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引言

獻詞和前言

第二版前言

章  東西交流初的遺跡、希臘羅馬的中國知識

第二章  中國對羅馬帝國的知識

第二章*中國與中亞的交流

第三章  中國與印度的交流

第四章  中國與阿拉伯的交流

第五章  中國與亞美尼亞、波斯等國的交流

第六章  中國的景教

第七章  蒙古時代以前有關中國的文獻資料

第八章  蒙古統治下中國以“契丹”之名見稱

第九章  契丹演變為中國。結束

附錄

    一、《阨立特裡亞海周航記》節錄

    二、托勒密《地理志》節錄

    三、梅拉《世界志》節錄

    四、普林尼《自然史》節錄

    五、包撒尼亞斯《希臘道程》節錄

    六、馬賽利努斯《歷史》節錄

    七、普羅可比《哥特戰爭》記蠶種傳入羅馬帝國

    八、彌南德《希臘史殘卷》所記突厥可汗和拜占庭皇帝之間的交往

    九、科斯馬斯《基督教風土志》節錄

    九*、趙汝適《諸蕃志》記大秦國

    十、西安敘利亞文-漢文景教碑之發現

    十一、《中國印度見聞錄》所載阿拉伯作家筆下的9世紀印度各國

    十二、《伊本·穆哈利爾遊記》節錄

    十三、阿布爾菲達《地理學》節錄

    十四、《海屯行記》節錄

    十四*、《克拉維約東使記》記契丹節錄

    十四**、《尼古拉·康蒂行記》節錄

    十五、托斯堪內裡致裡斯本主教費爾南多·馬丁斯信節錄

    十六、約薩法·巴巴洛契丹聞紀節錄

    十七、《沙哈魯遣使中國記》注釋

    十八、拉姆希奧所記哈吉·馬哈邁德關於契丹談話節錄

    十九、布斯伯克所記土耳其漫遊僧契丹見聞節錄

本書引用書目（含書名縮略語）

索引

譯後記

漢學名作 《東域紀程錄叢》

張緒山

羅伯特馬克拉根 （Robert Maclagan） 將軍是裕爾生前的好友，他在訃告中稱“裕爾的逝世是皇家地理學會的損失，是所有對地理學研究與發展感興趣的人們的損失，是眾多朋友的損失。”他回顧了裕爾終生的事業，特別指出了其學術研究的特色：

裕爾上校做過遊歷，並將見到的一切很好地加以利用，但他不像旅遊者那樣博取榮譽。他具有罕見的地理學纔干，以及同樣出色的批判纔能：他知識宏富，博聞強記。由於具備這樣的纔能，他能夠正確地衡量其他旅行家們的著作，辨識這些人的作為所具有的真正結果與價值，認清他們所見到的事物的確切意義，以及他們所做陳述的影響。由於他準確地選擇研究目標，所以能夠解決遙遠國度和久遠時代的地理學問題。他所有的著作，都追求準確與完備，為達此目的而不遺餘力。他遍尋一切合適的證據，無論是鮮活的還是古舊的，都在他搜羅之中，他知道證據在何處。……裕爾上校經仔細的研究與調查清晰地得出結論。讀者不會不明就裡地接受他的結論：他的資料來源及其所做判斷的依據，都被充分而清晰地陳列出來。

確如評論所指出，裕爾的學術研究的特點是非常突出的：一是他善於將自己的閱歷轉化為學問，嫻熟地將他在東方 （尤其是印度）服役時所獲得的實際知識運用到東方學研究。這在他所做的眾多高質量的譯注中明顯地體現出來。二是他對研究對像的判斷能力。他對中世紀旅行家的作品不遺餘力地搜集，其完備程度是空前的；他對這些作品在歐亞交流史研究上的價值的重視，也是前所未有的。裕爾的著作引起了西方學術界對中世紀遊記的持續關注與重視，喚醒了地理學家、東方學家以及大眾讀者對中世紀遊記中對中國記載的興趣。三是裕爾的研究充分利用了19世紀下半葉殖民網絡中的知識體繫，使他對原始資料的研究與以往研究成果的借鋻達到了空前的高度，在許多懸而未決的疑難問題上提出了獨到的見解。此外，裕爾文筆簡約，要言不煩，使其作品呈現文字明快，觀點明晰的特點。

