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錄：

序 言 1

一 從“聯明抗清”到“南明史”
“聯明抗清”的農民軍之獨立地位問題 3
抗清民族運動的興衰與南明的覆亡 30
甲申前後北方平民地主階層的政治動向 99
南明史研究與顧誠的《南明史》 116

二 西南“國主”政權
沙定洲之亂與大西軍入滇 123
後期大西軍營莊制度初探 135
大西軍治滇時期的農業 175

三 李自成及其餘部
“奉天玉和尚”之謎 219
“禪隱夾山說”及其學風 232
奉天玉絕非李自成補證 254
“後明韓主”烏有說 262
“白毛氈”考 294
關於賀珍與清初陝南抗清運動的若干問題 310
高 氏 330

四 教學參考
李自成歸宿之謎 337
李岩之謎 342
“英明”的昏君——崇禎帝 345
談明代中葉的“倭寇”問題 349

序 言
自1978年我就讀研究生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我治學生涯的階段其實看書也很雜，在當時改革初期的風氣下其實也是“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但真正的學術寫作範圍卻非常窄，研究的問題也非常具體，以縱向的時間軸論，就是明末清初這一段歷史，而且尤其是這一段歷史中一些過去少人關注的人、事。以橫向的領域而言，主要是“農民戰爭與土地制度史”的範圍。縱橫兩個維度都與當時思想界的“時髦”距離很遠。以至於在當時的“文化熱”“新啟蒙”中我似乎是個缺席者或旁觀者。那時的同學與同事常常認為我是個“乾嘉派”，而我的恩師趙儷生先生則對我有點擔心：“知道你很用功，但格局要大一點，不要限於‘饾饤之學’。”
趙先生的教誨我是銘記而且努力去做了，但這一段“饾饤之學”對我的鍛煉還是很重要的。這也就是先生說的“小問題越做越大，大問題越做越小”吧。
考證，就是要在具體事情上去偽而存真、解謎而求實。但解謎並非“猜謎”，尤其不能無證瞎猜。
當然證據本身不能說話，把證據變成論點是需要推理的。沒有推理而完全從字面上“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那就根本寫不成文章。但考證中的推理隻可能是邏輯（就是形式邏輯，不是什麼“辯證邏輯”）思維，不能是文藝思維或政治實用思維。很多事情能證偽而難證實，那就隻有存疑。一度以為證實而後發現疑點，也隻能再度存疑而不能強求彌縫。改革前學界曾大肆批判胡適之“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之說，稱“大膽假設”就是“唯心主義”。其實，那時盛行的是“大膽假設，而以‘政治正確’為證”，這比胡適之所言糟糕得多也“唯心”得多。但應該說那種批判對我們那一代人還是有影響的。改革時期的我們自然不會像“文化大革命”那樣用政治正確代替求證，卻往往使我“假設”更難大膽，而“求證”更趨小心。例如我在否證“奉天玉是李自成”的胡亂“索隱”時，曾經找到許多材料都指向奉天玉應該是勉強降清後遁去禪隱的南明將領李占春，並據此寫了《“奉天玉和尚”之謎》一文。但兩年後我看到康熙《黃州府志》有李占春任當地清職並死於任上之說，覺得去時未久的地方志記載本地職官應該可信，就在後來的文章中自我否定了前說。當時研究明末農民戰爭的權威顧誠先生此前曾經向人推薦過我的前一考證，他看到我的新文章後有點不以為然，來信說我僅以《黃州府志》一書就否定自己曾經多方求證的前說是否太匆忙了。確實今天看來，這件事至少可以存疑。因此本書收入前後兩文時根據他的意見略作小改並做了說明。
