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安德烈·紀德（André Gide，1869—1951），一位喜歡在他的作品中安插一個提問者，以幫助他以一種不那麼正式的、直接的和個性化的方式來表達他的思想的作家，曾經借他“想像中的訪談者”之口說過如下的話：“讀者不大高興……這是我的錯；我本該對你有更好的提問。如你所說，你的思想在你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訪談者的任務就是要闖入你的隱私；那就是要讓你談一些你自己不會提到的事情。”

    我進行這些訪談的部分目標正是如此：讓在這些書頁裡聚集到一起的每一個史學家都能流露出一些東西，而那是閱讀他們的著作所看不到或者不會這麼清楚地看到的；激勵他們將在他們的著作中往往是隱而不顯的或者是假定的，並且因此相對而言讀者不大能夠接觸到的東西，明確地表述出來。正如“訪談”（interview）一詞本身所表示的——它來源於古法語中的entrevoir一詞，意思是瞥視、短暫的或突然的觀看，或者是模糊的認識和理解，這是一種以某種非正式的約定俗成為基礎的流動不居的文體，造就出來的是相對而言結構散亂而不成繫統的終端產品。因而，與完備的、前後一貫的學術論文適成對照，訪談可以看作是某種多少介於思想和嚴整的寫作之間的文體，某種能夠捕捉運動中的觀念的文體，並且因此應該將它視作更加結構謹嚴的文本的補充物而非替代品。訪談給讀者提供的是一繫列的快照，是各個歷史學家在某個特定場合甚至是某個特定時刻的所思所想的圖景。

    將享有國際盛譽的史學家們在一本書中聚集到一起來非正式地談談他們自己和他們的著作，這樣的念頭出自偶然。美國歷史學家羅伯特·達恩頓的一部著作的葡萄牙文譯本出版之時，他正暫住在牛津，聖保羅一家報紙的文化副刊讓我去采訪他，訪談並不一定集中在他那本被翻譯的著作上，而是要討論若干更加廣泛的問題。那份材料中的一部分一經刊行，我的許多同事、學生和朋友都建議說，對其他歷史學家做類似的訪談，不僅有益於那些對他們的著作已有所了解並期望更進一步探驪得珠的人們，並且對那些對歷史事物隻有朦矓興趣的更加廣大也更加紛繁復雜的受眾也有所裨益。

    本書所彙集的這些學者之所以被選入，是因為他們被自己的同行公認為他們各自領域的權威，同時也因為他們在所謂的“新史學”（New History）中所占有的顯赫地位。他們全都是在社會史和文化史的領域——新史學的革新中最為顯著的領域——卓爾不群、富於創新精神並且影響深遠的歷史學家。用布爾迪阨的話來說，他們可說是發布“權威話語”的人，並被認為在他們各自專長的領域定立了標準。即便是作為人類學家更加知名的傑克·古迪，也被視作新史學主要人物中的一員，並因為他的纔智和膽略而受到崇敬。換句話說，這裡所訪談的九位史學家不僅僅是原創性的——所有優秀的歷史學家理所當然都是原創性的，而且在他們的風格和思想取徑上都尤其有所創新。話雖如此，不可否認的是，按照此種標準，還有許多其他的史學家可以入選。

    給他們提的問題並非總是一樣的，因為我的意圖就是要顯露出這些史學家身上某些個性化的東西，讓他們有機會表達出嚴格的學術文本所必定要普遍壓制的那些思想和情感來。問題都是為每個人量身定做的，一般而言旨在讓回答者談論他們的生活所選取的方向、他們的思想選擇、他們的著作對於學界內外所具有的蘊涵，以及他們對當今思想潮流和運動的反應。這些問題照例都沒有事先發給過受訪者，除非他們提出要求，而那樣的情形隻發生過一次。可以想見，倘若我采取的辦法是對他們所有人提出同樣的問題，那麼，他們對歷史主題和方法的共識和分歧之處將會體現得更加鮮明；目前的辦法是對這樣一些目標——自發性、靈動性以及對他們各自個性的尊重——的折中。無論如何，我們可以饒有興味地觀察到，與受訪者們的共識和分歧之處相關的是，某些顯要的人名如何被反復提及——或者是對他們自身的專業發展，或者是對一般而論的歷史學家而言產生了重大影響，而別的一些人名卻沒有露面。雖然絕大部分受訪者都自動地提及馬克·布洛赫和雅各布·布克哈特，卻隻有昆廷·斯金納提及托馬斯·庫恩，隻有卡洛·金茲堡提及語言學家和文學批評家奧爾巴赫和雅各布森，並且唯有斯金納纔將福柯描述成對於歷史學家的訓練而言很重要的一個人物。

