憲為胡安國從子，劉勉之早年於楊時曾親承教言，勉之課督朱熹如子姪，並妻以長女。二劉胡氏之學，皆近承楊時而遠宗程頤，為東南程門後勁，所以朱熹青少年時代的為學根柢，就大體而言，應是以程學為矩矱而建立起來的。然而由於劉子翚、胡憲皆喜禪學，朝夕相隨，使早年的朱熹亦與禪僧道謙、圓悟等過從甚密，為禪學長期習染而不自覺。直到紹興二十三年（1153）就任同安主簿，問學於其父生前同門友人李侗，迄於三十年（1160）與李侗正師弟禮，朱熹始毅然擺脫禪學羈絆，成為程氏道學的篤信者。

關於朱熹早年皈依程門學術的過程，他晚年曾多次向友人及弟子述及。據稱：“初師屏山（劉子翚——引者注）、籍溪（胡憲——引者注）。籍溪學於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學為論治道則可，而道未至，然於佛、老亦未有見。屏山少年能為舉業，官莆田，接塔下一僧，能入定數日。後乃見了老，歸家讀儒書，以為與佛合，故作《聖傳論》。其後屏山先亡，籍溪在，某自見於此道未有所得，乃見延平（李侗——引者注）。”朱熹還回憶早年住劉子翚家時，與一禪僧的交往，他說：“一日在病翁（劉子翚——引者注）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隻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卻與劉說，某也理會得個昭昭靈靈底禪。劉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便用他意思去胡說。是時文字不似而今細密，由人粗說，試官為某說動了，遂得舉（時年十九——原注）。後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五矣，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先生隻說不是。某卻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李先生為人簡重，卻是不甚會說，隻教著聖賢言語。某遂將那禪來權倚閣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人書來讀。讀來讀去，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卻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

自問學李侗、皈依程門之後，以紹興二十九年（1159）三月校定程氏高足謝良佐語錄肇始，朱熹為護衛程學進行了持續不懈的努力。三十二年（1162）六月，高宗內禪，孝宗即位。八月，應詔上疏，力諫孝宗講求程氏兄弟所倡導的格物致知之學，不可為佛、老之書所惑。朱熹疏中有雲：“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諷誦文辭，吟詠情性。比年以來，欲求大道之要，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夫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孝年（1163）十一月六日，再度面奏：“《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蓋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無形而難知，物有跡而易睹。故因是物以求之，使是理了然於心目之間，而無毫發之差，則應乎事者自無毫發之謬。”旋即取二程及其門人友朋關於《論語》的解說，輯為《論語要義》《論語訓蒙口義》。隨後，朱熹潛心於二程學說旨趣的闡發，先是於乾道二年（1166）悟得二程心性學說中，“心為已發，性為未發”，史稱“丙戌之悟”。繼之得湖湘學派著名學者張栻啟發，於三年後推翻前說，專意弘揚程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之教，痛自反省：“自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為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為最初下手處，以故缺卻平日涵養一段工夫。”史稱“己丑之悟”。其間，他在乾道二年撰成《雜學辨》，以明蘇氏兄弟之學非儒學正統。四年（1168）四月，又校訂二程門人所記程氏兄弟論學問答語，成《程氏遺書》二十五卷，並附以所輯《伊川先生年譜》等合為一書。在該書後序中，朱熹寫道：“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矣。”

“己丑之悟”以後，朱熹復取先前未予收錄的二程論學語，於乾道九年（1173）六月，輯為《程氏外書》十二卷刊行。與之同時，他還致力於與二程在師友之間的周敦頤、張載諸家學術的表彰，先後撰成《西銘解義》《太極圖說解》《通書解》及《孟子集解》等。淳熙二年（1175），浙江著名學者呂祖謙訪朱熹於武夷山，二人攜手合作，分類輯錄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論著為《近思錄》十四卷。至此，朱熹成為程氏學說的權威解說者，顯示了他作為程學干城的無與倫比的重要地位。因之在此一期間，為確立二程學說的儒學正統地位，他以《伊洛淵源錄》去董理程氏學術源流，便是一樁順理成章的事情。

二、《伊洛淵源錄》之成書

舊日讀朱子書，蓄一疑問於胸，久久不得其解，即朱子當年何以於《伊洛淵源錄》未留下序跋、題記一類文字？後來將朱子《文集》與《語類》《淵源錄》等比照而觀，個中緣由始漸悟出大半，原來這同該書的結撰過程頗有關繫。盡管代遠年湮，文獻有缺，關於成書的若干具體細節迄今尚不明朗，然而基本脈絡可以說已經清楚。以下，擬就此做一些梳理。