治學不易，於茲可見。其實不僅細節的考證是如此，宏觀的史論更是如此。嚴謹的學人不僅應該避免迷信成說，而且對自己的以往說法也應該不時反思。無論事實判斷還是價值判斷，都不能故步自封，當然更不能看風使舵。筆者幾十年來心得，以為細節考證宜重前者——不故步自封；而史論史識宜重後者——不看風使舵。本書收入的文章與報刊上初次發表時相比，細節考證略有補充，大部分是初發時限於篇幅而刪除，或作為集體著作我撰寫的部分、在發表時因統稿而被調整、如今成書時恢復的，也有一兩處細節是這次結集時補正的。但是史論部分則完全保持原貌，即便今天有了新的看法，也保留思想史上的真實記錄。
除研究生導師趙儷生先生外，這段時期對我影響很大的另一位前輩學者就是前述的顧誠先生，他不僅在“大格局”的眼光下把嚴謹的考據幾乎做到了極致，而且下功夫的時段也是明末清初。我們在1979年相識後曾經通信很多。我不僅向他求教不少，而且多次與他在北京圖書館（國家圖書館的前身）不期而遇。那時我每次到北京都要拜訪他，由於他慣於通宵工作而白天睡覺，幾次暢談都是到下半夜沒有公共汽車了（20世紀80年代北京公交還非常落後，北城一帶不僅沒有地鐵，通宵車也隻有寥寥幾路），纔從北太平莊他的師大寓所步行回旅館，而他幾次都把我送到小西天甚至豁口附近。20世紀90年代我調到北京後，關注點已經不在明末清初，通信也很少了，但仍然有聯繫。1997年他的代表作《南明史》出版後，我發表過一篇書評。顧先生曾表示這是該書書評中他喜歡的一篇。2003年顧先生遽歸道山時，我正在哈佛大學訪問，沒能去送別。當時聽說有人要出紀念文集，就稍做修改備用，後來文集因故未成。此次收入本書，也是對顧先生的紀念吧。
我研究生時代的方向是“農民戰爭史與土地制度史”，所以對明清之際的研究也是以李自成、張獻忠及其後繼者的事業為中心的。農民戰爭史和土地制度史，“文化大革命”前都是馬克思主義“新史學”，即所謂“五朵金花”的主要領域，20世紀80年代這兩個領域也仍然帶有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一個突出表現，就是那時中國大陸史學的通例，凡是“農民起義領袖”建立的政權，都要冠以“大”字以示褒揚，如黃巢的“大齊”、李自成的“大順”和張獻忠的“大西”等，而歷史上的正統王朝（通稱“封建王朝”）則隻、明、清等。他們的軍隊也有“大順軍”“大西軍”和“明軍”“清軍”這種稱“大”與否的區別。
這看起來與傳統史著恰恰相反——那時“本朝”都稱大（大明、大清等）或稱“皇”——如《皇宋十朝綱要》《皇明經世文編》《皇清經解》等書所雲，而對於“流寇”建立的政權則貶稱“偽”，如“偽順”“偽西”之類。但其實這兩種寫法都是“價值先行”的“春秋筆法”——盡管價值觀似乎相反，而在近代實證史學的價值中立觀點看來，這兩種相反的“春秋筆法”都是不必要的。明、清、西、順諸方的好事壞事，實事求是寫下來即可，實不必在名稱上崇之以“大”或貶之以“偽”，但是對於過去的著述，今天就不必改動了。