    對於歷史編纂學普遍問題的反思，往往自發地出現在這些歷史學家談論他們自己研究的時候，並且人們甚至可以想像他們是在相互探討這些問題。然而，當這樣的情形沒有順其自然地出現的時候，我就會試著采用稍微遜色一些的辦法，那就是試圖推動他們向著這個主題走，並且甚而在有的時候引入某種對話的因素，那不僅是他們和我之間的，也是這些受訪者彼此之間的對話。在這樣的情形下，我力圖不僅將我們之間的對話引入“預制”的問題，而且也引入由他們的某一位同行所提出的更加普遍的主題，那取決於他們所能排開的時間，以及他們是否樂意來反思這樣一些話題，比如說，心態史、微觀史、自下而上的歷史、比較史學、婦女史、人類學與歷史學的相關性等等。

    所有訪談都是我親自進行的，並且有兩次——凱斯·托馬斯和丹尼爾·羅什——我的丈夫彼得·伯克也參與進來，他也是我所訪談的史學家中的一位。我必須承認，我的好奇心並沒有限於受訪者的思想方面：還另有一個更加凡俗的方面。研究時尚的史學家、“衣著文化”的專家丹尼爾·羅什穿的會是什麼呢？布裡格斯勛爵和凱斯爵士的頭銜會使得他們與其他常人的表現有所不同嗎？在羅伯特·達恩頓——他本人在做《紐約時報》的記者時就是一名出色的訪談人——的面前扮演記者會有多麼困難？

史學家們給出的對單個問題的回答以及九個訪談本身的篇幅長短不一。這樣一些差異大都緣於他們所能給出的談話時間和他們各自的個性，那當然也就決定了對話的調子有著何種程度上的個性化和親切感。他們中的幾位，包括傑克·古迪、昆廷·斯金納和（出於顯而易見的緣由）彼得·伯克與我數次晤面，加起來談到了八個小時；其他人，如阿薩·布裡格斯，我隻見到了兩次，加起來談了不超過兩個小時。在劍橋，傑克·古迪開朗隨和的個性與昆廷·斯金納的審慎嚴謹和有節制的熱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凱斯·托馬斯在牛津的小心和精致的反諷，與卡洛·金茲堡在博洛尼亞的熱情洋溢和甚至有些魯莽的生氣活力正好相反，仿佛他們的言談是特地要來展示和對比拉丁與不列顛的性情一樣。羅伯特·達恩頓輕松活潑的談話經常被他獨具特色的笑聲所打斷，他是最願意談論自己家庭生活的人之一，在這方面隻有他在普林斯頓的朋友和同事納塔莉·澤蒙·戴維斯能勝過他。作為唯一被訪談的女性，納塔莉·戴維斯給人留下深刻印像的，是她在談論自己研究時的溫馨和她即便是在談論純粹學術性的事情時表達自身情感的天賦——那也許是一種重要的女性的特質。阿薩·布裡格斯總是來去匆匆，他的回答似乎早已準備好了從舌尖吐出，他同時也是受訪者中最直接、最少個人色彩的一位。在這方面他與丹尼爾·羅什頗為相像，後者以其平和、安詳而又不動聲色的語調，令自己顯得驚人地、超乎情理地謙遜。丹尼爾·羅什新近剛剛入選聲譽卓著的法蘭西學院——這是一個國際知名的機構，建立於16世紀，近年來吸收了諸如費爾南·布羅代爾、米歇爾·福柯、克勞德·列維－斯特勞斯和皮埃爾·布爾迪阨等顯赫人物，進入那一群特選的教授之列，他的謙遜與通常和法國知識分子聯繫在一起的形像大相徑庭。

