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總論

史學傳統與民族精神

歷史的規律性與歷史的豐富性

超越單純考證尺度的局限

歷史編撰與創新精神

傳統·近代·當代

２０ 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歷史地位

上編

《左傳》在傳統史學上的地位

《左傳》為古代史學樹立的範例

漢初史論的時代色彩和主要成就

司馬遷對歷史發展趨勢的卓識

司馬遷價值觀與儒學

對《漢書》十志的總體考察

兩漢之際陰陽五行說和讖緯說的演變

今文公羊學說的獨具風格和歷史命運

中編

蘇頌的學術成就和治學精神

談遷與《國榷》

馬骕的史學成就

錢大昕：歷史考證的精良方法及其影響

錢史學

《廿二史劄記》：乾嘉學術創造性思維的出色成果

嘉道時期學術風氣的新舊推移

下編

龔自珍、魏源的學術風格

黃遵憲的近代開放意識

梁啟超與中國史學的近代化

章太炎對近代史學的貢獻與局限

“古史辨派”的興起及其評價問題

跋語

自序（節選）

1957年高考，我幸運地考上中山大學歷史繫。踏進美麗的康樂園，見到一座座古典式建築的教學樓，藏書豐富的圖書館，寬敞的操場……這裡一切都是那麼新鮮！特別是，歷史學繫擁有一批全國著名的教授，陳寅恪、岑仲勉、劉節、梁方仲、戴裔煊、董家遵、金應熙，還有當時比較年輕的李錦全、蔡鴻生等先生，他們有的親自為我們授課，有的雖未授課卻能讀到他們的著作或耳聞師生對其為人為學的講述，讓青年學子感受到他們的學術風範。我就在這樣優越的環境中認真讀書，吮吸著智慧的甘露。

在中大，對我影響的是著名史學家劉節教授。他於1928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師從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先生研習古代史。曾任國立北平圖書館金石部主任，自1946年起長期在中山大學任教授（1950至1954年兼任繫主任）。他於1927年撰成的《洪範疏證》是學術界首次對《尚書·洪範》篇撰成年代進行繫統、嚴密考證的名文，梁啟超曾稱贊文中提出的見解“皆經科學方法研究之結果，可謂空前一大發明”。其後撰著的《好大王碑考釋》《管子中所見之宋钘一派學說》均受到學界的重視。新中國成立後，劉先生曾撰有《西周社會性質》等多篇文章，主張西周已進入封建社會，並論述由低級奴隸社會向封建制度的過渡、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與一貫性等帶規律性問題。他多年開設史料學和史學史課程，著有《中國史學史稿》，對於歷代修史制度、史籍之宏富多樣和著名史家的成就均有詳實的論述，見解獨到，尤其重視歷史哲學的發展，是中國史學史學科重要代表作之一，著名史學家白壽彝先生稱譽該書和金毓黻先生所著《中國史學史》“同為必傳之作”。我在校即聽了劉節先生開設的“歷史文選”課程，對他淵博的學識和認真教學的態度深感敬佩。後來先生為研究生講授《左傳》，也讓我去聽講。1963年初，全國次統一招考研究生，我即選擇了劉先生的“中國史學史”為報考志願。大約至5月初，正值等待錄取消息的時刻，有一次恰好在路上遇到劉先生，那時他是校務委員會委員，高興地對我說：你已被錄取，校務委員會已經討論批準，報*備案，你可準備下學期初開學要用的書籍。當時我們都絕未料到，一場批判劉節先生的風暴即將刮起，後來發生的一切就都完全事與願違。雖然自畢業離校後我再無機會見到劉節先生，但我今日從事的專業，淵源則始自大學時代受業於先生，師恩難忘。

1963年7月由中山大學畢業，我被分配到河南省工作，一直擔任高中語文教師，至1978年。雖然在基層工作與科研機構差別很大，但我認真從事，十五年下來，自覺在對中國優良文化傳統的認識，對古今名著名篇的鑽研闡釋，對語言文字的精心推敲運用等項，都有頗為深刻的體會，實也為此後學術研究之一助。粉碎“四人幫”之後，我國歷史進入新時期，1978年全國恢復統一招考研究生，我有幸考取了白壽彝教授指導的“中國史學史專業”研究生，真正實現了大學時代從事本專業的夢想。

這時，正值全國撥亂反正、解放思想的年代，舉國上下意氣昂揚、千帆競發，徹底批判極左路線、砸爛思想枷鎖，呼喚科學的春天、重視知識重視人纔，成為不可阻擋的時代洪流。我深深慶幸自己趕上了這個偉大的時代，慶幸投到名師門下受業深造。白壽彝先生在多個學科領域均深有造詣，他又擔任全國人大常委、中國史學會主席團成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民族宗教三個研究所學術委員等多項職務，而他的主要精力則放在學術工作上，尤其專注於主編多卷本《中國通史》和推動中國史學史學科建設。其時先生已屆七旬，但他不知老之將至，相反地是迎來他學術上輝煌的時期，許多重要著作，正是在他人生道路後二十年中完成的。他熱愛偉大祖國的歷史文化，同時他堅信以與時俱進、不斷發展的馬克思主義來指導學術研究和各項工作。“在唯物史觀指導下從事新的理論創造”這句擲地有聲的話，精當地概括了白壽彝先生的學術宗旨。他真正做到了把認識和總結客觀的歷史、體現當今的時代要求、關心國家和民族的未來三者有機地統一起來。他幾十年的著述，則是把堅持正確的理論方向、豐富詳實可靠的史料、恰當優美、雅俗共賞的表現形式三者有機地統一起來。

白先生擔任總主編、彙集國內眾多學者共同完成的多卷本《中國通史》（共十二卷，二十二巨冊，總字數約一千四百萬字），於199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全部出版，被學術界譽為“20世紀中國史學壓軸之作”。白先生又是中國史學史學科的重要奠基者和開拓者。他在這一領域辛勤耕耘達半個多世紀，出版有一繫列重要著作，如：《史記新論》、《史學史教本初稿（上冊）》、《歷史教育與史學遺產》、《中國史學史論集》、《白壽彝史學論集》、《中國史學史》（冊），並主編了《史學概論》、《中國史學史教本》、多卷本《中國史學史》等。他提出了許多精闢的論點和推進學科建設的構想，如，於50年代提出史學史研究要擺脫書目解題式格局，至80年代初進而提出要突破學術專史的局限，要總結史學如何反映了時代的特點和成功史書撰成之後又如何推動時代前進；論述研究史學史應區分精華與糟粕，傳統史學是一筆寶貴遺產，應當根據時代的需要，大力繼承和發揚；對於史著或一個時期的史學成就，應從歷史思想、史料學、歷史編纂學和歷史文學四個方面來分析評價。又如，論述古代史家提出的問題可以作為今人觀察歷史與社會的思想資料；論述不應以凝固不變或互相孤立的觀點看待古代幾種主要史書體裁，而應看到其發展和互相聯繫，要從傳統史學提出的改革歷史編纂的主張獲得啟示，並設想以“新綜合體”來撰寫通史或斷代史。事實證明，白先生提出的這些重要觀點和命題，對於推進史學史研究均有指導性意義。先生領我走進學術殿堂，我研究生畢業後，即留在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任教，前後跟隨先生達二十一年，時時聆聽教誨，使我受益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