一如前述，大概在乾道二年（1166），朱熹已經發願結撰《伊洛淵源錄》。而福建邵武學者何鎬，則是最初促成該書著手編纂的一個重要人物。鎬字叔京，福建邵武臺溪人。生於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卒於孝宗淳熙二年（1175），得年僅四十八歲。其父兌，字太和，號龜津，學者稱為龜津先生。兌以徽年（1118）進士，南渡後官至辰州通判，後因表彰程氏弟子馬伸忠節，忤權相秦檜而去職。其學自馬伸而上接二程，尤以二程《中庸》之學最稱專精。鎬妻叔父李郁，傳楊時之學於鄉裡，一時學者有西山先生之尊。何鎬承家學，貫穿經史，究心《中庸》，一以二程之學為歸，著有《易說》《論語說》及史論、詩文等數卷。乾道二年（1166）夏初，何鎬慕名訪朱熹於崇安，共同的學術旨趣使他們結為莫逆之交。鎬長熹二歲，自初識迄於何鎬去世，朱熹始終事之以兄禮。大概正是在何鎬的這次過訪中，朱熹與之議及《伊洛淵源錄》的結撰。隻是由於朱子當時正忙於輯錄校訂《程氏遺書》，很可能大致陳述著錄人選的初步構想之後，便委托何鎬先行草擬一個詳細的大綱。因而這年秋天，朱子致書何鎬，纔會說：“《淵源錄》亦欲早得，邵氏且留不妨也。”這裡所說的邵氏，當指邵雍。何鎬接書，即遵囑將所擬之大綱寄朱熹，於是同年鼕，朱熹有書答何鎬，告以“《淵源》《聞見》二錄已領”。此書所言《聞見錄》，當是邵伯溫著《邵氏聞見錄》，伯溫書乃《伊洛淵源錄》的重要史料來源。而《淵源錄》，或許就是何鎬代朱子所擬之大綱初稿。

為什麼我們要做出這樣的揣測？除方纔所引述朱子與何鎬的兩封書札外，其根據主要是如下兩點。第一，今本《伊洛淵源錄》卷十二有關馬伸生平行實的材料，皆出自何鎬父子之手。材料凡二篇，一為何兌撰《逸士狀》，一為何鎬撰《續記》。而何鎬於紹興三十一年（1161）鼕為《逸士狀》所寫跋，即全文附於狀末。跋文避何兌名諱，而屢稱“先君”，文末落款亦直書“男鎬謹書”。這與同書卷十錄朱松撰《遵道墓志銘》，朱子所做題注語氣略同，朱注雲：“此昔先君子吏部府君所作。”顯然，倘若何鎬不是最初的大綱擬草者，或者說撰稿人之一，這樣的行文方式是不會出現於書中的。第二，書中著錄的程門弟子，每有朱熹以題注形式提出的異議。譬如卷七所錄範祖禹，朱注即稱：“《家傳》《遺事》載其言行之懿甚詳，然不雲其嘗受學於二先生之門也。獨鮮於綽《傳信錄》記伊川事，而以門人稱之。又其所著《論語說》《唐鋻》，議論亦多資於程氏，故今特著先生稱道之語以見梗概，他不得而書也。”同卷之楊國寶，朱熹亦據程頤所撰祭文及呂希哲《呂氏家塾記》考訂：“國寶宗應之，無他敘述，獨伊川有祭文，而呂氏諸書記其言行之一二。然詳祭文，亦先生交遊耳，非門人之列也。呂豐中已老，則年輩與先生亦相若雲。”又如卷十四所錄王岩叟，朱熹則認為：“蓋知尊先生者，然恐其未必在弟子之列也。”凡此，皆可以說明《伊洛淵源錄》的最初擬目者，並非朱熹一人，而就此時朱子的交遊而言，與上述諸條合觀，則何鎬應當是一個主要的合作者。

