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方世忠/１

百年武康路的文化記憶鄭時齡/１

武康路2號傳奇張 偉/1

武康路40弄1號： 唐紹儀舊居李天綱/26

武康路40弄4號： 顏福慶舊居李天綱/33

武康路63號： 《華美晚報》總經理朱作同的家惜 珍/41

武康路99號： 往事如煙，隨風而逝周立民/59

武康路100弄1號化的早年寓所惜 珍/68

武康路113號： 巴金的家春秋周立民/87

武康路115號： 密丹公寓薛理勇/116

武康路135、137號： 美杜公寓錢宗灝/122

武康路212號錢宗灝/130

武康路230、232號： 國富門公寓錢宗灝/137

武康路240、242、246號： 開普敦公寓錢宗灝/146

武康路274號錢宗灝/153

武康路280弄64號： 老上海的“老宅基”錢宗灝/162

武康路321號： 陳雲裳舊居宋浩傑/166

武康路378號： 貝祖詒、蔣士雲夫婦舊居薛理勇/173

武康路390號： 意大利總領事府邸薛理勇/181

武康路391弄1號： 周璇舊居惜 珍/187

武康路392號甲李天綱/204

武康路393號薛理勇/210

武康路395號： 曾經的科學之家錢宗灝/218

武康大樓： 一艘滿載故事的巨輪惜 珍/228

湖南別墅： 深宅大院裡的歷史風雲周立民/248

安福路322號錢宗灝/25 

總  序 

曾有學者說，在很長時間內，上海文明的等級是徐家彙文明。當我們漫步在繁華現代的徐彙，依稀可辨這個中國土地上曾經規模的西學文化中心有過的繁榮和滄桑。無論是明末清初的“西學東漸”，還是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與交鋒，都為徐彙留下了深深的歷史烙印。

如果歷史會說話，她應該會通過建築來表達；如果城市會打扮，建築無疑是她別具一格的美麗妝顏。在近代走向輝煌的上海，建築也如雨後春筍般撥地而起。她們包羅萬像、星羅棋布，是中國歷史長河中一道亮麗的風景線，而徐彙的近代建築則是其中濃墨重彩的一筆。

這些林蔭掩映的建築畫廊中，既有飽經滄桑的黃母祠、徐光啟墓等傳統歷史文化遺產，也有融彙中西的土山灣孤兒院舊址、百代公司舊址等近代海派文化遺跡；既涵蓋龍華塔、徐家彙天主堂等宗教文化建築，也包羅徐家彙觀像臺、南洋公學（今上海交通大學）等科學文化建築；既有見證歷史變遷的上海特別市政府舊址、中共地下黨秘密電臺舊址等重要機構舊址，也有記載經濟發展的大中華橡膠廠煙囪、上海飛機制造廠修理車間等民族工業遺存；既有愛廬、丁香花園等品類繁多的花園別墅，也有武康大樓、永嘉新村等風格各異的公寓式裡弄和花園裡弄住宅。巴金、聶耳、趙丹、張樂平、柯靈等一大批文藝名流都曾在此棲身。

建築是凝固的歷史，是一座城市的名片和文化像征。沒有了老建築這一歷史的見證、文明的標志，不足以形成綿延不絕的中華文明，也就沒有今日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習近平總書記說過，歷史文化是城市的靈魂，我們要像愛惜自己的生命一樣保護好城市歷史文化遺產。深入發掘老建築的歷史文化底蘊，努力展示中華文化的獨特魅力，是新時期做好城市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的重要內容，也是徐彙區委、區政府義不容辭的歷史責任。

為留存這份彌足珍貴的城市記憶，編委會以老馬路為依托，對徐彙區域內的歷史建築加以分類、擇選，並力邀國內歷史學、建築學、文學、宗教學等領域的專家學者傾情撰稿，挖掘這些老房子背後未經披露的聞人軼事和歷史人文價值，彙集成《海上遺珍》繫列叢書，以饗讀者。

如今，輯《武康路》正式付梓，揭開了徐彙厚重文化底蘊的面紗。讓我們共同期待下一輯的面世，期待徐彙的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結出一個又一個豐碩的果實！

