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 序

陳浩

突厥的“祛魅”

商務印書館編輯提議，由我主編一套以突厥語人群為主題的叢書，我欣然應允。思量再三，我們決定將叢書命名為“突厥學研究叢書”。對於大多數讀者來說，“突厥”是一個含糊不清的概念。它猶如遠山疊影一般，讓人看不清本質。我們有必要廓清“突厥”和“突厥語人群”兩個概念之間的差別，從而對“突厥”的認知誤區進行澄清。

“突厥”一詞早見於漢文史料記載，是在西魏文帝的大統年間。學者們一般認為，漢文“ 突厥”的語源是*Türküt，詞尾的-t 是某種（蒙古語或粟特語的）復數形式。在突厥碑銘中“突厥”有兩種寫法，分別是和，換寫成拉丁字母則分別是t²?r²k^? 和t²?r²k²。根據如尼文的拼寫規則，理論上它可以轉寫成türk、türük 和türkü 三種形式，其中種形式更被學術界所廣泛接受。關於“突厥”一詞的含義，早的一種解釋出自漢文史料。《周書·突厥傳》：“（突厥）居金山之陽，為茹茹鐵工。金山形似兜鍪，其俗謂兜鍪為‘突厥’，遂因以為號焉。”現代突厥學家一般將Türk 釋為“強有力的”。

突厥汗國崩潰之後，漠北草原興起了回鶻汗國。回鶻在北朝時期是高車或鐵勒的一支，漢譯“袁紇”，屬於原生的漠北草原遊牧勢力，在唐朝是漠北“九姓”之一。中古時期，回鶻的音譯除了“袁紇”之外，還有“韋紇”、“回紇”，其中“回紇”較為常用。安史之亂後，回鶻統治者要求唐朝廷把本族的族名從“回紇”改為“回鶻”，取“捷鷙猶鶻”之義。無論是從漢文史料來看，還是從回鶻汗國時期的漠北碑文來看，他們都是把前朝政權稱為“突厥”，自稱“回鶻”，這一區分是很明確的。

突厥汗國滅亡之後，在漢文史料中“突厥”一詞幾乎被廢棄，歷代的中原王朝也都同步地更新了各自時代內西域和漠北民族的稱謂。“突厥”作為部族名，在漢文史料中年代晚的例子是遼代的隗衍突厥和奧衍突厥。由於《遼史》中僅有隻言片語，所以很難確定這個隗衍突厥與唐朝的突厥有何關繫，可能是襲用了唐朝的舊名，因為《遼史·兵衛志》提到遼屬國時，不僅列舉了突厥，還提到了烏孫、吐谷渾等，這些顯然都是歷史上的舊稱。宋以後史料中提到突厥的，多為類書從正史中摘錄有關北朝、隋唐之際突厥汗國的內容。

雖然“突厥”在漢文史料中成為過時的歷史名詞，但它在中國以西的不同文化和歷史語境中被繼續使用著。自6 世紀以來，拜占庭史料中就有關於突厥（Tο?ρκοι）的記載，它指代的對像當然是突厥汗國這一政治實體，具體應該是室點密繫的西突厥。同時，“突厥”在東羅馬的歷史敘事傳統中又被賦予了“異族”、“他者”的文化內涵，取代了“斯基泰”成為遊牧民族的泛稱。因此，隨著突厥汗國的滅亡，拜占庭史料中“突厥”的指代對像也發生了變化。在9 世紀的拜占庭歷史編纂中，Tο?ρκοι 一詞一般是指哈扎爾人。10 世紀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七世在《帝國行政錄》中提到Tο?ρκοι，並且將其與其他突厥語人群諸如哈扎爾人、佩切涅格人和不裡阿耳人區分開來。該語境中的“突厥”指的是馬札爾人，也就是匈牙利人。拜占庭關於“突厥”的看法，還影響到了穆斯林史家，10 世紀穆斯林文獻中的“突厥”概念，也包括馬札爾人。