    從口頭到書面的介質的轉換帶來了一些問題。書面文字在多大程度上捕捉住了原先口頭文字的表達？在多大程度上，手勢、表情、外觀和音調的闕如會扭曲這裡所要轉換的東西，並且使它容易被誤解？毫無疑問，當你無法目睹金茲堡獨具特色的意大利式手勢，聽不到納塔莉·戴維斯快速而溫馨的聲音，在聆聽斯金納滔滔不絕的言談時看不到他臉上的表情，在諸如此類的情形下，肯定有某些東西會喪失掉。在從我們面對面對話的一字不差的全部錄音素材中編輯這些訪談時，我關心的是，不僅要忠實於談話者的思想，而且也要盡可能地保存他們各具特色的表達方式和語調。出於這個緣故，當我試圖傳達在對話中我所聽到的強調聲調，並保存一些在有的時候具有高度表情達意功能或激情洋溢的說話方式時，我就使用感嘆號。這些感嘆號比我搞文學的朋友們所允許的出現得更為頻繁，雖然比之我原來的文本出現得更少一些，因為有少數幾位受訪者聲明他們沒有“用”感嘆號——即便是在說話時！類似的是，我盡了一切努力來盡可能地保留這些訪談作為非正式的口頭對話的本來風格。當然，我不得不介入其中，將最明顯不過的重復、停頓、贅語刪除，濃縮片段，重新排列整理句子，等等；也就是說，我所做的編輯工作是作為聽眾（而非讀者）在自己頭腦中自動就會做的事情。然而，我還是最大限度地在沒有重大改變的情況下，保持了諸如猶豫不定、不明確、重復、主題的迅速轉換或者模糊和不完備的回答，隻要它們沒有影響到對於所表達思想的理解。

    訪談時的情境和訪談者—受訪者之間的關繫都會存在一些問題。自從一個世紀以前訪談的刊行成為一個相對普及的文化活動以來，對於訪談和訪談者的不信任一直是個不斷重現的話題，而歷史上有的是不情願的受訪者的例子。他們對於自己同意要承擔的角色心懷不安，許多人對於訪談人，甚至是訪談本身如實地展現他們的能力疑慮重重——有時候他們的確有很好的理由。比如說，劉易斯·卡羅爾（Lewis Carroll）就因為他“對於訪談人的厭惡”而從不接受訪談，而柯南·道爾(Conan Doyle)曾經發誓“絕不再見一個訪談人”。其他的許多人，比如曾經把訪談說成是“煎熬”的韋爾斯(H. G. Wells)，和將訪談視作一種“不道德”的活動的羅德亞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卻扮演過他們顯然很憎惡的角色，韋爾斯訪談過斯大林，吉卜林則訪談過美國作家馬克·吐溫。晚近以來，磁帶錄音機的運用似乎提供了擺脫訪談者的控制和保障訪談準確性的手段。於是，像演員沃倫·貝蒂、電影導演羅曼·波蘭斯基和英國前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等人，就堅持自己對他們的訪談錄音。

     數十年以前，作家和記者韋德·梅赫塔以對幾位著名的英國史學家的訪談為基礎出版了一本極其成功的書。當時，那些史學家正在卷入一場有關史學理論的大論戰中。梅赫塔做好了充分的思想準備，決心要更好地了解作為思想家和個人的這些史學家，他常常是到這些人的住所去與他們會面。他回憶說，他們之間的對話並非總是很友好。比如說，有一次，從A. J. P. 泰勒那裡，他受到了被他看作是“分別時的一擊”：在他正要搭上出租車離開那位大名人的家時，後者說的話頗為犀利：“當你與書籍一起生活的時間像我這麼長的時候，你就會開始更加喜愛它們而不是人。”

    在這裡彙集的訪談中，我沒有遇到類似的情形，所有的訪談都具有一種非常友好和溫文爾雅的氣氛。當然，有的歷史學家會比別人緊張得多，更加擔心不小心說了什麼話的危險，更不情願回答某些問題，並且更加關切地去審查原來語種或葡萄牙語和英語的轉換文本。然而，他們中沒有人表現出害怕他或她的言辭和思想遭到歪曲，並且在審查葡萄牙文本時幾乎沒有做出任何改動。即便是小心謹慎的凱斯·托馬斯（他有好幾次說“請關掉錄音”，從而打斷了錄音），也沒有利用這個機會來改動他所說過的話。英文本中則有幾位受訪者重新改動了某些段落，以此來表達他們過後不同的想法。

    以下的訪談是按談話人的年資來安排順序的。傑克·古迪最為年長，而昆廷·斯金納最為年輕。既然沒有其他標準可循，要將一門主要是研究時間流逝的行業的從業者安排出場，這條標準似乎最適合，而且也能表明過去這幾十年歷史著作的發展軌跡。每一次訪談的引言僅僅旨在給讀者提供該史學家的背景信息，那也許對於理解隨後的討論有所助益。每份訪談後面都會有該受訪者著述的選目。

最後，我希望我作為編者的介入——將談話轉化成書面語言——能夠使得讀者與我一起分享這些豐富多彩而又動人心魄的對話，它們表明，嚴肅和深刻能夠與輕松和幽默毫無芥蒂地共處並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