方世忠

2017年3月

（本文作者方世忠繫上海市徐彙區人民政府區長）

百年武康路的文化記憶

闢築於1907年的武康路從初的鄉村土路，到煤屑路，再到瀝青路面，再到而今的林蔭道，用磚和石頭，用樹木和街巷譜寫了110年的城市化歷史。今天的武康路依然留存著時代的印跡，見證著城市的風雲變幻。全長1183米，寬13—16米的武康路是上海條國家歷史文化名街，承載了積澱深厚的歷史、人文記憶。掩隱在梧桐樹下和無數屋檐下栩栩如生而又錯綜復雜的武康路記憶，是由那些曾經居住在這裡的，為它添磚加瓦的或有名有姓的，或名不見經傳的人物，中國人和外國人，以及40000多天發生在武康路的形形色色事件所構成的。每一個人、每一條街巷、每一幢房子、每一扇窗戶、每一座花園、每一株樹木，甚至每一塊石頭都記述著武康路的歷史和文化。武康路之所以在上海，乃至中國的城市街道中享有特殊的聲譽，是和曾經以及今天仍然居住和生活在這裡的人們分不開的，這裡的建築映襯了他們曾經的輝煌。

城市正是由居住在其中的人以及他們的生活所塑造的，歷史上居住在武康路的人又是非常特別的人群，從1937年的街道指南上可以看出當年居住在這裡的幾乎都是外國人，而今天外國人已經成為居住在這裡的“少數民族”。這本《海上遺珍： 武康路》收集了作家、歷史學家、學者和文物工作者對曾經居住和生活在這裡的藝術家、教授、學者、政治家、科學家、作家、實業家、建築師、新聞記者和醫生的記述。他們一度叱咤風雲、呼風喚雨，或投身革命，或潛心學問，或大隱於市，遍嘗世態的炎涼。文學家和學者、規劃師、建築師們對武康路方方面面的深入探索和研究也已經十分細致入微，書中把他們在武康路的經歷生動地展示在讀者面前，讓他們仍然活在當下，告訴我們城市和街道是有生命的，城市和街道的歷史是鮮活的，充滿了那些年代的細枝末節，是故事，也是歷史。

百年武康路見證了城市歷史的演變，沿街的房子幾經增建和翻新，早已經物是人非，日常的生活環境也有許多變化。沿街主要是民居和公寓，有研究所和少數公共建築，也有見縫插針的建設時期留下的樓房，大規模建設時建造的廣廈，歷史上這條街道上甚至有過一家柴碳行、一片植樹場，許多住宅都還帶著成片的花園。每當走過這條街道的時候，人們不由得會遙想院牆和綠樹叢後面幽深的庭院裡當年人們的生活，他們的音容笑貌仿佛還留存在建築中，因而會產生一種強烈的情感共鳴。因為這裡的優美景致，人們會欣賞武康路春天的芬芳、夏日的濃蔭、金秋的落葉、寒鼕的靜謐，但也更是因為這裡繽紛的歷史建築為其增添了光彩。

武康路堪稱上海近代建築博物館，從初的1912年到1998年，每個時期都留下了具有代表性的建築，有法國式、西班牙式、英國式等各式建築。上海灘許多著名的建築師在這條路上留下了風格迥異的不朽作品。得益於近年來眾多建築師和學者的考證，我們得以舉出一長串建築師的名字。他們是設計了武康路40弄1號（1933）和40弄2號（1940）的董大酉、設計了4號（1939）和111號（1940）的奚福泉、設計了12號住宅的建築師譚垣教授、設計了393號世界社（1930）的大方建築公司李宗侃、設計了117號（1943—1944）的集成建築師事務所的範能力、設計了65號（1929）的陳芝葆、設計了210號（1934）的東亞建業公司、設計了198號（1998）的華東建築設計院等中國建築師和建築機吉和王華彬也在武康路留下了作品。還有設計了2號（1941）的建築師S.C.Dunn，設計了武康路和安福路轉角安福路275號建築（1938）的Michel Seng，我們還不知道他們的中文名字。外國建築機構則有設計了97號（1930）和123號（1930—1931）的英國公和洋行。公和洋行還設計了武康路沿線的華山路823號（1931）、安福路322號（1938）、復興西路199號（1924）。此外，還有設計了99號（1926—1928）的思九生洋行、設計了109號（1920）的德和洋行、設計了400號西班牙式公寓（1939）的薛佛、設計了武康大樓（1923—1924）和129號（1929）的匈牙利建築師邬達克、設計了232號國富門公寓（1935）的俄國建築師羅平、設計了107號（1948）的法國建築師王邁士、設計建造了390號（1932）和密丹公寓（1930）的比利時義品放款銀行建築部、設計了370號（1941）的聯益建築公司、設計了武康路沿線湖南路262號湖南別墅（1921）的美國建築師伍滕和淮海中路1834號（1930）的中法實業公司等。這裡仍然有不少尚待考證建造年代及其建築師的建築。

