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研究會第八屆年會

暨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幕辭

尚永亮

各位代表，各位同仁：

在金風送爽的仲秋時節，中研究會第八屆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古都西安召開了，在此，我謹代表學會理事會，向各位的到來表示熱烈的歡迎，對承辦此次會議的西北大學文學院和會務組的各位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謝。

因為今年的會議是在西安舉辦的，所以，我想多說幾與西安的話。

大家知道，西安是唐代都城長安所在地，也是子厚先生生活久的地區。

在子厚的一生中，大致和四個地區發生聯繫，一是河東，一是永州，一是柳州，再一個就是長安了。在這四個地區中，河東是他的祖籍，他本人並未在河東生活過；永州、柳州是他的遷謫地，在這兩個地區，他分別生活了十年和不足五年，而在長安，他則生活了三十三年的時間。也就是說，在子厚四十七年的生命歷程中，有三分之二的光陰是在長安度過的。這樣看來，子厚與長安便有了一種更為深厚的關聯。這種關聯，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理解。

首先，長安是子厚的生長地。關於其出生地點，現有兩種說法，或謂生於吳地，或謂生於長安，但無論哪種說法，都改變不了子厚從小生活在長安的事實。在為其母所寫《歸祔志》中，子厚說了這樣一段話：“某始四歲，居京城西田廬中，先君在吳，家無書，太夫人教古賦十四首，皆諷傳之。”由此可知，子厚自幼即與母親居住在長安城西，誦賦習字。這裡的“城西”，據相關學者考察，當在長安城西灃河東岸一帶，亦即《種樹郭橐駝傳》中郭橐駝所在的豐樂鄉（張永祿《唐代長安辭典》）。稍長之後，其家又先後移居長安城核心區域的善和坊和親仁坊，此二坊分別在今西安朱雀門外西側和友誼東路一帶，由此，子厚遂得以進入長安上層文化圈，以其“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的豐厚學養“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韓愈《柳子厚墓志銘》）。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子厚乃是一位土生土長的長安人，而且是長安文化圈嶄露頭角的青年纔俊。

其次，長安為子厚的參政活動提供了一個廣闊平臺，正是在這裡，他的政治生命達到了一生中的頂點，同時，也使他由此被貶，萬死投荒，飽嘗生命的磨難。細讀柳集可以發現，在子厚思想中，深存著兩個意念，一是家族復興，的大中之道。而欲復，就必須參與政治。所以九年（793）進士及第後，他便時時留意理民治國之道，寫下了《種樹郭橐駝傳》《梓人傳》等文，並在藍田尉、監察御史裡行等官職的歷練後二十一年被擢升為禮部員外郎，積極參加了王叔文領導的革新運動。這場革新，是唐史上的大事件，也是子厚生命由高而低的轉折點。“少時陳力希公侯，許國不復為身謀。風波一跌逝萬裡，壯心瓦解空縲囚。”子厚在《冉溪》詩中所說這幾句話，可以說是他一生思想、心態乃至生存狀態的典型寫照。在中國古代，政治對文人而言是一柄雙刃劍，它一方面可以幫助你實現理想，一方面也可能以其飽含的殘酷使你身敗名裂；一方面可以使你超越狹隘的小我局限，拓展視野，煥發激情，另一方面也可導致你在荒遠的貶地受苦終身。然而，換一個角度看，政治雖給子厚帶來了無窮的苦難，卻也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他的人格，孕育出了他深邃過人的思想和一繫列文學精品。他對理想信念的執著，他在咀嚼痛苦中的反視內省，他對歷史、政治、人性的深刻認知，他的“投跡山水地，放情詠離騷”，似乎都與政治給予他的這場災難相關。就此而言，子厚的一生可謂敗也長安，成也長安。

