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首先，要感謝當代中國研究所領導，決定在建所 30 周年之際， 為一批學者出版個人研究文集。我作為批進入當代中國研究所工作的學者之一，有幸叨陪末座。同時，也有機會對自己研究當代中國史的 30 年，做一個回顧和總結。
在來到當代中國研究所之前，我曾經先研究古代史——清朝史， 1984 年在《故宮博物院院刊》發表了個人篇學術論文《乾隆朝一起特殊文字獄——“偽孫嘉淦奏稿案”考述》，引起了著名清史專家北京大學許大齡教授和哈佛大學孔飛力教授的關注垂詢。這對我以後撰寫學術論文是一個重要鼓舞，之後又發表了多篇關於康熙、雍正、乾隆時期的論文。與此同時，我和苗棣、李丹慧、李向前、孟憲成同學一起進行著“文化大革命”史的研究，主編出版了《中國文化大革命事典》（日文版），奠定了當代中國史研究的初步基礎。1990 年，鄧力群同志了解到這一研究後，將我調入當代中國研究所，成為當代中國史研究的正規軍。
本文集收錄的 23 篇個人論文，雖然隻是我研究當代中國史 30 年來公開發表的近 200 篇論文的一部分，但基本上反映了我從事當代中國史研究走過的路，以及我在當代中國史研究側重的四個方面—— “文化大革命”史、當代中國經濟史、當代領袖人物、詩詞。
到所之初，我在第三編研室，其後、二、三編研室合並為編研部（研究 1949—1976 年時期），我擔任主任。根據組織上的安排，第三編研室承擔的任務是撰寫《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第三卷， 即 1966—1976 年的“文化大革命”史。這一時期的歷史，也正是我的興趣所在。“文化大革命”發生之初，我還是一個高中一年級學生， 也被運動席卷，參加了紅衛兵運動和“教育革命”等運動，之後到一個“大躍進”時期成立的軸承廠當工人，從車工、鉗工、維修工一直干到車間主任。然而，我心中一直有一個不解之謎，這場運動的目的是什麼？是怎樣發生的？如何評價這場運動？因此，1978 年高考， 我毫不猶豫地報考了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繫，試圖通過學習和研究，解讀親身經歷的這段歷史。在研究過程中，通過繫統地學習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和國家的重要文獻，特別是《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又接觸了以前所不知道的資料和檔案， 纔對這段錯綜復雜的歷史有了基本了解。我感到，解讀、周恩來、鄧小平、陳雲等老一輩革命家，是打開探索當代中國史的一把鑰匙。於是，我發表的篇當代中國史研究論文，即是收入本文集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對自身錯誤的認識與糾正》。當時，人們的側重點還在如何糾正所犯錯誤方面，對於他自己如何糾正自身這些錯誤，鮮有文章論及。因此，這篇文章發表後獲得了關注和好評。
2002 年，當代中國研究所的研究機構進行了調整，由按照歷史時期分兩個編研室，改為按照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外交史四個學科設立研究室。組織上要我擔任經濟史室的主任。這對我來說，是一個新的研究專業領域。從何處開始學習和研究呢？我認為，國史的經濟史和經濟學科的經濟史，區別在於，國史學科的經濟史，應當側重於宏觀的國家經濟決策、經濟戰略和社會經濟面貌；經濟學科的經濟史，則側重於微觀的經濟規律、經濟效益和計量研究。於是，我從收集、了解國家經濟戰略檔案，研究領袖人物的經濟思想和活動入手， 逐步形成了三線建設研究和對外經濟引進兩個稍有優勢的專題。經過和其他學者的共同努力，三線建設研究以後發展為當代中國研究所在經濟史方面的重點。比如，在當代所下面設立了全國性的三線建設史研究會。
後，要說到詩詞研究，這是我個人研究喜好的“副產品”。所幸的是，當代所的兩任所長朱佳木和李捷，都對詩詞特別是詩詞有很深的研究，使我得以“公私兼顧”，寫出了不少有關詩詞研究的文章，重點在於探討詩詞研究的歷史背景， 理解詩詞本身。我的本專著《詩史》，從 1997 年出版即獲得了讀者的歡迎。到 2020 年，已經有四家出版社先後多次再版。
說到我撰寫收入本文集的 23 篇研究論文的一點心得，隻能從我個人的研究感受談起。我給研究生講課時多次講到，撰寫文章首要是注重創新，包括新觀點、新材料、新手段三個方面。
