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版前言

    本書緣起於 1952 年春我為不列顛群島植物學協會（Botanical Society of the British Isles）的會議策劃的一個小展覽。我嘗試分析出這家協會會員的社會構成在時間長河中發生了怎樣的改變？很快我就發現了一件驚人的事 — 廣泛的全國性潮流忠實而明確地反映在了這個微縮世界之中。其中一些潮流明顯是社會性的（狹義的社會性）。但另一些似乎隻是品位變遷的產物，由此可見，那個被稱為“時代精神”的玄妙之物甚至能在通常被認為完全客觀性的事物身上留下印記。也就是說，即便社會上某些曇花一現的轉變，也有可能對於相關的特定科學領域的發展產生劇烈影響，遠遠超出任何人的想像。換句話說，社會力量和風潮能發揮一種引力作用，轉移人們的精力，從而中斷或延後一項科學事業的發展。因此，要研究植物學、動物學等學科的歷史，似乎需要一種超越常規的更廣大的視野。似乎隻有通過這樣的研究方法，我們纔能捕捉到“博物學”的真實樣貌。我在過去的文獻中沒有發現這方面的嘗試，因此決定親自上陣，應對這一挑戰。投入後纔知道，這項任務無比艱巨。相關領域的內容幾乎（或完全）都未曾發表，因此必須展開大量的原始調研。不過，隻要瀏覽過早期博物學家的作品，尤其是翻閱過那些基本被人遺忘的有趣的期刊，就應該知道這件事並非勞苦，而是樂事一樁 — 雖然有時顯得沒完沒了。因為理應篩選的資料無窮無盡，而值得提煉的礦藏又少之又少。想從博物學文獻中獵取到“社會性”細節，絕非易事。那些致力於田野觀察或投身於茫茫物種清單的主要人群，偏偏時刻防備著社會史學家們看重的世俗言論。通常隻有在允許“洩露天機”之處 — 更聒噪的期刊、更敏銳的訃告、更生動的對會議和遠行活動（excursions）的記述、某些就職演說、主席講話，以及（主要的）鮮少發表的書信集、私人日志和回憶錄等 — 我們纔能一窺端倪，了解到過去的博物學家們如何工作？如何遠足？平時喫些什麼？和什麼人混在一起？以及他們為何注意到了某些事情，卻忽略了大量其他事情？坦白說，這更像是博物學考古：通過瑣碎的無意識的片段，拼接出鮮活的往日現實。

      完全聚焦於社會層面也不行，並非所有博物學家都精於社交。隻關注集體努力，無法展現出那些博物學大道之外的、往往十分重要的貢獻。某些情況下，這些孤獨的個體至為重要，他們是一些日後普及開來的新領域和新方法的先驅。如果本書中對這些人的講述過少，並非因為他們的成就不被賞識，而隻是因為他們與本書關注的基本範疇無關。

    書名中的“不列顛”指整個不列顛群島，因為沒有理由將愛爾蘭博物學視為一個獨立存在。同樣，對於“博物學家”和“博物學”二詞，我也樂於利用它們很方便的含糊性。若要更精確地定義它們，本書的篇幅恐怕就得再加一章了。不管怎樣，這些術語的含義在歷史進程中並非固定不變的，即便今天，它們的含義也不止一個。我一直滿足於視博物學為大體涵蓋著當今的生態學和分類學（用倫敦林奈學會的宗旨來說，即“有機物的多樣性及內在關聯”，但要延伸至地質學層面上的自然景觀）的學科，由大英博物館（博物學分館） 至今仍接納的各個學科構成。但如後面的內容所示，我不認為可以通過一個簡單的等式，將博物學等同於一個或多個科學探究層面；而且，對於自然對像的觀察本身還牽連著一種與科學相互滲透的強大素。也正是這一雙重特質構成了這門學科很大一部分的獨特魅力，而在眼下這個“兩種文化”（Two Cultures）的時代，這樣的雙重特質也為其帶來了一種特別的重要性。

    一本歷史跨度如此之大的書，難免要從各個時代的大量人物那裡汲取養分，這份名單過於浩瀚，無法在此一一列舉。但是其中有幾位必須單列出來，表示特別的謝意。感謝 W.S. 布裡斯托博士（Dr W.S. Bristowe），R.S.R. 菲 特（R. S. R. Fitter） 先 生 及 J.E. 勞 茲 利（J. E.Lousley）先生承擔了審閱全部手稿的艱巨任務，並分享了他們各自的想法，讓我受益良多；感謝約瑟夫 · 尤安（Joseph Ewan）女士 / 教授，感謝 G.S. 魯索（G. S. Rousseau）教授，他們在短暫的英國訪問中抽出了寶貴的時間，為本書的頭幾章貢獻了無與倫比的專業經驗；也要感謝瑪格麗特 · 迪肯（Margaret Deacon）女士，她憑借淵博的海洋學歷史知識，認真檢閱了本書的第六章和第十一章；感謝埃夫裡爾 · 萊薩特博士（Dr Averil Lysaght）和 W.E. 斯溫頓博士（Dr W. E. Swinton）審閱了第八章的一份早期手稿，更要感謝他們在該項目止步不前時給予我的鼓勵；感謝 G.D.R. 布賴森（G. D. R. Bridson）先生、E.L. 瓊斯（E. L.Jones）教授、桑德拉 · 拉斐爾（Sandra Raphael）女士、R.S. 威爾金森（R. S. Wilkinson）博士以及其他博物學史學家們，由於數量眾多，難以在此一一提及，他們和我展開了啟發人心的討論，帶來了新鮮的洞見，而且永遠能提供更多的材料。我還要特別感謝 J.S.L. 吉爾摩（J. S. L. Gilmour）先生，很久之前，是他關於地方植物歷史的手稿筆記，不知不覺地為我打開了眼界，讓我看到了終蘊含在本書中的各種可能性。我也不會忘記讓我有幸（主要在工作上）受益的那些圖書館：倫敦圖書館、伯明翰市立參考圖書館、倫敦林奈學會圖書館，以及重要的，大英博物館（博物學分館）中的各圖書館，能走進如此浩瀚的書海之中，如同在我之先的眾多外來者那樣，讓我永遠深懷感激。後，我要感謝我的妻子，感謝她在本書收尾階段給予我的幫助和耐心。

“艾倫的這本原創性和學術性的書……充滿了生動的細節，與社會、藝術和技術趨勢做了廣泛對照……他用博物學的理念打造了一部理念性的博物學。”

——《泰晤士報文學副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艾倫終於對這片廣闊森林做出了先驅式的悉心探索……這是一本無可取代的書。”

——羅伊·波特（Roy Porter），《科學紀事》（Annals of Science）

“通過其考古學、人類學和植物學方面的背景，艾倫寫出了一部無與倫比的關於一門錯綜復雜的學科的社會歷史，其中充滿了干貨。”

                                                                                                        ——約翰·希拉比（John Hillaby），《新科學家》（New Scient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