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歷史_那高尚的夢想

內容簡介

一部“觀念史”的著作，探討了自19世紀後期美國歷史學誕生至20世紀末這一百多年中，“客觀性”這一神聖理想和核心規範所遭遇的命運，即其形成和衍變，受到的挑戰和修正，如何得到捍衛，以及20世紀60年代之後隨著後現代觀念的風起雲湧，終於不可遏止地走向混亂和解體。

前言
導論做不到的事情
篇客觀性的加冕
章歐洲的遺產：蘭克，培根和福樓拜
第二章職業化的計劃
第三章共識和合法性
第四章雅的反叛
第二篇受圍困的客觀性
第五章歷史學家在後方
第六章風雲突變
第七章職業化的停頓
第八章分歧和反叛
第九章交戰
第三篇客觀性的重建前言
導論做不到的事情
篇客觀性的加冕
章歐洲的遺產：蘭克，培根和福樓拜
第二章職業化的計劃
第三章共識和合法性
第四章雅的反叛
第二篇受圍困的客觀性
第五章歷史學家在後方
第六章風雲突變
第七章職業化的停頓
第八章分歧和反叛
第九章交戰
第三篇客觀性的重建
第十章為西方辯護
第十一章趨同的文化
第十二章自主的職業
第四篇客觀性在危機中
第十三章分崩離析
第十四章每個人群都是自己的歷史學家
第十五章中央失守
第十六章以色列無國王
附錄本書引用的手稿集
索引
出版後記

