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海先生與中國近代災荒史研究（代前言）001
第一輯 開拓災荒史研究的意義
論近代中國災荒史研究003
《近代中國災荒紀年續編》前言018
《天有兇年》前言027
推進災害史研究的緊迫性037
治理災害離不開哲學社會科學041
關於中國人民大學生態史研究中心未來發展的幾個建議046
第二輯 災荒與近代中國研究
鴉片戰爭爆發後連續三年的黃河大決口053
晚清的永定河患與順、直水災066
中國近代災荒與社會生活085
清末災荒與辛亥革命108
晚清詩歌中的災荒描寫134
晚清義賑的興起與發展147
甲午戰爭與災荒165
近代中國災荒與社會穩定181
《康濟錄》的思想價值與社會作用220
義和團運動時期江南紳商對戰爭難民的社會救助234
第三輯 災荒史的現實鏡鋻
一樣天災兩般情261
災年談往267
近代災荒的歷史啟示277
生態環境破壞與災荒頻發的惡性循環——近代中國災荒的一個歷史教訓282
歷史的明鏡深刻的啟示——訪著名災荒史專家李文海教授和夏明方博士288
兩次長江流域大水災的歷史思考293
勸善與募賑298
一場地震引發的政治反思302
災難錘煉了我們民族的意志306
在災難面前挺起民族的脊梁309
慘絕人寰的突發災難——光緒三年天津粥廠大火紀實326
我們為什麼要關注災荒史——訪著名歷史學家李文海333
第四輯 災荒書序與書評
《民國時期自然災害與鄉村社會》序341
噩夢重溫：《20世紀中國災變圖史》序346
《災荒與晚清政治》序350
《中國共產黨執政以來防災救災的思想與實踐》序355
《嘉道時期的災荒與社會》序359
《近代北京慈善事業研究》序363
鄧拓與《中國救荒史》366
災害研究的力作373
從人與自然關繫的視角觀察歷史——《危機與應對：自然災害與唐代社會》簡評375

近代災荒的歷史啟示

我國地域遼闊，地理條件和氣候條件十分復雜，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災的國家。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前的百餘年間，自然災害更加頻繁，災情也更嚴重。殷鋻不遠，在今天同自然災害的鬥爭中，我們可以從近代災荒的歷史中得到許多有益的啟示。
天災釀成人禍
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百餘年間，水、旱、風、霜、雹、蟲、震、疫等災，幾乎年年發生，隻是災區面積有大小之分，災情程度有輕重之別而已。按老例，農業收成在五成以下的，纔算成災。在近代，根據封建統治階級的官方文書，每年成災縣份平均在四五百個以上。至於因洪水泛濫而跨州連郡“盡成澤國”或因連續干旱而“赤地千裡”的大災巨祲，也是史不絕書。據粗略統計，在此期間，黃河、長江大約平均兩年漫決一次；位於京師附近的永定河，在從鴉片戰爭到清王朝滅亡的71年間，曾發生漫決33次。至於淮河流域，更是“大雨大災，小雨小災，無雨旱災”，“十年倒有九年荒”的民謠成了這一地區的真實寫照。一旦發生較大的自然災害，人民的生命財產就要遭受巨大的損失。光緒初年，連續三年多的大旱災，席卷了山西、河南、直隸、陝西、山東等北方五省，並波及隴東、川北、蘇北、皖北等地。在這場大旱災中被饑餓和疫病奪去的生命，據不完全統計，大約1000萬人。歷史資料形容當時情景是，“到處道殣相望，行來餓殍塞途，一家十餘口，存命二三；一處十餘家，絕嗣恆八九”。1931年，江、淮、漢、運諸水及黃河同時泛濫。鄂、湘、皖、蘇、贛、魯諸省同被洪水淹浸，遭洪水吞沒者即達370餘萬人，一億災民流離失所，饑寒交迫地掙扎在死亡線上。在較大災荒之後，社會生產力的凋敝和破壞，往往很長時期不氣。例如，鴉片戰爭爆發後連續三年黃河大決口，使河南省祥符至中牟一帶寬六十餘裡、長數百裡的“膏腴之地”盡成不毛，十餘年後，這裡的“村莊廬舍”依舊“蕩然無存”。前面提到的光緒初年大旱災，造成的結果也是“耗戶口累百萬而無從稽，曠田疇及十年而未盡闢”，也就是說，十年之後仍未能重建家園。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由於社會制度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防災抗災的能力逐步提高，上面描述的那些觸目驚心的悲慘情景，已不復見。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我國的生產力水平還相對落後，自然條件還沒有得到徹底的改變，自然災害依然嚴重地威脅著我們。居安應該思危，有備纔能無患。隻有不忘歷史，纔能使歷史不再重演。
人禍加重天災