與此相關的是“正朔”問題。傳統史學講究嚴守正統立場，站在哪個王朝立場上就要用該王朝的年號繫年，即所謂“遵正朔”。近現代猶有此風，如研究太平天國的著述因為同情於“農民起義”，就普遍用太平天國紀年。1949年前後的南明史或農戰史同樣也流行用南明或順朝、西朝年號紀年。但我從1980年代初開始發文章時就是用清年號紀年的，盡管我也持同情“抗清”的立場。這不是因為我有多麼思想解放，而是因為南明、西、順的年號繁多，且大都非常短暫，唯永歷年號行用稍長，卻又不行於順治四年之前。隻有清年號便於形成一貫的時間概念。我覺得如今不應再有“遵正朔”的問題，用什麼年號就持什麼立場是完全不必要的，正如今天使用耶穌降生的&ldqu”紀年者不必是基督徒一樣。至於中國古代史研究著述直年號，似乎影響“歷史感”，當時並不流行，如今一般也隻是在中國傳統年號後括號，這本文集要保持原貌，就不再改動了。
20世紀90年代後我的學術和思想都有很大的發展與變化，這些文章的議論部分有的已經不是我今日的看法，但是實證性的歷史考據仍然是有價值的。特別是我當時著意以“土地制度”來解釋“農民戰爭”，因此對孫可望等人的各種制度做了大量的考證，這在一直以政治軍事為主要敘事內容的迄今南明史研究中，我以為也算是獨到的。
至於“聯明抗清”之類的提法，在20世紀80年代顯然是過去褒揚“農民軍”的一種流行說法。前輩的顧誠先生也好，晚輩的筆者也好，都隻是沿襲了這一名詞。在今天看來，李自成餘部顯然就是歸降於南明朝廷，至於他們後來的“獨立性”如我考證者倒也不假，隻是南明小朝廷本來就“紀綱不振”，渙散得很，高一功等人的“獨立性”與南明多數“軍閥”的自行其是其實沒什麼本質的不同，當然，他們的人品和作為可能有很大區別，但這與是否“農民軍”應該說沒有什麼關繫。
但是孫可望、李定國與永歷小朝廷的關繫則有所不同。在順治九年孫可望接納小朝廷並行用永歷年號前，他已經稱“國主”多年，形成了控制雲貴及鄰近地區的一個獨立政權，而且在官制、軍制和田制等方面都與明朝傳統多有不同，甚至連官印文字也從明制九疊篆改成了西制八疊篆。永歷帝在喪師失地殆盡後避入孫可望庇護下，被孫安置在偏僻小城安龍，隨蹕的小朝廷“行在”六部其實已經不再運作，而孫可望自己設於貴陽等地的“國主行營”六部纔是實際的政權。這時秦王孫可望與永歷帝的關繫，猶如稱帝前在應天府發號施令的璋與其庇護下被安置於滁州的紅巾軍“宋帝”韓林兒。
把這種關繫稱為“聯合”當然有點牽強——有抬舉“農民軍”的意識形態之嫌，但稱為孫可望“歸降”南明同樣是牽強的——有抬舉正統王朝的另一種意識形態之嫌。其實，過末延續紅巾軍正統的“宋”是“農民軍”璋則“蛻變為封建帝王”了，今天反過來，說永歷帝是“封建帝王”而“大西軍餘部”是“農民軍”，但韓林兒托璋與朱由榔托庇於孫可望不就是一回事嗎？的不同不璋爭天下後成功了，而孫可望失敗了而已。舊史把這種關繫既不叫作“聯合”也不叫作“歸降”，而叫作孫可望“挾天子以令諸侯”，這倒是庶幾近之的。
當年李治亭先生批評顧誠《南明史》繼續把孫可望、李定國視為一支獨立的農民軍政治勢力，他認為孫、李就是“降明”。 其實這種“正統王朝本位”並不比“農民軍本位”高明。孫、李連同其所源出的張獻忠是否算作“農民軍”自然可以討論，“農民軍”是否就值得肯定也可以討論，但起碼孫可望政權與張獻忠政權的政治連續性還是明顯的（盡管孫的治國政策大不同於張），這與高一功等李自成餘部的情況明顯不同，而且直到順治十三年李定國“迎帝入滇”纔發生了大的變化。
其實，從傳統史書的“流寇倡亂”到改革前的“農民起義”，再到今天我主張的（也是傳統史書中的）中性詞“民變”，無論怎麼褒貶，中國歷史上一再出現的這種“鼎革之際”的大亂的確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這種研究應該擺脫正統王朝本位和“農民軍”本位、明本位和清本位的偏見，但擺脫偏見，並不等於視而不見。從改革前視傳統為“萬惡的舊社會”到今天的“五千年優秀文明”，改革前史觀的“農民革命 階級鬥爭”主線到今日的英明帝王 宮廷傾軋主線，主流史觀無論怎麼變化，史實並不會消失，我們都不能隻見花團錦簇，而不見尸山血海。