《伊洛淵源錄》雖於乾道二年鼕即已初成大綱，但是一則因為朱熹此時著述頭緒太多，不能專意於該書的結撰，再則大綱中所涉及的若干重要內容，一時又難以確定下來，所以時輟時續，歷時數年而未見大的進展。此處所謂難以確定的重要內容，主要是三個方面。二程學術的師承，即與周敦頤學說的關繫不明，此其一。其二，該書既以專記二程及諸弟子生平行實為職志，以期彰明程學源流，而大綱著錄的程門弟子中，即有多人生平行事不明，因而尚有大量的資料收集、考訂等工作要做。其三，則是對一些擬著錄者的究竟是否程門弟子，還需予以澄清，因而難作定論。為此，朱熹於乾道三年（1167）長途跋涉，訪程門後學張栻於湖南。乾道四年、五年兩年間，又就二程受學於周敦頤事，與前輩學者汪應辰屢有書札往復。迄於乾道九年（1173）初，盡管托友人劉清之等所收集的資料間有寄來，結撰工作亦已加緊進行，然而上述三個問題中，除第一項因得張栻、呂祖謙等人贊同而可告解決外，後二項則終屬懸案。

面對這一狀況，朱子顯得缺乏耐心，急於求成。乾道九年夏初，他致書友人呂祖謙，征集程門弟子李吁為同門友好劉絢所撰墓志銘，信中即告以正結撰《伊洛淵源錄》的信息，並托呂祖謙向薛季宣征集永嘉（今浙江溫州）籍程門弟子的傳記材料。朱子此信寫道：“劉博士墓志不曾收得，早錄寄幸甚。欲作《淵源錄》一書，盡載周、程以來諸君子行實文字，正苦未有此及永嘉諸人事跡首末，因書士龍，告為托其搜訪見寄也。”以此為契機，在之後的兩年間，朱熹與呂祖謙就《伊洛淵源錄》結撰事，書札往復，多所商榷。這些書札成為了解該書成書經過，以及朱子何以於此書未留下序跋、題記一類文字的重要依據。

接乾道九年（1173）夏初朱熹札，呂祖謙遵囑將劉絢墓志銘寄來。朱熹及時作復道：“劉博士志文得之，幸甚。此類文字，此間所已有者旦夕錄呈，切告。據此以訪其所無，異時得一書，亦學者之幸也。”隨即又寄出輯錄初成的《程氏外書》和《伊洛淵源錄》初稿，請呂氏訂正，並請為《淵源錄》撰序。呂祖謙接二書稿，於同年鼕再度致書，信中說：“《淵源錄》《外書》皆領，旦夕即遣人往汪丈處借書，永嘉事跡亦當屬陳君舉輩訪尋，當隨所得次第之。《淵源》序次，本非晚輩所當涉筆，然既辱嚴誨，當試草具求教。但服制中未嘗作文字，須俟來春祥祭後，乃可措思也。”呂祖謙的父親於乾道八年（1172）春故世，此時他尚在居喪守制之中，所以信中即以“服制中未嘗作文字”答復朱熹，並表示來年春天大祥之後，可望為《淵源錄》撰序年（1174）春，朱熹接祖謙札，甚為欣喜，當即復書：“《淵源錄》許為序引，甚善。兩處文字，告更趣之。”三月，朱熹將新刻《弟子職》《女戒》二書寄呂祖謙，並附札敦請早日完成《淵源錄》序文。信中說：“《外書》《淵源》二書頗有緒否？幸早留意。”呂祖謙接書，隨即復書，通報所詢情況，他說：“《外書》《淵源錄》亦稍稍裒集得數十條，但永嘉文字殊未至，亦屢督之矣。”同年秋，呂祖謙寄還《淵源錄》《外書》二書稿本，並就《淵源錄》寫了詳盡的商榷意見，建議不可急於求成。祖謙於信中指出：“《淵源錄》其間鄙意有欲商榷者，謹以求教。大抵此書其出最不可早，與其速成而闊略，不若少待數年而粗完備也。”呂祖謙的來信，不啻給朱熹的急於求成之想潑了一瓢冷水，頓時使之清醒過來。於是十月十四日，朱熹復書呂祖謙，表示接受建議，信中說：“《淵源》《外書》皆如所諭，但亦須目下不住尋訪，乃有成書之日耳。”c隨後，朱熹又專就呂祖謙的商榷意見，寫了洋洋數千言的答復。這就是著錄於今本《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五的《答呂伯恭論〈淵源錄〉》。在這一封答書的末了，朱熹同樣表示：“其他浮辭，多合刪節，當時失於草草耳。卷首諸公，當時以其名實稍著，故不悉書，自今觀之，誠覺曠闕。但此間少文字，乏人檢閱，須仗伯恭與諸朋友共成之也。”

