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這項關於青年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研究，初隻是計劃作為一本關於青年晚期及成年早期情緒危機的著作的一個章節。但後來發現，像路德這樣重要的人物，僅僅一個章節是不夠的。他所成長的時期，正是歷史上發生激烈變革的時期：無論是他所成為的，還是那些成為他一部分的，終都將被毀滅或被更新。於是，臨床著作的一章變成了一本歷史著作。但臨床工作既是本書初的目的，我想應該在序言中簡要談談我的同事與病人，以及我們共同關注的話題。
五年來，在費爾德基金會支持下，我專注於研究十幾、二十來歲青年人的情緒困擾問題。這些臨床工作大部分是在美國麻薩諸塞州斯托克布裡奇的奧思丁瑞格中心（Austen Riggs Center）進行，另外一些則是在匹茲堡大學醫學院的西方精神病學研究所進行。奧思丁瑞格中心是一個小規模、開放（即非封閉的設施場所）、研究型的私人醫院，位於新英格蘭的住宅區。西方精神病學研究所則位於鋼鐵之都的中心，是世界上發展快的一所醫學院校園內的一棟具有封閉樓層的摩天大樓。在匹茲堡，我在布羅辛（Henry W. Brosin）與韋尼克（Frederik Weniger）兩位博士充分的指導下，我可以從與奧思丁瑞格中心內背景完全迥異的病患身上檢驗我的假說。而在奧思丁瑞格中心，感謝奈特（Robert P. Knight）博士的遠見，在慎重選擇的小範圍內，允許我全面且繫統地在病患所有生活中去認識到那些有助於治療的要素。在兩家醫院的醫療設施與治療實踐的保障下，我得以研究青年患者多種痛苦中的同一個主題，也就是生命危機（life crisis）。這在患者身上極其凸顯，然而在某些正常的青年身上也可能發生。我發現那些急切的生命任務將導致青年產生緊張狀態，其中一些青年因此成了患者。我研究他們的初步癥狀，以及精神病癥狀的出現，探索他們可能的童年經驗相似性，從中了解到哪一類型的父母與成長背景將容易對其發展帶來損害。在此青春期的生命危機可能終無法挽回，除非這個患者得到特別的協助或極其幸運，借調動特殊的纔能之機，使之控制在有利的情況之下。瓊·埃裡克森（Joan Erikson）在奧思丁瑞格中心把作業療法（occupational therapy）轉化成一項有意義的“行動計劃”（activities program），讓我理解工作（work）的療效與創造性角色。如我們將見，工作的兩種角色在青年路德生命中、關於工作（work）與“善功”（works）的看法中，都是非常重要的。
每一次新的臨床經驗都有助於理論的發展，反過來，理論的發展又豐富了臨床經驗。這本書將對近來有關自我適應（ego’s adaptive）與其防御功能的思考有所涉及。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不朽作品是這方面研究探索和進展的基石。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關於自我的論著，開拓了一個全新的理論研究領域；阿奇霍恩（August Aichhorn）則通過對青年人的工作開創了治療研究的新空間[]。我將結合上述這些著作、哈特曼（Heinz Hartmann）的文章，以及近幾年與拉帕波特（David Rapaport）合作工作中所學的內容，按一個新的視野進行擴展。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初步發表過，現在我把它們寫成這本書，緊接著再寫一本臨床專著。在此我僅想表示，把青年路德與其他患者相比較，並不僅僅限定在精神診斷或病理動力學的分析範疇，而是基於他們雙方本身的價值，指出青年患者就如其他任何青年人一樣，會在生命的某些時刻，展現出所有專家或普通人都難以想像的活力生機和頓悟。我們將會聚焦談論內在於青年人自我（the young ego能力。我還得提及另一個專業經驗，這次經驗協助我凝聚對這位在思想史上極具爭議的人物之思索。1956年，我在耶魯大學舉辦的紀念弗洛伊德百周年紀念活動中，以及在法蘭克福大學弗洛伊德百年誕辰紀念會上分別作了演講。