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錄

序
年表
地圖列表
引言

章 理性之貌
  理性的基礎
  善於思考的戰士

第二章 戰爭有理
這是上帝的旨意
烏爾班的遺產
法律
復仇
騎士精神
物質獎賞
精神獎賞
政治

正名失敗
第三章 廣而告之
  集會
  教皇特使與布道者
  書寫
第四章 勸導
  理論
  時機
  地點
  聽眾
  語言
  道具、表演和戲劇性
  兩位布道者
第五章 招募與獎賞
  戰爭的背景

獎賞的背景
第六章 參加十字軍的人
  領主和領主權
  非貴族

女人
共同聯盟

“窮人”
第七章 十字軍遠征的成本
  預算
  十字軍戰士的酬勞
  賬目
  成本
第八章 為十字軍遠征出資
  以特權出資
  變賣資產
  贖金和中央投資
  稅收

得失
第九章 協調
第十章 健康與安全
第十一章 補給
  食物

馬
船運
攻城機器

第十二章 戰略
知道去哪裡

有宏大的戰略嗎？

結論

注釋
參考文獻

序

1979年3月初，牛津的一個陰冷潮濕的夜晚，一位初出茅廬的歷史學家正在考試學院戰戰兢兢地進行著一場講座，零星的聽眾有的點著頭，這位演講者則在疑惑他為什麼要開始講。門開了。進來的有中世紀的騎士、穿著鎖甲的士兵、吟遊詩人、墮落的修女（穿著漁網裝，衣服開叉到大腿）、麻風病患者（效果是用蜜蠟做的），還有其他奇裝異服的人。他們高唱著“這是上帝的旨意！”（Deus lo volt！），遞給演講者一塊木片（裝在一個鼻煙盒裡），懇請他帶他們去耶路撒冷，然後就湧向了隔壁的酒吧。演講者和聽眾們也很快加入了他們，一同為打斷他的思緒而松了一口氣。後來，在當地報紙的頭版頭條顯著刊載了這場微不足道卻充滿年輕活力的小鬧劇的原因，就是這場講座的標題：“如何計劃一場成功的十字軍東征”。

在隨後的30年間，類似的鬧劇會盡量被避免。後來我被人伏擊，要我為一場以計劃為主題的研討會準備論文，舊時的回憶突然就從塵封中湧現。正是這番邀請激勵我搜集想法和素材，結集成本書，所以我必須要感謝伏擊我的那兩個人——馬克·惠托（Mark Whittow）和尼古拉斯·科爾（Nicholas Cole）。後來在牛津、劍橋、都柏林、聖路易斯、紐約的聽眾們為我的想法提供了贊同意見。我必須要感謝約翰·斯梅德利（John Smedley）為我提供了次機會，來發表我關於十字軍戰士酬勞的觀點。我很高興也有義務要記下我在某些方面欠下傑薩林·伯德（Jessalynn Bird）、提姆·格爾德（Tim Guard）和凱文·劉易斯（Kevin Lewis）的人情。我還有責任要感謝從事本書相關主題研究的其他學者，我將在尾注中列出，不過有幾位要特別提一下：馬丁·奧雷爾（Martin Aurell）、大衛·克勞奇（David Crouch）、大衛·阿夫勒（David d’Avray）、皮爾斯·米切爾（Piers Mitchell）、阿蘭·穆雷（Alan Murray）、約翰·普萊爾（John Pryor）。沒有牛津的圖書館和其中的工作人員，就不會有這本書。我在兩個學院中的同事——托比·巴納德（Toby Barnard）、羅伊·福斯特（Roy Foster）、魯斯·哈裡斯（Ruth Harris）、大衛·霍普金（David Hopkin）、羅賓·萊恩·福克斯（Robin Lane Fox）和大衛·帕羅特（David Parrott），都可能是在不經意間就向我提供了許多支持和靈感。我的經紀人喬納森·勞埃德（Jonathan Lloyd）一如既往高效，無人能敵。我的編輯西蒙·溫德爾（Simon Winder）讓我可以保持率直。他及他在艾倫·萊恩（Aller Lane）和企鵝的團隊再次樹立了一個既照顧感受又保持高效的出版榜樣。這本書要獻給那些目前能比大多數人更強烈地理解充足供應有多重要的人。