文集中在新觀點方面有代表性的，篇是評價“文化大革命” 時期經濟狀況的文章，發表後在國史、黨史、經濟史學術界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討論，不僅在學術會議上成為討論焦點，中宣部內部刊物也作為新觀點予以摘登。在此基礎上，完成了我主持，王瑞芳、冷兆松、段娟參加的所重點課題，出版了《1966—1976 年中國國民經濟概況》的專著。今天回過頭看，提出的觀點是站得住的，也被權威著作和部門接受。第二篇是研究 20 世紀 70 年代初期以“四三方案”為代表的新中國對外經濟引進第二次新高潮，提出第二次新高潮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奠定對外開放基本國策的開拓前奏，這一觀點也為學術界接受和沿用。其他文章的創新建樹和填補歷史空白，還有不少例子。如關於 20 世紀 60 年代前後幾首“反修”詩詞的用典，文章經過廣泛考證，釐清了和赫魯曉夫、艾森豪威爾及巴黎四國會談、U-2 間諜飛機事件、中蘇大論戰等一繫列復雜而有趣的國際歷史背景，發表的論文也被研究界視為解讀定論。還有關於三線建設決策之初中央的不同認識，等等，都是當代中國史研究中的疑題，我在釐清史實基礎上提出了新的評價論斷。
新材料方面有代表性的，主要是使用檔案材料的文章。檔案來源基本是兩個方面：一個是國家計委檔案，另一個是編寫《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編年》過程中，在中央檔案館查抄並收入《國史編年》出版的檔案。1993 年鼕天，在原國家計委副主任房維中、甘子玉兩位老領導支持下，我和程中原、杜蒲、劉志男得以到國家發改委辦公廳查閱復制“文革”時期經濟檔案。三個月的時間，如入寶山，收獲極大。次看到了包括、周恩來、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等老一輩革命家批示手跡的珍貴檔案，了解到許多過去不曾知道的重要經濟活動和決策。三線建設檔案是個重大收獲。當時對於這個歷時三個五年計劃、涵蓋十三個省市自治區、建成兩千多個大中型企業的三線建設重大戰略，社會上對其建設過程都所知甚少，遑論決策內幕。由此，我開始了三線建設研究，發表多篇論文，2003 年出版的專著《三線建設：備戰時期的西部開發》，被人謬譽為“三線建設史研究人”。一直到現在，三線建設仍然是我退休以後的主要研究領域。“四三方案”是查閱國家計委檔案的第二個重要收獲。回來後進一步梳理學術界成果，我纔知道對這一重要決策和措施的全過程可以說幾 乎沒有研究。根據這些檔案，經過批準，我先後寫了兩篇關於第二次 對外引進高潮的論文。以後，對外引進研究就成為我的一個長期研究 方向。再如，到所之初，經過有關部門批準，我到北京圖書館（今國 家圖書館）特藏部用半年時間查閱了大量館藏紅衛兵小報資料，加上 自己的多年收藏，寫成研究“文革”群眾組織報刊的文章，不僅填補 了“文革”史、社會史、新聞出版史的一個重要空白，而且成為民間 集報收藏的文章。掌握檔案資料，對於我來說起到了當代史研究 的奠基作用。在這方面，應當感謝當代中國研究所作為國家批準的 高國史研究機構，使我近水樓臺先得月，幸之甚矣！
在新手段方面，有代表性的是使用計量統計和比較研究的幾篇文章。研究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的一篇文章，針對社會上把這一時期的困難完全歸咎於自然災害或者說根本沒有自然災害的兩種對立觀點，從1959—1961 年自然氣候條件入手，經過建立數學模式進行糧食產量、消費和征購量方面的計量統計，得出結論：當時劉少奇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說法，是站得住的。這篇文章在迄今學術界內外的爭論中，經常被轉引。必須指出的是，計量統計對於我來說隻能是一個嘗試，在今天的大數據時代看當時的研究，肯定存在不少的缺憾。相對來說，比較研究手法是我常用的。文集有一篇文章對鄧小平、陳雲的經濟思想次從發展速度、計劃和市場兩個角度進行了比較，得出了相輔相成、各有千秋的結論。再如，對蘇聯 20 世紀 50—60 年代三次出兵東歐國家及中共的反應，外交史界的研究已經很多，文集的一篇文章將三次出兵互相比較，結合三次中共的不同態度進行分析， 總結教訓和經驗，尚屬首次。
關於新觀點、新材料、新手段，我曾經把這“三新”之間的關繫比喻為“新瓶裝新酒”，即有新觀點、新材料，但是這太難做到了。 “舊瓶裝新酒”，即用舊材料采取新手段、提出新觀點，還是相對容易一些的。但是無論如何，不應當“舊瓶裝舊酒”。我不能保證自己絕 對沒有這種作品，隻能自認為收入本文集的，應該努力做到沒有。究 竟如何，還是請讀者和學界同仁來評判吧。
陳東林2020 年 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