自然災害俗稱天災。它以不可抗拒的力量，給人們的生產和生活造成巨大的災難。就這個意義說，是天災造成了人禍。但是，自然現像同社會現像從來都是相互影響的。中國近代災荒史告訴人們，政治的腐朽、社會的動蕩，常常加劇了天災對社會的破壞作用，而嚴重的災荒又反過來激化了社會的矛盾，加深了社會的動蕩。就這個意義而言，又可以說人禍加重了天災。例如，1925年，四川發生大旱災。據四川籌賑會派員調查，“綜計全川餓死者達三十萬人，死於疫癘者約二十萬人，至於轉徙流離，委填溝壑者，在六七十萬以上”。造成如此嚴重災荒的原因何在呢？據當時的《申報》載文分析，認為“並不盡由天禍，強半出自人為”，並具體列舉了如下五個人為的因素：（1） “各區防軍，勒令民間種煙，至民間秋種雜糧益少”。（2） “川省連年內亂，兩軍交綏，多妨害農民耕作”。（3） “軍隊抽收丁糧，苛斂無厭”，弄得老百姓“挈眾遠逃，土地荒蕪”。（4） “軍隊搶奪民食，致民間一無儲蓄”。（5） 一些人無法生活，隻得鋌而走險，以搶掠為主，“土匪多甲於天下”。這雖然說的是四川的情形，卻頗具典型意義。民國初年及稍後的國民黨統治時期，兵連禍結，戰亂不已，天災與戰禍，交相迭見，使人民雪上加霜，遭受著雙重打擊。如1920年，直奉皖軍閥混戰時，京畿一帶旱蝗相繼，禾稼失收，人民群眾本已衣食無著，加之軍隊的肆意蹂躪，更使戰區“各村農民，困苦不堪言狀”。更有甚者，有些軍隊為了所謂的“戰略需要”，有意破壞自然環境，人為制造災荒。1922年，在湘鄂軍閥戰爭中，吳佩孚決開長江堤閘多處，使“鄂東、湖北十餘屬數千萬之性命財產盡付東流”；1939年夏，日本侵略軍乘河北省暴雨連朝之機，悍然炸開滹沱、大清、子牙、滏陽等河堤岸共182處，使冀中22縣、冀南35縣盡成澤國。至於自然災害發生之後，由於政治的腐敗，官吏們玩忽職守，不僅置人民生命財產於不顧，反而乘機貪污勒索，大發“賑災財”的，從清末到民國，更是司空見慣，習以為常。
今昔如果對照一下，事情的本質就立即會顯現出鮮明的輪廓來。1991年，我國又一次發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澇災害，但在黨和政府的組織領導下，我國人民頑強奮戰，把自然災害帶來的損失減少到了盡可能低的限度；即使在重災區，也沒有發生像舊中國那樣千百萬人離鄉背井、“道殣相望”“餓殍塞途”的悲慘景像。這活生生的現實，使我們深切地感覺到，有一個優越的社會制度，有一個安定的政治局面，對於抗災救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天災與生態環境
人禍加重了天災，在某種意義上說，也包括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前面提到的1931年大水災發生時，社會輿論就紛紛指出，河工不修，河水泛濫，水土流失，盲目築圩，使河湖喪失積水排洪的能力，是水災嚴重化的重要原因。“水利森林之不作警備，則數十年已如一日，似此而當非常之天災，其不發生空前之奇禍，實為間不容發之事。”反過來，災荒又進一步使生態環境受到新的破壞。於是，便成了一種惡性循環。關於這方面，史沫特萊在《中國的戰歌》一書中曾有過頗深刻的揭示，她在描述舊中國一個“軍閥混戰，河水泛濫，饑饉連年的重災區”時指出：“好幾百萬農民被趕出他們的家園，土地賣給軍閥、官僚、地主以求換升鬥糧食，甚至連最原始簡陋的農具也拿到市場上出售。兒子去當兵喫糧，婦女去幫人為婢，饑餓所迫，森林砍光，樹皮食盡，童山濯濯，土地荒蕪，雨季一來，水土流失，河水暴漲；鼕天來了，寒風刮起塵土，到處飛揚。有些城鎮的沙丘高過城牆，很快淪為廢墟。”在這裡，災荒和生態環境的破壞，二者既是因，又是果，因既是果，果既是因。因果循環，往復不已。
在中國近代歷史上，第一個把災荒同生態環境聯繫起來的，是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他在從事政治活動之初，就在一封信中寫道:“試觀吾邑東南一帶之山，禿然不毛，本可植果以收利，蓄木以為薪，而無人興之。農民隻知斬伐，而不知種植，此安得其不勝用耶？”後來，他更明確地指出:“近來的水災為什麼是一年多過一年呢？……這個原因，就是由於古代有很多森林，現在人民采伐木料過多，采伐之後又不行補種，所以森林便很少。許多山嶺都是童山，一遇了大雨，山上沒有森林來吸收雨水和阻止雨水，山上的水便馬上流到河裡去，河水便馬上泛漲起來，即成水災。所以要防水災，種植森林是很有關繫的，多種森林便是防水災的治本方法。”防止旱災也是一樣，“治本方法也是種植森林。有了森林，天氣中的水量便可以調和，便可以常常下雨，旱災便可減少”。孫中山的論述，即使在今天，也不能說已經完全為人們所了解，所以，我們要提高對保護自然環境和生態平衡重要性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