綜上所述，足見從乾道二年《伊洛淵源錄》擬就大綱，到九年得一初稿，迄年鼕，全書並未取得定本形態。因而今人談《伊洛淵源錄》，每以清初王懋竑輯《朱子年譜》為據，判定該書成於乾道九年，這樣的一個結論就很值得商量了。事實上，如果將朱子的《答呂伯恭論〈淵源錄〉》與今本《伊洛淵源錄》比照，我們即可發現，通行本同朱子的本意多有乖違。謹依朱子答書次第，掇其大要，略述如後。

朱子答書所論凡十五條，或解釋輯錄初衷，或提出修訂意見，依次涉及今本《伊洛淵源錄》中卷三、四、六、七、八、九、十、十三諸卷內容。第一條論卷三所引《胡氏傳家錄》語，朱熹接受呂祖謙的意見，擬修訂原稿，信中表示：&ldq豐中，詔起呂申公。此段初因慮其有誤，然以其不害大體，故不復刊。今欲正之亦善，但去‘司馬溫公，溫公不起’八字，及依《程集》本題，改‘寄’為‘贈’，可也。”而今本既未刪所述之八個字，亦未依《河南程氏文集》改‘寄’為‘贈’，顯然與朱子本意不符。第三條論卷四《伊川先生年譜》所述諷諫哲宗折柳事，呂祖謙主張刪除，朱子則維持己見，並進而提出一折衷方案，於折柳事後注如下數字：“某人雲，國朝講筵儀制甚肅，恐無此事。”今本無“某人雲”句，僅有“恐無此事”四字。第六條論卷四遺事第四則所引《涪陵記善錄》事，呂祖謙指出程頤制西京國子監時，文彥博並未任洛陽尹。朱熹認為言之成理，“潞公未嘗尹洛，疑此有小誤”。而今本並無此注。第九條論卷七記呂希哲從學佛、老事，朱熹認為“似不必載”，而今本依然載之甚明。第十二條論卷八藍田呂氏兄弟編次，朱熹指出：“呂進伯、和叔本當別出，以事少無本末，故附之與叔，甚非是。告訪問增益，別立兩條。”而今本於呂大忠、大鈞並未別立兩條，仍舊與呂大臨一並編錄。凡此，皆表明通行本《伊洛淵源錄》，並未按朱熹《答呂伯恭論〈淵源錄〉》所述加以修訂，因而它當是乾道九年的初稿本，非經朱子親手定稿。

關於《伊洛淵源錄》通行本的乖違朱熹本意，在朱子晚年的論學文字中，亦能尋出有力的直接佐證。紹熙二年（1191），朱子時年六十二，他於《淵源錄》談了兩條否定性的意見。一是否認書中卷五邵雍傳記材料為己作；二是邵武印本《淵源錄》繫後生傳出，並非己願。第一條意見，見於《朱子語類》卷六十答門人鄭可學語。可學問：“《淵源錄》中何故有康節傳？”朱子答道：“書坊自增耳。”第二條意見，則在《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九《答吳鬥南》中。朱熹於此信中寫道：“裒集程門諸公行事，頃年亦嘗為之而未就，今邵武印本所謂《淵源錄》者是也。當時編集未成，而後生傳出，致此流布，心甚恨之。不知曾見之否？然此等功夫亦未須作。比來深考程先生之言，其門人恐未有承當得此衣缽者。此事盡須商量，未易以朝耕而暮獲也。”朱熹的這兩條意見表明，直到朱子晚年，由於他對程門諸弟子的能否光大程學深致懷疑，因而不唯無意去修訂《伊洛淵源錄》初稿，而且於他人的擅自將“編集未成”的稿本刊行而引為憾恨。在這樣一個心理狀態之下，迄於逝世，朱子於《伊洛淵源錄》始終未留下序跋、題記一類文字，也就不難理解了。因此，我們贊成清代雍乾間學者全祖望的看法，即《伊洛淵源錄》實為一部“未成之書”a。

三、主要內容及編纂體例

《伊洛淵源錄》雖是一部“編集未成”之書，但是自南宋紹熙間初、明諸朝，代有鏤板。至清代乾隆中葉，且著錄於《四庫全書》，迄於民國間，續經重印，其影響經數百年而不衰。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有理學風行、朱子學術地位日漸尊榮的背景，另一方面同該書獨具一格的特殊內容和編纂體例也是分不開的。

《伊洛淵源錄》凡十四卷，全書以首倡道學的程顥、程頤為中心，上起北宋中葉周敦頤、邵雍、張載，下迄南宋紹興初胡安國、尹焞，通過輯錄二程及兩宋間與程氏學術有師友淵源的諸多學者傳記資料，據以勾勒出程氏道學的承傳源流。書中所著錄之四十九人，大致依時間先後為序，各以學術地位區分類聚，或人自一卷，或數人合卷。卷帙分合，次第如後。