再次，長安後半生為思念的地方，由此形成他濃得化解不開的長安情結。仔細分析這種情結，大致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故鄉回歸，一是政治回歸。就前者而言，大凡被貶者，無不對故鄉存有一份至深的思念，因為隻有回歸故鄉，纔能使他獲得安全感和歸屬感。清人方東樹所謂“涉世險艱，故願還故鄉。故鄉者，本性同原之善也。經疢疾憂患危懼而後知悔，古人無不從此過而能成德者也”（《昭昧詹言》卷二），指的便是這種情況。翻閱子厚在永州、柳州所作詩文，無論是“憑寄還鄉夢，殷勤到故園”的《零陵早春》，還是“如何望鄉處，西北是融州”的《登柳州峨山》，表現的都是那縷日夜纏繞他的鄉關之情。他始終忘懷不了的，是長安城西“先人手自植”的“樹果數百株”，是“尚在善和裡舊宅”的“賜書三千卷”（《與許孟容書》）；情到激烈處，甚至不惜“化身千億”“散上峰頭望故鄉”（《與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華親故》）。就後者而言，回歸朝廷再度參政是他更主要的心理動機。對子厚來說，從政是他的初衷，隻是當政治家做不成時，纔不得已而成為一個哲學家和文學家，在他內心深處，何嘗一日忘懷過政治？從哪裡摔倒，就從哪裡爬起來，隻有回到長安，回到朝廷，他纔能雪冤洗恥，纔能重展經綸。所以，他在永州貶所不斷地向在朝親友寫信呼救、求援，目的隻有一個，就是回到長安，再度參政。當然，在唐代歷史上，像子厚這樣抱有長安情結者比比皆是，盛唐的李白、杜甫，中唐的韓愈、劉禹錫、白稹，都是如此，但身為長安人，在長安參加了重大政治活動，而又因此被貶荒遠長達十餘年者，卻並不多見。就此而言，我們說子厚的長安情結為濃郁，恐怕不是虛言。

後，長安是子厚的歸和十四年（819）十一月八日，年僅四十七歲的子厚在遙遠的嶺南之地柳州辭世，次年的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韓愈《柳子厚墓志銘》）。據柳集多篇志文，知柳氏先人墓茔在萬年縣少陵原北之鳳棲原（又名棲鳳原），另據宋人洪興祖《韓集辨證》，“京兆萬年司馬村”尚有“柳子厚銘”（方崧卿《韓集舉正·敘錄》引）人駱天驤《類編長安志》卷十載：柳碑乃“韓愈撰，沉傳師正書和十五年立在鳳棲原墓前，碑碎”。綜合這些信息可以概括推知，子厚墓當在今西安城東南少陵原一帶之司馬村，墓碑宋時尚已碎。世事滄桑，陵谷代變，如今的司馬村尚在，但已尋覓不到子厚墳墓的蹤跡了。由此給西安市政府和柳學研究者提出了一個重大課題，即如何考訂史實，開發、重建子厚墓園？如何保護歷史名人遺跡？另一方面，從歷史的角度看，子厚的肉體和靈魂，在歷經漂泊困苦之後，終於回到了他魂縈夢想的故鄉，長眠在這塊古老的土地上，乃是對他的好告慰，同時，也與長安的聯繫得到了終的落實。

如上所言，子厚與長安存在著遠超其他唐人的緊密關聯，可是，從現實的角度看，我們對這種關聯的認識和研究卻是頗有不足的。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國內專門考與長安的論著偏少，而西安學界對此一問題的關注度也明顯不夠。就我所知，在西安的老一輩學者中，較多涉足柳學研究的，當推我的兩位老師、陝西師範大學的霍松林先生和高海夫先生；在新一代學者中，研柳成果較多的，主要是西北大學的李浩、李芳民教授等幾位學者。這樣一種情況，是遠遠不能與子厚的文學地位及其與長安的豐富關聯相匹配的。另一方面，中研究會自1993年成立，迄今已二十餘年，共召開了七次年會暨國際研討會，其中柳州、永州各２次，永濟、晉城、運城各１次，但西安尚未有一次。大概正是考慮到此一研究失衡的局面，早在晉城會議上，我們就提出了在西安舉辦柳學會的設想，此後經過多次運作，也經過西北大學文學院的大力支持，今天終於在這座古老都市順利舉辦了第八屆會議，這是極具意義的一件大事。我想，子厚先生在天有靈，也會感到欣慰的。

各位朋友，這次會議，除了深入研討舉辦方所擬定的七個議題外，還要進行學會理事會的改選工作。我希望，通過這次選舉，組成一個更具活力的柳學團體，既推動全研究的深入開展，也為西安地區的柳研活動帶來大的促進。

後，祝各位在會議期間心情愉快，收獲滿滿。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