城市和街道是一代又一代人按照某種形成默契的理想所創造的，也是人們塑造生活環境，從而塑造自身的願景。正如美國社會學家羅伯特`帕克所說的：“城市和城市環境代表了人類協調的，且在總體上是他成功的努力，即根據他心中的期望重塑他所生活在其中的世界。但如果城市是人們所創造的世界，那麼這就是他今後注定要生活其中的世界。因此，人類在間接地、沒有清楚地意識到工作性質的情況下，就已在構造世界的過程中重塑了自己。”城市在變，武康路也在變，盡管拆除過一些建築，也新建過一些建築，但今天的武康路仍然保持了20世紀30年代的格局，仍然保留著城市的精神，保留著城市原有的肌理和街道界面。武康路是上海無數歷史文化風貌街道中的佼佼者，不僅代表上海的過去，也預示著上海的未來。

鄭時齡

2017年5月1日

（本文作者鄭時齡繫同濟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科學院院士）

武康路113號： 巴金的家春秋（節選）

我經常沿著高安路，穿過淮海路，走上湖南路，來到武康路113號。

這是一條兩旁栽滿梧桐樹的路。入秋，有雨的日子，路面上飄零著一片片落葉。深秋時節，風追逐著黃葉從腳邊跑過。到淮海路口，人和車都多起來了，仿佛一下子把我從寧靜的個人世界推到了滾滾紅塵中，眼前的一切在瞬間讓我迷失了方向，但常常也讓我在恍惚中又有時空錯亂的感覺。

不知道幾十年前，這個路口是什麼樣子？因為我的目的地是巴金的家，在綠燈亮起前的一刻，我常常想在眼前的人流中尋找巴金的身影。“一個小老頭，名字叫巴金。”這是他為一幅畫像的題詞，我不曾見過他走路的模樣，是健步如飛，還是步履蹣跚？這個離巴金家這麼近的路口，是否能捕捉到他的身影？

四五十年前的情景從眼前掠過，在匆匆的人群中，我想像著、尋找著，就這樣走過湖南路，在武康路口右轉，來到了巴金的家門前。

呈現在你面前的是高高的院牆，一扇大鐵門，還有一幢為樹木環抱著的小洋樓。這就是武康路113號巴金故居。1979年，巴金的友人、翻譯家楊苡曾以帶著情感的筆調，描述了這扇門和這座為諸多中外人士所熟悉的房子：

我站在一個油漆得嶄新的大門前。這是一條幽靜的街道，完全擺脫了這個城市的喧囂。我仔細端詳著那新裝的電鈴，忽然發現庭院裡那棵棕櫚樹已經長得那樣高大了，一扇扇大葉向牆外探身，仿佛在告訴路人，在這漫長的歲月裡，它默默地承受著風暴，卻不曾被摧毀，一如庭院內它的主人。（楊苡： 《堅強的人——訪問巴金》，《新文學史料》1979年第4輯）

一、武康路113號的身世之謎

這座房子建於1923年，據說初的主人是英國人毛特`寶林`海（Maud Pauline Hay）。巴金研究專家李存光有一次路過這裡說： 1923年恰恰是巴金離開四川老家來到上海的年份。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巧合，好像這棟房子早就為巴金準備好了似的。不過，它在這裡等了32年，巴金纔搬進來。

1955年，找房子曾是巴金夫婦反復討論的話題。1955年7月3日，蕭珊致信在北京開人大會的巴金：“靳以說他們那裡有一個四間頭的公寓，你自然不要。”四天後，巴金的回信中談了他對房子的要求：“房子暫不搬，我希望能在明年初找到弄堂房子或小洋房搬家。我希望靠土地。公寓房子漂亮而不合我的要求。”兩天後，蕭珊的信中又涉及找房子的事情：“蒲園的房子已經出租，300單位一月。靳以說如果我們要以後可能有。但那地方地基不好，常常做大水。”（蕭珊1955年7月9日致巴金信，《家書： 巴金蕭珊書信集》，浙江文藝出版社，1994年）或許這所房子，他們以前去看過，沒有下決心租下。另外，這也可以看出，與巴金親近的朋友們都在為他留心房子。

長久以來，人們對於巴金什麼時候租住武康路113號的房子，一直語焉不詳，隻認為他們一家是1955年9月搬進來的，但沒有更為確切的證據，我一直覺得這是個挺大的遺憾。想不到，前幾天在整理巴金先生書桌中的資料時，突然發現三張房租收據，偏偏就是初承租時的收據，不禁讓人喜出望外。這張憑條是用英文打字，有A. Springborg的手寫簽名，上方有中文寫的一行字，復述了英文內容，後面還有明細。