當然，人們對“民變”的研究是在演變和深化的。顧誠先生的《南明史》原初是打算作為《明末農民戰爭史》的第二卷寫的。但從《明末農民戰爭史》到《南明史》已經明顯看出他這一研究在十多年間的發展變化。後學如我，從20世紀80年代初發表的《“聯明抗清”的農民軍之獨立地位問題》，到20世紀90年代初作為集體項目《清代全史》中我撰寫部分的《抗清民族運動的興衰與南明的覆亡》，也可以看到我在史觀、史識、史論和不少具體看法上的演進與改變。如果在20世紀90年代後我仍然致力於這一領域，演進和改變也會更大。
1990年後我的主要治學方向發生了很大轉變，我此前寫作中的《孫可望評傳》和《明清易代中的“國主”政權與西南經濟社會變遷》也成了未完的兩部“半本書”，但是這一時期的研究對我以後學術生涯的各個階段都有影響。起碼，“擺事實、講道理”即敘述重實證、議論合邏輯的功夫、關注底層和社會而不是隻盯著帝王將相的視角，在我以後的各種研究中都是盡量堅持的。
作為民國前後一次改朝換代，明清鼎革之際仍然是以“皇統”（不是dynasty）不斷更迭為特征的中國古代史上一個資料多、典型性強的研究對像。倘有餘力，我也希望再續前學，即使不如所願，我的這一階段探索無論得失，能給後人提供一些借鋻，也是好事。因此當友人劉小磊、尚紅科等提出出版本書時，我也很高興。這個時期我的寫作並沒有電腦之助，發表的東西散見於各種刊物，時隔二三十年也搜羅不易，這些工作都是他們（尤其是小磊）代做的，我的感謝，豈區區數語可表！
秦暉
2018年歲末於北京清華藍旗營

奉天玉絕非李自成補證
清初石門夾山靈泉寺的中興祖師奉天玉和尚絕非李自成，夾山出土文物就是好的證據，筆者前文對此做過論述。近來翻了翻有關資料，覺得這類證據實在是越找越多。茲再舉數例作為補充。
一
筆者說過，劉瑄《塔銘》指出奉天玉享年為七十三歲，而李自成如活到那一年，應該是六十八歲。僅此一點，已足證奉天玉非李自成。
現在再來看看他們的出生月份：夾山出土的所謂“《支那撰述》木刻殘版”是奉天玉大弟子野拂的作品。其首句為“辛未夏月師誕期……”這證明奉天玉的誕辰在“夏月”，亦即舊歷五月。
而李自成的生日是舊歷八月二十一日丁巳，這是《綏寇紀略•通城擊》、《懷陵流寇始終錄》卷七、《鹿樵紀聞》卷下以及其他一些史籍所一致記載的。試問：出生於萬歷三十四年八月的李自成與出生於萬歷二十九年五月的奉天玉，怎麼可能是一個人呢？
二
大順政權從定鼎長安時起，就與歷代王朝一樣實行了嚴格的避諱制度，康熙《延綏鎮志》卷五說：李自成在西安“頒諱法於天下。曾祖世輔，諱世為卉，輔為輻。祖海，諱為?（上“每”下“水”）。父守忠，諱守為?（上“官”下“寸”），忠為衷。自為?（上“大”下“目”），成為?”。《平寇志》卷九稱：大順“禁民間用自、成字”。卷十又說，大順軍進京後，“頒示自成先世祖諱，禁用自、務、明、光、安、定、成等字。”《鹿樵紀聞》卷下亦謂：李自成“禁用十字，若忠為中，成為丞之類”。《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八記曰：“偽禮部示闖賊先世祖諱，如自、印、務、光、安、定、成等字悉避。”當時，大順方面對這些規定是嚴格遵守的。如“防御使武愫至徐（州）張示，謂‘自’為‘字’，‘成’為‘丞’。避李自成諱也”。明方得到的一份塘報也說大順“委禮部造印，方印粗文，光字改廣字，成改呈，務改務，自改字，明改名等情，大變是也”。甚至連北京的大明門、大順政權中的六政府司務一職，均因“明”“務”二字犯諱而改名。