卷一周敦頤。朱熹推尊周敦頤，取以冠於全書之首，旨在彰明二程學術的師承所自。卷二、三程顥，卷四程頤。此三卷一意表彰二程倡明道學之功，確立程氏兄弟承接孔孟儒學統緒的正宗地位，實為全書核心。卷五邵雍。全書所錄諸多學者中，邵氏年輩最長，不惟長於二程，且亦長於周敦頤。他雖與程氏兄弟為忘年交，故世之後，墓志銘亦為程顥所作，但二程並不傳邵雍最為自負的像數之學。程頤於此有過明確申述，他說：“頤與堯夫同裡巷居三十年餘，世間事無所不問，惟未嘗一字及數。”《淵源錄》中如何處理二程與邵雍的關繫，看來頗費周折。早年，一如前述，朱熹曾就此與友人何鎬有過商量，表示《淵源錄》中的邵雍資料“且留不妨”。後來大概主意變更，於是晚年又否認此卷為己錄，斷言繫“書坊自增”。卷六張載、張戩兄弟。張氏兄弟為二程表叔輩，張載病卒，程顥寫有《哭張子厚先生》一詩以志哀悼，詩中即尊載為夫子。張氏門人呂大臨為其師撰行狀，內有“見二程，盡棄其學”之語。程頤見此文，當即令呂氏刪除前述文字。程頤晚年，弟子尹焞就此提出質疑，他再度予以否定道：“表叔平生議論，謂頤兄弟有同處則可，若謂學於頤兄弟，則無是事。頃年屬與叔刪去，不謂尚存斯言，幾於無忌憚矣。”朱熹既尊程頤說，指出呂氏行狀後有改本，已將“盡棄其學”改作“盡棄異學，淳如也”，因而書中著錄即以改本為據。然而他同時又認為：“橫渠之學，實亦自成一家，但其源則自二先生發之耳。”所以張氏兄弟雖為長輩，而錄中依然載諸二程之後。

大體而言，以上六卷可以歸為一類，即專記二程及與之在師友之間的前輩學者。而之後各卷，除個別例外，則多屬承學於二程的南北諸門人。

卷七所錄凡四人，呂希哲、範祖禹、楊國寶、朱光庭。四人年輩皆與二程相當，用程頤的話來說，就叫作“同志共學之人”，然而卻並非都屬門人之列。所以朱熹於範祖禹即明言：“不雲嘗受學於二先生之門。”於楊國寶則斷定：“亦先生之交遊耳，非門人之列也。”此卷所錄，實可視為與二程關繫在師友之間的同輩。

程頤一生，門徒甚眾。早年與其兄倡學之初，最為得意的弟子莫如劉絢、李吁。劉、李皆先於程頤去世，頤所撰祭劉絢文有雲：“嗚呼！聖學不傳久矣。吾生百世之後，志將明斯道，興斯文於既絕，力小任重，而不懼其難者，蓋亦有冀矣。以謂苟能使知之者廣，則用力者眾，何難之不易也。遊吾門者眾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子者幾希。”祭李吁文亦稱：“嗚呼！予兄弟倡明道學，世方驚疑，能使學者視效而信從，子與劉質夫為有力矣。”所以《淵源錄》卷八，即率先著錄劉、李二人。隨後，同卷所錄二程門人，為陝西藍田呂大忠、呂大鈞、呂大臨兄弟。在程門諸弟子中，繼劉絢、李吁之後，呂大臨與謝良佐、遊酢、楊時並稱“四先生”，故《淵源錄》卷八載呂大臨於劉、李之後，無可非議。但因大臨而並載其兄大忠、大鈞，則實屬不妥。呂大忠、呂大鈞皆年長於二程，雖有與二程論學問對，但與其弟大臨不同，未可一概視為二程弟子。唯其如此，所年朱熹接受呂祖謙的意見，擬對此加以修訂，將呂大忠、呂大鈞與呂大臨分立。卷九所錄凡三人，蘇昞、謝良佐、遊酢。謝、遊皆為程門高足，編入同卷，理所當然。而蘇昞則不然，他為陝西武功人，與呂大臨情況類似，先師從張載，後卒業於程門。倘合大臨作一卷，倒也順理成章，而此處則與謝、遊同編，且先於謝、遊，實是不倫。於此，似亦可見今本《淵源錄》之為不成熟初稿。卷十所載，為楊時、楊迪父子。楊時早年從學於二程兄弟，後辭師南歸，程顥曾欣然期許道：“吾道南矣。”宋室南渡，楊時傳學東南，儼然一時程學正宗。朱熹一如其父，皆為楊門後學，故錄中載楊時傳記資料最詳，除二程之外，遠非他人所可比擬。楊迪既承家學，又師從程頤，深得器重。故世後，朱松為之撰墓志銘，文末訂銘詩有雲：“屹屹龜山，源淵伊洛。”朱熹與友人合作著書述程學源流，而以《伊洛淵源錄》題名，當啟發於此。

