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訂版自序
此次《中國古代的王權與天下秩序》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刊行增訂版,使得拙著能夠再次與中國讀者見面,作為著者感到無上歡喜。在此謹向上海人民出版社及相關人士致以謝意。
下面先略記增訂版刊行的經過。
本書的日文版初版於2003年7月由東京的校倉書房刊行,翌年8月重印。重印版很快售罄,現在已經買不到了。出版社校倉書房已於2018年6月倒閉。中文版經老友徐衝先生翻譯,2008年由中華書局刊行。出版後頗受歡迎,於2012年重印過一次。這一譯本包括重印版在內早已售罄,據聞出版社方面亦無加印的計劃。
2019年春收到徐衝先生來信,得知上海人民出版社計劃刊行拙著的中文版新版,希望與我商討相關事宜。機會難得,我即提議將拙文《後漢における古典的國制の成立——漢家故事と漢禮》(原載《日本秦漢史研究》第16號,2015年11月)增補為新版第四章《東漢古典國制的成立——漢家故事與漢禮》,因其內容與第三章《天下觀念與中國古典國制的成立》關繫密切。徐衝先生則建議可將侯旭東、遊逸飛兩位先生為拙著中文版舊版所撰書評兩篇作為附錄收入。由此確定以增訂版的形式刊行中文版新版。
本書中文版舊版曾在征得作者同意後,將王德權先生的大文《東京與京都之外——渡邊信一郎的中國古代史研究》(原載《新史學》第17卷第1期,2006年)作為附錄收入。這一用心之作在對日本戰後的中國古代史研究進行總結後,詳細介紹了我的古代史研究並加以評論。當時收入舊版主要是考慮對中國讀者理解本書的研究史背景會有所助益。不過文中介紹的研究止於2000年左右,就我的研究生涯而言相當於前半部分,未及於進入本世紀之後的動向,故此次決定不收入中文版新版。欲了解20世紀後半期日本中國古代史研究動向之一斑的讀者,敬請參看原載刊物或本書中文版舊版。
下面對本書涉及的基本概念從三個層面加以說明,提示本書的框架結構。敬請增訂版讀者指正。
,是作為本書標題的“王權”這一概念。王權一般指統治權,特別是意謂作為統治權的主權與其保有者。王權論即以解明統治權的主體及其構造作為目的。
在中國史的脈絡中,作為具體統治權的保有者,可以舉出夏殷周三代的王、西周時期以後的天子、統一秦朝以後的皇帝、唐代前期自太宗至於代宗的天可汗以及則天武後時期的轉輪聖*。清朝的王權以皇帝/天子君臨於中國本部,以可汗君臨於蒙古、北方諸族,以轉輪聖*君臨於西藏。時代愈發展,對應於支配對像與領土/領性、多層面的擴張,中國王權的名稱逐漸復合化,統治權與統治構造也發生了變化。這是中國前近代史的特質之一。
皇帝權是中國王權的代表,但僅對皇帝權進行分析,無法把握中國前近代統治權與統治構造的整體。本書作為一種王權論,即擇取中國王權的另一代表——或者應該說是與皇帝表裡一體——天子,來考察其統治權與統治構造的特質。
第二,是“天下”及“天下型國家”這一概念。天下,是中國創造的歷史性國家概念。構成國家的要素,包括統治權(王權)、領土與政治性編成的社會。關於王權已如前述。這裡要討論的,是作為統治權之對像的領土與政治社會。
關於領土,在前近代國家,並不存在如近代國民國家(nationstate)這樣由國境線劃定的領土。不過就世界史而言,即使根據與臨接諸國或諸族相互關繫的變化會有所不同,各前近代國家行使統治權的領域卻是大致確定的。
在傳統中國的國家之中,指稱其具體領域的正是“天下”一詞。天下,是在前所未有的大洪水之後由大禹所再構築和劃定的九州所組成的國土,也被稱為“禹跡”。天下是與“九州—禹跡”密切相關的傳統領域概念。這一領域在戰國時代以後,伴隨時代變遷擴展為方三千裡、方五千裡乃至方萬裡,就實體而言形成於西漢武帝時期,就觀念而言則確定於西漢末。
在九州—禹跡之天下居住,成為統治權者天子/皇帝之統治對像的人們,是為百姓。百姓為抽像性的表現是“生民”,即天所生之人。但這些人是缺乏自我統治能力的。故上天選立有德者為天子,將統治權委任於他。天子/皇帝的統治權來自天之委任,這是中國王權論的根本所在。
生民在更為具體的意義上被稱為百姓。百姓即為登錄於戶籍且住址、家族乃至其姓名、職業都被特定化的生民。所謂“天下”,是自天接受委任的天子/皇帝,通過戶籍對生民/百姓進行實際支配,從而行使統治權的領域。這是天下型國家的基本概念。
這種天下型國家,在形態上成立於統一秦朝的天下三十六郡。但將這一世界觀涵括在內,對國家框架進行再構築,使得傳統中國國家之典型得以成立,則要到包括王莽時期在內的兩漢交替時期。我將此稱之為中國的古典國制。
如此,應該說明的第三點,就是“古典國制”這一概念。“國制”概念,如第四章所述,指的是基於憲法等基本法或基本性世界觀而構築的國家框架。
在世界各地域中,國家得以再建或更新之際,都存在著不斷被追溯與參照,成為各地域之典型代表的國家框架。
如西歐近世諸國在形成近代國家之際,作為其參照基準的是古希臘/羅馬的國制。他們將其命名為古典古代。古典古代就是歐洲所固有的古典國制。近代諸國家/諸地域也存在著類似歐洲之古典古代這樣的古典國制。這些國家形態無論是成為被景仰的對像還是被否定的對像,都在各自的歷史長河中被不斷地加以參照。
在日本的場合,提倡古典國制概念的是日本史家吉田孝先生。他列舉了五大指標,主張日本(大和YAMATO)的古典國制成立於9世紀的平安時代前期。在東南亞歷史1000年以後,尤其是在泰國、越南等中南半島諸國,逐漸使用與近世以後的國家相關的本國語來講述其歷史,並形成了上座部佛教等與近代關繫密切的傳統文化。基於對傳統文化與使用本國語敘述歷史的重視,日本的東南亞史家將這些國家稱之為古典國家。或許稱之為古典國制亦未嘗不可。
古典國制不同於各地域世界中古代國家的形成。作為一種傳統性國家框架,其與各地域近代國家的形成密切相關,不斷成為後者的參照基準,抑或成為需要克服的對像。中國當然應該也存在這樣的古典國制,在中國古代國家形成之後,以新的世界觀為基礎進行再構築與再編成,成為其後諸王朝的參照基準。
中國前近代初的國制,是以法家世界觀為基礎構築的始皇帝的皇帝專制國家。這一以律令、法制為基礎的國制,雖然有所變化,但一直被繼承至清朝。在此國制之上,基於儒家型世界觀、禮樂/祭祀體繫的國家框架於兩漢交替期被構築出來,將法制與禮樂復合性編組的新國制於焉成立。這就是中國的古典國制。關於其具體內容和歷史性展開,請參看本書第三、四章。
以上以傳統中國為具體對像的王權論、天下型國家論和古典國制論能否成立,期待中國讀者的再次指正。是為增訂版序言。
渡辺信一郎2020年1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