全文如下：

今收到上海武康路113號房屋1955年7月22日至1955年12月31日止房租計人民幣肆零壹角正，此據。

另外兩份格式與此差不多，1956年3月10日簽署的是：“今收到上海武康路113號房屋1956年1月1日至1956年3月31日止的房租計人民幣肆佰陸角正，此據。” 1956年6月10日簽下的是：“今收到上海武康路113號房租，自1956年四月一日起至1956年六月卅日止，計人民幣肆佰陸角正。”

根據這三份收據和後面的明細，我們可以掌握這樣一些信息：

1. 巴金是從1955年7月22日開始承租這座房子的；8月9日，他去付了房租稅（這筆費用終由房主承擔，因此予以扣除）。

2. 當時這個房子每月的房租是人民幣14。

3. 涉及這座房子的歷史，這座房子的房主是毛特`寶林`海(Maud Pauline Hay)，後來他回到英國後去世，由其夫人托付給其代理人A.Springborg來代管（據說為丹麥人）。

接下來的問題是巴金一家搬進來之前，這座房子是做什麼用的？有資料說： 武康路113號，建於1923年，於1948年改建，1950年至1955年曾作為蘇聯商務代表處，這是不確切的。2016年秋天，我有幸聯繫到武康路113號的老住戶李效樸，據他回憶： 1950年到1954年左右，他們家住在這裡。李效樸是李研吾之子。李研吾（1916—1987），山東萊西人，20世紀30年代參加革命，曾任山東省濰坊市委書記，1949年南下解放上海，是上海南市（邑廟）區委書記。李效樸清楚地記得，1953年，領導干部不準佩帶武器，父親有一把手槍即將上繳，頗有依依不舍之意。一天清晨，父親喊醒他，提著駁殼槍來到花園角落的一口水井旁，朝井裡放了十幾槍，又把著他的手打了幾槍。（李效樸： 《父輩和我的收藏往事》，未刊稿）武康路113號花園的東南角，這口井至今仍存。李先生還向筆者提供說，他知道1949年上海解放後，至少還有兩家住過這裡，一家主人是劉坦，曾任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副部長；一家主人是李干輝，曾是省港大罷工和百色起義的發起者之一。至於他們入住前房子的情況，他也不太清楚。（李效樸2011年11月6日18時接受筆者電話采訪時提供的信息）

在一份1947年出版的《上海市行號路圖錄》（一名《商用地圖》）上，我查到的武康路113號為： 蘇聯駐華商務代表處和影片出品協會兩個機構。後一個機構是什麼，尚無實據，但據巴金的家人回憶，原來連著這座房子客廳的是一個小房子，就是電影放映室，巴金的兒女住進來時，這個房間放滿了小人書，這裡曾是他們童年的樂園。巴金的日記記載，這間放映室直到1978年6月27日房屋大修的時候纔拆除（巴金1978年6月27日日記）。這似乎印證了影片出品協會這個機構的存在。從以上的信息中來看，至少還有一段空白時間段，巴金家住進前又是誰在住呢？蘇聯駐華商務代表處是1949年前，而不是之後住在這裡嗎？徐開壘的《巴金傳》中曾這樣寫：“它原為一個法國僑民租用，後來業主退租回國，曾由中共上海市委教衛部使用，恰好這時中共中央為改善知識分子居住條件，請上海市委撥出一部分房屋給各有關單位，這座房子也就騰了出來，交給作家協會讓巴金考慮。……這樣，在一九五五年國慶前幾天，全家就從淮海坊搬了過去。”（徐開壘： 《巴金傳》，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年，第439頁）這部《巴金傳》完成於巴金生前，又有很多史料得自對巴金的采訪，這個說法是否來自巴金呢？

看來，很多問題還是一個謎。比如初造這座房子的人的身份，他住了多久？在20世紀20年代初到40年代末，這二十多年中都有誰在這裡住過呢？暫時還找不到確切的資料支持，希望更多親歷者和歷史研究者能夠幫助我們，在今後的歲月中解開這些謎。

二、幸福的一家

巴金對新房子很滿意，1956年初，黎之曾跟隨林默涵到南方各地了解情況，對巴金的“大房子”印像頗深：“記得巴金住的是一幢小花園洋房。我們去時他正帶著一個小女孩在院子裡玩。在他那裡坐了一個多小時。巴老主要談他的工作、寫作環境很好，他帶我們看了把一個小陽臺改造成的書房。臨別時順便還參觀了一下他的一樓藏書室。”（黎之： 《文壇風雲錄》，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7頁）剛搬不久，巴金曾寫過他們一家人的生活：