早期穆斯林文獻中的指代的對像並不固定，包括馬札爾、吐蕃甚或基馬克，要視具體的語境而定。總的來說，早期穆斯林文獻（例如《世界境域志》）中的“突厥”，泛指歐亞草原上的非穆斯林遊牧民，是信仰伊斯蘭教的定居人群用以建構自我身份的“他者”。11 世紀喀喇汗王朝的麻赫默德·喀什噶裡為了讓阿拉伯人更好地了解突厥語人群並學習他們的語言，特意用阿拉伯語編纂了一部《突厥語大詞典》。喀什噶裡在“導論”中列舉的“突厥人和突厥諸部落”名單上，有許多不是講突厥語的人群。這說明，喀什噶裡觀念中的“突厥”，不單是一個語言學概念，更多的是一個政治文化的概念。

13 世紀的漠北草原，興起了一個以蒙古語人群為主體的帝國。在穆斯林文獻中，蒙古隻是“突厥”的一部。伊利汗國的宰相拉施特在《史集》中使用的概念，就包括蒙古諸部落，而“蒙古”隻是後起的一個族名，它本屬於突厥部落。成吉思汗長孫撥都的西征，成為歐洲基督教世界的夢魘。西歐人用與“韃靼”（Tatar）讀音相似的Tartar（“地獄”）來稱呼蒙古人。隨著撥都在東歐建立金帳汗國，以及成吉思汗後裔在中亞統治，西歐語境中的“韃靼”一詞逐漸成為內陸亞洲民族的泛稱，包括漠北的蒙古語人群和東歐、中亞的突厥語人群。東歐和中亞的蒙古統治階層，在語言上經歷了一個突厥語化的過程。例如，17 世紀希瓦汗國的統治者阿布爾— 哈齊—把阿禿兒汗，在血統上是成吉思汗的直繫後裔，說的語言卻是突厥語，他撰寫的王統世繫，也叫《突厥世繫》。

近代早期西歐語境中的Turk，特指奧斯曼帝國境內安納托利亞的突厥語人群。奧斯曼人的自稱是“奧斯曼人”（Osmanli），所有臣服於奧斯曼帝國的人，也都被稱為“奧斯曼人”。奧斯曼人反感歐洲人稱他們為Turk，在奧斯曼人看來，Turk 這一稱呼隻適用於中亞人以及在呼羅珊荒漠裡過著單調生活的人。在19 世紀以前，奧斯曼帝國沒有任何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突厥汗國的嘗試，甚至都不知道後者的存在。近代西歐的Turk 概念在指涉對像上有一個延展，主要是因為學者發現了奧斯曼語與內陸亞洲所謂的“韃靼語言”之間存在著聯繫。歐洲東方學家們借用比較語言學的方法，逐漸將安納托利亞、中亞、中國新疆、東歐韃靼、俄國西伯利亞等地的突厥語人群，歸類於“突厥語族”的語言學範疇之下。這一語言學成果，被19 世紀後期的突厥民族主義分子所利用，發展出了一套基於語言學概念的“泛突厥主義”政治話語。

19 世紀末在蒙古鄂爾渾流域發現了後來命名為《闕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的石碑，用漢文和突厥文兩種文字鐫刻。這種外形酷似北歐如尼文的突厥文字被釋讀之後，迅速在西歐學術界引起轟動。鄂爾渾碑銘之於突厥學的意義，不亞於羅塞塔碑之於埃及學的意義。在鄂爾渾碑銘釋讀的推動下，湮沒於漢文史料中的“突厥汗國”得以重見天日。一些“泛突厥主義”理論的鼓吹者把突厥汗國視為土耳其人歷史上的王朝，並從漢文史料中斷章取義，試圖重構昔日帝國的輝煌。“泛突厥主義”的理論家還企圖建立一個囊括歐亞大陸所有操突厥語人群的政治共同體。

然而，正如上文所指出的，突厥汗國滅亡之後，“突厥”的概念雖然在拜占庭、穆斯林、西歐等語境中繼續使用，但在不同歷史時期和不同文化語境中它所指涉的對像都不一樣，根本不存在一種連續的、統一的所謂“突厥民族”認同。19 世紀以來，歐洲東方學家基於比較語言學發展出一套理論，把歷時性和共時性的突厥語人群，都歸類於“突厥語族”的範疇之下，我們可以稱之為“突厥語人群”或“操突厥語的人群”（Turkic-speaking people），它是一個語言學範疇。漢文中的“突厥”是一個歷史名詞，專6—8 世紀的草原遊牧政權。