程頤晚年，弟子滿門，其中最為愜意者，則數尹焞、張繹二人，所以他每以“晚得二士”而自慰。《伊洛淵源錄》分載尹焞、張繹於卷十一、十二，同入此二卷者，為程頤晚年門人劉安節、馬伸、侯仲良、王蘋四人。王蘋故世，已在南宋高宗紹興二十三年（1154），《淵源錄》所載之四十九人，即以王蘋故世為最晚。宋室南渡之後，以朝廷大臣而護衛程氏道學最力者，首推胡安國，故朱熹專取安國為一卷，編為《淵源錄》卷十三。至此，程氏道學自北宋嘉祐間倡立，後迭經盛衰，屢遭壓抑，迄於南宋紹興中，不絕如縷的發展源流，已在錄中載之甚明。由於收集材料的困難，全書的編纂又不可曠日持久地延宕下去，因此凡未能在短期覓得傳記資料的二程門人，朱熹皆集中於《伊洛淵源錄》卷十四，統名之為“程氏門人無記述文字者”。計所錄為王岩叟、劉立之、林大節、張閎中、馮理、鮑若雨、周孚先、周恭先、唐棣、謝天申、潘旻、陳經正、陳經邦、李處遁、孟厚、範文甫、暢中伯、李樸、暢大隱、郭忠孝、周行己、邢恕等凡二十二人。此卷所錄實為一待訪名錄，宗尚未明，漫無序次，多者一二百言，少者寥寥數語，同之前諸卷相比，無非附錄而已。朱熹於此本不滿意，所以他後來致書答呂祖謙，纔會表示“誠覺曠闕”，亟待呂氏及諸友朋襄助，以期早日得成完書。全祖望之所以判定《伊洛淵源錄》為一“未成之書”，其依據亦即在於此。

以上，我們從卷帙分合著眼，就《伊洛淵源錄》以二程為中心，梳理程學源流的編纂特征做了介紹。接下去，準備以前四卷為例，就所錄傳記資料的排列，來看一看該書的編纂體例。

卷一所錄為兩大部分，一是《濂溪先生事狀》，二是《遺事》。《事狀》為朱熹撰，文成於乾道五年（1169），專記周敦頤生平行事、學術好尚。《遺事》則以記述傳主言論及他人稱述為主，與《事狀》渾然一體，相輔而行。所記凡十五條，分別取材自《程頤文集》、《程氏遺書》、邵伯溫《易學辨惑》、呂本中《童蒙訓》諸書。卷二、三載程顥傳記資料，猶如卷一，亦作兩部分。卷二為程頤撰《書明道先生行狀後》、呂大臨撰《哀詞》、程頤撰《墓表》、陳恬撰《贊》。以上諸篇碑志傳狀合而為一，即成第一部分。第二部分亦是《遺事》，凡二十七條，所錄亦多繫傳主言論，材料分別出自《上蔡語錄》《程氏遺書》《龜山語錄》《侯子雅言》《二程文集》《邵氏聞見錄》《胡氏傳家錄》《庭聞稿錄》《程氏外書》《擊壤集》《涪陵記善錄》及《陳忠肅公集》等書。體例與卷一略異者，則是關於材料來源，改正文稱述為文後夾注。對所錄有別本異文，亦於夾注中略加征引，並作必要考訂。譬如《遺事》第八條記程顥與宋神宗論王安石學術一段，語出《程氏遺書》卷二，而《龜山語錄》所載略異。朱熹於引述楊時書後，即考訂：“恐當以《遺書》為正。”再如第二十七條述陳瓘以不識程顥而自愧語，文末既注“見《陳忠肅公集》”，又據《範公遺事》補注：“自是每得明道先生之文，必冠帶而後讀之。”卷四所錄程頤傳記資料，亦作兩大部分，第一部分載朱熹於乾道四年所輯《伊川先生年譜》、尹焞等所撰《祭文》及胡安國紹興初所上奏狀節略。第二部分為《遺事》二十一條，錄文所出著述，皆一一夾注於文末。