然而，夾山出土的據說是奉天玉、野拂所作的各種碑版，卻完全不管這一套。《梅花百韻》殘版有“梅性雖多本自同”“世輩安知放鶴翁”二句，出現了三個諱字。固然李自成本人不必諱自成二字，但先世的祖諱他是應該避的。“安”“世”二字顯然犯了諱。尤其是那個被認為是李過、奉侍“李自成”為忠謹的野拂，他留下的《野拂殘碑》與所謂“《支那撰述》殘版”總共隻殘存百餘字，犯諱就達四處之多：“雖自草創初成”“明圓潤近所罕聞”“善知識眼如電光”等是。必須指出，在那個時代，不僅要諱君名（即所謂“聖諱”），而且要諱父、祖名（即所謂“家諱”）。犯諱是不忠不孝的“大不敬”行為。李過為守忠孫，且一向父事自成，即使不考慮君臣之禮，僅作為李家子孫而言，他這樣肆無忌憚地犯諱也是不能想像的。
“禪隱說”者一向以“掩飾之詞”為理由，無視夾山文物中大量不利於其說之處。然而用這個理由解釋文物中沒有出現?（上“大”下“目”）、?之類的大順專用字容或說得過去，解釋上述嚴重的犯諱現像卻是不行的。因為上述行文中的犯諱字完全可以很自然地避開，絲毫不影響文章的流暢，也不會引起任何懷疑。怎麼可以設想，夾山“大順軍餘部”一面尊“李自成”為“奉天王”，甚至毫不“掩飾”地公然稱之為“今上皇帝聖躬萬歲”，並在書寫中抬高一格以示尊崇，另一方面卻極為不恭地直書“自”“成”等字，視聖諱、家諱如無物呢？
三
一些同志把所謂“《支那撰述》殘版”中“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與“滿朝文武”等字視為至寶，筆者在前文中已指出這不過是明清僧家語錄中極常見的套話，沒有任何值得奇怪之處。但他們可能還會說，用套話來歌頌李自成“正是精妙而又安全的”呀！因此，這裡再指出一點：在“今上皇帝”雲雲前面還有“辛未夏月師誕期”一行，辛未即康熙三十年，殘文撰成絕不會在此之前。而奉天玉早在康熙十三年就去世了（見《塔銘》），即使他就是大順皇帝李自成，這時也早成了“先帝”或“大行皇帝”了，絕不可能在死後十多年還被稱為“今上皇帝”，這是再明白不過的事。
那麼辛未年的“今上”是誰？當然非康熙莫屬。對這位“今上”山呼萬歲並為他與他的“滿朝文武”撚香祝願的人，難道能與李自成相容嗎？
四
《梅花百韻》是“禪隱說”者言必稱道的另一個發現。筆者已指出它不過是個三流“叢林學者”仿中峰明本等人之作，毫無新奇可言。如果有人仍堅持認為“隴羌性魯”“天使行邊”二句就說明了作者是隴羌人，因而是李自成，那麼“西湖梅”“孤山遠箭”“美如西冷采蓮人”，這類帶有浙江味的句子不是比帶“隴羌”味的更多嗎？何以不說奉天玉是杭州人呢？
其實，這些詩如果真繫奉天玉所作（這一點目前並沒有什麼證據），倒是證明了他與李自成毫不相干。我們知道，李自成並沒有兒子，而詩中卻說：“梅妻鶴子日和偕。”“禪隱說”者常用李自成生活樸素之說來抨擊九宮山說關於“龍衣金印”的記載，但又居然認為“金鞍玉鐙馬如龍，來去風花雪月中”這種腐朽不堪的畫面是李自成生活的寫照，這怎麼說得通呢？其實，任何人都不難發現，夾山梅花詩不僅藝術水平低下，思想境界更俗不可耐，章太炎說是“無草澤粗獷之氣”倒是實話。它的作者絕不可能是農民英雄李自成。
五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奉天玉究為何許人，看看他的交際範圍即可知大概。據夾山文字遺存可知，與奉天玉交往較深者，首推清初歷任石門知縣，其次有明朝遺老劉瑄等，這已為眾所周知。