《東域紀程錄叢》 於1866年由哈克路特學會出版時，由於它“幾乎囊括了迄至當時所知道的有關東方歷史的全部知識”，所以很快便成為“所有從事古代和中世紀遠東研究者的便覽手冊”，“對於所有感興趣於中國、中亞歷史地理，乃至更廣泛的亞洲歷史地理的人們”，成為了“的研究指南”。《東域紀程錄叢》 的出版，使裕爾作為中世紀地理研究權威的地位迅速得到承認，這種地位與聲望更由於 《馬可波羅遊記譯注》 在1871年的出版而得到加強。《馬可波羅遊記譯注》 被西方漢學界認為是好的注釋版本，19世紀的博學的不朽之作。1875年 《馬可波羅遊記譯注》 出版第二版，封面上注明了裕爾獲得的各種頭銜，計有：英國皇家工程師 （孟加拉）、意大利地理學會榮譽會員、巴黎地理學會通訊會員、柏林地理學會榮譽會員、英國皇家亞洲學會華北分會榮譽會員，等等。 1903年經考迪埃修訂後出版第三版，1920年經考迪埃再次修訂重印時增加一卷 《注釋與附錄》，質量更趨完善；1975年重印，1993年出新版。在我國，2018年該書第三版由中西書局以影印形式出版。

《東域紀程錄叢》 與 《馬可波羅遊記譯注》 呈現出連續性與繫統性。從設計看，裕爾初的目標顯然是完成 《馬可波羅遊記譯注》，而 《東域紀程錄叢》 實際上是為完成這個目標所做的準備，但是，鋻於“不太著名的中世紀作家留下的關於中國的諸多斷篇殘章，可以彼此闡明，對 《馬可波羅遊記》 的研究大有啟發”，而且這些作品尚有一些不為英語讀者所了解，所以他決定將這些作品全部彙集起來，進行全面徹底的譯注。在他的心目中，馬可波羅是“中世紀旅行家之王”，中世紀旅遊家中的巨星，他有權享有自己的天空，不與其他小行星並列。在這樣的想法指導下，裕爾將馬可波羅以外的中世紀旅行家的遊記彙成 《東域紀程錄叢》 一書，而將 《馬可波羅遊記譯注》 作為獨立的一書。

《東域紀程錄叢》的標題直譯是：“契丹及其通往那裡的路中世紀中國聞見錄”。“契丹”（Cathay） 是著作標題中使用的一個引人注目的名詞。這個名稱有多種寫法，以歐洲人的使用習慣，這個名稱指的是13、14、15世紀的中國。它源於契丹，即建立遼朝與宋朝並立的契丹人。那麼，為何不用更為人熟知的China一名？我們知道，西方歷史記載對中國的稱呼很多，以海路與陸路兩個不同途徑分成兩個繫統。由海路到達印度，自印度人那裡獲得的對中國的稱呼是Cin、Cini、Cina或Cinasthan等，終轉換為現代人所熟悉的China。從陸路接近中國時獲得的中國名稱則較復雜，希臘羅馬時代稱作賽裡斯 （Seres）、桃花石 （Taugas）；契丹人在中國北部建立遼朝 （907—1125年），以及遼滅亡後其餘部在中亞建立西遼 （1124—1218），使亞洲大陸上的其他民族如俄羅斯人、波斯人與突厥人熟知其族名契丹，並以此名稱指呼中國。西遼滅亡以後，“契丹”之名沿襲下來，用以稱呼中國。蒙古時代的歐洲旅行家遊記 （包括 《馬可波羅遊記》），都用Cathay這個名稱指稱中國，甚至在15世紀末哥倫布從事航海所尋找的國家仍然是Cathay。近代以後，西方人終於明白Cathay與China實際上是同一個國家，從而實現了China與Cathay的接替。《東域紀程錄叢》的目標是譯注近代以前西方旅行家關於中國的記載，完成一本中西交流史的資料輯注，其中雖包含了古代作家的文獻記載，但以中古之世Cathay之名居於主導地位的時期的文獻資料為多，這顯然是裕爾著作標題選用Cathay的原因。