後，我們衷心希望這套“突厥學研究叢書”能夠普及有關突厥和突厥語人群的知識，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讓突厥“祛魅”（Entzauberung，韋伯語），還其本來面目。

導 讀

（節選）

作為商務印書館“突厥學研究叢書”的種，《西方突厥學研究文選》既是一部突厥簡史—讀者從中可以管窺突厥汗國歷史的發展脈絡和若干重要歷史問題，也是20 世紀西方突厥歷史研究的一部學術史，可以借此了解西方學者研究突厥歷史的路徑和範式。作為該領域內的部“文選”，我們希望《西方突厥學研究文選》能對讀者了解突厥汗國和突厥語人群的歷史有所裨益。

本書所收9 篇文章和1 篇書評，都是介紹西方學者的研究成果，包括德國、美國、俄國和土耳其。這些國家都有研究突厥歷史和語言的深厚傳統。當然，中國學者對突厥的研究也取得了驕人的成績，但是考慮到對於國內讀者來說，漢語文獻相對容易獲得，所以就沒有將其納入本書的考慮範圍之內。這一取舍，也是為了讓讀者更好地了解外國學者在研究突厥和突厥語人群歷史時的關懷和問題意識，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我們反復強調，漢文中的“突厥”6—8 世紀中國北方的遊牧政權—突厥汗國。突厥汗國瓦解之後，“突厥”的概念發生了質的變化。在不同文化語境和不同歷史時期，“突厥”的指稱都是不一樣的（詳見“總序”）。用一句話來概括突厥概念的變遷史，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為了方便起見，我們可以把8 世紀以後在語言上屬於阿爾泰語繫突厥語族的不同部落、民族或政治體，統稱為“突厥語人群”或“操突厥語的人群”（Turkic-speakingpeople）。

本書的第1 篇文章討論拓跋鮮卑的語言屬性，繫筆者在北大攻讀碩士學位期間（2009—2012 年）翻譯，收入本書時對個別參考文獻做了修訂。卜弼德認為它是一種突厥語，而不是蒙古語。讀者可以借此文來了解突厥汗國興起之前（可能）操突厥語人群的歷史，相當於“突厥前史”。卜弼德是俄裔美國學者，以漢學研究見長。他利用比較語言學的方法，圍繞中古漢文史料中北族名號的阿爾泰語詞源，撰寫了一繫列學術札記，編成《胡天漢月方諸》一書，享譽學林。

作為6—8 世紀歐亞大陸的草原帝國，突厥與中原王朝和拜占庭在外交、軍事、貿易等各方面都有互動。因此，有關突厥的史料主要保存在漢語、希臘語的文獻中，因為這些定居民族有書寫歷史的傳統。難能可貴的是，與匈奴、柔然、鮮卑等草原政權不同，突厥留下了用自己本民族的文字和語言書寫的石刻史料，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有別於用“他者”書寫的歷史。

突厥汗國時期的石刻史料，大型且相對完整的隻有一通《布古特碑》，且用粟特語和粟特文書寫。我們很難僅憑這一個例子，就推斷突厥汗國的統治精英使用的是粟特語而不是突厥語。本書第2 篇文章，是蘇聯突厥史名家克利亞什托爾內和伊朗學家列維謝茨共同對布古特碑文的解讀，歷史背景是木杆可汗執政前後。作為早的研究者，他們的解讀難免會有一些不準確的地方。例如，他們認為布古特碑碑首是一個母狼的形像，這是過於執泥於突厥母狼起源傳說的後果，實際上是中國傳統的螭首形像。另外，日本學者在20 世紀90 年代曾對包括布古特碑在內的突厥碑銘重新進行了實地考察和錄文。從常理上講，考慮到風蝕等自然因素，年代越早的實地勘察，碑文的可辨識度越高。即便如此，日本學者吉田豐還是提出了不少新的解讀，例如他認為nwh snk’’ wst“建立新的僧伽”應當讀作nwm snk’’ wst“建立教法之石”，更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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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突厥汗國衰亡的環境和社會政治因素*