此外，今可考的奉天玉知交尚有嚴首升。首升字平子，華容人，明季歲貢（一曰諸生），為湘北名士，詩文蜚聲一時，“自謂古文則惟左史內外傳，非我所及耳。出入班馬，俯視唐宋。”然而這樣一個恃纔傲世的人卻對奉天玉十分尊敬，他曾應奉天玉之請，作《夾山記》一篇，收入《瀨園詩文集》與嘉慶《石門縣志•藝文志》內，是除夾山諸碑外，史籍中迄今所知一篇與奉天玉有關的當事人記載。內稱：
百年來天下梵剎競盛，多住大山喬嶽，往來名公巨卿，借富商大賈為檀越。獨某師安住石門郡，人跡稀闊，建場其中。而予友舊為華［容縣］令者，一日擲版出家，歸依茲山……適某不遠五百裡，一盂一笠來瀨園，屬予為紀。予色然如入歡喜地。曰：此同心之言也！……（夾山寺）明三百年鐘鼓不替，丁亂灰燼，賴茲興復。眾六十人甘苦與共，皆令力耕自食。釋氏雲：苦行莫如力田，則僧家南州高士乎！且未得為得，永斷精進，諸經所戒，以為邪妄。譬如亂賊纔上尊號，旋破滅也……師之督眾峰壑自怡，則古所謂隱者也……今予等老矣，予將與師隱投老夾山焉，其容我同心歟！……
這裡所謂“某師”，雖隱去了姓名，但一望可知他就是托盂南來、興復夾山的奉天玉。他曾到華容拜訪嚴首升。而嚴則一見傾心，以“師”事之，且於文中再三引為“同心”，甚至表示要投到其門下，與之終老夾山。其中感情，躍然紙上，可謂肝膽相照了。
把嚴首升的《瀨園詩文集》與夾山文物放在一起，不難發現劉瑄、奉天玉與嚴首升三人之間關繫非同尋常：劉瑄為奉天玉作銘，奉天玉請嚴首升作記，而嚴首升又為劉瑄的文集作序（這就是《瀨園詩文集》中的《劉它山文稿序》）。他們三人都是“國變”後“遁世”的。劉瑄在大順軍攻克北京時“破指血與弟書，托終養父，沒入嶽為僧”。而嚴首升則在大順軍占領華容，李自成所委縣令致書招撫之時，寫下了惡毒謾罵農民軍的《答偽令江一洪書》，而後“僧服行遁”。此文因其仇視農民軍的凜凜“正氣”而頗為有名，被收入省府縣方志的藝文志以及《湖南文征》之中。《瀨園詩文集》的其他文章中這種敵視“流賊”的情緒隨處可見。就在《夾山記》中，他還對“亂賊纔上尊號，旋破滅也”大加詬斥。入清後，嚴、劉皆為懷念故國、不附新朝，但又不願投身於抗清鬥爭的遺老隱士，與那個素為清朝歷任縣令及“闔邑紳衿”所欽的奉天玉一樣，在清統治下過著雖不得志，然而卻是受保護受尊敬的生活。他們可能會從民族意識出發對堅持抗清的農民軍表示一定的同情，但決不會“同心的”。須知堅決抗清派如瞿式耜、何騰蛟也仍然目大順軍餘部為“賊孽”，王夫之對救了自己命的高一功等還要詆為“國仇”呢！南明抗清派與農民軍之間策略性的聯盟關繫尚不能“同心”，置身於抗清鬥爭之外的嚴、劉等人更不用說了。
我們知道，按“禪隱說”的立論，李自成就是因“君父之仇”不能見諒於明，纔“設疑代斃”“退居幕後”的。如果說他能與前明縉紳（乃至清朝知縣）結為“同心”，那還有“禪隱”之必要嗎？
《夾山記》還說，夾山僧眾中還有嚴的一位朋友，前明華容知縣某。看來他與嚴、劉一樣，也是個於明固有孤臣之譽，於清亦享高士之名的遺老。所謂夾山“數千名百煉精金的農民軍將士”之一的真面目，不過如此而已。
六
除了夾山諸碑版與《夾山記》之外，間接與奉天玉有關的文件中重要的就是慈利《野拂碑》。該碑中“戰吳王於桂州，追李闖於澧水”一句尤為關鍵。“禪隱說”者強解為“戰吳三桂於寧夏，隨李自成於夾山”，其不能成立已見諸家駁文。在反對“禪隱說”者中，有的同志以上述碑文為“訛傳”，干脆不予置理；筆者則以為訛傳成分（如“追李闖”一句）是有的，但並非全為無根之談。