《東域紀程錄叢》 於1866年初版時分為兩卷，1913—1916年修訂時分為四卷，形成後來看到的規模，但增補的內容主要是注釋，基本遊記資料並無增加。卷分為兩個部分，前一部分的內容主要是對本著作各卷所涉及的相關作者及其著作中關於東方特別是中國的材料的價值進行分析和評論，具有序論的性質；後一部分是古代、中世紀時期 （西方） 一些作家著作中關於中國的記載片段及其譯注。其他三卷的內容分別是：第二卷為鄂多立克遊記譯注；第三卷是對這一時期派往印度、中國的傳教士所寫信函和報道，以及拉施丁、裴戈羅提和馬黎諾裡等人關於中國記載的譯注，第四卷是伊本白圖泰和鄂本篤遊記的譯注。從內容上看，新航路發現前所有西方作家關於中國的記載皆彙集於此四卷書中，加上另外譯注的 《馬可波羅遊記》，亨利裕爾基本上完成了西方古代、中世紀所有主要作家關於中國記載的搜羅和譯注。現在我們所譯出的是該著作的卷，即序論
部分。

《東域紀程錄叢》 的出版是英國地理學界的大事，其影響在英國為直接且顯著。皇家地理學會主席默奇森 （R. I. Murchison）在學會的年會上對該書多次表達高度的贊賞。1867年3月11日英國皇家地理學會在倫敦召開1866—1867年度會議，他在評論一篇研究中亞阿姆河的論文時，提到裕爾的著作說：大約從1300年到1500年這兩百年的時間裡，歐洲人擁有一種至今不可企及的手段了解中亞的地理；那時經常有使團從歐洲的宮廷被派往中亞的蒙古之地，這些使節大部分保留了其行程記錄；地理學會的準會員裕爾上校近對這些記載進行了綜述，讓公眾讀到了一部極有趣的著作 （《東域紀程錄叢》），對於這部著作，給予何種高度評價都不為過，對於地理科學的愛好者們，如何強烈地推薦這本書都不為過。1865年阿古柏 （Yaqub Beg，1820—1877年） 入侵新疆，英國與英印當局高度關注，中亞成為英國學術界的重要話題。1870年5月23日皇家地理學會召開1869—1870年度會議，默奇森談到英國人在西域探險的成就，再次提及裕爾著作在增進西方人 （尤其是英國人）西域歷史地理知識的作用。他說：“我已經提到這個事實，即中國人控制‘新疆地區’（Eastern Turkistan） 大約有一百年，的確，他們後一次征服這個地區隻是始自上個世紀中葉，但是，作為中國勢力古老性以及歷久生命力的證據，注意到這一點不無意義：這個地區絕不是次成為中華帝國的一部分。我從裕爾上校的著作中知道，中國學者將中國向這個方向擴展勢力追前2世前1世紀中國勢力已經越過了勃律 （Bolor），甚至遠達裡海岸邊。在隨後的時代，中國勢力經歷了巨大波動，但在7世紀的盛唐時代，勃律以東的整個地區都處在中國統轄之下；甚至在眾山之西，延至波斯邊境的各地區都表示歸附，至少是在名義上按照中國的制度進行組織。成吉思汗及其後繼者再次將‘突厥斯坦’各國與中國置於同一個至上權威之下。在蒙古勢力衰落以後，繼起的中國本土王朝沒有控制中國內地以外的領土，直到當今的清朝盛期時，‘新疆地區’纔第三次或第四次，也許是後一次歸統於中國。”對於正在印度經營其統治、密切關注中亞歷史地理的英國人而言，裕爾著作關於西域與中原政權的歷史關繫的論述，發揮了教科書的作用。1872年5月27日英國皇家地理學會召開1871—1872年度會議，授予他“奠基者金質獎章”（Founders Gold Medal），以表彰他的 《出使阿瓦宮廷記》、《東域紀程錄叢》和 《馬可波羅遊記譯注》 為地理歷史研究做出的貢獻。