就上述四卷傳記資料的構成而言，《伊洛淵源錄》的編纂體例已甚明朗，歸納起來，主要是如下三條。第一，所錄皆為兩大部分，一為碑志傳狀，二為遺事，前者記行，後者記言，言行一體，相得益彰，遂成傳主一翔實的傳記資料彙編。第二，所錄資料，或取自官修史籍，或源於私家撰著，皆一一明注來源，以示求實可信。第三，凡有異文歧辭，皆於文末注明，並作必要考訂，以明歷史真相。卷五以後諸卷，無論所載內容詳略，亦無論人自為卷或數人合卷，上述三條，皆首尾無異，始終如一。凡因資料收集有缺，一時難覓傳狀者，作者則有題注說明。如卷七之範祖禹、楊國寶，卷八之呂大忠、呂大鈞，卷九之謝良佐，卷十二之張繹、侯仲良等皆是。這樣，一部《伊洛淵源錄》，除卷十四待訪之二程諸門人外，全書以貫穿首尾的嚴整體例，立二程為中心，合百餘年間諸家傳記資料於一堂，在南宋初葉的學術舞臺上，第一次成功地記錄了二程道學的承傳源流。

四、學術價值

在朱熹繁富的學術著作中，《伊洛淵源錄》盡管隻是他思想發展早期的著述，不僅尚未取得定本形態，而且朱子在其晚年，還對該書發表過否定性的意見，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可以因之而忽視這部著述的學術價值。恰恰相反，南宋理宗時期以後，隨著趙宋王朝對道學的褒揚，尤之初統治者的推尊，朱熹學說高踞廟堂而成為官方認可的儒學正統代名儒虞集所論：“朱氏諸書，定為國是，學者尊信，無敢疑二。”於是《伊洛淵源錄》大行於世，迄於明清，影響歷久而不衰，從而顯示出它重要的學術價值。拂去理學中人陳陳相因的門戶之見，歷史地去考察《伊洛淵源錄》，其學術價值至少反映在如下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它在理學發展中所顯示的巨大影響，另一個方面是以後歷史編纂學發展所做出的貢獻。前者是從理學史角度來講的，後者則是從史學史的角度著眼。

關於《伊洛淵源錄》的理學史價值，一如前述，它是以為二程道學爭儒學正統地位為職志而結撰問世的。南宋初葉，形成伊始的程氏道學，面臨能否立足的嚴峻局勢。自《伊洛淵源錄》出，通過對二程學說承傳源流的梳理，在宋代學術史上第一次確立了以周敦頤為宗祖，二程為中堅，張載、邵雍為羽翼的道學統緒。從這個意義上說，《伊洛淵源錄》雖未成完書，著者的編纂目的則已經得到實現，因而它無疑是一部成功的早期理學史。至於這部書在爾後的理學發展中，能夠產生那麼久遠的影響，則是朱熹所始料不及的。朱子逝世前夕，已屆寧宗初政，由於黨爭復熾，局勢出現反復，程氏道學再遭厲禁，朱熹亦以偽學首倡者而聲名狼藉，最終悄然辭世。寧宗末，禁網松弛，政局再變，於是道學又告復蘇。理宗繼位，朱門後學真德秀、魏了翁並世而鳴，於程朱道學再事表彰。年（1241）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奉詔從祀孔廟為標志，為朱熹所確立的道學統緒終於得到了官方的承認。而朱熹本人，也以二程學說，尤其是伊川之學無可爭議的繼承者，理所當然地成為延續道統的卓然大師。代統治者接受既成格局，一意表彰程朱道學，並於順帝至正五年（1345），據以完成官修《宋史》的纂修。朱熹在《伊洛淵源錄》中所確立的道學統緒，便成為數百年間理學中人述理學源流的定規。

同理學史價值相比，我們以為作為一部早期理學史的《伊洛淵源錄》，它的史學史價值恐怕是更應該予以重視的方面。兩宋時期，是中國古代史學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迄於南宋初葉，司馬光的《資治通鋻》、鄭樵的《通志》、袁樞的《通鋻紀事本末》等，一批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史書相繼問世。這些史書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便是逾越紀傳體斷代史的樊籬，在通古為史中打破舊有格局，實現了史籍編纂形式的創新。朱熹為曠世大儒，他雖不以史學名家，但在這樣一個學求創新的史學風氣影響之下，不惟其道學思想表現出非既往成說所能羈絆的鮮明個性，而且他的史學思想也在對傳統的錯綜會通之中，展示出求新的可貴歷史特征。惟其如此，所以朱子為袁樞的《通鋻紀事本末》作跋，既盛贊《資治通鋻》的編年繫日，譽為“偉哉書乎，自漢以來，未始有也”，同時更取袁書與先秦時代的《國語》後先比美，充分肯定其以事命篇、各成始末的創闢之功。朱熹就此寫道：“其部居門目，始終離合之間，又皆曲有微意，於以錯綜溫公之書，其亦《國語》之流矣。”