筆者過去曾撰文認為奉天玉應該是兵敗後為僧的南明將領李占春，“戰吳王於桂州”是指順治五年李占春平定“朱容藩（‘偽吳王’）之亂”的夔州之役。（見本書所收《“奉天玉和尚”之謎》一文。）但近來翻閱康熙《黃州府志》，在“職官”與“宦績”項下都記載了李占春降清後任黃州副總兵並死於任上。據此看來，筆者原先的考證還是有疑問的。固然如前文所考，清初文獻記載李占春降清和為僧的記載很多，且史源直接而多樣，並且記載其先降清而後遁去為僧的材料遠多於說他先為僧後降清者，尤其是他的義兄與親密戰友、一同降清的當事人於大海當時給清廷的報告，更是直接詳述其降清後又遁去為僧的手檔案，其可靠性毋庸置疑。
不過我們知道，地方志，尤其是去時未久的地方志記載本地文武官員任職出錯的可能性也不大。所以康熙《黃州府志》關於李占春降清後去世的敘述也不能輕易否定。盡管從目前證據看，證明李占春是奉天玉的依據遠比證明“李自成是奉天玉”的依據為多且可靠，而否證李占春是奉天玉的資料則比否證“李自成是奉天玉”的少得多，但筆者既然反對“瞎猜”而主張歷史考證的嚴謹性，就不能排除另一種可能——即李占春也許曾兩度降清：次誠如於大海所報告，降清後很快就逃走禪隱去了，但是可能清廷確實重視他，在於大海報告後又設法找到了他，迫使他終還是接受了清職，並如地方志所言死於任上。
盡管這一可能出於推理，沒有任何史料直接這樣說，但是在邏輯上隻有這樣推理，檔案與方志的記載纔都能成立。如果按此假設，奉天玉就不是李占春了，當然，這不會影響他更不可能是李自成。那麼他到底是誰？上述碑文就可以提供另一種線索。近來筆者看到幾份湘南瑤族世傳的《過山榜》文，內有如下記載：
崇禎一十二年，吳王傳位，紅苗作亂劫庫，都天藩憲……調動四省兵馬，征他不動……桂東汪太爺，大小官員，惶惶無主，急報四省瑤人，總請動數百弩手去朝廷，皆在城守，手拿大弓小箭，射紅、白無數。京都連走三人，朱千歲、黃次猴、馬老三，桂陽解往興寧，解往郴州，解往長沙。
榮宗（？）皇帝征十二年流賊……甲寅乙卯年吳王轉位，桂東縣汪大爺，又（調）瑤人弩手，把截大嶺圳、離塘山、猴子嶺……驅賊除寇，掃蕩山林。
宗［崇］禎王十三年，五［吳］王轉位，紅頭作亂……都天大老爺、蔡憲大老爺、審憲大老爺驚動四省兵馬……桂東馬老爺、桂陽黃老爺、酃縣龍老爺，大小官員惶惶無計。急報四山瑤總，請動皇瑤弓弩手。
甲寅、乙卯年吳王轉位，桂東縣汪太爺又招瑤弩手把截大嶺坳……
甲寅、乙卯年，吳皇崩位，四處寇亂，桂東縣江太爺又招瑤弩，把截大嶺坳，出堂山、猴子嶺，征守平樂。
上述材料盡管行文俚俗，時間地點與人名互有出入，不夠準確，但考諸《國榷》、臺灣影印本《崇禎長編》以及清董之輔、張宏燧修之《桂陽州志》等書，以上事件確是有的。從上述榜文中大致可以看到，明末崇禎年間以桂陽州、桂東縣為中心的湘南地區曾發生過一次以“吳王”再世為號召的、規模較大的苗民起義。按吳乃苗族大姓，“吳王”之於苗族，猶如“盤王”之於瑤族，均為其傳說中的祖先與英雄。湘黔地區苗民起義以“吳王”作號召在歷史上不止一次。因此，所謂“戰吳王於桂州”，當即指與苗民起義軍戰於桂陽州而言，“桂陽州”省去“陽”字，是駢文體所需，不難理解。
果爾，則野拂維這個奉天玉大弟子的身份就不難窺見：他是個統率官軍鎮壓苗民起義的“武夫”，很可能，他就是上述過山榜文中所提到的許多“大老爺”中的一人。野拂如此，物以類聚，奉天玉的政治面貌亦不難想見了。
原刊於《李自成殉難於湖北通山史證》，
武漢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