〔美〕 狄宇宙（Nicola Di Cosmo）等 撰

陳浩 譯

突厥遊牧政6 世紀中葉興起於中亞和蒙古草原（Sinor1990）。551 年（譯按：一說552 年），在反對舊主柔然的叛亂之後，突厥人肇建了自己的汗國，並開始向西擴張。突厥汗國很快便分成東、西兩翼，西突厥隸屬於東突厥汗國，都是由阿史那家族統治。兩翼的勢力逐漸獨立，甚至互相敵對，後發展成東、西兩個汗國。東突厥汗國在7 世紀早期，利用隋末不穩定的政治局勢，向中原政權索要貢賦。在7 世紀20 年代，東突厥汗國的頡利可汗嚴重威脅著唐朝的北方。頡利可汗的軍隊於626 年抵達渭水，與唐都長安僅有一箭之遙，不過在從唐朝獲得大量物資之後便撤軍了（Graff 2002）。然而，東突厥汗國在630 年遭受唐朝的打擊之後便在政治上瓦解了。

歷史學家把東突厥汗國的衰亡歸因於一場內部危機—招致唐太宗對突厥進行軍事干預。此事件以突厥軍隊的失敗和突厥可汗的被俘而終結（Graff 2002; Eisenberg 1997）。在這一事件發生之前，漢文史料中有大量關於627 年突厥境內強降雪及其所導致的大面積饑饉和牲畜死亡的記載（《舊唐書》卷194 上《突厥傳上》，第5158—5159 頁）。由氣候異常所導致的經濟困境，很快演變成一場廣泛的政治危機—或許部分是由早前的政治動蕩和內部分化所導致的。對突厥政權來說，壓死駱駝的後一根稻草是國內屬部的反叛，以及他們的統治正當性在內部受到了挑戰。

費傑等人（Fei et al. 2007; Fei 2008）從漢文史料中選擇了一些關於天氣和饑荒的事件，來說明氣候可能在突厥汗國的驟亡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他們還懷疑，當時的環境變化，是由626 年左右爆發的一次大規模火山噴發所引起的。近對兩極地區冰川的化學分析表明，這一波動大致發生於北半球的溫帶地區（Sigl et al.2015）。雖然626 年氣候變化的跡像在南極地區不是很明顯，但是當地的硫化物異常卻是此事件好的佐證，這是北格陵蘭島NEEM（譯按：NEEM 是指一個從北格陵蘭島探取冰核的項目）2000 年的記錄中除了1783—1784 年冰島拉基火山噴發以外的痕跡（Thordason and Self 2003）。在南極地區沒有跡像說明這次火山噴發發生於北半球緯度較高的區域。Stothers 和Rampino（1983），以及Stothers（2002）列舉了（年代較晚的）中世紀拜占庭和敘利亞史料中的證據，來證明626 年左右有一股平流層懸浮體存在。不過，文獻中的年代以及他對文獻的解讀，還不是很明確。

眾所周知，大型的、富含硫化物的火山噴發可以造成好幾年連續的夏季異常變冷（Robock 2000; Cole-Dai 2010）。但是，如果往屆火山噴發的地點、時間和硫化物的產量不能得到有效的限定，那麼氣候模式的準確性是要打的（Timmreck 2012），有礙它們與以標準量為基礎的氣候重構數據進行對比（Esper et al. 2013; Stoff elet al. 2015），以及任何的歷史學解讀（Büntgen et al. 2011; Büntgenet al. 2015; Guillet et al. 2017; Oppenheimer et al. 2017）。即便是在火山噴發事件為人所熟知的區域，在評估距離火山較遠地區的政治和社會經濟影響時，在兩者之間建立某種因果關繫，還是需要十分謹慎，而且還要考慮到其他的因素（Oppenheimer 2011, 2015; Büntgenet al. 2016）。

我們在這裡要提出的問題是，火山噴發所導致的夏季變冷，是否直接或間接地導致了東突厥汗國的衰亡，如果是，又在多大程度上導致了它的衰亡？我們以跨學科團隊合作的形式，遣用歷史、年輪和冰核的證據，來重構並闡釋東突厥汗國晚期的氣候和環境變化，以及社會經濟、政治、人口轉型的時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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