在線試讀

章歐洲的遺產：蘭克，培根和福樓拜
1884年，美國歷史學會成立了。到這一年，美國的對外貿易進入順差：每年的出口額達到1。到世紀之交，對外貿易的順差擴大到5，美國出口的棉花、小麥、機械和其他產品源源流向國外。但在那些年代以及未來的—段時間裡，從思想上講，美國依然是個進口國。
美國歷史學家建立了職業規範體繫，特別是客觀性這一核心規範。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吸收了歐洲的大量思潮，其中必然首先要借鋻德國的歷史學學術規範。“科學方法”也屬於此類。在那個時代，科學性意味著現代性和權威性。他們選擇了德國的嚴謹學風。正是這種學風把職業歷史著作與業餘歷史學家文辭浮華的著作明顯地區別開來，職業歷史學家也在試圖取代業餘歷史學家的地位。
美國歷史學家依據他們對這些思潮的理解，而且，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往往是依據錯誤的理解，確立了職業化史學思想的基礎，並且在美國形成了一種意識。
1
布利斯·佩裡（Bliss Perry）寫道：“德國人擁有學術的獨有秘密，對此，我們18世紀的那些年輕人從不懷疑。1814年，當喬治·蒂克納（George TicKnor）和愛德華·埃弗裡特（Edward Everett）在波士頓登上客輪，駛向哥廷根大學去求學時，對此更加堅信不疑。”整個19世紀，留學德國的美國年輕人有成千上萬，他們到哥廷根大學、海德堡大學、萊比錫大學、柏林大學以及德國其他大學和學術中心去接受專業和學術的高級訓練，因為直到那個世紀末，美國還沒有形成這種方式的研究生教育和專業教育。英國大學所關心的問題是培養紳士，而不是培養學者。1871年以前，凡是向英國大學申請學位的人必須先在聖公會的《三十九條信綱》上簽字。在法國，要取得大學的高級學位相當困難，如果要在索邦大學從事冥思苦想的學習，在法國的首都有可能遇到喫“臭肉”的危險。這些人還必須準備讓他們的靈魂勇敢地面對“無神論”和“教皇論”的雙重危險。此外，在德國求學花費不那麼昂貴。在19世紀80年代末，留學生一年的花費，包括交通費用，估計比在美國著名大學學習一年的費用少三分之一。
許多年輕的美國留學生在德國學習歷史學。他們發現，那裡的高等教育機構，無論從它的結構還是從它的價值觀念來看，都與他們原先在國內了解的完全不一樣。他們在美國上大學時，學校依然以道德理論的教育為主，向他們灌輸精神的、行為的和宗教的“紀律”。學生的生活安排非常緊湊，有嚴格的和強制性的校規。教室裡上的課程大部分屬於機械的重復。創造性的思想被視為對新教虔誠的威脅。他們在德國看到的大學模式引發了美國高等教育的一場革命。一批新型的大學，如約翰·霍布金斯大學、克拉克大學和芝加哥大學相繼創立，一些比較古老的大學，如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密執根大學和威斯康辛大學也得到了改造。按照德國人的觀念，“真正”的大學應當是探索者組成的共同體，在從事研究工作的同時培養新一代的學者（Gelehrten），衡量學術水平高低的標準是嚴謹的學術風格，而不是宗教和哲學的正統觀念。章歐洲的遺產：蘭克，培根和福樓拜
1884年，美國歷史學會成立了。到這一年，美國的對外貿易進入順差：每年的出口額達到1。到世紀之交，對外貿易的順差擴大到5，美國出口的棉花、小麥、機械和其他產品源源流向國外。但在那些年代以及未來的—段時間裡，從思想上講，美國依然是個進口國。
美國歷史學家建立了職業規範體繫，特別是客觀性這一核心規範。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吸收了歐洲的大量思潮，其中必然首先要借鋻德國的歷史學學術規範。“科學方法”也屬於此類。在那個時代，科學性意味著現代性和權威性。他們選擇了德國的嚴謹學風。正是這種學風把職業歷史著作與業餘歷史學家文辭浮華的著作明顯地區別開來，職業歷史學家也在試圖取代業餘歷史學家的地位。
美國歷史學家依據他們對這些思潮的理解，而且，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往往是依據錯誤的理解，確立了職業化史學思想的基礎，並且在美國形成了一種意識。
1
布利斯·佩裡（Bliss Perry）寫道：“德國人擁有學術的獨有秘密，對此，我們18世紀的那些年輕人從不懷疑。1814年，當喬治·蒂克納（George TicKnor）和愛德華·埃弗裡特（Edward Everett）在波士頓登上客輪，駛向哥廷根大學去求學時，對此更加堅信不疑。”整個19世紀，留學德國的美國年輕人有成千上萬，他們到哥廷根大學、海德堡大學、萊比錫大學、柏林大學以及德國其他大學和學術中心去接受專業和學術的高級訓練，因為直到那個世紀末，美國還沒有形成這種方式的研究生教育和專業教育。英國大學所關心的問題是培養紳士，而不是培養學者。1871年以前，凡是向英國大學申請學位的人必須先在聖公會的《三十九條信綱》上簽字。在法國，要取得大學的高級學位相當困難，如果要在索邦大學從事冥思苦想的學習，在法國的首都有可能遇到喫“臭肉”的危險。這些人還必須準備讓他們的靈魂勇敢地面對“無神論”和“教皇論”的雙重危險。此外，在德國求學花費不那麼昂貴。在19世紀80年代末，留學生一年的花費，包括交通費用，估計比在美國著名大學學習一年的費用少三分之一。
許多年輕的美國留學生在德國學習歷史學。他們發現，那裡的高等教育機構，無論從它的結構還是從它的價值觀念來看，都與他們原先在國內了解的完全不一樣。他們在美國上大學時，學校依然以道德理論的教育為主，向他們灌輸精神的、行為的和宗教的“紀律”。學生的生活安排非常緊湊，有嚴格的和強制性的校規。教室裡上的課程大部分屬於機械的重復。創造性的思想被視為對新教虔誠的威脅。他們在德國看到的大學模式引發了美國高等教育的一場革命。一批新型的大學，如約翰·霍布金斯大學、克拉克大學和芝加哥大學相繼創立，一些比較古老的大學，如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密執根大學和威斯康辛大學也得到了改造。按照德國人的觀念，“真正”的大學應當是探索者組成的共同體，在從事研究工作的同時培養新一代的學者（Gelehrten），衡量學術水平高低的標準是嚴謹的學術風格，而不是宗教和哲學的正統觀念。