克裡斯托弗·蒂爾曼

牛津

2014 年11 月11 日

章 理性之貌

在宗教改革之後，批評者和辯護者不約而同地對十字軍東征中所並存的信仰和暴力情有獨鐘。無論被認為是崇高的或是蠱惑人心的，是勇敢的或是殘暴的，是誠實的或是偽善的，是忠貞的或是天真的，是充滿堅定信念的或是腐壞墮落的，十字軍戰士們的這些宗教情懷始終不斷吸引著人們關注的目光。對於他們的內在文化、心理能力，或是除了軍事訓練外的其他教育水平等方面則很少關注。現代人所描繪的中世紀騎士的形像常常都像是一個卡通剪影，身材健壯魁梧、殺人如麻、衣著華麗、身披熠熠生輝（間或血跡斑斑）的鎧甲、身手不凡、為愛英勇，這樣一種完全過時的人物形像會受人愛戴，不過或許也帶著一絲高人一等的輕蔑。十字軍戰士過去會讓人感覺格外陌生，因為他們相信可以通過戰鬥而得到救贖，相信殺戮是上帝的旨意。當然，這樣的錯誤理解在近代漸漸開始改變。十字軍東征的組織過程中反映出的是極為不同的另一面。戰爭要取得成功需要經驗，需要冷靜的頭腦，需要理性思考的能力，無論是在構想上還是在實戰中，中世紀時人們對於這一點的認知毫不遜色於當代。

理性的基礎

理性的運作需要精神上的積極組織、調查與推論。隻是通過對現像的觀察，或是通過被動的信息收集，並不能推動有意義的理性思考，除非這一切條理清晰纔有助於得出結論。否則的話，那所收集的信息也不過像是街頭巷尾的八卦一般。理性可以通過調查來獲知真相。在12世紀的學術、哲學、法律乃至政府層面，“調查”（inquisitio）和“真相”（veritas）是兩大流行詞彙，這並非偶然。有人說，理性調查在社會中的核心地位“是中世紀後期留給現代世界的一份厚禮……是西方文明保守好的秘密”。理性既可以運用在抽像思考中，也可以運用在現實觀察中。現代許多的理性思考都認為其本質上是智力活動，是通過搜集證據，進而用透明且公開的方法來試圖說服其他理性之人相信一個事實。在一個相信世界是上帝創造且遵循神的規則的社會中，理性還具有倫理道德面，即如何好地過體面的生活，這與尤金·韋伯（Eugene Weber）所謂的價值理性（或說是信念）以及形式嚴謹的封閉的理性體繫（例如法律和法律流程）並存。理性既不是一成不變的，也不免於受到社會的影響。亞歷山大·穆雷（Alexander Murray）提出過一個著名的理論，他將理性在中世紀文化中的崛起歸因於經濟商業化帶來的社會渴望與流動性，以及隨之而來的數學的地位變得越來越重要。在評判理性在中世紀的作用時，社會和文化背景至關重要。理性或許是的，但理性的表現方式卻是捉摸不定的。

理性的反面並不是無知、渴求、欲望、感情、經驗，甚至不是否認，而是愛德華·格蘭特（Edward Grant）所說的“啟示”。中世紀盛期的許多腦力勞動都是在努力平衡這兩股力量。接受造物主上帝的存在並不代表要排斥對上帝所造世界，即大自然的理性探索，反過來說，如果堅信上帝並不存在，也並不妨礙人們對宗教進行研究。不過，若是相信上帝，那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對一些上帝的干預行為，這些行為看似凌駕於他所創造的自然秩序之上，也就是所謂的神跡。盡管這些上帝存在於宇宙之中的跡像也可以得到理性上的解釋，正如托馬斯·阿奎那試圖要做的那樣，但這些跡像還是漸漸被單獨歸成一類“超自然”事件，這個詞是13世紀時創造出來的，間接地贊美了對人和自然的理性研究的發展過程。現代人常會錯誤地認定，如果一個前提如今被認為是錯誤的或難以接受的，那麼從這個前提出發的任何理性思考本身也會被認為是不理性的。13世紀西歐學術界的一個重大項目就是要將古希臘哲學家亞裡士多德的科學、政治和倫理哲學融入基督教思想中。這成了當時有影響力的思想家阿奎那的神學的基礎。亞裡士多德對自然世界的闡釋或許未必全對，但卻並不是缺乏理性的。除非亞裡士多德早就精通了哥白尼的天文學、牛頓和愛因斯坦的物理學、達爾文的生物學等科學，卻還依然堅持他的理論，隻有那樣纔可以認為他是不理性的。拒絕接受客觀證據是不理性的；但嘗試理解你認為自己所觀察到的和所知道的事，並不是缺乏理性的行為。正如前面所說的，無知、缺乏信息，這些在本質上都不能稱為是不理性的。