我坐在床沿上對五歲的男孩講故事，躺在被窩裡的孩子睜大眼睛安靜地聽著，他的母親走過來望著他漆黑發亮的眼珠微笑。孩子的十歲的姐姐練好鋼琴上樓來了，一進門就親熱地喚“媽媽”。母親轉過身去照料女兒，帶著她到浴室去了。樓下花園籬笆外面響起了一對過路的青年男女的快樂的歌聲，歌聲不高，但是我們在房裡聽得很清楚。……

我走到隔壁書房裡，在書桌前坐下來，拿起筆……我覺得全身充滿幸福的感覺。……我們願望各國人民都過著幸福的生活。……我們仍然願望和平與建設給全世界帶來幸福和繁榮，願望各國人民依照自己選擇的生活方式，發揮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共同為我們的下一代安排一個無限美好的未來。（巴金： 《一九五六年新年隨筆》，《巴金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第384—385頁）

這個家中，巴金每天活動很多，操持家的是女主人蕭珊，她與巴金的戀愛傳奇和人生遭際，讀過巴金那篇著名的《懷念蕭珊》的人都會了解，我就不在這裡饒舌了。我想說的是，長期以來，“巴金的妻子”的光環掩蓋了蕭珊作為傑出的翻譯家的身份。巴金說：“在我喪失工作能力的時候，我希望病榻上有蕭珊翻譯的那幾本小說。等到我永遠閉上眼睛，就讓我的骨灰同她的攙和在一起。”她翻譯的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小說，不論在當時還是今天，都得到人們的推崇。不妨引用幾位作家、翻譯家的話來說明蕭珊在翻譯上的成就。曹葆華，早年是一位詩人，後來長期從事馬列經典著作的翻譯，是位嚴謹的翻譯家。巴金在1964年12月24日致蕭珊的信中說：“剛纔曹葆華來，他患心髒病，在休養，用俄文對照讀了你譯的《初戀》，大大稱贊你的譯文。”（巴金1964年12月24日致蕭珊信，《家書： 巴金蕭珊書信集》，第552頁）協助過魯迅主編《譯文》的黃源也曾對巴金說：“她的清麗的譯筆，也是我所喜愛的。……她譯的屠格涅夫的作品，無論如何是不朽的，我私心願你將來悉心地再為她校閱、加工，保留下來，後世的人們依然會喜閱的。”（黃源1973年7月1日致巴金，《黃源文集》第6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9年，第4頁）穆旦也曾經寫信給巴金：“不久前有兩位物理繫教師自我處借去《別爾金小說集》去看，看後盛贊普希金的藝術和譯者文筆的清新。……她的努力沒有白費，我高興至今她被人所贊賞。”（穆旦1976年8月 15日致巴金，《穆旦詩文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第136頁）穆旦精通俄羅斯文學翻譯，我想在這裡他不僅僅是在轉述兩位讀者的看法，也代表著他內心的評價。黃裳對蕭珊譯文的評價是：“她有她自己的風格，她用她特有的女性纖細靈巧的感覺，用祖國的語言重述了屠格涅夫筆下的美麗動人的故事，譯文是很美的。”他還說：“我希望，她的遺譯還會有重印的機會。”（黃裳： 《蕭珊的書》，《黃裳文集》榆下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年，第172頁）

作為操持家務的女主人，通過巴金故居收藏的買菜的賬本等，看到她為這個家的操勞。還有她對子女的愛。擺放在巴金故居一樓餐廳中的鋼琴，正是1953年當蕭珊部譯作《阿細亞》出版後，她用稿費給女兒買的。在一些書信中，還能看到做母親的“絮叨”：“鹽李餅一包，鹽金棗一包，這東西天熱勞動時放在口裡很好，五小包發酵粉，一包壓縮醬菜（你喫喫，如好，將來可郵寄來），這些東西你或者都不喜歡，會怪我多事，那麼原諒我吧，我隻是一個普通的母親。”（蕭珊1972年4月25日致李小棠信，《蕭珊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9頁）

在這個家的每個角落、每一處，從家具，到園中的草木，都能追尋到女主人的蹤跡。盡管她已經去世多年，但是在巴金先生的書桌上，一直擺著她的照片；她的骨灰也一直放在巴金的床頭，直到2005年11月25日，兩人的骨灰摻和在一起灑向了大海。

（周立民）