我從多個角度論及弗洛伊德對孤獨的發現，他是這方面的先行者，也是十年間首位且的精神分析學家。我對弗洛伊德和達爾文（Charles Darwin）進行了對比，發現到他們在趨近關鍵的貢獻時，都並非處於明確目標的專業計劃之中，反而是經歷長期的思想 “懸宕”（moratorium），而且兩人在創造力的突破時都伴隨著神經質痛苦（neurotic suffering）。在以弗洛伊德為題的演講中，我將采用他所創設的來觀察和治療青少年失調的臨床研究與成年早期人們為了獲得成年期的創造力而為之抗爭的衝突銜接起來。此外，在我看來，路德在中世紀後期體現的特殊創造力，在某方面就像是弗洛伊德對父親情結（father complex）堅決地鬥爭的先驅。甚至路德從中世紀教條中的解放，也可以說是現代哲學與心理學不可或缺的先驅之一。
本書中所有對路德和弗洛伊德的生命類比，不是因為兩人的任何個人相似，實則相差甚遠。但是他們兩人確實展現某種天纔在成長過程中的規律。他們至少有一種特質是相似的，就是有堅定的意願在各自的時代做著別人不願做的工作，即使那是一個物質和科學擴張的時代，他倆仍保持對人類良知（human conscience）的關懷。路德指出他早期簡直宛如“在泥濘中工作”（im Scblamm arbeiten），同時抱怨自己這樣孤獨工作了十年。而弗洛伊德也是十年來孤絕地工作著，他覺得自己就像一名進入深井（in der Tiefe）的礦井工人，期盼著有好心人提供支持（eine gute Auffabrt），“一個好的上坡路（a good ascent）”。
我覺得有必要對撰寫本書的根本原因在本緒論中作一個簡要的說明，盡管我懷疑關於寫作動機這件事是否可以解釋清楚，除非是寫一本教科書。我所選擇的主題迫使我面對兩個謎一樣的問題：信仰和日耳曼。如果我的傳主是其他偉大的青年人，或許可以避免，但我似乎不想回避這個主題。
當我在法蘭克福和海德堡向學生們作關於弗洛伊德的演講時，我想起了早年的一件事情。這個記憶我以為早被深深掩蓋在城市的瓦礫堆中，以及那些與我同類的歐洲人的白骨之下了。我年輕時是一名流浪藝術家，在某天晚上，我住在鄰近萊茵河上遊的一個小村莊的朋友家中。朋友的父親是一名新教牧師。那天早晨，當全家人在餐桌上享用早餐時，這位老先生用路德的德文[]念誦主的祈禱文（the Lord’s Prayer）。我從來沒有如此會心地聽著，這在我的人生中是罕見的經驗，這些簡單的文字，就像同時融入了美與道德的詩歌一樣，那些曾經驟然“聆聽”到葛底斯堡演說（Gettysburg Address）的人，將能領悟我所表達的意義。
有時我們應該承認，情感的負債除了造成創傷外，還有其他意義。本研究或許是在向當年歐洲某個角落中春日早晨的一個致敬，而那裡正是施韋澤（Albert Schweitzer）的故鄉。同時，我也想捕捉宗教改革中的某些重要事物，它存在於我們時代的開端。這些事物不會完全被人們忘記，但也不會順利地存留著。而這些都是精神分析的素材。
這本書曾獲精神病學研究基金會的資助，使我擁有一年從臨床和教學重任中解脫出來的假期。
本書書稿曾先後獲得以下數人的閱讀與評論：拉帕波特、布坎南（Scott Buchanan）、海德利（John Headley）、奈特（Robert P. Knight）、米德（Margaret Mead）、墨菲夫婦（Gardner and Lois Murphy）、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理斯曼夫婦（David and Evelyn Riesman）等人。無論我是否采納他們的建議，我都表示衷心感謝。
哈特馬斯（Larry Hartmus）曾在墨西哥的阿吉吉克（Ajijic）協助我閱讀中世紀拉丁文。丹麥哥本哈根的亞伯拉罕森（Edith Abrahamsen）也曾協助我翻譯克爾凱郭爾的丹麥文。
霍恩（Dorothy F. Hoehn）幫助我將一堆書稿整理成後的定稿。
我的妻子瓊·埃裡克森，在研究寫作期間照顧我起居生活，且協助我編輯書稿。
艾裡克?洪伯格?埃裡克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