事實上，這種認識上的不足，再加上當時社會的遠大抱負，反而給這個時期注入了某種刺激，進一步推動人們對神學、哲學和教會法律進行理性的研究。例如，因為想要為上帝的存在提供理性證明，坎特伯雷的安瑟倫（Anselm of Canterbury）發表了自己的本體論論述《宣講》（Proslogion，1077/1078），這本身也是對現實或推論的中世紀懷疑論的一種評論。通過查問權威文本，對其中的矛盾處和疑難點進行探尋、解釋和釋疑，這種嚴謹的學術調查方法首先是由彼得·阿伯拉德（Peter Abelard）所開創的，尤其是在他的《是與否》（Sic et Non，約1121）中，這部著作中包含了理性過程的經典程式：“有疑問我們纔會去調查，經過調查我們纔能見到事實真相。”首先提出的問題是：“必須要有理性，纔能讓人類的信仰得以完整嗎？或者並非如此？”這種通過探尋來獲知真相的方法成了中世紀學術方法的基礎，並且在12世紀和13世紀出現的越來越多的大學中成了學術調研方法的主流。大學的課程遵循兩種理性討論的模式，都是從古典教育中演化而來，一種是文學（artes liberales），包含三藝（文化、修辭和邏輯）；一種是數理學，包含四藝（算數、幾何、音樂和天文，其中天文實際上指的是星相）。接受過這些學科教育的人們在十字軍東征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他們成了顧問、組織者和積極的參與者。

仰賴理性的調查，而不是順從地接受被揭示的上帝的真理，這並不僅僅是接受過學校教育的人（其中也不乏女性）纔有的特征。理性思考的運用，由此帶來的益處，以及產生的需要，在整個社會中都顯而易見。整個十字軍東征的時期，也就是從11世紀末開始的時期，恰好也是整個世俗社會接納理性的思考和行事習慣的時期。從基本的意義上說，這也許不過是對思慮周詳的贊美，並將其升華為一種名為謹慎（prudentia）的美德。這種俗世的智慧可以通過教育、知識或經驗獲得，在各處都能發揮用處，無論是在商人的賬房裡，還是在建築師或工程師的工作間裡，或是身為法官或陪審員在法庭上時。教會法庭會尋找證人，調取文檔，聽取辯論，後纔由法官做出裁決。漸漸地，例如在英格蘭，世俗法庭的傳統審判形式（通過酷刑或搏鬥）也在某種程度上效仿起教會法庭，開始聽取證詞和證人的誓言，由陪審員來為事實做見證。即便是愚笨的領主也會主持正義，無論他多麼富有，都未必能完全肆意妄為。同樣，在經營莊園、佃戶管理、維護權利等方面，理性也能成為方便的工具，不論是十字軍東征的領導者們還是追隨他們的騎士對此都同樣熟悉。理性的證明並不限於法庭之上。聖物常常被批評者們認定為中世紀宗教中相當古怪和愚昧的一種傳統，當時的人們竟然會信奉木片、斷石、破布、遺骨，還相信這些能帶他們去往上帝，獲得永生。中世紀教會中一些有權有勢的人也同樣抱有這樣的焦慮。遺物和與此相關的信仰體繫是否有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可信程度。基督教徒的懷疑，以及他們對證據的要求，幾乎可以追溯到和基督教起源一樣久遠的時代，從“懷疑者托馬斯”的故事就可見一斑。次十字軍東征中著名的一段故事就證明了鋻別可以引發多麼大的爭論和混亂，也證明了尋找客觀解決方案的需要有多迫切。1098年6月，十字軍在安條克（Antioch）疑似發現了聖槍（據說是耶穌在十字架上受刑時刺穿他側腹的矛頭），有人認為是這件聖物激勵著十字軍戰士們在不利的條件下戰勝了摩蘇爾（Mosul）的阿塔貝格（突厥首領），取得了關鍵性的勝利。但從一開始，就有懷疑者質疑這件聖物的真實性，也質疑發現這件聖物的彼得·巴塞洛繆（Peter Bartholomew）所見到的幻像的真實性。這些不確定的因素，再加上十字軍陣營中的政治競爭，幾乎要徹底瓦解這次遠征行動了。幾個月後，人們試圖為這一事件下一個定論，於是進行了對巴塞洛繆施以火刑的司法審判，而就像這類酷刑一貫的結果一樣，終依舊無法消除意見分歧。審判的內容是，巴塞洛繆手持這件所謂的聖物走過一連串燃燒的木頭。如果他存活下來，就能證明聖槍是真的。在審判中，巴塞洛繆在酷刑中死去了。但支持他的人們堅持認為，他身上的傷不是火燒造成的，而是因為審判後暴民的襲擊。多年以後，因為沒有意見一致的裁斷，這個傷痛依舊影響著爭論雙方在撰寫編年史時的描述。