美國留學生在德國還看到了一種令人振奮的典範，強調個人的作用。那裡的大學教授（Herr Professor）就屬於這類典範。德國的教授與他們在美國看到的教授判若兩種人。美國教授衣衫襤褸，像一種可笑的人物。德國教授卻非常富裕，享有很高的社會地位。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普魯士大學的正教授平均工資達到1.2萬馬克，是小學教員工資的九倍，而小學教師在德國經濟地位的階梯上遠非處於底層。有聲望的大學教師年薪甚至可以超過4萬馬克。成功的大學教授在德國社會地位繫統中接近於部長。在那裡的社會中，受尊重的人往往不是貴族。教授們雖然沒有貴族頭銜，但受到了社會的尊敬，即使是女教授（Frau Professor）也受到社會的極大尊重。
這些美國研究生在他們的德國導師領導的歷史學研究班（histcrrische Vorseminarien）裡看到了搜集和考證史實的各種各樣高超而深奧的技術，例如古文書學、古錢幣學、古銘文學和金石學，等等。這些技術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研究工作中的嚴謹性和一絲不苟的態度，對史實進行辛勤和艱苦搜尋的工作能力。他們的理想是做—個“到大海裡撈針的人”（原文是做—個“跨越重洋去驗證—個逗號”的人。——譯者注）。
僅僅依靠職業動機還不足以支撐這樣的艱苦努力。一位著名歷史學家說道，探索知識的人與“粗俗的從業人士”完全不同。他們是社會中“僅存”的聖徒。他們對知識的執著熱愛“不會受到不良動機的玷污”。G.斯丹利·霍爾（G.Stanley Hall）曾經說過，一顆愛好探索的心靈“需要完全放棄自我”，研究者是“追求真理的聖靈騎士”。理想的研究生“必須具有天賦，心中藏有天火”。美國的一些歷史學家充分地體現出了德國那種“執著追求歷史真相”的神聖理想，而且正是這種理想給予了他們生存的動機。赫伯特·列維·奧斯古德（Herbert Levi Osgood）的女婿迪克森·瑞安·福克斯（DixonRyan Fox）是這樣說他的：“隻要看見他在工作，人們馬上就會聯想到一種虔誠的意志在驅使著一個贏弱的身體，完全超過了他的精力極限。他全心全意地投入研究工作，就像修道士那樣忘乎所以。”哈佛大學的中世紀史學家查爾斯·格羅斯（Charles Gross）工作時也是全神貫注。他的同事說，“他工作時精力非常集中，達到了讓人驚訝的地步。他不停地咬著手指甲。他在劍橋大學和大英博物館的時候全身心地投入研究工作，有時連喫飯都忘了，即使喫飯也很不定時。毫無疑問，正是這些原因讓他患上了致命的疾病。”
他們把在德國大學裡的學術經歷以及對這種經歷的看法在美國復制了一遍。在堪薩斯和肯塔基，想成為德國教授那樣受人尊敬的人變成了他們的夢想，隻要把學術看作是一種技術性的、專門化的和嚴謹的探索活動，理所當然地就能獲得神聖的職業，所有這些觀念都以多少可以識別的形式帶回了美國，而正是這些觀念在美國歷史學家意識的形成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當我們從制度、社會、技術和道德等方面轉向明確的哲學和認識論方面，德國的現實與美國的觀念之間存在的差距便顯現出來了。如果我們要理解美國特有的正統究竟是什麼，就必須對這種差距進行探討。
愛德華·A.羅斯（Edward A.Ross）19世紀80年代曾在柏林大學留學。當他談到這段經歷時說，那裡的“基調”是，“科學的客觀性（wissenschaftliche Objektivftiit）是莊重的詞語”。這裡需要考察一下他所說的那個“基調”如何在美國復制。這一點很重要。在德語中，Wissenschaft一詞應當如何翻譯？從外延上看，按照德語的用法，它帶上不定冠詞（eine Wissenschaft）有“一門科學”的意思，是指有組織的信息體。而學者們收集和解釋信息的集體活動則應帶上定冠詞（die Wissenschaft），指的是“科學”。帶定冠詞的“科學”相當於英文裡的“學識”（scholarship）或“學問”（learn—ing），隻有在很少的情況下纔相應於英文中的“科學”（science），因此在德語中帶不定冠詞的“科學”實際上指的是一門“學科”（discipline）。正如弗裡茨·林格（Fritz Ringer）所說的，“在英語中根本不可能討論社會學和歷史學是不是一門科學的問題，但在德語中，歷史學被定義為一門科學。如果有人問社會學是不是一門科學，意味著對社會學是不是一門具有獨特的和特定範圍的學科地位表示懷疑，而不是說它是否帶有‘科學的’研究方法。”這個詞的內涵是根源於理念主義的哲學傳統並從中發展出來的。“科學”指的是獻身的和神聖的探索。它指的不僅僅是知識，而且是自我實現。它所指的不是實際知識，而是有關終極意義的知識。如果說“科學”一詞帶有理念主義的含糊意思的話，那麼對於常用的“人文學科”（Geisteswfsseschaften）一詞中含有理念主義就不會有任何懷疑，但這個詞的本義和引申義是指“精神研究”。歷史學像哲學、文學或神學一樣，無疑是一門“人文學科”。有人提議可以將自然科學的（naturwissenschaftlich）研究方法應用於歷史學的領域，對這樣的建議德國歷史學家做出的反應是表示憤怒。
19世紀美國的歷史學家，特別是其中曾經在德國留學過的大部分人，真的以為wfssenschaft一詞可以當然地翻譯為英語中的“科學”（science）嗎？他們真的相信科學的歷史研究意味著采用自然科學中（所謂的）純經驗主義的和價值觀中立的方法嗎？這種說法完全缺乏想像力。但是，我們在下面很快就會看到，大量的事實證明，大多數歷史學家確實有這一類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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