《東域紀程錄叢》 是這一時期到東方活動的探險家的書目。以盜竊敦煌文書而聞名世界的奧瑞爾斯坦因 （M. Aurel Stein，1862—1943年） 原為匈牙利人，在歐洲學習東方語言期間閱讀了裕爾的 《東域紀程錄叢》 與 《馬可波羅遊記譯注》，對東方歷史地理產生了濃厚興趣。他於1884年前往英國從事研究，經人介紹結識了裕爾。經過裕爾推薦，1888年斯坦因到達印度，開始為英國效力。1900—1901年斯坦因到中國新疆於闐考察，隨身攜帶著 《東域紀程錄叢》 與 《馬可波羅遊記譯注》。1907年他出版中亞考察報告 《古代於闐》，在獻詞中寫道：亨利裕爾上校爵士是早期遊記的闡釋者，中亞歷史地理研究的開拓者，其著作伴隨著自己的中亞之行，故以極大的敬意將書題獻給他。

20世紀初，出版 《東域紀程錄叢》 的哈克路特學會決定修訂此書，將任務交給了亨利考迪埃 （Henri Cordier，1849—1925年，又譯作考狄、高第）。考迪埃於1849年出生於美國的新奧爾良，三歲時遷居法國。1869—1876年旅居中國上海，任職於英國皇家亞洲學會華北分會圖書館。回國後任巴黎東方語言學院教授，是亞洲學會會員、皇家學會榮譽會員和法蘭西學院會員，是重要的東方學刊物 《通報》（） 雜志的創辦人。考迪埃被公認為是西方漢學家中偉大的先驅之一，尤其專長於中西關繫史及文獻目錄之學，主要著作有 《中國學書目》（，又譯 《西人論中國書目》） 五卷（1881—1924年），《中國與西方列強關繫史》（三卷，1902年），《中國通史》（四卷，1920年），等等，其中對漢學影響的是 《中國學書目》，這部書將漢學發軔時期至1924年的漢學研究論著目錄全部收入，為漢學研究者提供了一個極為方便的論著檢索向導，是西方漢學文獻學的奠基之作。考迪埃曾是 《馬可波羅遊記譯注》 1903年新版本的修訂者，所以 《東域紀程錄叢》 的修訂任務也交由他完成。再版此書的原因，一方面是舊版在這幾十年間差不多已經絕版，另一方面是這個時期西方列強對東方國家的殖民活動進一步增強，東方知識獲得重大進步，漢學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有必要將新的漢學研究成果吸收到其中。考迪埃以中亞考古新發現和漢學研究的新成果加以補充，於1913年完成修訂並交付出版。考迪埃的修訂版反映了漢學研究的進步與發展，質量更上層樓。作為歐洲漢學研究的翹楚，考迪埃在晚年願意花費巨大精力重新修訂裕爾的 《馬可波羅遊記譯注》 和 《東域紀程錄叢》，說明這兩部著作的學術價值，即使在漢學研究整體水準高於英國的法國漢學界，也是受到高度重視的。

《東域紀程錄叢》 充分顯示了裕爾廣博的東方人文地理知識和深刻、敏銳的考證、分析能力。有學者評論1913—1916年的新版本說：“裕爾爵士為搜集到的各種文獻所做的序言是稀有的豐碑，它包含著學問、不竭的奇趣與幽默……整個作品印在讀者腦海中的念頭是，為了解決文獻中出現的眾多難題主要是地理名稱的考證，文獻作者可信度的確切評鋻作者全力以赴，不遺餘力。新的修訂者的工作在各個方面對得起其前輩的作品。”這種判斷符合事實，已為學術界所公認。時至今日，書中所作的許多注釋與考證依然被奉為經典之作，西方許多漢學家如布列施奈德 （E. Bretschneider，1833—1901年）、戈岱司（G. Coedès，1886—1969年）、夏德 （F. Hirth，1845—1927年）、伯希和 （P. Pelliot，1878—1945年）、斯坦因 （A.Stein, 1862—1943年）、赫德遜 （G. F. Hudson，1903—1974年）、李約瑟 （J. Needham，1900—1995年） 等均加以引用。在20世紀上半葉的國際漢學界，法國東方學家伯希和是睥睨同輩的領軍人物，有“學術警察”之稱，對同代漢學家少有贊許，但對亨利裕爾卻明確表示敬意，稱贊他“見識敏銳” （robuste bon sens）；對他的 《東域紀程錄叢》、《馬可波羅遊記譯注》 和 《英印字彙》 三部著作明確表示高度贊賞，在著作中時常加以引用，即使有所訂正，也出之以尊敬與鐘慕的口吻。《東域紀程錄叢》 對西方漢學界的影響，由它的一再印行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