盡管後沒有成功，但在嘗試解決聖槍的爭議時，人們采取的依舊是理性、縝密的方式，想要盡可能公平地平息疑慮，讓人們可以透明、一致且客觀地理解上帝的裁決。這反映了教會的總體政策，即排除那些偽造的、買來的或偷來的聖物的邪惡圈套。次十字軍東征的編年史作家中投入、學術地位也的諾讓的吉伯特（Guibert of Nogent，約1060—約1125）猛烈抨擊了蘇瓦松（Soissons）的聖梅達教堂（the church of St Médard）自稱擁有的耶穌的乳牙。聖物茲事體大。通過吸引朝聖者的奉錢，經過認證的聖物可以為擁有它的教堂或修道院帶來可觀的財富。而在1204年第四次十字軍東征攻克君士坦丁堡之後，這個問題變得更為棘手了，因為此後有大量聖物被投入市場中，其中包含一些在西方早就受到崇拜已久的聖物的復制品。這樣的事並不鮮見。1098年的安條克聖槍的競爭者就展示在君士坦丁堡，而這些十字軍戰士們在一年前纔看到過。1204年後，拜占庭的聖物擁入市場，讓問題急劇惡化。那些收到掠奪而來的聖物的人們必須自己保證這些聖物是真的，而不是花錢買來的。勃艮第的克呂尼修道院（abbey of Cluny）的修士羅斯坦（Rostang）詳細記錄了1206年，聖克萊芒的頭顱捐獻給他們修道院的具體情況。為了讓人相信其真實性，羅斯坦從捐贈者，也就是當地領主塞西的達爾馬斯（Dalmas of Sercy）那裡得到了一段詳盡的口頭描述，講述了聖徒的頭顱是如何被找到的，又是如何在希臘守衛的鼻子底下被偷出來的。這段故事讀起來頗為生動，但這段記錄的目的隻是要證明這件聖物的真實性，以及作為新物主的合法性。聖物贗品的問題越來越嚴重和普遍，終於在1215年羅馬舉行的第四次拉特蘭公會議上，頒布了一項法令來整飭聖物行業。新出現的聖物必須得到教皇的認證。其目的是防止信徒被騙，“說謊的故事或造假的文件在各地屢見不鮮，隻是因為人們渴望從中獲利”，而羅馬教廷的認證體繫也無法從這種渴望中幸免。幸好克呂尼的羅斯坦不辭辛勞地寫下了聖克萊芒頭顱的這段傳奇。羅斯坦和拉特蘭公會議上的神父們都明白書面記錄有多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