朱熹的《伊洛淵源錄》，其結撰略與袁樞《通鋻紀事本末》同時。如果說袁樞在錯綜司馬光著述的過程中，創立紀事本末體史籍，從而成就了中國古代歷史編纂學紀傳、編年與紀事本末三體鼎立的格局，那麼朱熹的《伊洛淵源錄》則是在無所依傍的情況下，以對史籍編纂傳統形式的錯綜會通，兼容並蓄，別張一軍，從而為學案體史籍的編纂開了先河。

一如前述，在中國古代，董理學術史的風氣形成甚早，先秦諸子述學即已開其端倪，自司馬遷著《史記》、班固著《漢書》，則規模粗具。然而結撰專門的學術史，則無疑應自朱熹《伊洛淵源錄》始。朱子深厚的學術素養，使他諳熟歷代史籍編纂形式的變遷。《伊洛淵源錄》的以人物傳記彙編形式敘述學派源流，顯然導源於《史記》《漢書》以《儒林傳》述學的傳統。不過，倘若《伊洛淵源錄》之於《史記》《漢書》，隻是恪守矩矱，亦步亦趨，那麼它也就失去其創闢路徑的學術價值了。朱熹著述的可貴，就在於它既立足紀傳體史籍的傳統，同時又博采佛家諸僧傳之所長，尤其是禪宗燈錄體史籍假記禪師言論，以明禪法師承的編纂形式，使記行之與記言，相輔相成，渾然一體，最終開啟了史籍編纂的新路。自《伊洛淵源錄》、明、清諸朝，學術史著述接踵朱書，代有成編。其間，不惟有遵其舊轍，沿例而成的《伊洛淵源續錄》《考亭淵源錄》《洙泗源流》《心學淵源》《洛學編》《道南原委》《閩中理學源流考》《道學淵源錄》等，而且還有變通舊例而成大觀的眾多學案體史籍。從朱熹的《伊洛淵源錄》發軔，卿的《諸儒學案》、周汝登的《聖學宗傳》、孫奇逢的《理學宗傳》承先啟後，至黃宗羲的《明儒學案》出而徽幟高懸。再經全祖望續學案》而加以發展，迄於民國初葉徐世昌主持纂修《清儒學案》而臻於大備。在中國歷史編纂學中，終於形成源遠流長的專門學術史編纂體裁—學案。

作為一部早期理學史，從梳理洛學源流的角度而言，《伊洛淵源錄》無疑是一部成功的著述。然而，兩宋間繁富的學術演進歷史，畢竟非是洛學一家升沉所能賅括，一部早期理學史，也不是單一的洛學史所能取代。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伊洛淵源錄》又是很不完備的史書。其中，對於兩宋學術的奠基人胡瑗、孫復、石介等人的學術活動，幾乎未作任何反映。而對在趙宋一代學術發展中產生過重要影響的王安石新學，司馬光朔學，蘇軾、蘇轍蜀學，等等，《伊洛淵源錄》或視作附庸而語焉不詳，或屏為異己而多所貶斥，皆未有如實記錄。時起時伏的黨派鬥爭，與北宋一代相終始。沿及南宋，痼疾鑄成，不可逆轉。愈演愈烈的黨派角逐，不惟給一時政治投下濃厚陰影，而且也嚴重影響了其間的學術發展。朱熹既非超凡脫俗，沉浮於黨爭之中，就難免成見障目，入主出奴。因而《伊洛淵源錄》拘囿門戶、黨同伐異之見，亦在所多有。凡此種種，都是毋庸諱言的。朱熹當年於該書所說的“誠覺曠闕”，實非言不由衷的謙辭，而是一個傑出學者實事求是的反省和自責。於此，我們當然不能苛求朱子。總結北宋道學史，乃至整個一代學術史，在朱子生活的南宋初葉，條件實未成熟。《伊洛淵源錄》篳路藍縷，在這方面開了一個良好的端緒。始為之者難，繼述之者易，朱子在以史昌學中所建樹的開創之功，是不可磨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